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乔治·索罗斯(美国)
代理人问题的“道德困境”
代理人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代理人应代表其主体的利益，但事实上他们趋于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应代表的人的利益之上。
这个问题已经被经济学家们广泛讨论过，但完全是从契约和经济刺激的角度分析，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伦理和价值观问题。而剔除伦理因素，问题就变得很难驾驭。如果象诚实和正直这样的价值观在人们的行为中失去控制，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只受经济动机的刺 激。
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的无价值取向，实际上是削弱了道德价值观。市场被假设为是被无形之手操纵，因而十分有效。参与者在做买与卖的决定时无需进行道德判断，因为其行为不应对市场价值有任何有形可见的影响。
这样，代理人问题对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都提出了不涉及道德原则将无法解决的严重挑战：被选出的代表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而损害公众利益。
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代理人问题被证实是金融体制垮台的原因。当金融策划者通过发行债务抵押债券，将房屋抵押贷款变为证券时，以为自己是在通过地理分布多样化减少风险，而事实上是由于将创造和分发合成证券的代理人的利益与证券所有人的利益分割开来，而引进了一种新的风险。代理人更感兴趣的是赚取手续费而不是保护其代理的所有者的利益。
代理人问题似乎无所不在。对于这一问题主要关注者是研究契约及经济利益刺激的经济学者。实际上，代理人问题更多的是伦理道德问题，而从契约及经济利益角度的分析，其实更突出了道德问题。确立人的行为是受契约及经济利益主宰的原则，其效果是取消或至少是减少了道德因素的考量。
被掩盖的价值冲突
价值观不如认知观念与客观现实的联系更密切，因而更容易受人们所接受的理论的影响，经济学理论就是一个佐证。市场被认为应该像无形的手使供求平衡。无形之手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不需要做道德判断；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用钱来表达，而钱是可互换的。罗马人曾说“钱是闻不到味儿的”。
但是如果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人的行为都是被个人利益左右，就没有了道德判断的余地。而缺乏伦理戒律，社会无法存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受市场价值左右，而市场价值在性质上，与人们作为社会成员时左右他们行为的道德价值很不相同。
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有根深蒂固的矛盾冲突。但这一直被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成功地掩盖着，它从80年代里根执政时起开始占上风。
市场机制的明显特征是非道德化：一个人的一元钱与另一个人的一元钱完全等值，不论它是怎样获得的。正是这一点使市场变得如此有效：参与者不需要考虑道德因素。在一个有效市场中，个人决定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很小：一个人不参与买或卖，另一个人会以很小的差别取而代之。因此个人市场参与者对市场价格的结果责任不大。
非道德化很容易与不道德混淆。我常常被问道，尤其是在学生听众中，我是否对在股票市场上赚了那么多钱而有负罪感。我解释说，在我成为公众人物之前(公众人物确实可以影响市场)，我的决策过程中不包括道德考量，人们往往无法理解。
但市场仅适合做个人选择，而不适合做社会决策。市场允许个人参与者进行自由交换，这不是为进行社会选择而设计的；制定管辖社会的条规，包括市场机制应如何运作，是政治事务的权限。
将自由存在、自我管辖、自我调整的市场理念延伸到政治领域，颇具欺骗性，因为它从政治中排除了伦理道德考量，而没有这种考量政治无法正常运作。
市场原教旨主义之罪
若干客观历史的发展或许对此负有某种责任，特别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复杂的操纵公众观点的手段的发展等，但公众道德水准下降的主要罪魁祸首，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在什么是可以被接受甚至被仰慕的社会行为上也有了重大改变。市场价值的非道德性已渗透到它不应属于的领域，将市场价值不适合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政治领域，这就是我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定义。
经济学理论声称，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无形之手会确保资源的最佳分配。这意味着，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也间接地服务于公众利益。这就给了个人利益和利润动机以道德上的许可，允许其取代诚实、正直、为他人着想等美德。
但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金融市场不是趋向均衡。一般均衡论忽略了市场价格与潜在的供给与需求情况之间的相关环形反馈；也忽略了隐蔽在市场机制背后政治程序有形之手的作用。其次，一般均衡论认为无形之手会确保资源的最佳分配，排除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考量。而且其对利润动机的假定，也忽略了人的想法与事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尽管如此，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一个原因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个主要政策内涵，即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限制在最低程度，是不正确的；而为其辩护的论据更荒谬。辩护者认为：市场机制可能有缺陷，但政治程序更是如此。政治程序的参与者比市场参与者更容易出错，因为政治是围绕社会价值运作，而市场参与者的价值是已知既定的。如我们所知，社会价值极易受操纵的影响，而且政治里充满了有害的代理人问题。为了防止这一点，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所有这些都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限制在最低限度的论点显得有道理。
