|
|
|
| 唐朝“正字”运动是繁化字运动
|
| 时间：2010/10/27 出处：新浪科技 |
陈捷夫
魏、晋至南北朝以来，汉字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劫难。一方面是家天下专制统治者为了愚民而刻意繁化汉字，另一方面则是民众为了便于使用而自觉地简化汉字。如此一来，一字多体，一字多义等用字现象急剧扩大，出现了经籍用字混乱和社会用字混乱等历史局面。治一治汉字的混乱局面，是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唐朝以“匡正”经籍用字为借口，从“治经”到“治字”等，居然出现了持续长达二百余年的所谓“正字”运动。然而，唐朝的“正字”运动并没有将汉字推向理性和实用，而是推向倒退，是造致汉字向“伪”讹变的一场大灾难，是对中国基本文化的一场大摧残。它不仅扭曲中国人的文字观念、造字观念、用字观念，而且扭曲了中国人的用笔观念、写字观念和文字史观念等，殃及范围非常广泛。将简体字讹作繁体字，将“单繁字”讹作“双繁字”，将“全民字”讹作“王官字”，也即将“汉字”讹作“唐样字”，以及使汉字脱离理性和实用等等，正是唐朝“正字”运动的所要谋求的基本目标和重要成果。“正字”运动对中国古代的基础文化进行全面的颠覆，称得上是一场变相的“文化大革命”。
本文拟就三个方面作出初步探讨，即唐朝的“正字”观、唐朝“字书”和“字样书”的负面作用、唐朝“正字”运动的基本实质。内容上偏重于对“正体”和“正书”的叙说。由于内容含量较大，和篇幅的限制，本文仅择其概要而叙；故挂一漏万之弊，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予以谅解。
（一）唐朝的“正字”观
了解李唐王朝的所谓“正字”观，首先应从了解李唐王朝的文字政策上展开。而这应当从相关文献、字书和字样书等书入手。
在唐朝正字运动中，较具备权威性的相关文献，有虞世南的《书旨述》、张怀瓘的《书断》等；字书当首推颜师古《匡谬正俗》、武则天《武氏字海》（一百卷）和唐玄宗《开元文字音义》（三十卷）等，尢其后者被后人誉为“第二次”“书同文字”的唐朝廷的文字法规，更具权威性。据称后两书皆“不传”于世，这使相关研究缺少了重要依据。传世字书中，唐代宗大历年间为李阳冰所篡改的《说文解字》（下同）一书，集中地反映了唐王朝的文字政策。而字样书，则当推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等。从这些相关文献、字书和字样书上，可以了解到唐王朝的文字政策，尢其了解关于“正”字的基本观念。从总体上说，“正字”的标准，是以家天下专制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就是“官本位”。也即是说，合符“官本位”利益者即“正”，否则即“俗”、即“异”。由此可见，“正字”运动的“政治性”远远高于“学术性”。
这里拟就“正字”的基本定义、“四正”的基本内容、正字“八观”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1、“正字”的基本定义
综合地说，唐朝关于“正字”的基本定义，包含了“正体”、“正义“、“正音”、“正书”四个基本内容（简称“四正”）。基本依据如下。
颜师古（581－645）《匡谬正俗》一书中，即存在着关于“正体”、“正义”和“正音”的提法。 唐高宗李治永徽二年（651），颜师古之子颜扬庭始上《《匡谬正俗》表》，该书自此得以流传。
“正体”一词由“正体”（见卷六.副条）和“正得体状”（见卷八.苦菜条）而得；“正义”据“正合义训”（见卷七彡.髟条）而得；“正音”则据“正”合读音而得（见卷七.贳条：“贳字训贷，声类及字林并音埶……，其鄙俚之俗又读为賖.皆非正也。”）。至于“正书”，则指书法的“楷书”、“真书”等（见张怀瓘《书断》）。
其次，颜元孙（？－714）《干禄字书》提到“正”的概念。其“序”记称：“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其“凭据”是什么？并未见交代。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玄度（生卒未详）《九经字样.序例》即有“单一正字”、“有重文的正字”的记载。欧阳融的《经典分毫正字》（不传）篇题中也有“正字”一词。
