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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王天下”——浅谈中国历史上之王道政治正统史观念

 

我写的这套书，书名叫做《王天下》，大家肯定也很想知道，这个“王”是什么意思。

须知最早的王字并不是三横一竖的结构，在商周金文中的王字，作 之形状，而在甲骨文里头，更是作 。

中国早期文字，都是象形，这个“王”字像的乃是斧钺之形。

将 倒个个头，便是一个 ，这个 在甲骨文里头便是“戌”字，有时候“戌”字也写成 。而这个字本来就是象形斧钺。

可见，这个王字，乃是倒持一把斧钺，锋刃向下。[1]

斧、钺是两种不同的兵器，但通常被联称，因为二者的形制相似都是用来劈砍的长兵器。

区别在于钺是一种大斧，刃部宽阔，呈半月形，更多地用作礼兵器；

斧则是一种用途极广的实用工具。

斧钺最初当然是拿在战士手上，其后由于在战场之运用，虽然笨重，效果却至为血腥，可谓是所向披靡，挡着必死[2]。

是以统帅军队的首领，都会拿在手上，用以治军。

治理军队，逼人拼命，靠的是刑赏。赏往往不够给力，反而刑能震慑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斧钺就变成了刑具。

所以中国历史有所谓的“斧钺”之诛。[3]

而掌握斧钺之诛的人，往往是一国一族之军事首脑，得专征伐，权柄极大。

因此发展到后世，君主在将军出征之前，都会授予斧钺，意思自然是给予军事统率权。

比如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虢季子白盘”上就有这么一段铭文：

在十二年（公元前816年）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虢季子白制作了宝盘。
　　显赫的子白，在军事行动中勇武有为，经营着天下四方。

进击征伐玁狁，到达洛水之北。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成为全军的先驱。

威武的子白，割下敌人左耳献给了王，王非常赞赏子白的威仪。

王来到成周太庙的宣榭，大宴群臣。

王说：“白父，你的功劳显赫，无比荣耀。”

王赐给子白配有四马的战车，以此来辅佐君王。

赐给朱红色的弓箭，颜色非常鲜明。

赐给大钺，用来征伐蛮夷。

（子白作器以使）子子孙孙万年永远地使用。[4]

君主给出征的将军弓矢斧钺，当是商周两朝的惯例，今天出土的青铜钺便偶有商王朝之器物，而周王朝时代的就更多了。

《史记》上记载商纣王加封周文王姬昌为西伯的时候，也是授予弓矢斧钺。这时候弓矢斧钺完全成了礼兵器了。[5]

接受斧钺就等于被授予军权帅印。这在历史上称为“假黄钺”。

 

作为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其最大的威权莫过于代替老天爷执行惩罚，可是判决不服从者以死刑。

这一威权乃是基于国家机器之暴力，不可轻易假借他人，然而随着中国历史进入夏王朝王权时代，兼并日烈。

黄帝王朝时代帝禹时代，据说还有尚有一万多个诸侯，到了夏王朝帝桀时代，就只剩下三千诸侯了。

在不到五百年的过程中，七千个种族民族国族就此消失。平均而论，则是至少每年有十五到二十个种族民族国族消亡。

这种消亡，最大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战争。

如此不间断的战争，使得国家最高统治者无法亲与每一场战役，只能将军权授予军事统率者。

军事统率者从国家最高领袖那里得到生杀由己的“斧钺之诛”，都只是暂时的，一旦功成，便要将这一权柄返还给国家最高领袖。

是以，为了彰显这一权柄，国家最高领袖授予军事统率者这一权柄的时候，仪式至为隆重，根据汉代《淮南子》一书记载——

凡是国家有危难，君王便在宫中召见将帅，对他发出诏令：

“社稷的命运托付给你，现在国家有危难，希望你能率兵应敌。”

将帅接受了君令，就下令祝史、太卜斋戒三天，然后前往太庙，钻灵龟，卜定吉日来举行授旗仪式。

授旗那日，君王进入太庙门以后，面朝西边站立；

将帅进入太庙门，急步走到厅堂台阶下，面朝北站立。

君王亲自拿着大斧，手持斧头将斧柄授给将帅，说：

“从现在起，上至苍天，都由将军控制。”

君王又拿着大斧，手持斧头将斧柄交给将帅，说：

“从现在起，下至深渊，都由将军指挥。”

将军接过斧钺后回答君王说：

“国家的政事不能由受命在外的武将治理，军队的事务不可由宫廷来干预，臣如怀有二心是不能侍奉君王的；心志疑惑的将帅是不能出征应战的。

臣既然已经在君王面前接受了任命，象征权力的鼓旗和斧钺已为臣所掌握，臣行使权力时就不必再回朝请示君王了，但愿君王以后再也不要对臣下达任何军事命令。

君王如果不同意臣下的这一请求，臣就不敢率领军队出征。君王如果同意臣下的这一请求，臣就告辞出发。”

于是剪短指甲，穿上“冥衣”，打开“凶门”，出城上路。

将帅乘坐帅车，插着军旗、斧钺，神情凝重。

当他面对敌人决战时，不顾一切，不怀二心。因此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敌人在前头，不怕君王从后牵制；

进攻打仗不是为了名利，后退撤离不逃避罪责；

一心只想保卫人民，为君王争取利益，这才是国家的珍宝，也是将帅应具有的德行。

将帅如能做到这些，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替他出谋划策，勇敢的人就会替他英勇作战，气壮山河，疾速如同烈马奔驰，因此，两军尚未交战，敌军就恐惧害怕了。

如果打了胜仗赶走敌人，全军上下都会受到奖赏，军吏也会得到升迁、增加爵禄，分割出土地来调配给立功军吏。

在境外就作出决定，全部事情都在军中得到处理。率军返回国内以后，交还军旗和斧钺，向君王禀报战事结果，说：

“军中没有什么遗留的事要处理。”

然后穿上素白衣服，离开府第居舍，向君王请没有完全尽责之罪。君王说：“免罪。”于是将帅退下斋戒独居。[6]

以上的情况，自然是最理想的情况了。只是人类政治制度之设计，一落实到现实层面上，就一点也不理想喽。

国家最高领袖将军权授意军事统率者，最终的情况，往往是将军功高震主，野心膨胀，于是君臣彼此心不自安，猜忌失和。

这时候，军事统率者就未必那么痛快的交出军权了，甚至有可能亲自发动叛变。

以夏王朝为例，成汤发动覆灭夏王朝之战役，搞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不理会帝桀，而亲自拿起斧钺，讨伐昆吾氏，和夏王朝彻底决裂。[7]

成汤既平定天下，他原本这个军事统率者的“王”，遂摇身一变成为天下共主之“王”。

要而言之，在夏王朝时代，最高的国家统治者，称之为后。所谓的王，其实最初不过军事统率者之尊称。

夏王朝时代，继承黄帝王朝时代神权政治的特点，就是最早的统治者，乃是贵族世袭，方国联盟推选。

而只有成汤发动汤武革命，以军事统率者之尊，十一征无敌于天下，最终创建商王朝，于是进入商王朝时代，最高的国家统治者，遂称之为王。

所以日后商人威吓诸侯，便声称——

从前成汤建立殷商，

那些远方民族氐羌，

莫敢不来朝贡献享，

莫敢不来尊敬最高领袖——王。

商王实为天下之长。

                     ——《诗经•商颂•殷武》[8]

 

了解了“王”之最初本象斧钺，而斧钺实为军事统率的象征，是以就不难明白——

“王”者乃是部族之军事领导者，举凡族与族争，国与国争，王者踊跃在前，是以在部族中地位大大提高。

特别是在板荡之乱世，“王”者之杰出之才能几乎决定了部族的存亡。

夏王朝五百年，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混血大兼并时代，在黄帝王朝帝禹时代，中国东亚大地尚有一万多个部族[9]，到了商王朝兴起之前夕，就只剩下三千多个国族了。[10]

