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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王朝之帝禹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了青铜器时代，青铜就是那时候的金，所以《竹书纪年》写成“天雨金”。

帝禹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反应如何，已不可晓了。

只是在他收到这一通报的两个月之后，也即帝禹主政八年的秋八月，他在会稽去世了。所以后世史家，难免心下要嘀咕一番。

就是现代人，又何尝不是呢？

1976年，是毛泽东逝世之年，也是文革结束之年。

是年的4月，在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

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渭然长叹，和他的秘书谈及此事——

“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化，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1]

后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民间传说这场陨石雨之中，有三块石头特别的大，这三块大石头，分别代表中国当时最高层三大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这种迷信，由来已经有几千年之历史，可谓是深入人心。即便是像毛泽东这样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也不免兴起感慨。

是以，黄帝王朝帝禹时代主政最后一年的这场“天雨金“，随着帝禹之死，其政治效应在日后便慢慢的延展开来了。

黄帝王朝治下的每一个老百姓都模模糊糊的意识到，不安的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

对于帝禹之死，对于这个黄帝王朝历任君主中最强而有力的统治者，他们心中涌起了无限的哀悼、伤感，然而，内心深处，却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8、 盖棺论定

湖北崇阳饕餮纹铜鼓

 

 

 

在帝禹的领导下，黄帝王朝之各方国各大族不再是一盘散沙，天下由十二州再次收聚为九州。

老百姓在帝禹的驱使下，不停的由一个河道转移到另一个河道。不停的高歌猛进，征伐敉平、覆灭任何阻挡帝禹实现自己意志的方国、大族。

共工、曹魏、屈骜一个又一个在帝禹的兵锋之下屈服。

即便是与黄帝王朝南北对峙长达两三百年的三苗之国，也一败涂地，再不能复振。进而还将黄帝王朝之势力范围伸展到长江中下游，浙江一带也尽入九州版图之中。

这样的武功，虽然不是后无来者，也是前无古人了。

这样的武功，在帝禹借着治水这一号召，这一政治绝对正确的号召之下可谓是用到了极致了。

所有的老百姓只能放弃自己的室家之乐，所有方国、大族之首领只能交出自己的权柄。

然而，太苦了，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

到了帝禹的晚年，貌似前所未有兴盛的巍巍之黄帝王朝其实已经出现了衰败的迹象。

再狂野迅猛的旋风，到了最后，已经不能卷起至为轻巧的羽毛了。

最强劲霸道之弓弩，到了最后，已经不能穿过至为脆薄之衣服了。

今天的读者，往往喜欢听到汉武开疆故事，然而却很少人注意到在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前140-前87年）里头，他几度讨伐匈奴，最终结果是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帝禹时代之死亡率现在已经不可考的，然而，在那个时代，在中国历史最野蛮的时代，战争只有更残酷。

想来，在帝禹鼎定九州的梦想后面，人间有无数的女人失去她们的挚爱，有无数的母亲失去他们的儿子。

啊，读者们，不要告诉我，时间太遥远了，你们听不见她们的哭声，你们是有血有肉有骨之身，只有你们想听，俯下身来，静下心来，是断不会有听不到的声响的。

啊，读者们，不要告诉我，那是个野蛮的时代，那时候和现在的标准不一样。

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曾经在东亚同一片苍穹之下。

我们活着的现在，能感应到的生命的美好，感应到强烈而又灼热的活下去的欲望愿想。我们的祖先也和我们并无二致。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盖棺论定。

只是，盖棺容易，论定，则实在是太难了。

要准确的评价帝禹之一生，特别是在他死后的四千年，更难了。

 

首先，帝禹作为黄帝王朝之天下共主，他的本职工作有没有做好呢？

应该承认一点，帝禹不仅仅是做好，他简直就是天生的工作狂。

在他位居司空的时候，他为了治水，奔走天下，三过家门而不入，那都是众人皆知，不消去说了。

到了他主政期间，这份勤勉却也没有就此松懈。

根据先秦文献《鬻子》之记载——

帝禹治理天下，倚靠五声之奏响听政。

他在宫殿之门前悬挂鼓、钟、铎、磬四种乐器，又将鞀[2]这一乐器放置在簨簴[3]之上。

帝禹明白向所有人宣示：

如果能指导我政治之道的，请击鼓。

如果能指导我如何才能做到合乎正义或公益的，请敲钟。

如果能指导我该如何处理国事政事的，请摇铎。

如果能够告诉我，国家所面临之忧患的，请敲磐。

如果能够告诉我，政府之法律案件有处理不公的，请挥鞀。

这就是所谓的“五声“听政。

因为帝禹是这样统治整个国家，所以一顿饭之间要坐起来七次，结果往往是过了中午，也没能有时间吃一顿饱饭。

帝禹说：“我不害怕有本事的人奔走于道路，而害怕他们都聚集停留在我的宫殿之中。如果不处理完他们的请求，那么四海的民众就不会归心中央政府了。”[4]

帝禹事必躬亲，勤于政事，成为后世君主之榜样。

 

9、廉生威

 

一个君主之“勤”，为国家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明代的朱元璋对此有如是心得体会——

以往朝代之昏庸君主，个个都以垂拱无用作为偷懒的借口，他们放纵恣情、荒废懈怠，贪图安逸，不亲自处理国事政务。

却不知道君主之治理天下，要先不不贪图安乐，然而才能放松一下。

如果把放纵恣情、荒废懈怠当成是垂拱无为而治——

那么帝舜何必说，我已经垂垂老矣，实在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处理如此繁剧之政务了？

那么帝舜何以要惕警自己珍惜光阴？

那么周文王何以忙到了中午还腾不出时间出来吃饭呢？

况且作为天下人之君主，必须日理万机，一旦懈怠的心萌动了，那么国务政事必然没法得到及时的处理，遗留之后患实在大到没法一一说明了。

朕自从即位以来，常常以勤奋自我勉励，没亮即临朝，太阳偏西才回宫；夜里想着天下大事，睡不安稳，就披衣起床，观看天象，看到一颗星星位置不对，就会想可能有哪一件百姓的事应当马上办，立刻一条一条记下来，等天亮了再安排下去。[5]

