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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概括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夺取政权时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观念是困难的。马克思的理论在各国共产主义版本中总是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作为其理论基础来源的材料广泛而又复杂。应当指出, 在整个准备革命的时期, 这些人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击败竟争对手而非今后社会主义所采取的形式上, 显然，在他们看来, 前者先于后者。列宁认为，正如俄国的社会主义条件尚未成熟一样，新的统治阶级亦不具备进行政治统治的条件，因此需要一个坚强果敢并具远见卓识的代表来代替无产阶级实行统治。而承担这一使命的就是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列宁的“先锋队”思想创造性的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革命难以在落后的俄国推行的难题。
　　列宁的贡献不于此，他还锻炼出了一只有组织有纪律的职业革命家队伍，这是俄国革命取胜的关键所在。由职业革命家所领导的20世纪共产主义史是一部鲜血淋漓的历史：这其中包括一系列的无产阶级领袖在夺取政权中的即时处决；夺取政权后对反对派和不服从者的处决；对社会上被定为潜在敌对集团的消灭，当然受害人的实际态度是无关紧要的；对地主富农阶层的铲除；大规模驱逐和迁徙造成的死亡；对异己者处决和劳改营中的折磨致死；由于愚蠢的社会经济政策导致的大规模饥荒所造成的成片死亡，酷爱标榜本国人民幸福美满的共产国家经常出现大规模饥荒：先是苏联，后是中国，现在是朝鲜。最保守的估计20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至少造成了5000万人丧生。整个共产社会则充满孤立和恐怖的气氛，人们在政治与人际关系上感到极度无助。
　　一旦掌权, 他们对应该实施的纲领的看法很大一部分是模糊的，具体到做法，许多措施空想而不切实际。除了工业国有化和剥夺私人大资本外, 没有一致的纲领方针。对待农民的办法在苏联共产党执政的最初十年中, 也一直是一个引起争论、举棋不定的问题。尽管如此，20世纪20年代仍被共产主义史学家视为苏联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在他们的叙述当中，社会文化方面进行了许多试验：新经济政策推行，改革创新、破除迷信在艺术界、科学界、知识界蔚然成风。当然对比斯大林的病态统治，这一阶段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历史时期，毕竟斯大林太过病态和疯狂。事实上，对20年代这种田园牧歌的回忆中掺杂了大量的理想成分，尽管当时在莫斯科、彼得堡表面上出现了呈现了一些社会和文化改革的气象，但背后暗流涌动，凌驾之上的是另一幅景象：新的一党制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巩固，大规模社会暴力制度化，正统观念已经被普遍的强行灌输。
　　革命后最初一段时期，环境险恶：内战、外来千涉而共产主义者仅仅代表着俄国人民中极少的一部分，独裁政权的建立成为必然。之后，“ 战时共产主义” 和过急消灭私人生产与私人商业造成了不良的经济后果、招来了对新生政权更多的敌视。暂时缓慢的共产主义化过程是以新经济政策为标志, 减缓了某些经济困难, 达到了一定目的。然而它也表明, “ 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 总是设法从政府放松政策中谋取好处, 如果允许其继续存在的话, 他们始终是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强大的反对力量与竞争对手。个体农民的情况也类似, 尽管力量很少, 他们亦属私有生产者。
　　为便于整肃，更好的维护和巩固政权，就必须在国内建立至高无上的权威。苏联政权的安全是建立在党的铁的纪律、无所不在和严厉残暴的秘密警察以及牢固的国家经济垄断的基础上的。苏联以及之后的共产国家领导人得以对付竞争力量以求得安全的“ 镇压机关” , 很大程度上成了人民他们应当服务的对象的太上皇。共产政权的主要政权机关的任务是完善独裁制度和在民众中维持这么一种观念：即共产政权处于包围之中,敌人就在城墙下。组成权力机构的百万官僚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人民中维持这种观念, 否则他们自己就是多余的了；而大多数民众是不成熟的，他们必须由先锋队共产党人来代表才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利益。共产政权的统治者决不会放弃也们借以维持独裁政权的神话。因为这个神话己成共产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通过比单纯的意识形态力量还大的纽带, 它己深深地嵌人共产思想体系之中。