换言之，在五百年里头，有七千个国族在彼此的攻伐中被兼并被灭亡，相当于平均每年有十四个国族灭亡。

很多国族很可能在黑夜中在睡梦中就悄无声息亡了国。

亡了国，民成了遗民，被灭绝被屠杀，本族之祖先、信仰之天神再无人祭祀，对于任何时代任何种族而言，都是至大哀恸之事。

是以在如此艰难时世之中，要想独善其身，仅仅靠旧日之大巫师之指引，对祖先、对天神祭祀再虔诚也不是很管用。

于是“王者”遂在部族中独尊。

成汤与伊尹两大巨头结成的东方国际联盟战线中，成汤作为军事统率之王者，地位高于一代教宗伊尹，道理也在这里。

是以到了后来，部族的“王者“俨然是最高首领了。

于是，“王”这个字，在解释涵义的时候，又有了尚武方能立国之意。

 

近世学者刘师培就写过一篇《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11]，文中说——

中国上古时代，种族与种族之间争战，那是无日无之，人民每一天都处在战争的恐惧之中，生死之间，往往系于千钧之一发。如果要打算在竞争中使本国族留存下来，就不得不努力备战，而努力备战，就不得不使得军事训练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在原始先民时代，群居之人民没有不推崇武力的，这和后世一文明了，人民就变得文弱那是大大的不同，这里我试着为大家详细查考文献，得到如下之证明：

其一：在上古时代，中国人之个体都以尚武为本。

《说文》对于我的解释——我，对于自己本人之称呼，……这个我字，从戈，从手。……

“我”这个字，是相对于他人之“人”而得出的定义。

上古时代的人民，彼此之间乃是弱肉强食，所以兵器片刻也不能离身。我字从戈，这里实际上隐含着自卫的意思。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兵器，则无法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观看西洋人古代的图画里头，凡是人物像，都在人物之旁放置兵器。“我”这个所描述的情形，和西洋人图画里头所描绘的情形，实在没有两样。

再有，中国文字的“我”不仅仅部首偏旁从戈，而且还从刀，这个可以参见商王朝时代遗留的洪崖石刻，这更说明了上古时代之中国人有多么的尚武了。

再有，《说文》里头对躬这个字的解释——自身，从身从吕。会意字。一个人弯曲身子匍匐在地，则“吕”的形状就显出来。

躬的另一个写法是从弓，象形字，躬、弓也是双声。

躬字从弓和我字从戈在造字上规则是一样的，用意也相同。将戈拿在手上，所以我字从手从戈。弓置之于身体之旁，随时可以拿起来，所以躬字从身从弓。

躬的意思是自身，另一个意思指的是自己。和我这个字本来的意思用法是一样。而上古时代尚武之意就隐含在这两个字的构字规则之中。

这就是上古时代之个人注重尚武的一个文字学上的证明。[12]

其二：在上古时代，家族都以尚武为重。

《说文》对族的解释——

就是矢镞，古代以五十支矢为一个计算单位束，束遂引申为族居之人口繁多，引申为族类之意。

这个族字，从㫃。从矢。是个会意字。

然而，《说文》的这个解释，并不是族的本来意思。

《左传》之《襄公二十六年》上说——楚军的精锐就是编在中军的王族亲军而已。

《国语·楚语》上记载也一样，贾逵的解释是——族，就是部属。这个解释是最符合最精确的。

这是因为上古时代的游牧民族所形成的政治集团之内部，种族繁多，需要以旗帜作为区别，就好比今天（刘师培时当晚清）的满蒙各族部众分为八旗。

族这个字从㫃，㫃可以说是旌旗的另一种不固定的说法。

上古时代的人民以旗帜区分族群，所以民众集合站在同一面旗帜之下，即为同族之人。这也就是贾逵所谓的部属。

还有上古时代行军，手握弓矢的士兵多是集合在旗帜之下，所以族这个字，从㫃从矢。而又由着部属这个涵义引申开来，族这个字遂成为氏姓之称呼了，也同时成为种族之称呼了。

就好像现在官方文书里头，对于满蒙的士兵称之为旗兵旗营，同时也以旗这个字作为满蒙民族之标识。

总之，上古时代以旗帜代表民众，而旗帜又是行军打战所必备的军器，所以看族这个字从㫃，顾名思义，那么可以说，上古时代之家族的尚武精神是彰显的多么的张扬了。[13]

其三：在上古时代，整个社会精神以尚武为主。

《说文》对师这个字的解释——

二千五百个人组成一个师。从帀从𠂤。就是人数众多之意。

而在《尔雅》的《释诂》篇上直接说——师，就是人民大众。

在《释言》则说——师，就是人民。

师这个字的定义就是兵，又有众多的意思，足以证明在上古时代，兵民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隔，民众随时可以去当兵，兵就是民众。

所以《释诂》上解释师这个字为人民大众，而《释言》则解释师这个字为人民，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在上古夏商周三代之前，人民没有一个不当兵的，军人二字在那个时代，就等同于整个社会的缩称，这和后世将拿着兵器受过军事训练时刻备战的准职业军人，是大大的不同。

还有，《说文》对辈字是这样解释——

在军法之中，战车百辆为一个计算单位，辈。辈这个字，从车，非声。

而《苍颉篇》则说——辈，就是亲附的意思。……辈这个字用在军事之上，其解释乃是归为一类，团结在一起。

这是因为上古时代将功能相近的军车称之为辈，后世则沿袭了这一约定俗成的称呼。

是以老百姓聚居群居的大小城市之处，都称之为辈。

足以证明上古时代之召集民众，目的是为了整军备战，这就是《周礼》上所谓的“用大师之礼仪驱使大众”。

在《易经》的《序卦传》上说——师，就是人民大众。人民众多必然各有亲附，所以接着是《比卦》，所谓的比，就是亲附的意思。这就是《易经》上所阐述的道理。

看看以上古代的文献，足以证明上古时代的人民，除了战争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形式，可以将他们联合在一处。

以上是第三处证明了。[14]

其四：上古时代，整个国家都以尚武为本。

《说文》对于国这个字的解释——国家，从口从或。是个会意字，或发音乃是亦声。

而《说文》一书对或这个字的解释——国家，从口从戈，用来守护本国土地。是个会意字。

或这个字，加上土字旁，就是国家疆界的域了。

这是因为上古时代，国家和国家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疆界(因为多数都是游牧为业，屡屡搬迁)，到了中古时代（此处指的是夏商周三代），国家和国家之间就有了明显的疆界了。

所以这时候或字从口从戈，这是因为古代人对于自己设立城邑，没有一个不是重兵把守的。

这足以证明古代建筑城邑，没有一个不以军事力量环绕保护，并在城邑附近建设一系列可以互相支援的军事要塞（寨），使得敌人无隙可攻。

这就是古代人所谓的用军人来保护百姓。、

那里有听说过放弃军事力量而能立国的国家啊。

以上是第四处证明了。

大家现在看了我以上做的四处说明，上古时代的中国人是以尚武之精神立国，这道理是再明白不过的了。[15]

我从上古文献中考察中国原始先民时代，人民没有不充当军人的，而君主，则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将领了、

那个时候的所谓“王”者，那一个不是具备的老天爷给他的智慧和勇气，他们手上拿着杀人的兵器，驱使拿着兵器的人民，从而开疆拓土。

这就是《易经》上所说的——勇猛威武的人才配做我们的君主。

这就是《诗经》上所说的——在上古之时，上天降下使命给予成汤，让他开疆拓土征服天下。

此外，《史记》上也说，黄帝王朝开国君主黄帝派兵四处出征，他所出征的地方都派军人安营扎寨，建立军事要塞。

以上这些都足以证明在上古时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由那些武功卓越的军事家出任。

谈到上古之时的尚武精神，还有如下几样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文字里头的动词，大抵都是从兵器的意思引申出来的。

