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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的【新周刊】以‘未富先懒’做了个专题，12位专家学者纵论12类‘未富先懒’现象。

一，【未富先疲】自我沉沦的职场混混

二，【未富先撤】产业投资无门的山西煤老板

三，【未富先奢】节衣缩食买名牌的伪白领

四，【未富先剩】婚都懒得结的剩女

五，【未富先退】年过四旬被迫退休的国企职工

六，【未富先颓】遭遇就业危机的大学生

七，【未富先痞】连左手都不相信右手的犬儒主义

八，【未富先娇】无法断奶的啃老族

九，【未富先败】先天不足的创业失败者

十，【未富先宅】自行堕入下流社会的隐蔽青年

十一，【未富先炫】钱多烧得慌的炫富族

十二，【未富先赌】投机成风的全民炒家

专题大大的标题是【谁阻碍了中国人的上行？】，这似乎验证对应了托克维尔在1834年预言的‘向下平等’的灾难。

这个标题才是专题真正要说的问题，12个未富问题其实属于虚晃一枪，以避开政治话语的敏感点.

【十二位专家学者中也有浑水摸鱼的小混混，一个是原【东方之子】栏目主持人郑也夫，一个是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前者严重跑题，根本看不到问题实质。后者说了半天，你才发现他就是个自恋狂。】

专题随刊有一篇著名学者陈旧的文章，另外一篇是社会学家孙立平谈社会阶层的板结，还有一篇肖锋采访郎咸平的专访。郎咸平是属于隔靴搔痒的经济学家，专访同样谈的是隔靴搔痒的反垄断，觉得可以忽略。

陈旧在文中写到：为什么上行受阻？因为社会新的不平等正在出现，起点的不平等造成了结局的不平等。陈旧指出：如今，社会大局初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一已目了然。赢着通吃的逻辑则正在发挥效用，他们占据了最好的资源、渠道与话语权。~人才户籍制、部门管理体制、社会结构分工机制、财富分配机制、行业规则和潜规则、生活和安居成本等成为个人进步的阻碍，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成本太高，路径变窄，到处有看不见的保护伞，机会变得少而不均等。~眼下的现实是国家的权力越来越大，个体的空间越来越小。经济海啸一来，财政收入吃紧，地方政府除了卖地就是卖地，税务总局高喊‘加强税收稽查力度’，明眼人都明白：又一场剪羊毛运动开始了。央企等国家队有天然免死金牌，受伤的依然是中小企业和中下阶层。

不要谈还政于民了，连起码的还产于民都难以实现：土地名为国有，却以高价卖给地产商，开发成房子卖给老百姓还要课以重税。垄断国企打着‘发展民族经济’的口号，干的却是与民争利的事。~社会资源和利益被少数精英集团所垄断，那种遵循‘沉默的大多数’原则所提炼出来的共同体则面目模糊，话语全无。~在欠缺社会保障与公平补偿机制之下，贫富差距将继续加大，导致阶层分化和社会板结~财富和贫穷都将被世袭，‘富二代’和‘贫二代’同时出笼。

孙立平在谈社会阶层如何板结时指出：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的溃败。

~对特权群体不利的改革，基本进行不下去。国企改革，公车改革，都是典型例子~改革的扭曲还在于普通民众无论在改革方案的制定还是执行上都无法施加有效影响。一般民众没有制度化的利益表达途径~下层的要求往往通过矛盾激化、社会增多等非常因素，才能有意无意地将信号传达到高层决策机构。【比如官员侵犯人权所导致的群体事件的爆发】~权贵资本主义下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这种区分已经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比如央视大火造成几十亿的损失，网上却是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这种幸灾乐祸实际上一种心理上的疏离，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而他们又是利益既得者和贪腐的根源。

孙立平还指出中产阶级的萎缩问题，‘掠夺式经济使中国的中产阶级迅速消失、中产阶级的无产化、中产阶级成为仇富心理的替罪羊’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贫富差异的社会，更不是平均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这个结构包含几层意思：中产阶级占有相当比例；社会下层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空间；再有一个相对流畅的社会流动渠道。

孙立平期望中国来一场罗斯福式的社会改革：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社会变革的最核心问题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利益关系的和谐，形成利益均衡机制。从罗斯福新政得到这样的启示：为什么美国当时结束了一个赤裸裸、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开创了福利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立了一个博弈机制，比如发挥了工会的作用、规范了劳资关系等。这些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

社会利益结构重建的重点，在于不同群体应获得平等博弈权。

博士后刘瑜女士问道：～这个社会是奖励智识、才干和勤奋还是奖励关系、出身、皮厚心黑？如果更多奖励后者，那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这个社会的各种产品、服务【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伪劣。坏处不仅如此，它还会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积压影响社会稳定～【比如仇富仇官～】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开篇就说：说到未富先懒，好像责任在于民众，是大家都不愿再创业了。其实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我们的政策导向和分配方向出了问题～

茅于轼和朱大可一如既往地直指问题核心，凭良心说话，但也告知大家如何运用策略对付不好的环境～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校长李强和同校的崔之元教授说：共同富裕就是让‘小资产阶级普遍化’～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傅军说：如果只有国家资本主义，那么你就没有选择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主张：要给农民换车道的可能。社会肯定是分层的，但每个层次之间因该有流动的可能，流动的越充分，这个社会才越和谐。农民不该享受低一等的待遇～他们在哪里工作、在哪里缴税，他们的孩子就该在那里上学，就不应该另外再交一笔很高的费用。农民应该得到国民待遇～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博士在十二位专家访谈里说：即得利益集团及政府对资源控制越来越紧，普通阶层得到资源的机会越来越少。76%的就业机会都是来自民营中小企业，但他们得到的资源越来越少~中国人很可爱，他们希望政府把这些事管起来，维护社会公平。但老百姓没想到这种良好愿望会使这个社会更加靠关系，他们也越没有机会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我们以关系社会而自豪，没想到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种很不利的制度安排，甚至是最糟糕的结局。

未富先懒这种格局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被迫的，他们没有选择。

也许可以从当年海上帝国威尼斯的溃败中得到教训，丰功伟绩的威尼斯贵族阶层原本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民主精神，当成就了强大和繁荣后，逐渐变成专横的寡头统治者，人民的自由与活力就被摧残了，强大与繁荣的根基也消失了，尽管表面的强势可以支撑一时~

达儒在【威尼斯史】中质问：‘当贵族不再为祖国浴血奋战~而只知道享受荣誉和分享赋税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众多的威尼斯市民不能给共和国作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写到：如果我们请教历史，追问该共和国及其商业衰败的原因，那么历史会这样回答‘主要原因是贵族的愚蠢和疏忽以及被奴役人民的冷漠。’

孟德鸠斯两百年多年前就看出：一个国家一旦陷入了被奴役的状态，就会努力保持现有的东西，而不是争取获得更多；相反，一个自由国家则会努力获取更多而不是维持既得利益。

那么，当前共和国的既得利益者想不想和百姓来分享这场盛宴呐？我们的人民是否一样冷漠或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