在唐朝，“正字”内容是逐渐演变的，即从最初的“正体”、“正义”、“正音”即“三正”，到后来增加“正书”，即变成“四正”了。 而《匡谬正俗》、《干禄字书》、《九经字样》等书中虽然提出了“正”或“正字”的概念，但并没具体交代“正字”的具体标准。至于以上有关“正字”定义中的“四正”内容，则是由笔者作出综合性疏理之后提出来的。
2、“四正”的基本内容
所谓“四正”，主要指“正体”、“正义“、“正音”、“正书”，是唐朝“正字”观的基本内容。这里偏重于对“正体”和“正书”的介绍。
（1）“正体”，即“正合体状”。唐初主要指“体形”结构，包含笔数、偏旁部首等的位置和异体区别等，也就是所谓“正合体状”。中后期则包含了“笔形”（即“正书”）在内。
“正体”的基本标准是什么？笔者推定，首先是体形设置要合符所谓造字“六书”，其次是“笔形”要合符所谓“正书”。
“正体”首先要合符“六书”说，如唐代宗李豫大历十一年（776），张参（生卒年未详）所撰《五经文字.序例》中，则提到“六书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虽虫篆变体，古今异文，离此六者，则为谬惑矣。”意谓合符“六书”即是“正”似的。这就指出了“正体”的基本标准，首先是合符“六书”。其次，“正体”又包含了“正书”。所谓“正书”，即“笔形”书法化，如《干禄字书.序》记称：“既考文辞，兼详翰墨”。所谓“兼详翰墨”，意即写字要“书法化”。所以说，“正体”一词的含义后来又增加了“正书”的含义。“正体”成为唐朝“正字”的重要内容其中之一。
据传颜师古生前既有未完稿的《匡谬正俗》，又有所谓《字样》（也称《颜氏字样》）问世，但不传，内容是展示其校定五经时甄选出来的部分“正字”。根据《干禄字书.序》所谓“号称《颜氏字样》，怀铅是赖、汗简攸资”等记载上看，其字样当由古铅笔所书写。如果这一推断成立，那么《颜氏字样》的初本“字样”，即不存在书法“笔形”这一内容。唐初文官使用古铅笔、羽管笔等古硬笔，进行大规模的文献校对、修编和著述活动的现象，仍然存在。高宗时期孔志约等奉敕修《新修本草》，其“序”中言及“铅翰昭章，定群言之得失”，即是其中又一例子。
顺便一提，关于唐初“正体”一词的出序。据目前所知，唐初有两书涉及到“正体”一词，一是颜师古《匡谬正俗》，一是郎知本《正名要录》，而后者多次出现，如“正行者虽是正体，稍惊俗，脚注随时消息用”，“正行者正体，脚注讹俗”等。据了解，该书于贞观年间（627－649）已流传于世（但不见载于《新旧唐书》。而颜师古《匡谬正俗》一书生前未完稿。至唐高宗李治永徽二年，始由其子颜扬庭上奏。至永徽三年（652）始“宜令所司录一本付秘书阁”，并流传。据此看来，《匡谬正俗》于贞观年间并未问世和流行。而作为“正体”一词的载体，《正名要录》当先于《匡谬正俗》。虽说《正名要录》署名“霍王友兼徐州司马郎知本撰”，但并非官方文献，且仅仅流行于敦煌民间一隅，当属于“在野”字书，未为官方所遵用。唐初贞观年前后，官方只遵用颜师古《字样》和杜延业《群书新定字样》等书，即是明证。从《干禄字书.序》相关记载上看，倒是《颜氏字样》曾经一度流传于贞观年间，但该书“不传”。
（2）“正义”，即“正合义训”。古已有之，如西汉桓谭《抑讦重赏疏》记称：“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泛指经书上正确的或本来的意义。多指经史的注疏，有“正异”之区别，如东汉有许慎《五经异义》，唐初有孔颖达《五经正义》等。这里的“正义”一词，则据《匡谬正俗》中的“正合义训”一词并简称而来，也兼指一般字书上“正字”本身的正确训“义”。
“正字”要怎样才算“正合义训”？自东汉出现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对立以来，“正”的含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者说，各说各是，至今如此。在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一“风条”中，其承古训，将毛诗关睢序中的“风”训作“讽”，与《说文解字》不相合，即是其中例子。根据唐朝“字书”的作用一分为三（即社会字书、经用字书、考试字书，下面另叙）的情形看，字义的“正”可能不尽一致。即是说，就经用文字而言，注疏上是否合符“正义”，一般取决于对“字义”的训诂和解读。而对经书上相关字义的训诂和解读，则直接影响到经书内容和意义。由此看来，经用字义与通用字义之间有时并不一致。尽管如此，“正义”仍然成为“正字”的重要内容其中之二。