弓力足，称之为强。

弓力减，称之为弱。

而后世遂以国力盛衰为强弱了。

……

在夏商周三代的贵族学校中，都有教授军事体操性质的舞蹈(武舞)。

《礼记》上说——春天和夏天要教育贵族子弟学习使用进攻性武器戈和防御性武器（干）。

而《周礼》上则记载春官乐师，掌握着用牦牛尾装饰的旗子旄，教导学生手执防御性（干）武器，跳起干舞。

《诗经》上说——舞师将要表演万舞。

《公羊传》上说——干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干舞。这是因为上古时代人们挥舞干戈，当成军中之乐，后世偃武修文，不忘战备，将军事演习时刻备战之意隐含在政治外交活动之中。所以国家典礼上的乐舞，都是文武兼备……

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足以证明中国在五帝(黄帝王朝之五帝乃是黄帝、少昊、帝颛顼、帝喾、帝尧，详见《族天下》一书)时代就已经以武立国。

所以举国之民众，职业虽分士农工商，但都是从军人派生出来的。[16]

上古时代，人民浑浑噩噩，还不知道如何从事农耕作业，到了人口激增，才将战胜所掳掠的人口作为农奴，让他们去耕作。

只是开垦未开发的荒地，只能依靠新发明出来的农具。而地租赋税，也都是为了供应军需，所以赋这个字，从贝从武。

《左传》隐公四年就记载——（列国一起出征），我们小国只能出赋。

服虔对这句话的解释——用农田所征收的赋税承当出兵之义务。所以叫做赋。这个解释是最接近赋的本来意思。

这是因为自从汉人出现在东亚大地之上，每天都和蛮族相互竞争，所以一天也不能不依靠军人。

最开始的时候，是所有的人民都必须作为军人参加战斗，接着呢？发现也不能每个人都去当兵，于是不当兵的就要缴纳赋税，以免除兵役这项义务。

后世之政府遂因这个准备军需而设定的特殊税种——赋而扩张涵盖所有的税种，于是人民向政府所纳的税，一律称之为赋。

然而在上古时代，即便是人民已经纳了赋税用以免除兵役，但是一旦国家遭遇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仍然要让乡镇基层的官僚承担制作战车的费用，农民也一律转为军人，所有的军人都要自己准备军需。

这就是井田制度形成的原因，也是当时兵农合一所以形成固定制度的原因。

 

图2—2  井字形的田字甲骨文

 

 

 

 

 

 

 

 

以上所说的，乃是农民是从军人派生出来的证明。[17]

上古时代种类繁多的手工业体系，都是冶炼金属业派生出来的。

上古时代的兵器，打磨石头作为斧子，砍削树木作为椎，而冶炼铁金属为兵器这项本事，乃是由苗族人发明的。

黄帝战胜蚩尤之后，从苗族手上学到的冶炼之法，于是将冶炼金属这一先进科技传播开来。

所以古代文字的铁，从金从夷，用来告诉大家，冶炼金属的本领，并不是我们汉族人民原来就具备的。

等到了冶炼铁金属的技术兴起，而对于冶炼浇铸这一先进科技之利用，首先应用在军工产业上。

我考察《考工记》这本书，上面详尽的描写了各个地方的军工产品的优劣，足以证明上古时代之“百工”都是以制造军械为首要任务。

同时也足以说明上古时代之百工，他们所制造的军械足以概括了他们所有职业，这就是工人是从军人派生出来的证明。[18]

既然有工人使得器物发明出来，在现实中得到使用，也就有商人贸易往来以通有无。因此手工业兴起的同时，商业也同时兴盛起来。

值得指出的一点，上古时代的商人，大抵随时都要准备为国家政府转运军需，就好比后勤供应之类。所以运输的这个运字，偏旁部首是从军的。

那么就此可见上古时代如果舍弃了转运军需，就没有商业起源之贸易往来了。

军事装备常常掌握在商人的手上，他们必定明白自己是本国还是敌方服务，整个手工业的滥觞，起源于兵器之生产，那么物产之贸易，也必然是以转运军需器物为起源。

以上所说的，乃是商人是从军人派生出来的证明。[19]

贵族子弟受过教育的，当他出任公务员的时候，称之为士。在上古时代，军人也称之为军士，可见夏商周三代之最高统治者选拔人才，都是文武并重的。

所以商王朝和周王朝的制度，由掌握军权的司马（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讨论能够做官的人才，将选中的优秀人才推荐到最高统治者面前。

而《周礼》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诸位贵族子弟的职责，但凡国家有重大战事发生，则让这些国家最高学府培养的学子穿上甲衣，登上战车。

管理他们不搞特殊化，也一律适用军法。所以古代研究学问的大学者，没有不精通军事的，没听说过在那个时代将文武区隔为两种独立的官职。

可以说，在夏商周时代，上古时代的尚武之精神还没有泯灭，才形成了这样的政治传统。

以上所说的，乃是士人由军人派生出来的证明。[20]

总之，在上古时代，所有的中国人，不分职业高低等级尊卑，士农工商一律都自军人派生出来，可以想见，再不懂事的老百姓，没有不以服兵役作为自己的义务的。

还有，我又考察了夏商周三代之前的礼仪，以祭礼为最重，祭祀军队出征的礼仪名之叫做类。而类祭是所有祭祀礼仪之合称。

据此而言，上古时代之祭礼显然是起源于师祭祀了。

在祭祀典礼之中，发布的祷词，乃是为了祈祷战胜。而进行卜筮活动，乃是为了预测战场上之胜败。

可见敬礼天神之典章制度，没有一样不是为了军事而拟出来的。

由此可知整军备战、提倡尚武精神，实乃是中国上古时代先王立国之根本。是以五行之数，金排在第一位。

到了黄帝王朝兴起，尚武的中国人这才能够击败苗族和黎族，将他们驱赶出中原，大大的拓展了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在东亚大地站稳脚跟。

使得中国的周边列国都至为畏服，奉我们为宗主国，使得大汉之声威无远弗届，这些都是上古时代的统治中国之历代先王提倡尚武精神的成效。

只是没想到啊，夏商周三代以降，野蛮的外族人一再侵略中国，而中国人的军事方面不敌，于是一场场国耻就这么记载在了中国的史书之上。

而上古时代之尚武精神，再也不能复见，使得原本至为尚武的中国人越来越变得怯懦文弱。

假如今天不再让每个人都承担国防军事上的义务的话，那么将如何挽回积弱挨打的落后局面啊。[21]

刘师培其人，也是晚清民初一位难以评价的人物，他横跨政、学两界，在学术上，甚至与国学大师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

然而在政治舞台上一生善变，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清王朝灭亡前夕，当时之中国政府至为积弱，自鸦片战争以还，是屡战屡败，刘师培至为痛心，所以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意在激励国人。

他的文章既然是主题先行，是以搞的好像上古时代的中国人至为野蛮，脑子除了打战，没别的念头了。

然而，刘师培的文章也反映了，上古时代之中国人，为了在竞争中求存，不得不以武立国。

而以武立国，那么国家政府之最高权力，往往掌握在那些有能力发动战争的“王者”之手。

在上古文献里头，最早期大家对“王”的定义都比较中肯平实，说白了，就是握有军事指挥权的统帅将领。

所谓“慈不掌兵”，能够当上“王”者，往往要克制自己的仁爱之心。

从治军而言，如果当严不严、心慈手软、姑息迁就、失之于宽，乃至“不能使”、“不能令”、“不能治”，当然就不能掌兵。

而在对外发动战争上，为了彻底使得敌人屈服，以上古时代之野蛮，那肯定是要有视敌人之性命有如草芥，方能在军事决策上，果断决绝。

成汤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也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十一征无敌于天下，最终覆灭夏王朝。