朕并不是不想暂时休息一下，然而内心实在是对天命至为畏惧，不得不勉强自己啊。[6]

做领导的，勤政办事，下面很自然的跟着连轴转，这是以身作则带来的好处。于是再如何错综复杂的国事政事，一经到了他手上，化繁为简，化有为无了，最终都及时处理，

帝禹除了“勤”之外，还有一样的优点，那就是“俭”。

做领导的勤政不难，因为能够做上领导，本身往往就是权力欲望至为充沛之人，他们不择手段的去掌握权力，自然是为了有所作为。

而人一旦要想要有所作为，都会严肃的鞭策自己，尽心竭力。

然而，做最高领导，既勤政又廉洁就难了。一个人在追求权力的过程，如果没抵达事业之顶点，往往因了目标之指引，所以压制个人之私欲并不为难事。

可是一旦抵达的顶点，便往往会觉得世间已经没有让他奋进之目标，于是长久以来压制的私欲就会有如山洪暴发，锐不可当。

“俭德”之难行，可知也。以中国煌煌四千年之国史而论，真较真了，当的上这两个字的君主，实在是太少了。

上古文献中歌颂帝禹之“俭德”的文字颇多，这里列举两条。

其一：

帝禹秉政之后，开始大力推行廉洁办公。他以身作则，让大家向他看齐：

身上的服饰不可太奢华：

宴会上的食物不要讲究太多的味道；

参加朝会不要专车接送；

所舂之谷物不要专门挑选出毇米；

屠宰牲畜不要砍折骨头；[7]

其二：

“帝禹，我对于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了。

他的饮食很菲薄，孝敬鬼神却很丰盛；穿着朴素，却把礼服做得很华美；住房低矮，却尽全力疏通沟渠。

帝禹，我对于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了。”[8]

帝禹即便不作为黄帝王朝之天下共主，以他夏后氏族长之尊，大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何以自苦如此呢？

须知黄帝王朝帝禹时代，是个大洪水时代，在大洪水天灾面前，人人朝不保夕，于是各种及时行乐的风潮必然盛行。

于是整个黄帝王朝，手上但凡有点权力的人，莫不想着优先使得自己拥有更多的粮食、财富。

虽然没有文献之记载，但是我们不妨可以推想，在这样至为不安的年代，为了寻求安全感，大规模腐败现象横行是必然的。

腐败最根本的心理根源还是与生俱来的贪欲本性，这个几乎人人都有。而越是社会崩溃动荡之时，腐败之现象往往一发不可收拾。

帝禹面对这样的局面，一方面自然要依靠严刑峻法。另一方面则是以身作则。

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便曾谈到他之所以厉行节俭的原因，说道：

作为君主，忧虑老百姓的，就会真心去体会老百姓之心。

爱惜老百姓的，就往往会爱惜民力。

朕每次吃饭，就会思想起天下老百姓未得温饱。

每次穿上衣服，就会思想起天下的军民处于寒冷之中。[9]

果然如此么，其实未必。

在一个人治社会，君主之一言一行，有着放大之政治效应。

一个廉洁的最高领导人，会在群众之中得到近乎神之尊崇，即便以现代中国总理周恩来而论，多数民众谈起周恩来时候，充满胸臆之中唯有崇拜之情。

而这种民众之崇拜之情，反过来相当于是一张张信任投票，给予了最高领导人至高之威权，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叫做“廉生威”。

这威从何来，自然是从民众中来。

有了这威，号令臣下，臣下自然唯有凛凛尊崇。

是以人类政治发展到今日，我们会发现一个至为讽刺的现象——

即便是再独裁再专制之领袖，他们很可能私底下至为腐化，然而却要将自己的公众形象打扮的至为廉洁，其原因即在于此。

 

 

10、民惟邦本

 

帝禹之治水，要调动是黄帝王朝各方国各大族之力量，调配周转天下之资源。

做这样一次总动员，主事者仅仅勤于任事，而不做到廉洁奉公，是很难树立起威信的，没了威信，是断然无法推行政令的。

帝禹也只有既“勤”又“俭”，方能驱使天下民众舍小家而顾大家，投身于治水大业之中。

是以帝舜在国事会议上就公开表扬帝禹，评价他是“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这也是成语“克勤克俭”之出典。

帝禹之“克勤克俭”，乃是基于对民众力量之深刻认识，是以相传夏王朝历代君主都遵循他留下的一道祖训——

“伟大的先祖（帝禹）曾有明训:

作为君主，对人民当要亲近之，而不可蔑视之；

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自然安宁。

我看天下人哪，便是愚夫愚妇，他们的能力也有胜过我的地方。

君主一人独断，往往会有失误发生，考察民怨难道要等它显明？

眼前所未见之过失，尤须早做预防。

我治理天下百姓，时刻战战兢兢，恐惧得就像用朽坏的绳索驾驭着六匹马的马车；

做君主的人，虽则高高在上，须要时刻惕警，怎么能不担心被颠覆的那一日？”[10]    

 

帝禹做为老板“克勤克俭”，如此拼命，那么做臣下的自然就不敢松懈了。

在他的抽打之下，黄帝王朝第一次建立比较全面而完整的官僚集团。应该说，帝禹的前任帝舜创设的九官制，已经给帝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九官制其实论其职权，已经很接近于现代政府部分之分工了。

只是帝禹作为天生的工作狂，并不满足于“九官制”，他将原有的“九官制”大大的细化了，于是整个官僚集体在帝禹手上瞬间膨胀了一倍。[11]

当然，这也不能怪帝禹。

帝禹最初上任之时，应对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一页——大洪水。

对于洪水，黄帝王朝自黄帝开国以来，并不是没有遇见过，帝颛顼时代的洪水也很大，逼得帝颛顼带领民众从曲阜辗转到了濮阳。

可是帝颛顼时代的洪水比诸帝尧时代的洪水，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面对大洪水卷地而来所造成前所未有的困境，帝禹只能一边治水的同时，一边根据需要，设立出无数个临时官职出来。