　　列宁的一系列遗产中，有两点最具毁灭性：政治权力集中于个别人手中和他对恐怖手段的依赖。前者带来的结果是一个日渐官僚主义的先锋党集中掌握了所有政治权力，并通过渗透于各级组织的委任制控制了整个社会机构。后者，列宁肆意用暴力来对付和处置真正或想象出的对立面，这一点被后来的共产主义领袖发挥到了极致，暴力先是被用来解决政治问题，继而被用来解决经济问题，最后被用来解决社会和文化问题。

        对恐怖手段的依赖使列宁越来越依赖秘密警察。实际上在夺取政权之前，列宁就毫不掩饰的鼓吹使用暴力和大规模恐怖活动来达到目的。早在1910年他就说过：“原则上我们从未放弃使用恐怖手段，而且也不能放弃”。在《列宁全集》中，他公开宣传民主就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他写道：“专政的科学定义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不受任何规定约束，直接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权。”1918年1月，苏联颁布了一项法令，其目的是为给任何方式反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人规定一些处置政策。在这项法令中，列宁政权号召“把所有害人虫从俄罗斯的土地上清除掉”。列宁还亲自督促某个区的领导人采取无情的恐怖手段来对付富农、神职人员和白党分子，并且“把一切可疑分子都关到城外的集中营”。列宁认为用枪杆子讨论比写反对文章要强得多。对于偷懒的工人，列宁提议“每十个怠工者枪毙一个”。对于不守纪律的工人，他说违反纪律的捣乱分子应该被枪毙。一次电话不畅，他告诉斯大林：“警告他们，我们要枪毙掉那个负责电话的白痴。”列宁的政府通过决议，“必须在农民种抓一些人质，如果不把积雪消除干净，就把他们枪毙掉。”
　　 这种偏执狂式的观点帮助缔造了一个脱离社会的制度，从而在事实上创造了一个阴谋权力集团。尽管1920年代，社会在非政治领域的自发运动得到了暂时的容忍，但事实上列宁的共产政府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与社会全面对抗的准备。列宁所一手缔造的共产体制绝不可能与以自发式运动为基础而活动的社会共存。
　　被广为唾弃的斯大林不过是列宁共产制度的一个更加偏执的衍生品。而斯大林的天才就在于他十分了解列宁遗产的核心含意。斯大林的暴殄天物已是人所共知，本文在此不在赘述。
　    回顾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史，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罪恶罄竹难书，它浪费和毁灭了大量的人才，压抑了社会的创造性。实际上共产主义在组织体系和哲学思想上都有严重缺陷。它所取得的经济效益是以人的巨大牺牲和生产率下降为代价的。在整个社会中，官僚主义盛行，教条主义控制和阻碍着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在行动方面，共产主义助长了一种偏执狂式的作风，并且更多的依赖暴力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所有的共产党领袖和他们在第三世界者都表现得好似一个掌权的阴谋集团，一群行动诡异的神父。他们的思想总是要提防外部的敌对世界，他们的活动、个性甚至家庭都对外界保密，笼罩在一层神秘的色彩之中。他们个个自认为洞察人类历史的能力无与伦比，因此在必要时有权以暴力决定他人和社会前途。他们毫不信任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同意我们的人即是敌人”，把说有困难的人说成是破坏者，持不同观点的人视为叛徒。在这种情形之下，唯有发生巨大的灾难，错误的政策才可以得到纠正。
　　组织上的弱点加强了行动上的缺陷，共产主义的行动方式导致了最后形成了这样的社会制度：没有安全阀和预警机制，小灾小病在层层上报的途中被官僚主义耽误，很多时候为图私利而向上谎报情况；恐惧的心理使人们不敢公开审视自己；领导人只要能维持其政治和肉体的生命，就不放弃政治权力。他们的替换通常要经过精疲力竭的政治斗争。即便是平庸的领导人决定其政治命运的也并不在于他的政策成败，而在于他是否可以有效掌握权力。
　　共产主义失败的根源在它的哲学思想：它对历史的判断和人性认识存在严重的错误。它不考虑个人对自由的基本追求，不考虑在文化普及和媒介作用越来越明显的时代，人们会进而要求政治上的权利，不考虑在除物质利益之外人们还有他自身的精神追求。它不停地宣传自己最富创造力和革新精神，其实一直都在对社会的创造性进行窒息。它以为自己就是人民精神的全部，低估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的作用，所以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主义国家自身内部矛盾重重。统治者对身边的人心怀恐惧、毫不信任，在遇到困难时就只好去膜拜探查马克思、列宁等人留下的“经典”，技术革命已经完全改变了权力分配的性质和社会经济的结构，而他们仍拘泥于工业革命初期和之后“共产主义圣人”所创造的那些僵死概念。
　　共产主义实践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事实已经证明：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与复杂的人类环境水火不容，只有当政治权力受到限制，社会的创造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