是以《诗经》之《商颂》上，是这么称美他的武功——

往昔成汤军事实力至为强盛，就是僻远之民族氐族羌族，莫敢不来进贡，莫敢不来朝王？都说尊尚我殷商。[22]

既然成汤称王，以军事横行于天下，则战火起时，血流成河，是以《商颂》也记载了成汤之威猛——

武王成汤出征旌旗扬，他手拿象征王权之斧钺多刚强。

在战场上，商人在他的指挥下好比那猛火熊熊烈烈的燃烧，又有谁人胆敢来阻挡。[23]

《商颂》是站在商人的角度，战胜者的角度去看待成汤这个“王者”，显然也是褒义了。先秦时代的学者肯定不会一屁股都做到商人的角度、战胜者的角度去看待“王者”了。

 

韩非子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对王权时代的“王者”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

王者，就是那些拥有足够军事实力，四处攻伐的君主。[24]

又说——

上古时代文献中所谓的神圣之君主、英明之王者，他们之所以爬到权力的顶点，并不是靠年龄资历论班排辈。

而是因为他们都靠结成党派、巴结地方势力，然后用武力推翻现政权为自己的组织谋利罢了。

……

黄帝王朝时代，帝舜逼迫帝尧，帝禹逼迫帝舜。夏王朝时代，成汤流放帝桀。商王朝时代，周武王讨伐商纣王。

这四个所谓的王者，以人臣之身份弑杀君主，而天下却称美他们。

体察这四位“王者”的统治学，无非是无法克制对权力的贪婪。考察他们的行为，无非是靠强大的军事实力而称霸天下。

然而他们都成功了，天下人于是赞美他们的伟大。而这四位王者自己制造舆论修饰名声，于是天下人都认为他们是英明的王者。

也就是说，当拥有足以夺取天下的军事实力，发到战争所获得利益也为天下之冠了，于是天下人都会服从之。[25]

而在纵横之书《战国策》里头，更直截了当的指出——

虽然古代之三皇五帝还有春秋五霸，个个都是英明的君主贤能的王者，但是其国家实力的提升并不仅仅靠勤于内政达到的，这也是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所不能发生的现实。

是以要提升国家的影响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发动战争。[26]

以上谈到的，都是王者将手中掌握之军事实力发挥到极致，从而为自己为国家谋取了最大化的利益。

这个最大化的利益，就是使得“王者”为天下所共尊，成为天下之共主。

中国历代的话本小说、各种各种演义，告诉我们，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

我们知道，有一种牌局游戏，每一轮牌局到了最后，只有一个人能赢，而所有人在这副牌局中赢到的点数都归那个唯一的赢家。

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所谓的“赢家通吃”

把这个术语用到政治学上，指的就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不惟独占政治权力，控制一切社会资源，还站在道德的最高点上。

这里不妨来盘点一下“王者”之收益——

首先是“有天下”。[27]

夏商周三代乃是王权时代，当然比不上后世皇权时代，将整个国家的治权伸展到基层，王者最牛逼的情况，也无非是让天下各大国各大族奉他为天下共主。

然后呢？王者就相当于今天联合国秘书长，以王者推行国际法，维护整个国际秩序，做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从而使得自己的每一项政治外交活动，每一项军事干涉行动都获得天然的合法性。

这就是“有天下”之有了。

“有天下”之后，那么对天下的人才就有了莫大的吸引力。

于是人才源源不断的涌入“王者”的旗帜之下，而再借由对这些人才的任用，了解天下各大国各大族之虚实，是以拟定出来的政治方案得以推广，这就是荀子所说的——

能使用天下人才的，才配称的上是王。

使得政令在中原列国之间通行无阻的，才配称得上是王。[28]

使得诸侯臣服的，才配称得上是王。[29]

当这些政令在天下通行的时候，天下共主之地位巍然独尊，而且其个人意志便可以伸展到他推行的政治方案之上。

于是中国极权专制之精神于焉生发，是以韩非子的师傅申不害说——

独自对天下之局势作为观察，乃是英明。

独自对天下之情报兼收并蓄，乃是聪慧。

进而据此独立作出政治决断施行于天下，则这样的君主，就是天下共主了（天下王）。[30]

一切都是独断独行独裁独决，显然已经背离的上古时代邦国联盟体制之民主传统，这一变化当然是渐进的，花了夏商周三代约两千的时间才定型。

一旦定型，对中国政治制度模式之改变，至为彻底，一切的政治学理论、政治伦理都要为专制独裁找到依据，是以战国之纵横家范睢在说服秦昭王的说辞，就大大宣扬此点——

能手握国政才称得上是王，能独断专谋的方才称得上是王，能操生杀大权的，方称得上王。[31]

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王权观念遂越来越靠近后世之皇权观念，于是《诗经》颂扬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时候，这时候的王，就再不是夏商两代的王了。

在夏商两代，所谓的王，不过是名义上，对于各大族各方国之内政不能干涉太多，即便是理论上的，也不可行。

而到了周王朝，所谓的王，乃是天下所有产业名义上的主人了，理论上整个天下的权力都操在他一人的手上，天下的所有的土地，都是王土，天下的臣工，都是王臣。

这就是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2]

既然王者垄断国家的社会的一切资源，于是天下的美誉遂集合于他一人之身，于是对于王这个字的解说，遂变化无穷，每一样都是那么让最高统治者入耳贴心。

于是，这时候，对于“王”字之字源学的解说，又被反向追溯了。

首先，对于“王”这个字之所以造出来，有三种说法，先说第一个，相传是孔子说的。

中国历史发展到皇权时代的汉王朝，孔子成为了最大牌的专家，任何政治制度都要有这位“素王”认可加持才算数。

在儒家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春秋之智者孔子遂为人王为教主。

孔子这个贯通天人的“圣王”，集“天道的神圣”与“人本质的崇高”于一体。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之处，迷人之处，也是渊薮之所在。

「圣王」成了中国任何一任帝王君主终生努力之目标。

　　儒家学说取得了文化本体的地位，孔子遂成为裁判，一言一行为天下法，于是一切的思想都可从他来衍生，也可从他那里得到终极的证明。

孔子的意见是如此重要，是以我们要认真的听。

孔子是如此定义“王”这个字——一贯三为王。[33]

也就是说，王的写法，乃是三横一竖，三横代表了天地人，意即整个宇宙，而世间之最高统治者，大有能力，施展出来，可以参透天地人三界秘密，这就是王者之所以称王的原因。[34]

这样的王者，显然是取义太高了，明显不符合夏商周三代政治之现实，属于后人对“圣王”的理想化神圣化。

如果按照这么高的标准，去解释夏商周三代历史，那肯定是大大不通的。因此呢？严谨的学者只能不甩孔子了，另外拟了第二个比较确实实际的说法。

南宋的戴侗认为，王之所以为王，其实很简单，就是能够统一天下。[35]在造字上怎么会体现出来呢？

这就是个好玩的拆字游戏了，“王”这个字被分拆为“一”和“土”，一为统一，土为天下之疆域，是以称王者，必然是统一天下之人君了。

既然有戴侗式的拆字法，就会有俞樾式的拆字法。也就是“王”的字源第三说——

王者居于天下之中而巍然独立，他的德行上达于天的最高处，下通于地的最深处，东西南北，只要是人，没有不心悦诚服他的。

所以这个字的部首偏旁从二从十，因而天地四方无不在王者的管辖范围掌控之中。

这就是《说文》对王的解释——天下万物都一起服从归属于他，也就是说王者之管辖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天地人之间而已。[36]