到了大洪水退出，这些临时设置出来的官职，再考量其职权，斟酌是废弃还是保留。

官僚集团的膨胀，从来是利弊互见的。

没有足够的官僚，则下情无法上达。

下情上达了，中央政府制定出因应之道，如果没有足够的官僚，也无法在基层得到有效的执行。

然而官僚太多了，首先是奉养的问题，谁来养。

这个问题在今天似乎不成为一个问题，当然是老百姓来养了。

可是在遥远的四千年前，黄帝王朝是由各方国各大族组成。可想而知，多数方国、大族，都想保留属于自己的特权。

换言之，谁都只想着自个养好自个。

他们之所以抵制中央政府官僚集团的膨胀，原因而它，中央政府官僚集团一旦膨胀，必然要触动他们的利益。

很自然的，在具体的政治事务中，官僚集团要发挥作用，就会去指导各方国各大族。

各方国各大族如果不接受指导，中央政府就会强行干涉。

各方国各大族如果不接受干涉，中央政府就会以武力讨伐之。

纵观黄帝王朝整个王朝历史，内战并不少见，然而此前内战之性质，都是族与族争，联盟与联盟争。

争什么，争的都是本族之利益。

而到了帝禹这一任，帝禹也算是打内战最猛，共工氏、曹魏氏、屈骜氏等等，无一不是被他讨平的。[12]

但是帝禹不论是打内战还是和三苗之国打外战，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争的治水之主导权。

也就是说，帝禹的征伐，并不是为了掳掠人口、抢夺财富、粮食，而是为了公共利益。为了全天下百姓之福祉。

他的讨伐是那么的名正言顺，讨伐之后，设置的官僚也是为了治水。

总之，帝禹借着治水这一名义，使得黄帝王朝之中央政府的权力大大加强了，而这一大大加强的权力又牢牢的把持在他一人手中。

权力在短期内高度集中，伴生的挑战就瞬间翻倍，这是政治斗争的常识。

是以到了他主政期间，更是警惕各方国各大族之坐大。

各方国各大族背反的迹象，最明显的莫过于增高增大本族之城邑，拓展本族之领土。当年帝禹母亲鲧氏之死，被做成铁案，便是在这上头没有谨守君臣分际。

现在，帝禹的回应则是异常之强硬，有如霹雳，一旦察觉，立时施展。

他对于那些阳奉阴违的各方国各大族，不惟将他们增高增大的城邑强行拆除，还散去他们的物资储备，禁止他们生产武器。

当然，软硬两手，帝禹硬的很硬，软的更软，对于改正的各方国各大族立时加以恩惠，是以最终才能收拢人心，使得海外宾服、四夷纳职。[13]

 

11、夏后氏官百

 

 

随着黄帝王朝中央威权之日益张大，在黄帝王朝帝禹时代，中国历史上王权时代的大幕就这样开启了、来临了。

于是，中国历史至此出现了一个不可逆转之趋势——地方权力越来越小，中央政府权力越来越大。

其后，这一集中之王权历经夏商周三代之经营，最终为中国进入空前的集权专制之国时代——皇权时代创建了条件。

 

帝禹是黄帝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也是夏王朝的开国君主。他所创设的新官制为日后夏王朝之官制定下了基本框架。

夏王朝之官制如何？由于文献匮乏，今已不大可考。

大致而言，其直辖中央政府之官僚集团有百人之多[14]，初为六卿所职掌。这当是帝禹在沿袭帝舜时代所创设九官制，而加以优化的结果。

到底是六卿呢？

说法有二。

一是汉代学者郑玄在注解《尚书》之《甘誓》一篇的时候提到：

夏王朝时代之六卿，乃是后稷、司徒、秩宗、司马、作士、共工。[15]

二是清代学者黄以周的说法，他精通“三礼”[16]，撰有《礼书通故》，对于夏王朝之六卿官制详加阐述——

上古时代治国之根本大法《洪范》之中，将国家政事共分为八大类。

第一是农业部门（食）

第二是商业部门（货）

这两大部门都归后稷（黄帝王朝帝舜时代已设立）职掌。

第三是是宗教事务部门（祀）

这一部门归秩宗（黄帝王朝帝舜时代已设立）职掌。

第四是民政部门（司空）

由司空职掌（黄帝王朝帝舜时代已设立，最初权柄极大，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帝禹之设六卿，司空官名虽然依旧，职权却大大减低。帝禹是个工作狂，工作狂型君主的特点就容不得分权，比如后世朱元璋即不设宰相一职）。

第五是教育部门。

由司徒（黄帝王朝帝舜时代已设立）职掌。

第六是法律部门。

由司寇职掌。（此官职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在帝舜时代官职名为士）

第七是外交部门。

由宾职掌。此部门是司寇之从属部门。

第八是军事部门。

由司马职掌。（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官制，可见帝禹时代征伐之烈，以至于必须新开辟出一个部门出来。）[17]

这六卿之中，由于司空、司徒、司马掌握军政实权，是以地位在六卿之中比较高，从夏王朝时代就并称为三公。[18]

六卿之所统属百官，各有具体之行政职责。

就目前残留之文献可知夏王朝时代已经有了很多官职。

比如归于中央宣传部，负责民间采风，处理上访串访的遒人[19]。

比如国家天文台台长羲氏、和氏。[20]

比如国家档案文献馆馆长太史令。[21]

此外还尚有负责制作车辆的车正[22]。负责各种典礼之音乐的国家音乐学院院长（乐正）[23]

以上都是中央政府常设之官职，属于最高层。

而基层行政官僚也有，目前仅见虞人和啬人两个职务。

虞人就是负责管理山林野泽狩猎事务管理员。

啬人则是负责劝导督促农夫努力耕田的管理员。[24]

 

得益于帝禹之政治天才，中国人第一次迎来公共服务部门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

帝禹时代新兴之官僚集团，第一次做伸展运动、正式释放其政治影响力，是在帝禹主政的第一年。

是年，帝禹已经摄政有三十九年了。在他的一手打磨之下，这一官僚集团已经逐渐完善。

因此，在帝禹的主持下，经由这一官僚集团的集体发力，一部基于全国性的历法得以开始推行。[25]