（3）“正音”，即正合读音。《匡谬正俗》、《干禄字书》、《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等书，内容均涉及到音韵，虽然有详有略，但并未具体交代“正”音的标准是什么。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唐中期有颜真卿（709—784）《韵海镜源》360卷，于大历十二年十一月（777）奏上朝廷，即可能是配合正字运动，校正读音的音韵学著作，至宋时已失去344卷，今不传。“正音”成为“正字”的重要内容其中之三。
（4）“正书”，即义同“楷书”，书法术语。至唐朝，书法文献多见涉及，如张怀瓘《书断》所谓“案行书……正书之小伪”等。
“正书”，以不同“笔形”为表现形式，是附在汉字身上的“增生物”，是对汉字写线型笔划的一种讹替。唐朝有两个基本含义，即初指“八分楷”（隶书）、“魏体”等，后来又包含了“八法楷”（今称“楷书”）等。“正书”是“正字”的重要内容其中之四。
值得指出的是，“正书”是由毛笔以书法的提按运笔法作成。它必然被要求使用毛笔和使用“提按”运笔法，才能做到。由此看来，毛笔即是所谓“正笔”，“提按”运笔法即是所谓“正笔法”了。后两者只是不敢妄自称“正”罢了。
综上所叙，“正体”、“正义”、“正音”和“正书”，是唐朝所谓“正字”的四个基本内容，缺一不可，是所谓“正字观”的基本核心，可称之为“正字四正观”。每一个汉字身上原来仅存在着“体”、“义”、“音”三个内容，到唐朝居然讹增了“正书”一个内容，合为四个内容。四者之中，以“正体”和“正书”最为显眼，前者表现字符的“体形”，后者则表现字符的“笔形”，可以说是唐朝“正字”观的重中之重。
3、正字“八观”
“正字八观”，泛指与“正字观”直接有关联的其他相关方面的思想观念，譬如“文字起源‘八卦’观”、“‘王官’造字观”、“秦篆‘正统’观”、“文字‘扬于王庭’观”、“造字‘六书’观”、 笔形“八法”观、运笔“提按”观、用笔“毛笔”观等，可以说即是其中例子。从虞世南（558年－638年）《书旨述》、张怀瓘（713-714）《书断》和李阳冰刊定的《说文解字》等字书和书法文献中，即可获得佐证。
“正字八观”不仅涉及到中国人的文字观、文字价值观、文字史观、造字方法观等，而且涉及到运笔观、用笔观等方面。人们不难发现，其间充满着谎言和极端的扭曲。
（1）文字起源“八卦”观
唐朝的汉字起源观，有八卦说、结绳说、黄帝之史仓颉造字说、河图洛书说等。但归纳地说，文字是起源于八卦。依据是，多数字书和书法文献等都几乎众口铄金地提到“伏羲”和“画卦”等。
《书旨述》：“古者画卦立象，造字设教……”
《书断》：“昔庖牺氏画卦以立象……”
《说文解字.叙》：“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庖牺氏”与“庖羲氏”，指“伏羲”，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重要人物。“画卦立象”或“画卦以立象”等，大意是创制图形以立“八卦”，而文字即是依据“卦象”而作。按照这个说法，中国文字即是“八卦字”；或者说，汉字是“八卦字”。
文字起源于八卦。这就是所谓“文字起源八卦观”。
（2）“王官”造字观
文字起源于八卦。那么，文字究竟是谁创造的呢？唐人的说法，文字是王官所造。
《书旨述》：“古者画卦立象，造字设教，爰阗（“门”作“宀”，“置”之异体字）形象，肇乎苍史仰观俯察鸟迹，垂文至于唐虞焕乎文章，畅于夏殷，备乎秦汉。洎思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书，采苍颉古文，综其遗美，别署新意，号曰‘籀文’，或谓‘大篆’。秦丞相李斯改省籀文，适时简要，号曰‘小篆’，善而行之。”
《书断》：“案古文者，黄帝史苍颉所造。”“案大篆者，周宣王太史所造。”“案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案隶书者，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惟御史……。”
归纳地说，即黄帝之史苍颉造古文，周宣王太史史籀造大篆，秦丞相李斯造小篆，秦始皇的“御史”程邈造隶书。换句话说，文字都是王官所造。这就是所谓“王官造字观”。
