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城外浅谈当代中国

论坛:江湖谈琴作者:厦昭发表时间:2012-04-14 11:51
           在二十世纪初,极度无组织的中国社会,传统秩序已经崩溃,中国不得不在以后的一百年里同时面对和解决西方几个世纪以来陆续遭遇并逐步处理的问题:商业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政治革命,以及最近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增量变化与改革。在中国,危机是全面的,允许克服危机的时间则是短暂的。

 

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个人自由与国家制度重建的张力。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和西方现代意识的普及空前地释放了无数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了中国新型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自由个人及团体,但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使得中国这些新型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尽快达成“国家制度重建”。在二十世纪巨大的外来压力下,“国家制度重建”的目标以“社会革命和改革”为手段而缓步达成,但同时却极大地牺牲了个人自由。

不论这一历史进程之中的行为怎样激进,20世纪中国社会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却少很多。古老的制度与一切文化、政治混合交织在一起,这些制度还产生了一整套思想、感情、习惯、道德作为它们的附属物。要想一举改变并从社会躯体中摘除与各器官相连的某一部分,远比声嘶力竭的喊口号要困难许多。

黑格尔说: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停滞的帝国》以实例记录了西方人对中国社会长期不变的感观:作者196089月间,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探索。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乾隆时期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对皇帝同样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意愿。同样将日常的管理工作委托给一位总理,他领会这位活神仙的思想,井周旋于阴谋诡计和派系斗争之间,除了来自上面的赞同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支持。对恪守传统和等级制度的礼仪表现出同样的关注。同样接受一个共同的、可以解释一切的衡量是非的标准:只是毛的思想代替了孔子思想,康熙诏书之后是小红书而已。

 

当马戛尔尼的使团到达中国的港口时,朝廷大方的向他们免费赠送鸡鸭鱼肉,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几乎每天他们都要将其中大量的腐烂品抛到船外。而诸多的中国普通民众则在海边等待使团处理这些物品,夜以继日。一旦船舱抛出物品,他们就游到附近争抢,然后笑逐颜开的将这些腐烂品回家盐卤。这与大跃进时,毛勒紧裤袋援助水深火热的第三世界人民和当前政府在本国校车事故频发,儿童死伤不断仍向马其顿国慷慨派送校车似无本质区别。

 

中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过去决裂,却通过种种举止证明了自己的不变性。

 

孟德斯鸠指责中国商人用三杆秤,其中二杆是不准的:买时用大秤,卖时用小秤,对警惕性高的人用准的秤。巴罗则推而广之:在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窃,官吏则敲榨勒索他人钱财。”“在我们的总管看来,偷盗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

 

中国人擅长政治及实践理论,其言道德,惟重实用。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形态大体上仍处在从人格化到非人格化交易的过渡期,还远未达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的第三方执法(即由法院保障合同的执行)。千年文化积弊之深,远非一时所能改就。政权系统内官员对自己的财产匿而不公,对人民以雷锋标准进行要求,对己则将以和珅作为膜拜对象期许。上行下效,今日之中国欺诈横行,连最基本之生活饮食物件都毒发不穷。诚信系统无法建立,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正因为此,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目前在中国很难有大的发展。青木先生认为,中国的强项在制造和装配,因为与物打交道,物质变换,不需要像与人打交道一样需要复杂有效的制度。中国支撑现代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还很弱,所以只能靠拼资源而不是靠效率提高来支撑增长。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不过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不是不能理解的。毕竟中国二十世纪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相当于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进行的。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远大的历史眼光,不然就会过分估计失败,增加未来前进途中不必要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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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昭于2012-04-14 11:59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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