这套历法和之前黄帝王朝历代历法大大有别，他对中国人之生活影响至为顽固，直到今日，也就是日常常说的夏历，这诚然是夏代文化之最高成就了。

这套历法颁布之背景乃是帝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发现调配黄帝王朝各方国各大族之资源至为困难，而这一困难又是因为黄帝王朝各方国各大族所奉行的历法不一引起的。

在《族天下》一书，我们大略已知，黄帝王朝之中央政府虽然有了通行之历法，然而在应用上，各方国各大族却是自行其是。

比如同样是判断夏至，有的靠立木测天，有的靠观察星象，有的则通过观察气候变化、动植物之生长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播种之日期必然难以达成一致，而自然的收获季节难以达成一致。

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12、 夏小正

夏小正对后世历法影响很大，上图为殷历的甲子表

须知黄帝王朝之贡赋乃是基于各方国各大族按本族之人口规模、所占田地大小而拟定。这就影响到了黄帝王朝中央政府根据征收贡赋而拟定的平定水土之计划。

要执行如此大规模的工程，不在事前拟定计划、准备好一定的粮食储备是不行的。

当然了，如果是太平时节，一年之贡赋早来几个月晚来几个月并无差别。然而在帝尧时代帝舜时代，这种财政状况就很要命了。至少差点让黄帝王朝差点over了。

如果把大洪水之后黄帝王朝比作现代的公司，那这个公司从财政来说，基本上已经接近破产，要想维持整个公司运作，必然要量入为出。

所以帝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征收各方国各大族的贡赋之上。即便到了临死的那一刻，都在计算各方国各大族所进献的贡赋。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帝禹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

帝禹带着几万人疏凿河道，已经在工地上坚持了两个月了，工地的大本营中，粮食储备日渐减少。

他派出连续一波又一波使者前去各方国各大族催缴按照约定他们早该运送到粮食。

然而，一天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回音。

于是，帝禹开始裁减每个民工的每日口粮，以便粮食储备能多维持几天。

工地上从各方国各大族征调而来的民工开始以帝禹所不能听懂的语言，各自喧哗起来。

他们的要求至为正当，远别家人，坚持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却连基本的粮食都吃不上。这样的活谁还干啊！！

帝禹作为治水工程之主事者，首当其冲，必要要承受这支治水队伍随时哗变的可能性。

他甚至能想象到最极端最坏的结果，就是这些愤怒的民工在忍无可忍之下，将他撕扯成两半，将他的身体分而食之。

他一次又一次深入工地，和民工的代表们进行沟通。

然而，帝禹知道，他这时候说的再多，再恳切，再感人，都抵不上一粒粮食。

终于，粮食运到了，民工们爆发出山洪一般的欢呼。

 

正因为帝禹有这样的经历，是以他摄政之后，便有意对于黄帝王朝中央政府之财政加以改革，要将举国之农业生产纳入计划之中，这一计划我们不妨姑且名之为“夏历计划”。

这一计划除了让所有的民众在农业大丰收之外，还有一个目的，那是准时及时的缴纳贡赋。

只有准时及时，国家财政才能做全盘计划。

“夏历计划”之执行，首先要有一部大家都可以遵循的历法，这便是流传至今的《夏小正》。

《夏小正》[26]一书，分十二月，全文不过四百多字，是一部天象历和物候历交相融合之历法。

这里试举正月（即现在阳历的二月），以见大概——

正月：

冬眠的虫苏醒了；

大雁北飞；

野鸡振翅鸣叫；

水温上升，鱼从水下向水面游动，这时水面还有薄冰；

园子里种的韭菜发芽了；

田鼠开始出洞活动

水獭开始捕食鱼类，鱼多得吃不了，弃置水边，好象祭祀似的；

鹰去鸠来（鹰和鸠都是候鸟，来去有一定时期。）；

柳树生出柔荑花序；梅、杏、山桃都开花了；

缟（一种莎草）已经结实；

鸡又开始下蛋了。

（以上为物候）[27]

常有和风吹来，虽然还有寒意，却能消融冻土。

（以上为气象）[28]

天空又看到鞠星了；黄昏的时候参宿在南方上空；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下方。

（以上为天象）[29]

修理农具耒耜；整理疆界，规定一个奴隶要为奴隶主耕种多少田地；采摘供祭祀用的芸菜。

（以上为相应之农事活动）[30]

由以上经文可知，《夏小正》记载每月的天象、物候、民事等，内容涉及到自然现象、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特别是生产方面的大事，如农耕、渔猎、蚕桑、养殖等。

这部历法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那个时代最精准的历法，而在于它的实用性到了几千后的今天，也是非常最强悍的。

是以即便到了清代，学者毕沅对于这本书评价还是非常之高，他说——

“夏小正一书对于天象、时制，人事、众物等诸多情况无不一一详加记载，实在是上古时代一部至为重要的经典力作。”[31]

即便以现代人有限的科学常识，大多都知道要想制定历法，最精准的办法莫过于观测天象，而在黄帝王朝时代，中国的天文观测确实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我们也知道，制定历法最大目的就是指导农业生产。

那么以黄帝王朝疆域之广大，如果是全凭借天象历，则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些地区如果是在该当播种之时，连续一两月狂风暴雨，天象阴霾，看不到星星，巫师无法做出判断，于是最终和别的大族之播种时日不一样了。

上古时代，种庄稼完全就是望天收，季节没有搞对，你如果是个巫师，你不但自个out了，还要连累一大堆族人挨饿受冻，一不小心，说不定就种族灭绝了，也很有可能。

 

 

13、 预警系统

 

如果全凭物候历呢？

也有问题。

物候历都是基于对于本族居住地动植物之生长情况长期观测的结果。

然而，上古时代，人民时不时因为各种原因，或天灾或战争而搬迁，而一到新的环境，原有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以前掌握的物候，全失去作用了。

比如独龙族的原始物候历，从当年大雪封山算起，到次年大雪封山为一年，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洛"(类似月，但不等于月)。

