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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怀旧的角度解构“女排精神”
    时间:2010/11/08 出处:新京报
       近来频传中国女排内讧,女排方面也不厌其烦地澄清。这在20多年前是不能想象的,因为那时的“女排精神”,像铁幕一样笼罩着赤县神州,全民亢奋,无懈可击。

      我的少年时代也在“女排精神”照耀之下。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邻居李大叔有双巧手,自己装了台黑白电视。一到女排比赛,我们就搬着小板凳,到他家看。那时候看女排,大伙儿都朴素地激动着,没人在脸上画皮球,脑袋上缠白带,或者搞面大鼓来敲,人们只会在女排得分后高呼一声好球,在女排取胜后集体鼓掌、欢呼。那时候人们还不太会用相互拥抱的方式来表达感情,比赛结束,就各自起身,心满意足地回家。但内心中被女排激发的那种狂热民族自豪感,今天已很难再有哪种比赛,哪支球队能够赋予。

      1981年11月,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人民日报》报道称,仅仅一个月,女排收到贺信、贺电和各种纪念品就达3万多件。1984年第23届奥运会女排实现三连冠,各大媒体更是疯狂宣传女排精神。譬如有媒体报道,“某工厂女工看了女排的事迹之后,每天早来晚走,精心操作,班产量天天超额完成计划”;“某煤矿工人看完女排比赛之后,自觉加义务班,日日超产”等。《人民日报》还开辟“学女排,见行动”的专栏。1986年第10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女排夺冠,创下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女排精神更达到极致巅峰。

      大约同时,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在国内热播。小鹿纯子那带着慢动作和配音回声的“晴空霹雳”、“流星赶月”,让一代孩童为之痴迷,并在大街小巷、村落阡陌中不断模仿:跳在半空中,挥手大叫“晴空霹雳霹雳霹雳”,或者用手打同学的脑壳,高呼“哈,流星赶月”。

      现在看来,女排精神中有相当动人的成分,它寄托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这个对未来有点不知所措,对过去又痛入骨髓的民族的梦想与情怀。尽管其中不乏意识形态的引导与包装,我仍不忍将之简单粗暴地等同于“打鸡血”。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女排精神,实质上应与张思德精神、雷锋精神、王进喜精神、大寨精神等等放在一个坐标体系。尽管有微妙差别,但作为制度意义的传递工具,它们没有大不同。作为象征物,它们在传递制度意义的同时,也意味着控制和合法化证明。

      这让我想起班固的《古今人表》,其将历史人物按九品分类,构建了第一个以模范人物为中心的儒家价值体系。如学者逯耀东所言:“积极的儒家将个人融于群体之中,所作的无私无我的奉献,正是历代统治者的期盼”。然而,《世说新语》的出现,突破了《古今人表》的儒家理想性格,宣告个人个性类型重组时代来临。其背后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松动,个人独立意识的上升。对国家效忠的目标不再是最高理想,也不具备天然的道德优越。“一切为了国家”的义务不再无法撼动,“感谢国家”的话语越来越虚情假意,代之而起的是区域性的乡土服务、家族间的孝悌、朋友间的信义,由此突出的不再是儒家圣人,而是普通个体的特立独行。

      说回来,今天女排精神的衰落,也许是件好事。当我们不再需要制度意义之象征物来驱动人生,那也就不再需要感谢国家。现在有不少论者从多角度批评 “感谢国家”,我愿意再加上一个角度:我感谢某某,一般是因为某某对我有超越正常范围的对待。即是说,如果我感谢国家,意味着国家对我有非常待遇,那就暗示我之外的国民,未能享受此等非常待遇。也即是说,国民待遇并不平等,而一个充满国民歧视的国家,我们又凭什么要去感谢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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