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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从诫 最后的世纪之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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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11/05 出处：南都周刊 |
梁从诫所创办的“自然之友”主要从事环保教育，项目之一是到农村学校传播环保观念，老人也不顾高龄亲赴贫困地区。
林徽因和年幼的儿子梁从诫(怀抱者)、女儿梁再冰。
1938年，西南联大聘请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左四)为校舍建筑工程顾问，他们携子女与联大教授周培源(左一)、陈岱孙(左三)、金岳霖(左五)等合影。
1950年初夏，梁再冰参军一年后回家探亲，弟弟梁从诫已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
梁从诫，1932-2010。祖籍广东新会，生于北京。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办人，2010年10月28日病逝，享年78岁。
在梁从诫家中的墙上，有一张他很喜欢的照片，那是一扇微微开启透进亮光的门。他和他的父辈们，一直在努力开启着这扇门，让更多的亮光透进房屋。
在北京，骑着自行车的老人，总是有些的。若是天上伴有悠长婉转的鸽哨，和胡同口绿盈盈的老槐树，细碎的风，古老的建筑……北京，它不动声色却又大气的美，不知不觉地，已经俘虏了你的心。
这是永不磨灭的古都的气息，在这样的车流中，梁从诫，就慢慢地骑过来了。从1994年到2005年，很多时候，这位穿着老旧朴素的老人就是这么走在路上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振兴工业的同时，他一直用温和的声音说着污染的事，向许多民众宣传着保护森林、河流、动物，而绿色的自然在一波又一波经济开发的浪潮前萎缩着。
他几乎从不向人提起“公车上书”的祖父梁启超，还有毕生研究和保护中国古建筑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他的父母。而这显赫的家族，也并未给他的一生带来荣耀与平顺。
梁氏家族
梁从诫的祖父是梁启超，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戊戌变法失败后，这位与康有为并称“康梁”的维新派志士，被迫去国流亡。 1901年，梁从诫的父亲梁思成在日本出生。梁从诫的母亲林徽因比丈夫小3岁，她的父亲林长民，一直跟梁启超在北京政府中共事，也是1919年巴黎和会的观察员。
作为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并没有把他理想的全部托付给后代，他对子女的寄望，是文化的传承人，未来的建设者，他不曾预见他的孩子们将要走过的人生之路。
1925 年，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梁思成收到父亲从国内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善本《营造法式》。这本刊行于公元1103年的书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中国古代建筑专著，作者李诫。梁启超在所附的信中评论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
梁思成和林徽因于1928年3月21日结婚———3月21日是宋代为李诫立的碑刻上的唯一日期，他们选择这个日子正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辈建筑师。
1928年女儿出生，为了纪念饮冰室主人梁启超，父母为女儿取名：再冰。1932年，儿子出生，他们再一次纪念李诫，为儿子取名从诫，意思是“跟随(李)诫”。
梁从诫5岁那年，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夫妇携老将雏开始向大西南后方撤退。林徽因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那一年10月，梁家终于辗转抵达长沙。
伴着空袭警报，他们生活在这个因战争变得拥挤的城市。幼小的梁从诫曾问母亲为什么要逃，林徽因说：不愿当亡国奴，不愿看日本旗。他们在长沙租屋住下，但日机第一次轰炸，就把住处炸毁，庆幸那天全家外出。梁从诫说，他仅有的童年记忆，是跟母亲在瓦砾中挖掘家里的东西，母亲找能用的炊具，而他找积木。
不久之后，他腿上长了疥疮，母亲患了严重肺病，一家人贫病交加。长沙已无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庆乡下。有一天，梁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我们往哪儿逃？林徽因指着门前那条河说：投河去死！幼小的孩子惊恐地拉着母亲的手说：那我怎么办呢？
林徽因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你！
后来，梁从诫在一篇题为《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的文章中回忆，1939年冬天，一家人辗转来到昆明市郊区的龙头村， “父亲在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这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可惜房子盖好之后，一家人只住了半年，就因战事逼近不得不搬到更加偏僻和艰苦的四川李庄，抵达不久，林徽因的肺结核暴发。