然而如果他们搬到了南方，没有大雪，这物候历就行不通。

《夏小正》就比较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两边都不偏废，合二为一。

这个历法并不深奥艰难，都是近取诸身，选取都是各方国各大族举头可见之天象，俯身可寻之常见动植物。

是以即便因地域之差异多有不同，然而只要观测到其中几样，则虽不中亦不远了。

现在，帝禹下令全国推行夏历计划，派遣官僚深入各方国各大族，大家有了标准划一的历法之后，就再也没有理由不准时及时的缴纳贡赋了。

观测历法本是黄帝王朝各方国各大族之巫师阶层之特权。巫师阶层借此使得民众盲从敬畏，已经不知道历经多少世代，现在，一夜之间，这一特权大大的贬值了。

帝禹以治水成功之声望，派遣他的官僚到黄帝王朝各方国各大族颁布夏历，便等于是将黄帝王朝之治权由中央伸展至于地方。

如此一来，地方之特权大大贬值的同时，中央之威信藉由帝禹派遣的这些官僚的努力而大大提升了。

 

我们常常夸大了秦始皇书同文的功绩，以为自有了文字之后，中国人至此再也不会分裂。

其实不然，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之国家之所以屹立千年而不衰亡，最基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首先要在经济上形成牢不可破的农业经济共同体。

帝禹颁布夏历之努力，就是建立农业经济共同体之努力。

当整个黄帝王朝无论多么遥远的地区，都和中央保持一致，执行统一而有计划的农事作业。那么这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它的面目就逐渐的清晰起来了。

虽然这个选择并不算的上是最优化最有效率的选择，然而却是最公平的选择。

我们不妨来看看帝禹颁布夏历之后，在应对诸如水旱等天灾上的表现。

在大洪水退下去之后的帝禹主政时代，又经历七年的局部洪水泛滥。然而这一次局部洪水，给黄帝王朝带来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墨子》一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文字颇长。首先，墨子提到农业经济共同体对一个国家兴衰之影响：

国家有七种祸患。……其中第七种祸患是家畜和粮食不够吃。

五谷是人民所仰赖以生活的东西，也是国君用以养活自己和民众的。

所以如果人民失去仰赖，国君也就没有供养；人民一旦没有吃的，就不可使役了。所以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财用不可不节约使用。

五谷全部丰收，国君就可兼进五味。若不全都丰收，国君就不能尽其享受。[32]

也就是说，一旦中国人选择了向农耕文明迈进，那么无数个农村就会构成一个又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圈子，这些小圈子对整个国家政府之财政之支撑，是国家保持静态稳定之根本。

在上古时代，自然环境之严酷，使得刚刚构建的农业经济共同体一旦遇到不可抗力之天灾，就会摇摇欲坠。

正如今天的金融危机，就会让欧洲人对于欧共体失去信心一样。

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果民众失去了信心，那后果肯定是灾难性。是以，国家既然主导建立农业经济共同体，那么也就应该同时建立起预警系统。

这个预警系统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大大的完善，共分为五个等级：

一谷无收叫做馑，二谷无收叫做旱，三谷不收叫做凶，四谷不收叫做匮，五谷不收叫做饥。[33]

每一等级的预警，中央政府都必须作出相应的应对，以示对受灾民众负责。

遇到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

旱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

凶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

匮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

饥年，免去全部俸禄，只供给饭吃。

所以一个国家遇到凶饥，国君撤掉鼎食的五分之三，大夫不听音乐，读书人不上学而去种地，国君的朝服不制新的；

诸侯的客人、邻国的使者，来时饮食都不丰盛，驷马撤掉左右两匹，道路不加修理，马不吃粮食，婢妾不穿丝绸，这都是告诉国家已十分困乏了。[34]

为什么中央政府要给老百姓遇上的天灾负责呢？

这是因为中央政府用一整套官僚系统，接管了原本属于地方的权力。

在任何文明草创阶段，负责老百姓天灾的，本该是他们直辖的族长。当中央政府的权力伸展到基层，则必然要接手负责天灾了。

14、 超级保险公司

 

 

晋代《三国志》一书里头的《乌丸鲜卑东夷传》，提到夫余国在文明草创阶段，建立了部族联盟，便是如此——

“以前夫余国的风俗，一旦水旱不调，五谷不熟，就会怪责自己的族长（认为这是老天爷对族长本人有成见）。

于是大家就会商议，要不要换个其他族的族长来当老大，或者直接把族长杀了祭天。[35]

而现在，帝禹转变了这个观念，认为出了天灾人祸，就要整个中央政府总其责。这个责任，君主当然还是要负很大的部分，然而具体的基层行政官员也要一起承担。

这种变化就使得官僚集团不仅仅只对中央政府负责，也要为天下所有的老百姓负责。

（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夏王朝的第四任君主仲康为了日食观测错误，而问责于主掌历法羲氏、和氏。）

农业经济共同体的脆弱性实际上一直到中国近代也没有克服过。历朝历代，因为天灾凶年而引发的农民战争，史书上比比皆是。

然而有了这套官僚集团系统，人民的怨恨有了宣泄的出口，因此往往是只反贪官，不反君主。

是以，中国人在东亚建立的中央政府，虽然集权而专制，虽然不断分裂，很好玩的是，到了最后，所有的百姓还是希望再次建立一个负责任的中央政府，而不是退回小国寡民时代。

这套官僚集团系统，发展到其成熟期，甚至君主都开始得到豁免权。这一逻辑，《墨子》也讲的明明白白——

……年成好的时候，老百姓就仁慈驯良；

年成遇到凶灾，老百姓就吝啬凶恶；

民众的性情哪有一定呢！

生产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就不可能有丰年。所以说：财用不足就注重农时，粮食不足就注意节约。

因此，古代贤人按农时生产财富，搞好农业基础，节省开支，财用自然就充足。

即使前世的圣王，岂能使五谷永远丰收，水旱之灾不至呢！但（他们那时）却从无受冻挨饿之民，这是为何呢？

这时因为他们努力按农时耕种而自奉俭朴。

《夏书》说：“禹时有七年水灾。”《殷书》说：“汤时有五年旱灾。”

那时遭受的凶荒够大的了，然而老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这是何故呢？

因为他们生产的财用多，而使用很节俭。所以，粮仓中没有预备粮，就不能防备凶年饥荒；[36]