关于“王官造字”问题，我在拙文《“王官造字说”之驳正》中曾经作过初步探讨，现予链接供参考。（见链接【1】）
（3）秦篆“正统”观
既然文字都是王官所造，那么哪种字最为“正统”呢？关于这一问题，唐初贞观年间虞世南和唐开元年间的张怀瓘讲得最清楚，即“秦篆”。
《书旨述》：“篆者，传也；书者，如也。”
《书断》：秦篆“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
前者讲了两件事，一是秦篆值得传承；另一是书法应将汉字效应秦篆化。后者也讲了两件事，一是秦篆是“楷隶”（书法）之祖；另一是秦篆之法为不可更改之法。
在古今文字中，秦篆最繁琐。以秦篆为传承对象，为书法之祖，这就是所谓“文字‘正统’观”。
（4）文字“扬于王庭”观
文字既是王官所造，文字即当为王官所用。文字为王官所用，即是 “扬于王庭”之字。或者说，是御用文字。
《说文解字.叙》：“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决（减去“冫”，下同）。决，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
《五经文字.序例》：“后代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理，万民以察，盖取诸决。决，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
“百工以乂”，“乂”（yi），治理。意即“治理百工”。“王庭孚号”，“孚”，信用、信服。意即发号施令。
两则记载基本上意思相近。两者均提到《易》的决卦，认为由文字产生的书契，是朝廷用以决断万事，同时用以“宣教明化”，教育和治理百姓的。而“万民”只能限于诵读（“察”）。这就将文字的使用权，最高限度地限制在官吏和贵族之间。
将公有、公用和公享的文字设置为王官所独用，这就是所谓文字“扬于王庭”观。
关于文字“扬于王庭”的问题，我在拙文《文字“扬于王庭”说之驳正》中作过初步探讨，现予链接供参考。（见链接：【2】）
（5）造字“六书”观
中国文字究竟使用哪些方法进行创制，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从唐朝的相关文献记载上看，是“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
《说文解字.序》：“……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
《五经文字.序例》：“六书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虽虫篆变体，古今异文，离此六者，则为谬惑矣。”
《说文解字》到《五经文字》的两则记载，从内容到序列，基本上完全相同，这就是所谓造字“六书”说。
千余年来的实践证明，“六书”说既不合汉字的造字实际，又使汉字从体形到笔形等更加混乱，脱离理性和实用性。“六书”说被后世视为造字原则，影响极坏。东汉《说文解字.序》是否如此提法，未详。但大历年间由李阳冰所刊正校定，其真实性即已大为减弱。
“六书”说虽说是继承了前人的提法，但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文字政策取向。关于造字“六书”观，我在拙文《造字之本“六书”说之驳正》中曾经作过初步的探讨，现予链接供参考。（见链接【3】）
（6）笔形“八法”观
唐朝的所谓“笔形”观，是以废弃写线型，以书法上的“楷书”多变形为基准的。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八分”笔形，另一是“八法“笔形。唐大历年以来，则多以“八法”楷书为用。“八法”楷书的笔形源于“永”字八法，分别是“侧”、“勒”、“努”、“趯”、“策”、“掠”、“啄”、“磔”。“侧”指点，“勒”指横，“努”指直，“趯”指钩，“策”指仰横，“掠”指长撇，“啄”指短撇，“磔”指捺。这就是所谓笔形“八法”观。
由“永”字“八法”炮制出来的笔形，或呈“刀剑形”，或呈“骨骼状”等，形状多变，不一而足。
以“楷法”取士，“字样书”、“字书”或经书多以楷书的“八法”笔形为用，反映了唐朝中后期文字政策上又一演变。
从法理上改变汉字的笔划造型，是唐朝的又一消极建树。