费正清，哈佛大学教授，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曾数次来到中国，与梁思成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梁思成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写道：“家徒四壁混乱不堪，徽因数月重病在床，令我十分痛心。”1941年，一百法币在当地可以购买到一头猪，到第二年，就值一只鸡了。
山河破碎、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成为梁从诫永难磨灭的童年印记。
他后来回忆：“家里买不起鞋，我就打赤脚或穿草鞋上学。我的脚后跟被草鞋磨破了，化了脓，父亲叫我趴在椅子上，问我，怕疼不怕，我咬着牙说，不怕。他就咔嚓一剪刀，把一块坏死的肉生生给我剪了下来。然后往伤口上倒碘酒。疼得我眼前直冒金星。但我一声没吭。他只说了一句，好孩子。”
而母亲林徽因在1941年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记叙道，“我的两个孩子越来越像狄更斯笔下贫民窟里的难童，从诫腿上满是各种蚊虫叮咬的疤痕，看上去已经不像腿了。”1942年，在极为困顿的条件下，梁思成开始书写《中国建筑史》，梁从诫回忆当时的父亲：“那个时候他唯一的特权，就是有一盏煤油灯。他说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听音乐，画佛像。”
母亲那时经常给儿子讲米开朗琪罗，贝多芬，和他一起读《猎人笔记》；父亲教儿子画画，做各种玩具。在艰难岁月里，父母终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等扛鼎之作。对于这段生活，梁从诫不胜怀念：“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欢笑，精神上很富足。”
1946年7月，梁家终于结束逃亡生涯，回到了北平。梁思成和林徽因着手创立清华大学建筑系。1946年，女儿考取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而儿子曾投考清华大学建筑系，相差两分。梁从诫回忆说：“我父亲是建筑系主任，但是他没说话。”
“对，我的名字是纪念李诫……但是我没出息。”虽然从小对绘画表现出极大兴趣，梁从诫因为这两分之差没能进入建筑系。1950年，他考上清华历史学系。
“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
22岁大学毕业，梁从诫在1958年又考上北大研究生，导师是苏联专家，攻读世界史、美国史，研究罗斯福新政。完成学业之后，他曾到云南大学任教，1962年那年，他刚满30岁，调回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梁从诫影响最大的，除了父母，可能就是老校长马寅初。
梁从诫在北大念书时，马寅初提出来要控制中国的人口，结果挨批。梁从诫后来在谈到有关环保和资源问题时，多次提到老校长的远见。
在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对城市规划提出了系列方案，包括限制城区工业的发展，以免污染环境和人口剧增，保存北京故宫、古城墙城楼等等。保留紫禁城建议，最后被政府采纳，至于限制城区工业，当时领导告诉他，希望将来从天安门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
梁思成听后却困惑了，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多年以后，他袒露心迹：“我想既然我们要建设城市、发展城市，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工业发达国家在城市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呢？100多年来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发展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事先防止呢？”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就开始了对斯大林时期建筑领域所倡导的所谓复古主义的批判。在中国，建筑思潮也发生突变，一场批判大屋顶的运动开始了，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一辈子研究中国古典建筑的梁思成。在这场大批判开始前夕，梁从诫的父母亲双双病倒，住进医院。
1955 年3月28日，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的这天，距离林徽因生命的最后时刻只有几天时间。林徽因去世后，病床上的梁思成继续接受对复古主义的批判。1956年初，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宣读了自己抱病写出的《大屋顶检讨》：“我长期地在建筑问题上，同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争辩着，僵持着……我以专家权威的姿态，不惟自以为是，而且自高自大，这一切都肇源于我的阶级出身和由它而来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