《墨子》在这里对老百姓的苦难一笔带过。

实际上，即便是当代之美国何等富裕，可是他们遇上特大天灾，也是很无力的。

比如“卡特里娜”飓风登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第一大城市新奥尔良之后，要瞬间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不受冻挨饿，不太现实。

只是，越是在特大灾害的关头，人类为何设置中央政府这一问题，反而越显明。

中央政府在丰年之时，有所积蓄了，在灾年则可以举全国之力救助一方百姓。如此，中央政府之职能，显然成为了一个超级的保险公司了。

实际上，人类建立国家建立的过程，其实都是一部暴力史。最初国家的性质，和收保护费的黑社会老大，并没有区别。

也就是说，政府和民众之间，义务和权利并不对等，就道义而言，是很说不过去的。

黄帝王朝自立国以来，历来向各方国各大族征收贡赋，靠的并不是什么道义，而是武力，横睨整个东亚最强大的武力。

现在帝禹通过颁布夏历，使得整个国家之财政得以量入为出，在丰年有所盈利，而在凶年倾力救助灾民。

这时候，中央政府之职能得以转变，在民众之心目中，便再不是面目狰狞、冰冷无情的国家机器了。

帝禹主政八年之中，有七年时间是在和洪水过不去。他是如何第一次让自己创建的一整套官僚集团高效运作的呢？

《墨子》一书对于帝禹之官僚集团的努力，讲的比较含糊，我这里多翻翻文献，为大家再找出相近一条来。

该条出自春秋时代政治家也是经济学家管子所写的《管子》一书，书上说——

帝禹时代，有五年（墨子为七年）的洪水之灾，帝禹命令中央政府，对于因为陷入饥饿而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孩子的老百姓加以救助，并帮他们赎回自己的孩子。

同时，帝禹还下令开挖历山之铜矿，紧急铸造货币[37]以接济所有陷入困境的老百姓。[38]

帝禹领导中央政府作出这样的努力，使得受灾之民众得到安抚。

 

 

 

15、纵做鬼，也幸福。

夏代是个尚实用的民族。从他们的陶爵可以看出，几乎是直线型的，

如果按照孔子的标准，当是“质胜于文”了。

 

 

苦难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在苦难中前行，毫无生路，让人彻底绝望。

如果一国之民都是绝望之众，则天下陷入动荡则必然的。

现在，帝禹虽然并不能完全解决受众民众之困境，却以他和他所领导的努力告诉天下民众，政府是不会抛弃他们。政府之援助民众，乃是道义上无可推诿的责任。

如此，则天下老百姓虽陷入困境中，然到底胸中还有一线希望支撑，特别当帝禹派遣的官僚出现在救灾的第一现场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升起这样的信念，世界并没有抛弃自己。

是以，自夏王朝以降，虽然诸子各持异说，然而对帝禹的这一努力都甚是嘉许。

于是，帝禹主政时代七年洪水，遂成为美政，肉麻的吹捧帝禹时代之政治——

帝禹主政时代，虽然出现了洪水灾害，却避免了人祸，天灾所产生的破坏并没有伤害到老百姓。[39]

潜台词自然是在天灾之苦难下，老百姓在政府的帮助下，感到很幸福。

事实上，这种论调到今日也没有过时。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便出现一个歌唱“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幸福”。[40]

说这位“王幸福”无耻么，估计是谈不上的，他是正儿八经的发表在省级综合性日报上。他也是经过编辑重重把关审稿之后，才上的报纸。

难道所有编辑丧失了良知，肯定也不是。

王幸福这种以活人之姿，为死人发言表态的精神，确实太过轻佻，

然而究其实质，则是一种中国人独有的“乐观主义”，对政府至为信赖的“乐观主义”。认为在天灾之后，政府必然会有所作为，不至于让老百姓流离失所。

准此，活着的人，不至于绝望。已死之人，自当感到安慰。

那么，中国人是不是太贱了，何以有这样显异于世界各国的“乐观主义”呢？

这理由其实也是挺简单的，自从黄帝王朝帝禹时代开创了举政府之力救助灾民之施政模式，被认为是典范，被视为政府稳定之基石。

其后四千年以降，中国人实际上换了无数个大大小小、或统一或分裂的政府。然而每个政府只要一成立，都遵循这一传统。

那怕再独裁再专制再贪腐的政府，在天灾面前，都要向民众展现柔情一面。

正是基于此，中国人对于自己政府之信赖感是远远超越世界各国。

这个传统，当然有好的一面，中国人与中国政府有了这样的互信作为根基，是以多数时候，只要政府不是太过于倒行逆施，则往往显现出超稳定的状态，大大减低了政治动荡。

坏的一面呢？就是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政府，太过于心满意足，不做高标准的要求。于是民权社会[41]之实现遂变得遥遥无期。

所以现在外国人搞国民幸福指数调查的时候就很郁闷了，怎么看也看不懂——

明明中国政府在满足国民各种需求、权利还有提供的福利上，比起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差距还是当的大，可是中国人还是很信任自己的政府，国民幸福指数也相应的排在前列。

 

现代人谈起政治，对政府的要求往往是四个大字——以人为本。

帝禹颁布夏历，表明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意识的使得政府造福于民众之君主。

在《夏小正》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

谈到天象的地方，文字很简洁。绝无后来《礼记》上之《月令》、《吕氏春秋》上之《十二纪》那些让人头晕的宗教神学和阴阳五行之浮言虚辞。

而在物候方面，举凡草木鸟兽等自然现象无不备录。特别是在农事安排、指导生产方面，更是具体而详实。

这说明了帝禹主持撰写这部《夏小正》的时候，根本就不把天道放在心上。

实际上，如果他把维护自己的君主权力放在第一位的话，肯定会像后世之《月令》《十二纪》一样，喋喋不休的通过天象来说明自己是老天爷最眷顾的君主。

正因为此，这部《夏小正》让后人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夏人崇尚自然，服从命运之安排，并不看重鬼神。[42]