最后一种说法，更不靠谱了，到了这个地步，王，就不仅仅是人间的君主了，而差不多就是上帝了。

事实上，该如何定义“王”，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各自想方设法的给尘世的君主下药，好把君主都弄迷糊了，然后顺着自己的意思来推行政治。

 

这里先来看看先秦时代各大学派对王的解说，大致可分为两派，一种态度是现实客观的。主要是道家和法家。

先来看看道家的老子是怎么说的。

所以说道多么广大、天多么的广大、地多么的广大、而统治天下之人王也是那么的伟大。宇宙间有四大，而王居其中之一。[37]

在老子的以为里，夏商周历代君主作为人王，作为天下共主，号令行于天下，当的上一个“大”，只是这个“大”，按照依照次序显然是排在道、天、地之后。

可见道家对于人王虽然持肯定态度，却并没有太过于高扬。

同时，在道家的眼中，道、天、地都是客观存在，虽然惊叹它们的玄妙精神广大，却并无褒义在其中。

再说就是官方正统对“王”的认识，也很客观。

天子有责任成为老百姓的另一层面意义上的父母，这样才配的上成为“王”者。[38]

后世汉儒注解尚书，有《尚书大传》一书，对于这句话的解释，就有点高扬了，不过也没有过分——

母亲生下孩子，会抚养他长大。父亲教育孩子，会教给他知识。

圣王对于自己统治下的人民，则能做到完全具备父母所对孩子应该背负的所有责任——能让人民无忧的降生、能给予他们温饱，能够教化他们，能够指引他们。

所以《尚书》上宣传圣王是天下人民的父母，也正因为圣王尽到这个责任，所以得到天下人的拥戴，成为“王者”。[39]

那么法家的态度又如何呢？

在法家之中，大谈特谈“王道”，整天指导君主该怎么做一个合格的“王者”，乃是春秋时代的管仲。

管仲不比孟子荀子，乃是一个实干家，而且有机会主持齐国国政，辅佐齐桓公称霸，是为春秋第一相，他的功绩，连孔子都是佩服的。[40]

他所著的管子之中，对王的表述，几乎是强加了一系列的责任和义务。

在他的著作《管子》中，《君臣篇》上是这样说的——

能够被天下人尊为天下共主而称王的王者，他推行的政治方案一定是王道了。

大到以天下共主之尊号令天下，小到以一国之君治理国民，都有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道）在支配。[41]

对于那些视客观规律（道）为无物的“王者”，管仲的态度如何呢？且看《形势篇》上的说法——

凡是始终保持强盛的，就因为顺从天道；凡是能安危存亡的，就因为顺从人心。

违背天的法则，虽然暂时丰满，最终必然枯竭；

上下不和，虽然暂时安定，最终也必然危亡。

想要成为天下共主，以王者之尊号令天下，却而违背天道，天下就不可能尊奉他为“王”。

掌握了天道，成事就很自然；违背了天道，虽然成功也不能保持。

已经得道的，往往不觉察自己是怎样做的；已经成功了，往往又不觉察道是怎样离开的。就好像隐藏起来而没有形体，这就是“天道”。[42]

那么王道具体是如何模样呢？《管子》的《霸言》篇做了精彩的陈述，全文颇长，无法转引，免得读者认为我抄袭，这里只引一段，以见大概。

这一段，主要是谈王者该如何谨慎的运用权力，从而得到人心，使得拥护自己的人多多的，而搞的对手的人少少的——

想要掌握天下的权力，首先必须施德于诸侯。因此，先王总是有所取，有所予，有所屈，有所伸然后才能掌握天下的大权。

……争夺天下，还必须先得人心。

懂得天下大计的，得人；只打小算盘的，失人。

得天下大多数拥护的，能成王业；得半数拥护的，能成霸业。[43]

这段话，最核心的一句，乃是“得天下之众者王”，那么如何才能得天下之众呢？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王者不要把自己的权力用到极致。

这和后世的皇权时代的观念差别极大。管仲是王权时代的人，他对“王”的现实认识，让他得出比较清晰的看法。

实际上，历史之现实也是这样展开的。

每当夏商周三代之王者竭力的拓展王权，力行征伐，要把权力牢牢控制在手上的时候，那么天下共主的宝座就该到了转手的时候了。

夏王朝的帝桀如此，当他极力的伸展王权，将强大的方伯有缗氏灭亡了之后，夏王朝离覆灭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商王朝的纣王如此，当他极力的伸展王权，将整个东夷集团都打败的时候，商王朝离覆灭的日子也就不远了。[44]

 

另一种态度则是对“王”理想道德化。

这态度的代表就很多了。大抵以儒家最为积极。

儒家的以孟子、荀子为领军人物。孟子认为——

依靠武力假借仁义的，可以称霸，称霸必有大国为基础；

依靠道德施行仁义的，可以称王，称王不必有大国做基础——商汤凭七十里（创王业），文王凭百里见方称王。

靠武力使人服从，不是真心服从，只是力量不足（反抗）；

靠道德使人服从，是心里高兴而真心服从，就像七十二弟子敬佩孔子那样。《诗经》上说：‘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无不心悦诚服。’就是这个意思。[45]

荀子则认为——

成汤（商武王）、姬发（周武王）并不是夺取天下，而是遵行那正确的政治原则，奉行那合宜的道义，兴办天下人的共同福利，除去天下人的共同祸害，因而天下人归顺他们。

夏王朝的末任君主帝桀、商王朝的末任君主纣王并不是丢了天下，而是违背了帝禹、成汤的德行，扰乱了礼义的名分，干出了禽兽般的行为，不断行凶，无恶不作，因而天下人抛弃了他们。

天下人归顺他就叫做称王，天下人抛弃他就叫做灭亡。

所以帝桀、纣王并没有拥有天下，而商汤、周武王并没有杀掉君主，从这个角度就能证明它。

成汤、姬发，是人民的父母；帝桀、商纣王，是人民的仇敌。

现在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把帝桀、纣王当作君主，而认为成汤、姬发是弑君，这样的话，那就是在谴责人民的父母，而把人民的仇敌当作君长。

不吉利的事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如果认为天下归附的人才是君主，那么天下人从来没有归附过帝桀、纣王，这样的话，那么认为成汤、周武王是弑君，就是天下人从来没有过的说法了，这只不过是在毁谤他们罢了！

所以天子一定要有理想的人选来担任。

治理天下，那任务是极其繁重的，不是最强劲有力的人是不能够担负它的；

那范围是极其广大的，不是最明辨的人是不能够分辨它的；

那人民是极其众多的，不是最英明的人是不能够协调他们的。

这三个最，不是圣人没有谁能具备，所以不是圣人就没有谁能称王天下。圣人，是道德完备、十全十美的人，他就像挂在天下的一杆秤。[46]

在儒家的设定里头，暴君不配成为王，虽然帝桀、纣王是夏王朝、商王朝时代的天下共主，儒家却认为他们既然得不到人民的拥护，那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因此成为独夫民贼。

然而儒家的这套理论，其实有一个至为要命的缺陷——就是没有现实的操作性。

不论是孟子和荀子都断然否定帝桀和纣王曾经是“王”。

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就是东亚最大王朝夏王朝和商王朝所建立的政府一夜之间不存在了。