因此，市场原教旨主义只是取代了一个不正确的论点，而应该有的，是一个更强有力的论点，即所有的人的作为都是不完美的，社会选择亦即选择较差的邪恶，根据这些，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限制在最低限度，这才是一个有道理的论点。相反，他们说政府干预的失败证明自由的市场是完美的，这是完全错误的逻辑推 理。
此外，远远超过一切的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最强有力的推动，是因为它可以为资本拥有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利益服务。他们所形成的富有的强有力的集团，有很大的优势推销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给本来是非道德性的市场机制赋予了一种道德特性，即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变为一种公德，类似对真理的追求。它是靠操纵的力量而不是靠理性的力量获胜的。它被一个强有力的资力雄厚的宣传机器所支持，扭曲公众对自身利益的理解。
这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如何在过去25年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而且即使是金融危机也不足以削弱其影响的原因所在。
开放社会的改进策略
在开放社会中，政治程序应为公众利益服务；而当今美国，政治程序已被特殊利益把持。我们的选择局限于特殊利益能操纵的方案上。
游说是代理人问题的核心。怎样才能使之得到控制？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调整经济刺激的问题。游说的利润很高，而且即使管理条规更加严格也仍会如此。在缺乏道德价值取向时总有办法绕过条规。更糟的是，条规的设计制订本身也是为特殊利益，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的。这是今天的美国受了重创的金融体系试图重新获得以往的优势时所面临的危险。
有一个解决道德问题的办法：需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划分清楚的界限。市场参与和条规制定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市场允许参与者自由交换，在这里参与者可以合法地以利润为动机；与此相对，制定和实施条规应以公众利益的考量为指南，利润动机在这里不适合。当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优势歪曲条规时，政治程序就会变得腐败。
怎样改进开放社会中的政治程序？我提出一个很简单的规则办法：人们应区分其作为市场参与者和政治参与者的作用。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们可以追求个人利益；作为政治程序参与者，我们应以公众利益为指南。
这个规则的道理显而易见：在接近完美竞争的情况下，没有单个竞争者可以影响最终结果，所以个人在市场的决定对社会状况没有影响，不论参与者是否在意公众利益；但是政治决定却会影响社会状况，所以政治决定是否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结果会截然不同。
问题是公众利益无法用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来确定，它取决于选民的看法，而在没有客观标准的情况下，看法很容易被操纵。操纵是自我强化的；政治主张和相反的主张说得越让人难以相信，则越难以辨认其对与错。正是这一点使得政治程序的效率极低。
相比之下，市场机制的运作要好得多。人们或许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是好的，但利润提供了衡量参与者表现的客观标准。利润不仅提供了达到人所追求的不论是什么目的的手段，而且它本身也是目的。因为作为衡量成功的可靠尺度，利润可吸引他人的赞赏和改善自我感觉。的确许多成功的生意人对赚钱比对使用自己的财富更有安全感。
市场价值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回顾历史，基督教曾把追求利润作为是有罪和不道德的。这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后来的宗教改革促进了市场的发展，打开了物质进步和财富积累的途径。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传统关系被契约关系代替。契约关系渗透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最终，人之间的关系开始被交易取代。现在，不容置疑的是，利润动机在政治领域已有极坏的影响，因为它恶化了代理人问题。
怎样使代理人问题减小到最低限度？在公众利益上，那些没有重大利害相关的人们的利益，应被置于比狭隘利益者优先的地位。没有特殊利益的人不必担心所谓的“搭便车问题”，即行为自私的其他人会从他们不自私的行为中受益，因为这种运作的目的就是使公众受益。尽管在现行条规制度下利润动机是完全合理的，但在制定条规时公众利益应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问题是，特殊利益也在试图装扮自己是为了公众利益，需要慧眼来识别真伪，特别是因为双方都被迫使用类似的说服手段。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试验摸索的过程来做出判断。
这样的人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幸的是在美国他们不是被忽视，而是变得非常有影响力。选民是否拒绝被完全无视真相而企图操纵他们的人所影响，是对每个开放社会能否保持开放的检验。鉴于奥威尔式的宣传的成功，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