后来春秋时代，孔子学习历法，在夏商周三个王朝历法之中，选择的却是夏历。

虽然孔子是个一心推崇周王朝政治的人，然而他的天性中却是对鬼神敬而远之，所以对于商周两代的历法反而不是很感冒。

最初，孔子特意跑到杞国去学习夏王朝政治，因为杞国是正宗的夏禹之后，保存夏时代的文献比较多。

只是由于夏王朝的年代实在太久远了，孔子也没学到啥，倒是夏历最对他的胃口，因此他回来之后得意洋洋的宣称——我掌握了夏历啦。

可见夏历虽然历时悠久，却诚然有朴素自然之美，特别其以人为本的制历观念，深深打动了孔子。

 

 

 

16 、使民心变

 

 

 

 

大洪水时代是个人心转变的时代，在大洪水之前和大洪水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这变化是如此之大，即便是千年之后的战国时代，也难以令后人释怀。

《庄子》一书中，有一篇《天运》，讲的是天道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其变化是自然进行，没有谁在主宰。而人世之帝王必须与之相顺应。

庄子为了讲这个大道理，便戏拟了孔子见老子的场面。

庄子一向是瞧不起儒家的，因此在这场双雄会中，孔子被老子扁的全身内伤，他的弟子子贡很不服气，就自个去找老子，想替师傅争回这个面子。

在这段子贡和老子的对话之中，老子为我们历数黄帝王朝历任君主治国之得失。要搞排行榜，肯定要先定个标准，老子拟定的标准就是两个大字——民心。

现在，先来看看这段文字——

子贡用孔子的名声为中介去见老子。

老子正伸腿坐在堂上，轻声答应说：“我的年岁很大了，你对我有什么指教吗？”

子贡说：“三皇五帝的治理天下方法不同，连系他们的名声却同样崇高。然而只有先生认为他们不是圣人，这是为什么呢？”

老聃说：“小伙子稍稍往前来，你为什么说三皇五帝治道不同？”

子贡回答说，“帝尧禅让天下共主之位给了帝舜，帝舜禅让天下共主之位给了帝禹，帝禹用气力而商汤用武力，周文王顺从商纣王不敢违抗，周武王违抗商纣王而不肯顺从，所以说不同。”

老聃说：“小伙子稍稍靠近，我给你讲三皇五帝的治理天下情况：

黄帝治理天下的时代，他的统治使得民心淳朴无分别。

在老百姓之中有父母死掉的而不哭泣的，大家也并不会去非难。

帝尧治理天下的时代，他的统治使老百姓都亲爱其亲人。

老百姓之中有特别亲爱自己父母的人，他们对他人之亲爱程度是依着亲疏程度而有别的，大家对此也并不会去非难。

帝舜治理天下的时代，他的统治使得老百姓之间起了争竞的心。

于是民间的孕妇十月生下孩子，孩子五个月抢着开口说话，还没等到会笑就开始分辨人与物，人开始有夭折的了。

帝禹治理天下的时候，他的统治使民心变得机智权变。

人有机诈作伪之心，则用武力使之顺服天理，杀死盗贼并不叫作杀人，从而人人都有了自私之心，谋起了私利。并将这样的人视为同类，认为天下人在自私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43]

老子的这些论断，虽然偏狭，却并不是无的放矢。

只是，他并没有体谅，大洪水之后，人类骤然失去乐园的苦况。

大洪水之后的政治格局至为混乱，举国滔滔，遍野饿殍，要控制这样的局面，除了当事者勤于任事之外，也要勇于任怨。

最初，帝舜接纳了皋陶设计的大规模减刑方案，着实收到了奇效。

然而随着灾后重建的工作展开，如果一直执行这套的方案的话，则举国上下为了争夺有限的粮食资源，必将最终法纪荡然无存。

是以帝禹一旦察觉到这一苗头，便下令皋陶重新修订法律，严刑酷法，一一放行。打击罪恶，从重从快。[44]

他并不是一个毫无同情心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以老百姓之心为心的君主。

他在治水过程中，一想起洪水之中，尚有被飘没的溺水着，就好像自己也是一个溺水者一样。

正是带着这样焦虑的心，在这样焦虑的心的驱使，他拖着瘸腿，辗转奔走于天下。[45]

 

帝禹是个完人嘛？

不是。

帝禹没有缺点嘛？

缺点，帝禹不但有，还很大。

帝禹性情峻急，为了多办成几件事情，他总是给自己制定计划，制定了之后，又希望尽快完成。

造成的结果自然是他经常忙的白天都没有时间吃饭，便是晚上睡觉了，也满脑子还想着明天的事情。[46]

他是那种只在意结果，不追问过程的老板，是以有时候求功心切，难免对下属多加苛责，因此皋陶作为的辅佐之臣，常常在关键的时候劝谏他。

皋陶就曾经当面指出帝禹用人方面的缺失，认为他既然把任务交给别人，就要事先了解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承担其这样的重任。

如果任用了不合适的人选，然后再去追究对方的责任，是很应该的。

皋陶劝说道：

执政之道，首要在乎知人善任，只有知人，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就这点而言，就是帝尧帝舜也是很难做到的。[47]

皋陶言下之意，自然是帝禹你离帝尧、帝舜的水平那就差的更不是一点半点了。

帝禹的反应并不是当庭咆哮，而是振容改色，恭恭敬敬的感激皋陶的指正。

从这点来说，帝禹又是一个极为大度的人，下属指出他的缺失，纠正他的错误，他都会接受。[48]

 

 

17、微禹，吾其鱼乎

 

 

 

 

 

 

 

中国人的酒文化至为发达，图为商周时代的四种酒器

 

 

 

 

 

一个君主能够接受别人劝谏，诚然是至大的美德。

然而为什么多数君主做不到，而帝禹能做到呢？除了黄帝王朝内部之各方国各大族构成的权力制衡政治体系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帝禹懂得自省。

他曾经授意自己的一位臣下仪狄酿酒。[49]

这位仪狄先秦文献上称之为“帝女”，只是不知道是帝尧之女还是帝舜之女。

她在酿成美酒之后，进献给帝禹。

帝禹品尝了之后，感觉到实在是太甘美了，忍不住一喝再喝，最终醉的一塌糊涂，当他一清醒过来，便即大喊道：“啊，后世之统治者肯定会有因为这美酒而导致亡国之祸。”