而相反，作为诸侯小国，成汤所领导的商人兴起之时，地盘不过是七十里，姬昌所领导的周人兴起之时，地盘不过一百里，却反而被儒家大书特书为“王”了。

在儒家的眼中，一个王朝的合法性，必然是政统道统法统基于一身的，如果这个王朝倒行逆施，对人民施行暴政，则政府的资格就自然被老天爷给取消了，而新人王则随之诞生。

这个理论很美好很理想，可以说属于“正义史观”，即便是我们几千年之后的现代人听起来，也觉得很舒服。

对，暴政就应该失去了合法性，暴君就应该不被承认。

然而，夏王朝帝桀治理天下，长达三十一年。商纣王治理天下长达三十年。这三十年，这个王朝的最后岁月要怎么处理呢？

儒家在文章里头发泄一下，抨击暴政暴君，可以理解。然而既否认了帝桀所领导之夏王朝中央政府的正统性，那在记载历史的时候，首先纪年就成了大问题了。

这一问题在先秦时代并未发酵，比如《竹书纪年》作为战国魏国留存下来的编年体史书，对于夏商交替的处理方式，很干净利落。

首先是承认夏王朝的世系是从帝禹时代开始的，到帝桀时代结束，前后“有王和无王”，一共四百七十一年。[47]

而成汤之兴起，乃在于帝桀在位第十五年，是以在成汤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标上小注：成汤元年。[48]

如此处理，完全着眼于现实，至为客观。

然而儒家却不大以为然，认为历史如果这样处理，毫无褒贬，则必然使得后人无从分辨善恶。

儒家对暴政暴君之抨击，目的乃在于建设政治伦理，提倡发扬所谓的“王道”，认为只有推行“王道”的君主才配的上称王。

因此，诸如成汤、姬昌等人，不过是诸侯方伯，儒家便认定他是“王”。

王者，必有王道。只有王道，才是解释历史的唯一正确史观。

儒家为了确定王道之终极地位，可谓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那么按照儒家指导的史观，该如何处理改朝换代之重大历史事件呢？

这里不妨以北宋官修编年史《资治通鉴》之最后一卷的最后一年的处理方式，以见大概。

是卷之最后一年，乃是五代后周王朝周世宗柴荣在位之显德六年，即公元九五九年。

而在明年，即公元九六〇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自孤儿寡妇之手，取得天下，建立了北宋王朝。

《资治通鉴》的处理方式乃是纪年，仍采用周世宗之年号——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下显德六年

然而在涉及到柴荣和赵匡胤同时出场的段落，就让读者悲剧了——

癸卯，太祖皇帝先至瓦桥关，契丹守将姚内斌举城降，上入瓦桥关。[49]

明明柴荣之周世宗，怎么冒出个太祖皇帝了，而上又是谁呢？

这里先为大家翻译成白话——

癸卯日，赵匡胤带领军队率先抵达瓦桥关，契丹守将姚内斌举城投降，柴荣得以进入瓦桥关。

其时赵匡胤乃是柴荣之臣下。

他的官职为殿前都点检(皇帝亲军的最高将领)，兼任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归德军节度使，负责防守汴京。大致相当于首都之最高军事长官兼归德军区总司令。

如果这么记载，就明白了。可是赵匡胤后来开创了北宋王朝，于是儒家的正统史观一发酵，赵匡胤遂提前成了皇帝。

后周与北宋之间的王朝传承，还是颇为顺利的，而赵匡胤本人还有他弟弟赵匡义也当铺很争气，几乎扫平了所有的割据政权。

虽然与北宋同时并立的国家还很大，比如契丹、西夏、吐蕃等等，然而在元朝之前，那些地方本来就不属于中国人固有的版图，是以这个北宋，遂成为官方正统确定的王朝。

然而如果是中国人固有的版图，出现了大分裂时代，该怎么处理，就比较头疼了。这个详见《何谓“正统”》一文。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总之儒家为了宣扬“王道”，于是在史书上，“王者”在并没有统一天下的时候，总是提前登场。

甚至在“王者”降生的那一刻，天命就已然转移，这个呱呱落地的孩子就已经被认定为“王者“了。

根据这个“王道”正义史观，为了显示“王道”乃是历史进程的完美发动机，儒家进一步提出了“仁者无敌论”。

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兵书《六韬》里头的“仁者无敌论”，在 这本书里头，有这么一个对话，是专门用来解释周王朝何以能取代商王朝。

对话者一个是周王朝的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发，一个则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齐国的开国君主姜子牙（古书上又称他为太公望）。

两个人探讨怎么样推翻商王朝。不过，估计这篇文章，当是后世之周人伪托的作品。

周人作为胜利者，要让天下人心服口服。所以在官方文宣中，说起灭商战役灭的那么轻巧，完全是因为周文王周武王两代人有“德”的缘故。

而究其实，商王朝垮台确实垮的很快，但如果仅仅从军事角度上去考察，主要原因还在于商王朝当时正用兵于东夷，国都空虚，被西周很顺利的偷袭了。

不过周人的文宣上是绝对不会这么讲，他们又是怎么讲的呢？来，具体看下文——

在灭商大战之前，周武王姬发就找太公望商议，讨论怎么样彻底推翻商王朝，他问道：

我不想发动战争之后，才知道胜算几何。不想经过占卜之后，才知道吉凶，不想任命一个人之后才知道他不是合适的人选，请问有什么办法？

太公望拍胸脯保证，他着急啊，再不打战，他这块老骨头都快入土了。他说：

“有，办法有的是。

大王你得到天下人的拥护以图谋无道昏君，自然是战争还没有打响，胜利女神就向你招手了。

就个人品德而言，大王贤德，推行善政，远胜于腐朽的商王朝，自然不需要通过占卜便可知道此行灭商之役的结果是大吉大利。

他们感觉到为患为害的因素，正是对我们大大有利的因素，因为商王朝治下的百姓，虽然不是我们周人，我们却可以赢得商王朝的民心而驱使商人。[50]

这一套政治伦理，我们姑且称之为“仁者无敌定律”

到了春秋时代，“仁者无敌定律”大大的发酵了，特别是孟子在他书上大肆宣扬，而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更替胜利者的标准而统一的文宣格式。

孟子是这么吹牛皮的——

统治老百姓靠封锁国界是没用的。

巩固国防的基础不可能建立在山川险阻之上。

扬威天下不是靠先进的军事科技就可以做到的。

拥有道义的人得到的帮 助就多，失去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少。

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连 亲戚也会叛离；

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全人下的人都会顺从。

以全天下人都顺从的力量，去攻打连亲戚都会叛离的人，因此，有道明君不战则已，战则必胜。”[51]

按照孟子这位儒学大师们的历史观，他用很轻松的口吻告诉我们，以有道伐无道，从来手到擒来。拥有了“王道”，就能无所不能。

这种不符合实际的理论，我们只要看《汤武革命》一书中，成汤打天下是何等千难万难，就晓得孟夫子是在吹牛。

那么孟夫子是如何解释成汤取得天下呢？

成汤征讨天下，乃自征伐葛国开始。前后凡发动十一次军事征伐行动，所向无敌。

成汤向东征讨，西面的各大方国各大族就抱怨；

成汤向南征讨，北面的各大方国各大族就抱怨。

他们抱怨说：“成汤啊，你的军事征伐目标中为什么把我们国家列在后面，快来灭了我们国，推翻我们的君主啊！”

人民盼着成汤之正义之师的出现，就像大旱之年盼看下雨一样。

成汤之军队所到之处，赶集的人络绎不尽，种田的人照常干活。

成汤杀掉那里的暴君，安抚那里的人民，就像及时雨从天而降，人民万分喜悦。

《尚书》上又说：‘等待我们君王，君王来了我们不再受折磨。’（又说：）

‘攸国不称臣，（周武王）向东征讨它，安抚那里的人们。（人们）用竹筐装着玄色、黄色的绢帛迎接周王，愿意侍奉周王而受他恩泽，称臣回附大周国。’