（7）运笔“提按”观
运笔“提按”观，由“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等综合概括而成。
唐人所伪托的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一文记称：“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每作一点，常隐锋而为之。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每作一点，如高峰坠石，屈折如钢钩。每作一牵，如万岁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趣。……真书、行书，皆依此法。”“真书”即“楷书”。“波”，即“波磔”（“磔”，即古代“车裂”人体的一种酷刑，如“五马分尸”）。“折”，即“曲折”，这里作“反转”或“磨蹭”解。“折笔”，犹言半途折转回来、再折转回去。大意是说，要将硬笔卓（隶）字也即所谓“俗字”的写线型笔划，变成“笔阵图”所规定那样，运笔上应以不断“反转”与“磨蹭”为主，切忌“平行”一划而过。而“点”、“横”、“牵”（竖）等，则均以“笔阵图”所确定之“笔形”展开，“真书”与“行书”皆不例外。后世所谓“提按”运笔法，即据此提炼而来。这就是所谓运笔“提按“观。
运笔“提按“观，是对运笔“平行”法的一种颠覆，是对笔划写线型的一种反动。它不仅使正常书写出现逆转变化，而且使汉字笔形发生严重的逆转变化。
（8）用笔“毛笔”观
毛笔最初名“散卓笔”，后来又称“毫”等，其特征是笔头用兽毛制作。
自李唐王朝采用“书法绑科举”的愚民策略以来，散卓笔竟俨然成为“官笔”、“国笔”，“扬于王庭”之笔。中国人到了唐朝，由于文字政策的讹变，使用了几千年之久的古硬笔被迫逐步退出了官方的写字领域，而由“散卓笔”即毛笔所讹替。毛笔不易使用，既不容易执掌，又不容易操作，且资源有限。
借科举制度之名，以毛笔讹替硬笔，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要使用毛笔，这就是用笔“毛笔观”。
关于笔形“八法”观、运笔“提按”观、用笔“毛笔”观等问题，我在拙文《书法与三个讹变》中曾经作过初步探讨，现予链接供参考。（见链接【4】）
正字“八观”，各有所用。文字起源“八卦”观，将中国文字的起源，定位于与“八卦”相联系，使之图形构成带具八卦属性。“王官”造字观，将中国文字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字种，全部归功于“王官”所创制，为后世王官的用字、改变体形、笔形等制造法理依据。秦篆“正统”观，将繁琐而不能使用的秦篆，标立为文字效应的样榜，为后世繁化文字制造历史、政治和法统上的各种依据。文字“扬于王庭”观，将文字的社会作用讹变而成家天下专制王朝的政治工具。造字“六书”观，则为繁化体形和繁化笔形，制造理论依据和操作依据，既指导了“体形”的结构，又指导了书法活动。至于笔形“八法”观、运笔“提按”观和用笔“毛笔”观，则分别规定了楷书笔形的成形法，运笔法和正定用笔关系等。
由此可见，前四者即文字起源“八卦”观、“王官”造字观、秦篆“正统”观、文字“扬于王庭”观等，是对“正字”的基本功用、服务对象、历史和渊源的配套设定和理论依据。而后四者则对用笔、运笔、笔形到造字法，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可以说是“正字”体形和笔形赖以产生的操作依据，与“正字”本身的关系非常密切。
“正字八观”不仅涉及到中国人的文字观、文字价值观、文字史观、造字方法观等，而且涉及到运笔观、用笔观等方面。人们不难发现，其间充满着无稽的历史谎言和极端的扭曲。
综上所叙，“正字”的基本定义为“四正”。“四正”的基本内容为“正体”、“正义”、“正音”和“正书”。而“八观”，则是“正字”的思想基础和操作基础。也即前四者是思想理论依据，涉及到文字观、造字观等。后四者则是“正字”体形和笔形赖以产生的操作依据，涉及到工具、运笔法、笔形法和构字法等。换句话说，“四正”加“八观”，即形成了唐朝人的所谓“正字观”。 而汉字从“隶变”，到“变隶（书）”、“变楷（书）”，成为“唐样字”，唐朝“正字观”的作用不可谓不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