于是他不惟立时戒了酒，还疏远了酿出美酒的仪狄。[50]

正是因为他有时时惕警的心，是以才能时时发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之。

也正是因为他的惕警之心如此之高，才得以在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斗争中占领先机，无往不胜。

 

到了帝禹晚年，平定水土、铸鼎九州、征三苗之国、会诸侯于涂山、会稽山这些大事一一成功。

在文治上，他使得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平稳的运转。

在武功上，他至少将整个黄帝王朝的版图拓展了两倍以上。

可以说，帝禹不需要听到人民的评价，也深知自己的功业远迈前人。

这时候，多年的苦劳辛劳，让他起了奢侈的心，[51]他也开始兴建大型宫室[52]，便是用来祭祀的祭器，也从不讲究到变得异常的讲究了。[53]

这时候，他已经拥有了近乎神人的威权，一声号令，举国再无质疑之声，他的这些做法，甚至大家都为他找好了种种理由——

帝禹平定水土，鼎定九州，黄帝王朝天下四方各方国各大族都以封地之内所生产作物进贡中央政府，足以充满了帝禹所兴建的宫室，以让他尽情的挥霍。[54]

 

帝禹这样的领袖，像抽打螺旋一样，抽打着整个民族跑步前进的领袖，人类史上不多，中国史更少，大致算起来，也不过就是秦始皇、汉武帝、毛泽东这样少数几个。

他们的功劳大么，太大了，甚至已经不是用大、伟大所能形容了。因为他们的努力，久远的改变了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性格命运。

多数时候，他们被当成好的榜样。

然而，他们的鞭策越有力，他们所统治下的民众却又是那么困苦艰难，以至于筋疲力尽，以至于一贯站在统治者这一边的官方正史史官，也感情至为复杂。

司马迁就不客气的认定秦皇汉武都是暴君。

如果上古时代文献足够多的话，我们也许能看到帝禹的另一面。事实上，帝禹到了晚年，已经被自己绝对的权力所害。

所以帝禹才会在会稽山上毅然果敢的诛杀防风氏。

诚然，防风氏是迟到，然而在帝禹所设之盟会上，他是一个迟到的客人。

更何况，帝禹之盟会正是设在防风氏的地盘上，从这个角度而言，帝禹也是客人。

帝禹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然而不管怎么说，无人质疑帝禹的伟大，无法质疑帝禹的伟大。

“要不是大禹，我们或许早就变成了鱼。”[55]这是上古时代多数人发自内心的赞叹。

帝禹治水的功劳，其实是上古中国人拓展生存空间的努力之极致。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的扩展生存空间之努力，秦皇汉武唐宗元祖，都是武功赫赫，然而没有一个能够盖过帝禹的风头。

原因无它，帝禹挖的第一桶金，超级难。而后继者是在他的家业上继续努力，自然容易的多。

孟子就认为先秦时代有三件改变历史进程之大事——

往昔，帝禹压制了洪水而天下得到太平。

周公（姬旦）兼并了夷狄这些少数民族，而老百姓之安全得到保证。

孔子撰写并完成了《春秋》一书而使得那些颠覆国家、造成社会动荡的乱臣贼子们感到恐惧。[56]

排在位置第一位的便是帝禹治水。

帝禹甚至成为中国人骄傲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人类这种动物，为了维护自己的骄傲，对于赞美之词，那可是一点也不会吝啬的。

所以《大戴礼记》上，孔子的弟子宰我请教老师，帝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孔子便欢快地回答道：

帝禹的为人，办事敏捷而又勤奋，他的品德不违正道，他仁爱之怀人人可亲，他讲的话诚实可信，发出来的声音自然地如同音律，动作举止自然地可为法度，乃至重要规范准则都可从他身上得出。

他左手拿着测绘工具准和绳，右手则拿着测绘工具规和矩。

他按照天地节律规定了人类生活的时间节律，拥有四海之地，划分了天下九州，受到天下老百姓的拥戴，耳目不受蒙蔽，成功得治理好了天下。

他提拔了皋陶和伯益，以辅佐自己，并统率军队征讨那些不参加自己主持的会盟、不到中央政府进见、内政一片混乱的其他部族。

他的军队所到之处，没有不顺服的。[57]

 

 

18、 伯益之死

 

 

然而这些溢美之词都忽略了帝禹功业最遗憾的那一部分。那就是帝禹的身后之事没有处理好，致使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组成的已经经历了几百年考验的联盟就此破裂。

这一破裂期长达一千年，大大的阻碍了中国人融合多民族之进程。

东夷集团再次重回到中国这个大家庭之中，则是在周王朝时代，周公姬旦为了解决掉殷商之残余势力，兴兵攻略东夷集团之大本营山东半岛。

其后经周王室八百年之经营，齐鲁大地遂成为中国版图最牢固的一部分，东夷集团也渐渐消融于华夏集团之中，不再以独立的面目出现。

是的，帝禹确实把天下禅让给了皋陶，然后皋陶挂了。他又把天下禅让给伯益。

帝禹的第一次禅让没问题，按照老规矩传统办，大家都服气。是该轮到东夷集团当家了，皋陶也符合人望。

然而帝禹的第二次禅让，问题就大了。首先是第一次禅让，皋陶也摄政一段时间，照理，东夷集团已经轮过了，至于皋陶寿算熬不过帝禹，那是老天爷不待见。

既然东夷集团也算轮过了，华夏集团就认为，继任的黄帝王朝天下共主便该是出自华夏集团的。

现在帝禹第二次禅让执意禅让给皋陶的儿子伯益，华夏集团的就不乐意了。然而震慑于帝禹之威权，这满腹的委屈没法明说。

此外，伯益一直以来，在人望上就没法和帝禹、皋陶比，资历经验上，多年来出任的都是副职，没在一把手的岗位上历练过，所以大家也不是很放心。

这些情绪在帝禹死后，就失去控制了，最终演变成伯益和帝禹之子争天下的惨烈局面。使得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大联盟就此破裂，实在是一次至为遗憾的双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