那里的官吏用筐装满玄色、黄色的绢帛迎接周王的官吏。

那里的百姓抬着饭筐提着酒壶迎接周王的百姓。这是因为周人之军队救民于水火，推翻暴政除掉暴君罢了。

《太誓》上说：‘我军威武要发扬，攻到于国疆土上，诛除暴君所建立的暴政，杀伐之功震四方，伟绩辉煌胜成汤。’

要而言之，显明的君主不行王道便罢了，假如提倡发挥王道之仁政，普天下的人都将仰起头来盼看他，要拥护他做自己的君主；[52]

孟夫子这么强悍的解释历史，其实是很说不通的。

须知，人类一旦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形成了自己的族群意识，进而建立起国家，都要花费漫长的时间。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头，一国之人就会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想象。因此是最难接受异族政权之干涉和入侵。

要是按照孟夫子的理论呢？那么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时，晚清政权明显是落后于时代的野蛮暴政，而八国联军为什么没有受到中国人欢迎，进而成为中国人的主人呢？

指望道德的力量超越国界，正好比当代之国际事务中，奉行人权高于主权，实际上是很不现实。

以美国入侵伊拉克为例，伊拉克人长期处于萨达姆之暴政之下，但是在美军进入伊拉克之后，伊拉克之人可并没有张开双臂接纳美军。

美军在死要面子硬撑了八年，在花了大约一万亿美元之后，在伊拉克人民一片嘘声之后，决定撤军了。

正因为民意民心所系，即便是美国人扶持起来的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也只能明确表态，在撤军期限抵达之时，绝不会挽留美军——

 “并不存在允许美军继续驻留的协议，不管是1万人，1000人还是200人或100人。我确认本内阁还没有讨论此问题，也没有向议会提交任何与此有关的草案。”[53]

美国目前算是全世界道义感最为强烈的国家，其历年以来在国际上形象，也一直很正面，尚且不受伊拉克人待见。

那么在中国上古时代，成汤之“十一征”怎么可能受到所有被入侵干涉的各大国各大族之认同。

须知上古时代之亡国，往往意味着丧失了对祖宗、对神灵之祭祀权。

而在上古时代的人民眼中，国家政府最大的义务，只有两样，那就是维持本国族之祭祀权和建设军事国防力量。[54]

以成汤首征对象葛国为例，葛国之所以坚决抵制成汤之和平演变，乃是为了捍卫本国族之宗教信仰之自由。

更何况，成汤领导的商人，绝对不是什么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

就目前出土的甲骨文显示，商人对于被征服者之处置至为残酷，除了有计划的展开种族屠杀之后，还将屠杀后的遗民掠夺为奴隶。

而一有祭祀活动，这些奴隶往往成为人牲，成百上千的斩杀。

像成汤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受到夏王朝各大国各大族的欢迎呢？

当然，这不能完全怪孟夫子，那时候，大家看到的《尚书》之类官方文献，都是上古时代的政治文宣，但凡是政治文宣，都是美化本国政权，诋毁亡国政权。

因此，在商人的笔下，成汤之道德形象至为完美。正如后来击败商人的野蛮人周人，在周人的笔下，姬昌的道德形象也是至为完美一样。

而实际上，周人之覆灭商王朝，对于被征服者之屠戮，至为无情。根据《逸周书》之记载，周武王对于俘虏的处决以“亿兆”计。

总之，上古时代之改朝换代，因文明规范尚未建立，是以比诸后世，更为凶残暴力。

只不过后世之历史，记载详实，以满清入关之扬州三屠，实际上仅仅对三个城市进行大屠杀，比较起周人之征伐商王朝，兵锋所到之处，天下就再无一片净土了。

 

然而将儒家之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都视为迂腐之人，进而把他贴上不通人情世故、不晓天下大势的书呆子标签也不合适。

我们今天从书面上接触孔子孟子荀子之思想，便知道这些人都真的精英中的精英，聪明人中的聪明人，那么他们之所以坚持“仁者无敌”定律，就不能简单斥之为弱智。

实际上，儒家在春秋战国时代，经过几百年的几波人前仆后继了努力，一直形成了一个至为庞大的思想资源库。

这一庞大的思想资源库最根本的目的，乃是为未来一统之天下建立一整套的政治制度做准备。

事实上，只要是正常人，都知晓国家之建立，都要经历血与火的考验，最终有强人脱颖而出。

秦始皇便是这样的强人，而这样的强人一旦掌控了天下，那么他就会至为迷信武力，以为武力无所不能。

如此一来，这样的强人在取得天下之后，必然视万民如草芥，视豪杰为无物，总之巍巍一人独尊，再无一种力量可以制衡之。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无法对权力加以制衡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失败的政治制度。

儒学大师们显然从上古的王朝更替的历史事件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因此，他们决意合力虚构历史，断然否认上古时代王朝更替之决定性因素乃是军事力量。

 

 

于是，在儒家的经典里头，一切遥远久远的君主，只要不是亡国之君，都几乎被美化成先王圣君。

黄帝王朝时代的尧舜禹是先王圣君。

商王朝的开国君主成汤是先王圣君。

周王朝的开国君主姬发是先王圣君。

这些先王圣君的面目形象都几乎是一个模子打造出来——仁德为怀、爱惜百姓、礼贤下士，而他们都修炼到“仁”这门盖世神功到了第九重的终极境界——仁者无敌。

先秦其他诸子谈到王朝更替，很注重军事力量的对比和逆转。

成汤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吞并了昆吾氏，建立东方国际联盟战线，这才有实力覆灭夏王朝。

而唯独儒家对于成汤、姬发这些开国君主的军事力量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就往弱小了说，至于王朝更替之时血流成河之惨状，儒家更是断然否认。

这一逻辑自然是基于“仁者无敌”，既然是仁义之师，则暴政必然立时瓦解，暴君必然立时为人民所抛弃，成为独夫。

为了使得这一观点成立，儒家甚至对于在春秋战国时代被奉为天经地义之《尚书》这一官方文献之记载也提出疑义。

下面且来看看孟子是如何强词夺理，又是如何自圆其说的——

孟子说：

“完全相信《尚书》，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尚书》中的）《武成》篇上之记载，也就相信其中的二三策而已。

仁人无敌于天下，周武王姬发这样全宇宙间最仁德的君主去讨伐商纣王子受辛这样全冀州间最不仁德的君主。

两军厮杀之时，商王朝军队必然立时瓦解，望风而逃，怎么可能出现血流成河的场面，以至于舂米的木棒都漂在血河之上呢。[55]

孟子又说：

 “当代之英雄豪杰向君主自荐自己的才能，为了打动君主，往往会说，‘我善于布阵，我善于打仗。’这真是大罪恶了。

国君爱好仁，就会天下无敌。

成汤征伐南方，北方的民族就埋怨；征伐东方，西方的民族就埋怨。埋怨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边？’

周武王姬发讨伐殷商，有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武王（向殷商的百姓）说：‘不要害怕，我们周人是来安抚你们的，不是来同百姓为敌的。’

于是殷商的百姓都跪倒叩头，）额角碰地的声音，像山岩崩塌一般。”[56]

孟子不惟不信《尚书》之《武成篇》，还大大缩减了周人征商之军事行动之规模，上古时代一辆战车五人，则战车三百辆为一千五百人了，再加上虎贲三千人，合为四千五百人。

如果孟夫子所言属实，那姬发作为军事家简直是太疯狂太冒险了，以区区四千五百人之军事实力，居然敢度过黄河，直接进攻商王朝之首都朝歌。

而照着《史记》的记载，则是在战车、虎贲之后面，尚有甲士四万五千人，如此合总兵力为四万九千五百人。[57]

