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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专栏作家，一个捡破烂的。专栏作家供职于《洛杉矶时报》，捡破烂的读过茱莉亚音乐学院。电影《独奏者》讲的就是专栏作家斯蒂夫·洛佩兹和捡破烂的纳撒尼尔·埃尔斯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除了私生活略有差异，电影里的洛佩兹和生活中的洛佩兹没什么区别，他以写字为生，采访，录音，焦虑，冷漠，与哈尔滨街头行走的人没什么两样，直到有一天他看到凭着一把只剩两根琴弦的小提琴演奏贝多芬的埃尔斯为止，他的生活开始改变了。
　　这是一部与音乐有关的电影，但却不是一部音乐片，它是一部严肃的关于日常生活的电影，它的积极性或许与商业性形成了某种可以原谅的默契，而关于精神病的问题，除了构成埃尔斯不幸的动机之外，更多的却是诠释友谊融化人心主题的燃烧剂。这确实有些庸俗，然而却是永恒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的价值。然而令我感兴趣的却不是洛佩兹的友谊，不是他为埃尔斯付出的时间与感情，而是埃尔斯这个人，这个纯净的人，这个病态的人，这个让人痛苦而欣慰的人。
　　埃尔斯是一个富有才华的大提琴手，他的世界里除了贝多芬什么都没有。只是少年时代的他看到窗外的街头一辆燃烧的小汽车像梦一样的飘过去的时候，他或许才明白这个世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这是隐藏在埃尔斯内心深处的不安，当时并没有表现出来。直到他进入茱莉亚音乐学院，排练的时候，他突然听见了心中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对他说话——在电影中，这个声音是以温和的中年女性的声音出现的。她告诉他，他不属于这里。埃尔斯的精神分裂了。从他疯狂的自言自语中，我们可以判断理由之中充斥着白人与黑人的问题。这是美国文化的伤痕所在。但是电影之中并未将这个问题突出强调，也没有使之更加富于逻辑性。这可能就是导演乔·怀特以及编剧的深谋远虑。我喜欢乔·怀特可能就有这个原因，绝不纠缠于种族问题，而是将笔墨深入人的内心深处，那种黑暗的或者纯粹的深处。
　　埃尔斯离开音乐学院进入拾荒者的行列，但他仍旧魂牵梦绕着贝多芬。洛佩兹第二次看见他的时候，落魄的他正在地下车道里演奏贝三第二乐章的第一主题，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由于小提琴只剩下两根琴弦，这段音乐的处理就高出原谱一个八度，这让音乐反而有了激昂之意。洛佩兹几次打断埃尔斯都没得逞，埃尔斯似乎是一个沉浸在梦境之中毫无现实感的幸福人。这与他的破烂衣着、稀疏的头发还有旁边装满破烂的手推车形成了对比。而洛佩兹再次在地下车道见到埃尔斯时，他为了捡一个烟头而穿行在高速行驶的车流之中。埃尔斯可能有洁癖，他不能容忍烟头污染这个他认为最适合拉琴的地方。他激动地用一个老太太捐赠的大提琴演奏了贝多芬第十五弦乐四重奏。节奏低沉而舒缓，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在琴声中，一群鸽子从隧道里飞出，掠过河流，在洛杉矶上空飞翔。下面是渺小而整齐的停车场，渺小而整齐的洛杉矶，上面则是明亮的天空，彰显着埃尔斯自由而纯净的灵魂。
　　如果埃尔斯一直都是这样的，那么他可能就没有什么痛苦了。洛佩兹把埃尔斯安置在救助机构之中，然而他在救助机构附近看到的却是粗暴的肮脏的贫穷的生活场景。这可能就是埃尔斯宁愿流落街头也不愿回到这里的原因。这里的人是残缺而深刻的，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那个老妇人的叙述令人辛酸。埃尔斯在洛佩兹安置的新房之中感到恐惧，他说，我不愿意把自己封闭在世界之外。对埃尔斯来说，房间是世界之外，大街才是世界本身。这可能和他少年时代每日封闭在地下室里练琴有关。直到影片结束，埃尔斯也仍旧是一个病人，不过，他此时已是一个渐渐改善的病人。他的琴声给了与他一样的无家可归者，而不是坐在音乐厅里的人，或者他的琴声只给了贝多芬，甚至只给了他自己。
　　封闭在自己的心灵之中，洛佩兹何尝不是如此？新闻与音乐，专栏与诗歌，生活与心灵。乔·怀特擅长处理道德故事，这在《傲慢与偏见》和《赎罪》中有所展示，然而他在今年的《独奏者》里讲的却是一个破碎的心灵是怎样开始复苏的，它不是因为音乐，而是因为洛佩兹略微功利而渐渐无私的友谊。他们的友谊一度面临着危险，因为埃尔斯的不稳定，因为他的逻辑超于常人——这可能依然是一个道德故事，关于拯救肉体与灵魂的统一，让人心痛，让人心动。镜头流畅而朴素，洋溢着悲伤的诗意。我们从片尾的字幕中可以看出，那些无家可归者的角色都是由无家可归者自己扮演的。那个也叫斯蒂夫的无家可归者，干脆，机敏，容易受伤，漠然地坐在救助机构的台阶上。
　　小罗伯特·唐尼此前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他扮演的卓别林，充满动感，而且年轻。他这次演的洛佩兹是一个沧桑的中年人，他骑着自行车刚刚出现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认出他来。而杰米·福克斯发生了质的改变，完全不同于《雷》，同样是音乐，同样是一个黑人角色，他将年龄感的变化掌握得恰到好处。“如果我能成为贝多芬，哪怕一次，死了也安心了。”埃尔斯的梦想就是这么简单，而我在这部电影中呢，获得了足够的怜悯以及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