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发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当局的出发点来讲，意欲养成国民的生活的准军事化，在陈布雷给老蒋拟就的讲稿中有云“就是要养成勇敢迅速、励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随时可以与敌人拼命的国民”。
当时国民政府已取得政权七八年，加上各层官吏中，东西洋留学生出身者甚夥，较有时间和精力注意到民众的生活状态，譬如生活肮脏、杂乱、缺乏公德意识，人际关系苟且自私，毫无羞耻心，社会气氛黯淡、杂乱、暮气深重，乌烟瘴气……
这个运动放大来看其意义，系负有政体建设任务的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对文化现代化探索追求的具体表现，也是当时智识者将文化使命渗入行政系列的具体作为。
新生活运动的初衷
新生活运动其初衷，则针对社会的没落暮景，是官吏的腐化堕落，是公共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缺乏，是一般民众的精神萎靡，是吸毒泛滥、赌嫖盛行的糜烂的社会风气……
在邓文仪等人参与拟定《新生活运动纲要》的时候，已提出“移风易俗、教民明礼知耻”的口号，旨在推动社会的军事化。执行六个月后，转入第二期，生活之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随后提升“纲要”内涵的任务，又交给政学系头目杨永泰负责，他是一个随行就市的人，他在其中加入许多儒家的人生修为、经世致用的思想。很合乎当局的胃口。
抗战初期，侵华日军拍返其国内大本营的电报有云：“南京政府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现已转变为国家军事的总动员运动。他们过分相信自己，因此，必然要出现对日轻侮的行动。”（《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可见该运动客观上造成的影响力。
战时的新生活推进
新生活运动是有专责机构来负责推行的，其名曰“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4年夏天成立于南昌，蒋介石挂名总会长。由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主持（主任干事）。设有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该总会的四十来位干事，全是名头响亮的军政大员。次年底，该会迁往南京，改由钱大钧负责。
1936年，又在该会名下单独成立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抗战前几个月，该会负责人改称总干事，这时的总干事，已是委员长官邸内务总管黄仁霖担任了。
在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也曾担当始作俑者的角色。蓝衣社在此近代转型时节，也对“新运”兴趣满浓，积极投身于其中。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处于一种灰色地带，如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那还差得远；但也绝不是知识圈外的人。他们对德意志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深感兴趣，于是将那一套控制术引入当时的中国政治。依他们的勾画，连幼儿园也被军事化了。他们动用暴力打击反对国民政府的人，同时也倡导清洗政府中腐败的官员。
新生活渗透在生活中也深，学生平时唱的大量歌曲，都跟该运动息息相关。诸如《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
该运动持续到1949年历史发生巨变这才无疾而终，一共长达十五六年的时间，其中，到了抗战时期，即国民政府在重庆时代，该运动的内容有所变异。战前四维八德、礼义廉耻的道德性内容多一些，以此来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战争期间则更偏重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对精神的惕励和要求更为加重。随着战争的深入，新生活变得无所不包，什么都往其上靠，诸如伤兵救援、厉行节约、抚养孤儿、躲避空袭、献金购机……都打上新生活的烙印。从负面来说，是内容变得空泛，但从鼓励军民抗战而言，也多少取得一定效果。
新生活运动直接来源于蓝衣社成员的文化矫正的原初构想，但它得以遂行，又和宋美龄的影响有关，她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作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最高指导机关。
宋美龄看到城镇及农村民众生活颓丧、衣衫褴褛、形象不堪，便直接向蒋介石建议开展一个国民生活的改造运动。她发表专论《抗战建国中妇女之责任》《战时妇女工作与新生活》……抗战第二年秋季，她有一个著名的讲演，分析妇女的生存状态，褒扬为国抗战辛勤奉献的女性，同时也对某一阶层醉生梦死的女子予以痛斥。次年，又在她的指导之下，组建了妇女伤兵服务队，编成九个小分队，队员达100多人。分别派往四川涪陵、万县、江津、泸州、宜宾等地战地医院，协助医疗救护、接送伤员、代写书信、开展娱乐等等，后来服务队阵容不断扩大，工作区域也辐射到川鄂交界地区。她们为伤兵灭虱、治疥、调配营养，承担了大量工作。