1959 年，在遍地浓烟、四处锣声里，“大跃进”如火如荼。1962年，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纠正“左”的错误，知识分子开始感受到宽松的气息。但60年代回暖的日子转瞬即逝，清华大学全校停课，建筑系馆被查抄，建筑系的教职工开始分批到农村锻炼。此时的梁思成，已是一个病榻上垂危的老人，1972年1月9日，他作别人世。
在“文革”中，作为名门之后，梁从诫成了革命的对象。他的名字变成了“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着：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批判之后，1969年，他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去，比抗日战争还要漫长：9年。
世界史的专业淡入记忆深处，“罗斯福新政”在脑袋里旧得发黄，但梁从诫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着能工巧匠的天赋，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到过他家的朋友发现，那精巧的桌椅柜和书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艺。
“劳动改造”之中的梁从诫，第一次养了小动物。那是一只连眼睛都还没有睁开的小猫，当地农民打算扔掉，他捡了回来。每天劳动间隙，有小孩的妇女都回去喂奶，而梁从诫也跟着回去喂他的小猫。他制作了一个很特别的小“奶瓶”，把奶粉装在滴眼药水的小瓶子里，每次给小猫喂上几滴，就匆匆赶回地里干活。就这样，小猫居然渐渐长大了，还替他抓了很多老鼠。
1978年，梁从诫被允许返回北京，但没有单位要他。后来，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组请他去做编辑——梁从诫英语很好，1979、1980年，他有两次机会在北京为美国访问团会见做翻译工作。
民间环保拓荒者
“我之前也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小时候也抓过蛇，打过麻雀和麂子，还吃过他们的肉。”历史专业出身的梁从诫，年过半百之后的盛名，是民间环保拓荒者。
对于人们尊他为“专家”、“学者”，梁从诫始终不愿接受。他曾说：“我很清楚，这些称号我都没有资格资受。当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做了几年研究生，正值‘反右’、‘大跃进’，基本上没有正经读书。此后除在云南大学教过四年世界现代史外，再没有从事过与历史直接有关的职业。既无专业又无专著，有什么资格被称为专家、学者？”
上世纪80年代初，梁从诫曾办了一个杂志叫《百科知识》，当时他收到环保专家刘文源(音)教授写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出一个观点：中国的乡镇企业虽然解决了农村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出路问题，但作为分散的污染源，也可能成为中国环境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观点如今被证明是很有预见性的，而这成为梁从诫关注环境问题的开端。
当时，陕西博物馆研究员吴仁骧的一篇文章对梁从诫走上环保之路也影响很大，文章讲述了历史、地理上的河西走廊，以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酒泉、轮台(现在都在沙漠中心)，作者认为这种沙化是人为过度采伐造成的结果。
1994 年，梁从诫创建“自然之友”，这是中国最早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注册的300元钱是梁从诫向亲戚借的，当时300元对于靠工资吃饭的普通人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资金。而“自然之友”的第一个志愿者，是梁从诫的夫人方晶。于是，梁家成了“自然之友”的办公室，所有的会议通知和信封都是用手写，方晶贴信封，寄信，做一些琐碎的活，而有的会员至今还保留着梁从诫的亲笔回信。那时候，梁从诫从出版社辞职，既没退休金也没公费医疗，在“自然之友” 的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报酬，他曾在采访中说，最初的几年，都是靠老伴一人的退休金维持生活。
“自然之友”以环境教育为重心，梁从诫曾向记者提起很多让人气馁的事——往往是呼吁再呼吁，林子还是被一片片砍掉。但“讲了白讲，白讲也要讲”，1994年以来，“自然之友”陆续开展过羚羊车、野马车、美境行动、绿色希望行动、绿地图、自然体验营等公众教育活动，同时，它就如一只母鸡一样，孵化出了无数民间环保小鸡。
1992-1995 年，奚志农参与云南白马雪山地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生态研究项目，拍摄大量照片，遍得国内外大奖。在他眼中，总数不到1500只的滇金丝猴比孔雀和大象更能代表云南。项目刚做完，云南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100公里的森林，这片森林里有200只滇金丝猴。奚志农四处求助无门，梁从诫鼓励他，“你要坚持，北京的我们是你的后盾。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的。”
