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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乐必易”。在现代的流行音乐中，如果有一种音乐能够以最简单的方式靠近这个标准，那可能就是民谣了－－一把吉他或许就行了。上期的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咱们民谣有力量》，讲述的是新民谣“接过了摇滚的枪”，变得有力量起来。看完之后，我只想说：“新民谣 莫跑调”。

在维基百科上，民谣广义的来说，可以指三种类型的音乐：民间音乐（Folk Music），由社会力决定之社会普罗音乐；中国民歌，中国传统歌谣等；校园民歌，台湾在七〇年代出现的一种音乐风格。上世纪八十年代，民谣来到大陆，逐渐形成了狭义的具有大陆特色的民谣。这种民谣似乎无人进行过准确的描述，只能通过经典的如老狼的《流浪歌手的情人》、《恋恋风尘》、沈庆的《青春》等等来体会。以个人之见：大陆的民谣是一种以吉他为主奏乐器、低吟浅唱、主题大多定位于青春、爱情与生命的流行音乐，多为年轻人创造并传播。它的味道，纵向比较类近于中国古时的婉约词，横向比较则类近于美国民谣经典《diamand and dust》。

认定一首歌是不是民谣，没有统一的标准，甚至同一个创作者在不同时期也会写出漂移于民谣两侧的作品。比方说许巍的《执著》，许多人说是民谣，但我觉得从高潮部分来说，它已经超越了大陆民谣所固有的低吟浅唱；而同是许巍创作的《空位》，尽管没有木吉他的分解和弦，但它的味道却极像民谣。

民谣，首先它是一种音乐，而音乐一定是讲究旋律的。这就要求创作者乐感要达到一定的水准，决不是口水歌－－这是民谣的形式；而从内容上来讲，大陆的民谣绝大多数界定于“青春、爱情与生命”，这是年轻人的特性所决定的。一首民谣，无论新旧，它的好坏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上加以分辨。

南方周末上推崇的这些新民谣主要来自万晓利、川子和周云蓬。先从这些新民谣的音乐上来说，个人觉得他们的乐感还有所欠缺。乐手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一种是曾经接受过系统音乐培训的学院型乐手，比如丁薇、汪峰；另一种自然是未接受系统训练的、自学成才的，比如许巍。这两者作出的音乐用形象的方式来说：前者的音乐是一张五官和脸都很精致的脸谱，后者则是五官或许不端正、有点野性，但拼在一起仍然很精致。显然，万晓利、川子和周云蓬从经历上来说属于后者，而后者成才的难度自然又大一点。个人认为这三人的乐感，只能说是依然还“在路上”－－万晓利的音乐过于简单，川子和周云蓬的音乐更像是一个普通乐者。

他们的新民谣之所以出名，是由于内容。新民谣的主题中除了青春，爱情和生命之外，大胆的涉及到了社会现实，以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子等等，激起人们－－同样也是年轻人居多－－的共鸣。这当然是好事情，只是作为大陆的民谣，我觉得是不应该去承载这些更多的属于摇滚的内容－－民谣本身在形式上就缺乏这种张力。如果你承载了，那就不能算是民谣。

南方周末的令人敬佩，是因为它试图唤起公众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此次《咱们民谣有力量》显然也加入了这样的目的。这是好事，只是启用这样的新民谣就有些不妥。对于许多的年轻人来说，很有可能就会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谣，他们的热情更多的集中在买不起房子，找不到工作－－这对民谣当然是不公平的。

关于新民谣的努力，国内也并不是没有在做。尽管都是默默无闻的一群，却那么的值得我们尊敬。

杨千墀在《跟谁都没有关系》中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管它草原雪山还是森林，跟医生没有关系，跟校长没有关系，跟流氓没有关系，跟谁都没有关系。”－－一场青春只剩下草原、雪山和森林的梦想，这场梦想一定不能有医生、校长和流氓，这样的民谣有力量！ 

闵笛在《死去的稻草和孩子们》中唱：“一棵柔弱的稻草，它死去在墙角，在这悲伤的秋天，传说是收获的季节。”－－孩子们像稻草一样死去，死去在一个传说中的收获时刻，这样的民谣有力量！

大乔小乔在《消失的光年》中唱：“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眼中的星辰月光，消失在心中的光年。”－－这词写出顾城的味道，这样的民谣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