新生活运动总会还设立了重庆模范区，兼有示范功能，该模范区妇女新运组织先后承办了妇女识字班、缝纫班。举办母亲会和职业妇女联谊会，开办会计补习学校、儿童义务半日小学、开办女宿舍、女浴室等，有条不紊地向妇女界灌输有关抗战常识，唤起她们为抗战劳作的民族意识，同时改进并提升她们的日常生活的各方面。
战时的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宋美龄领导下，名重一时的女界名人，张蔼贞、刘清扬、沈兹九、刘蘅静等，都在宋美龄手下，分任总务、训练、文化、生活、生产等各组组长。有名的民主人士史良，也在她手下担任联络委员会主任。
总之，新生活妇运会在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参加抗战，救护伤兵、开办妇运干部班、儿童保育……等众多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
新生活之笑话
当时的山东军阀韩复榘几乎成了新生活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负面人物。关于他的笑话好多都跟新生活运动有关。
他在山东各大中学的演讲有云，“今天兄弟召集大家，来训一训，兄弟我是大老粗，连中国的英文也不懂……你们是笔筒里爬出来的，兄弟我是炮筒里钻出来的”……
“今天不准备多讲，先讲三个纲目。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行，兄弟我双手赞成，就是一条，行人靠右走，着实不妥，实在太糊涂了，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呢？”
新生活大力倡导体育运动，韩氏又说了，十来个人穿着短裤抢一个球，这样寒酸算什么事儿！他要批一笔钱，多买几个球，一人发一个，自个儿玩去，省得再你挣我抢。
新生活开始运作那一年，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正在安徽的一所县立中学读初二，他在《史学与文学》书中回忆，暑期被老师安排到村子田野中，向正在干农活的农民讲述新生活要领，他们讲了半天，诸如扣好风纪扣，走路靠左边，刷牙上下刷……等等，农友们把这帮少年翻白眼看着，俄顷自个儿下地又干起活来，对他们再也不加理睬。几个小小少年，只好失望而归。
成效或曰反弹
新生活运动的八条基本原则：1、把昨天看作死亡，把今天看作新生，让我们抛弃昨天的耻辱，建设一个新的民族。2、让我们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3、我们必须遵守纪律，保持信义、诚实和廉耻。4、我们的衣食住行要简单。规矩、朴素和整洁。5、我们要有意识地面对困难，为勤俭节约而努力。6、我们要有作为市民的适当的知识和正直诚实的道德。7、我们的行动要勇往直前，迅速果断。8、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诺言去做，即使再未许诺言的情况下也要有所作为。
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上，它取得了些许进步，比如不再随地吐痰、用牙刷、扣上衣服的扣子等。但面对战火处处的世界、剧烈的社会变革，它的提倡以及进行都大打折扣。进步知识分子在解放后对之评价不高，甚至予以痛斥；民国时期的独立知识分子也对其颇有微词，新生活启动一年后，胡适在1935年四月的大公报发表评论，认为从概要上看“都是一些柴米油盐、家常便饭的事情”，他进一步断言，“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救国灵方。”“钮扣要扣好，鞋子要穿好，饭屑不乱抛，碗筷要摆好”之类，乃属做人的基本，这就好比做官不贪污乃是做官的本分一样，夸张强调，“那是会遗笑于世的”。他的见解赢得不少赞同的声音。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对新生活运动在知识界、民众生活中所透露出来的荒诞现象，颇有揶揄，这种批判是在笑声中、以幽默笔法进行的，所以它的效力颇为持久，也正因为如此，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围城》在台湾都还是禁书。
说得上成果的，改变生活习惯、灌输体育竞争精神，妇运工作大大游历抗战，等等，还有就是大城市禁毒手段效果还算不错，当时设在日内瓦的国联委员会就其“反毒品运动方面的显著成就”特意予以褒扬。简言之，“新运”除了策划者期待过高而外，客观来说也有一定可取之处，即精神或曰意识形态层面见效不大，而在民众生活、风气革新方面确有潜移默化的效果。它的初衷未必是错，但和当时病弱中国的传统负担相抵触。加之欲使全国居民生活全面军事化，推行之际，免不了霸王硬上弓，于是做法跟原初的构想差距越来越大。甚至以秘密机构来切入民众生活，更增反感，知识分子尤其讨厌生硬的教条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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