“自然之友”给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写信，很快，宋健等做了批示，这片森林得以留存。美国《新闻周刊》将此事视为中国环保运动由官方向民间转移的分水岭。此后，为了保护藏羚羊，1998年，梁从诫给来华访问的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并在当天获得回复。
曾有很多企业界的会员和朋友劝梁从诫充分利用“自然之友”的品牌，但他坚持要保持目前的形式，即完全依靠社会捐助，“我们认为非营利组织一旦营利就会出问题，这种教训很多。我们宁可过苦日子，也不能去挣钱。”
在中国急速发展的现代化大潮中，梁从诫似乎是过时的旧人，衣服旧，骑自行车，用手帕，自己带筷子，不看电视……但在另一方面，他和祖父、父亲一样，有着远远超乎现实的敏感意识，如马寅初提到的人口问题，始终是他认为中国目前最突出的环境问题。
梁从诫用历史学纵向的分析来看：300年前中国人口不到1亿，100年前4亿多，58年时毛泽东的诗词中写道“六亿神州”，现在人口13亿多；人多人均资源就少，“中国政府应该改变发展模式，以G DP为经济发展唯一的量化指标是极其不合适的。”
在中国，环保先驱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中文版早在1979年就由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然而其遭遇是寂静的，直至1997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之后，才开始引发读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2007年12月，为纪念卡森百年诞辰，上海译文出版社又重新翻译出版，梁从诫在序文中坦言，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其实要比上世纪60年代卡森笔下所描述的情景更为严重，当代中国人必须在追求富裕和保护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他感慨道： “本来，按一般常识来说，后发展国家理应避免走别人已付出过代价的弯路，但是，中国却重复了，并仍在重复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而且，污染后肯不肯治理，能不能治理，也还是个问题……人类第一次专门为环境问题而举行的国际大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寂静的春天》初版十年后的 1972年召开的。那时中国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收到了这次会议的邀请。而当时国内的宣传口径是：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弊病，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承认也有环境污染问题呢？以致当时中国政府甚至考虑过是否派团出席。”梁的同龄者自然会有印象，属于那个时代的梦想之一曾是：从天安门城楼望下去，要处处都是烟囱。
梁从诫的血液里，似乎流动着家传的刚直与执拗，直言之时，他完全不像生活中那样淡然平和。他反对在怒江上建坝，曾引起过争论；他“敬畏自然”观念，也曾遭遇反对。
1999 年，梁从诫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面对台下的经济巨头，他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无非是要到中国来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些消费主义的理念……可是，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2005年在中甸召开的生态旅游国际研讨会，他当着时任云南省长徐荣凯的面，怒斥酒店浪费电。
但梁从诫为“自然之友”设想的工作方式始终不是激进的，“做事就要讲究用什么方法达到最好的效果。”作为知识分子，他似乎更相信潜移默化的力量，“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教育公众，这一点到现在还很明确。对于发现政府有滥用权力的情况时，我们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制止，范围之外的事我们无能为力。”
梁从诫一直呼吁增宽北京自行车道，“在北京骑车没有安全感”。2006年，他骑车遭遇车祸，这一次伤害，使得七旬的他出门越来越少。
几年前，在“自然之友”的年会上，老先生还载歌载舞，又开玩笑说，洗澡还是不洗澡一直是环保主义者的自我矛盾点，但很快，老人痴呆症逐渐夺走了他的记忆，除了老伴，他几乎很难认出昔日的朋友们了。
新近出版的《100个即将消失的地方》中文版，作为“自然之友”的创办人，梁从诫为此书撰写了序言。书中讲述了全球气候变化将会给地球上 100个地方造成的巨大威胁，其中包含了北京：“虽然城市在扩展，但沙漠也在逼近。根据预测，在本世纪末，气温上升速度将加快，再加上愈来愈难以预测的降雨形态，可能导致北京附近地区的供水减少，加大沙漠化威胁，使城市的街道被沙尘覆盖的频率增加……”
10月28日离开人世的老人，却已没有足够的精力阅读这本书了。
在梁从诫家中的墙上，有一张他很喜欢的照片，那是一扇微微开启透进亮光的门。梁从诫曾把这张照片用在他担任主编的《知识分子》杂志的封面上。梁从诫对自己的学生说，可惜杂志只出了两期。他和他的父辈们，一直在努力开启着这扇门，让更多的亮光透进房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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