孟子和司马迁两者之数据相差，乃是一比十了。孟子目的何在呢？大大缩减周人之军力，目的乃在于彰显“仁”之力量。

又可见，这个“仁”之力量，在孟夫子的心中分量，又何止是以一当十，甚至当百当千当万了。

 

仁，是坏的东西，是不现实的东西，是虚伪的东西吗，其实都不是。如果将这个“仁”翻成现代政治学里头的名词，那就是三个大字——软实力。

“仁”之王道诚然有它的力量，然而必须得是在文明世界里头才行的通。

软实力也有他施展的空间，那就是普世价值观已经到了放诸四海皆准的地步。

而儒家提倡“仁”，宣讲“仁”，并不完全着眼于当下之现实，而是为后世万世开太平，就此而言，儒家功不可没，它大大了加速了中国文明的进程。

儒家首先确立了“仁“的地位之后。目的，就是为将来之政治制度建设提前预设下合法性前提。

我在《族天下》之第四卷《帝禹时代》，曾经为大家谈到黄帝王朝前后八任君主，一直在努力，努力搞定他们建立的黄帝王朝之合法性。

但，一直以来并不是很成功。

实际上，人类建立国家建立的过程，其实都是一部暴力史。最初国家的性质，和收保护费的黑社会老大，并没有区别。

也就是说，政府和民众之间，义务和权利并不对等，就道义而言，是很说不过去的。

黄帝王朝自立国以来，历来向各方国各大族征收贡赋，靠的并不是什么道义，而是武力，横睨整个东亚最强大的武力。

即便到了帝禹时代，帝禹通过建设完整的官僚集团，颁布夏历，使得整个国家之财政得以量入为出，在丰年有所盈利，而在凶年倾力救助灾民。

这时候，中央政府之职能才第一次得以转变，在民众之心目中，便再不是面目狰狞、冰冷无情的国家机器了。

然而帝禹是因为有了治水的这一机缘，才生发出“以人为本“之政治理念，并推行之。

而到了夏商周三代，每个王朝的更替，无非是丛林法则。谁是军事的最强者，谁便是天下共主，谁便能构建整个东亚的国际秩序。

准此而言，这样建立起来的唯力是视的政府，必然因军事实力衰竭而衰落而崩溃而灭亡，夏王朝如是，商王朝如是，周王朝亦如是。

事实上，夏商周的王权时代，都没能解决国家政府之合法性问题，即便是到了后世之皇权时代，这个问题依旧困扰任何一个有志于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家们。

这个问题，也只有到了今时今日之民权时代，中国人方有彻底解决的希望。

 

上古之国家政府之合法性问题，如果摈弃暴力元规则，则有两个解决方案：

一个乃是《族天下》一书中为大家阐述过的，战国邹衍提出来的五德终始论。

五德终始论换言之，即唯天命论。也就是说，天道即是人道，任何人间之君主再怎么努力，一旦被老天爷抛弃了，好日子也走到头了。

这一思想的根源足以上溯到夏商周王权时代之前的神权时代。其根基之牢固，即便是进入皇权时代，也无人敢提出异议。

毕竟，人力有时而穷，以人类这么点的力量，往往屈服于天灾，对于天之畏惧，便是对唯天命论之信服。

是以儒家只能、也必然保留这一套终极方案。

 

在《尚书》中，对于中国之王权时代尚不能摆脱神权时代之影响，有如下一段重要文字足以证明。

在周武王与灭商之后，周武王曾经垂询箕子，箕子乃是亡国之君商纣王的弟弟，他虽然投降了周王朝，却雅不愿称道哥哥的过失，是以周武王不得不改问安天下之大道。

箕子便告以洪范九畴，这洪范即类似现代之宪法，乃是夏商周三代以来世代相传的法中之法，共分为九大类，其中第七类，乃是用卜决疑——

选择建立掌管卜筮的官员，教导他们卜筮的方法。

龟兆有的叫做雨，有的叫做霁，有的叫做蒙，有的叫做驿，有的叫做克；

卦象有的叫做贞，有的叫做悔，共计有七种。

龟兆用前五种，占筮用后两种，根据这些推演变化，决定吉凶。

设立这种官员进行卜筮。三个人占卜，就听 从两个人的说法。

你若有重大的疑难，你自己要考虑，再与卿士商量，再与 庶民商量，再与卜筮官员商量。

你赞同，龟卜赞同，蓍筮赞同，卿士赞同， 庶民赞同，这叫大同。

这样，自身会康强，子孙会昌盛，很吉利。

你赞同， 龟卜赞同，蓍筮赞同，而卿士反对，庶民反对，也吉利。

卿士赞同，龟卜赞 同，蓍筮赞同，你反对，庶民反对，也吉利。

庶民赞同，龟卜赞同，蓍筮赞 同，你反对，卿士反对，也吉利。

你赞同，龟卜赞同，蓍筮反对，卿士反对， 庶民反对，在国内行事就吉利，在国外行事就不吉利。

龟卜、蓍筮都与人意 相违，不做事就吉利，做事就凶险。[58]

 

 

牛河梁出土之玉龟

琉璃河出土之玉龟

刘林m25和下王岗m112平面图。

从随葬品中可看出这两位都是贵族，也显示了

龟卜和骨卜在史前并列存在的情况，龟灵崇拜观念在大汶口文化之后一直未曾完全消逝，商朝的龟卜是在继承了先商的骨卜技术的基础上吸取夏朝的龟灵崇拜观念产生的。

 

龟筮协从图

 

 

在箕子这段话里头，举凡国事难以抉择，都要求问于龟筮，也就是请示上天。

假如以现代制度衡准之，则所谓“汝”（王）、“龟”（卜者）、“筮”（占者）、“卿士”（贵族）、“庶民”（平民），则分别代表了五个方面的表决权。

当投票之时，卜者、占者都属僧侣，拥有两票的权力，如果加上王者一票，基本上国事是可无疑的，反而是贵族和平民这两大票，往往被忽略。

被忽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贵族权力不够大，平民利益不被尊重。

而是在上古时代，卜者、占者之意见来自天意，而王者本人乃是天子，是以天意足以否决一切人间人事之干扰。

夏商周之王道精神说白了，主流还是天道决定人事。因此帝桀、商纣之亡，都是因为太相信老天爷站在他们那一边，是以最终无视贵族和平民的意见。

儒家敏锐的意识到这一点，是以在他们设计的政治方案中，总是竭力的压制神权。

比如孔子的口头禅便是“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9]

事实上，周武王本人对于鬼神也不感冒，如果按照卜占的意见，那么他就不可能起兵灭商了。

这位豪气干云的一代雄主干脆认定，上天的意志就通过万民之意志体现出来，是以在《太誓》上发布了视神权为无物的口号——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正因为夏商周三代之王权政治不断伸展，神权政治的空间必然不断被压缩。

然而，于此同时，也出现一个要命的问题，就是该设计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来填补神权政治所让出来的空间。

在先秦诸子中，各大学派都提出了各自的方案——

墨子认为神权政治是最优良的政治制度，比儒家还保守，坚决复古。

法家认为因时而变，任何时代只要现行政治出问题，就要实行变法纠正之。

道家认为人那么点智慧，整天用在政治上，全是浪费，还不如望天收，啥也别干，最好是退回小国寡民的原始氏族社会。

相比较以上三家，应该说，儒家的方案则是最杰出的，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已经意识到随着未来一统，王权政治必然向皇权政治迈进。

在东亚，一个对天下万民总其责的中央集权政府即将出现，这一政府对人民将依赖庞大的官僚集团进行垂直统治。

是以，儒家虽然有很多不现实的、理想化的主张、有很多可笑迂腐的超现实见解，然而在设计政治制度上，却提出了最优化的方案。

本人并非儒家之fans，说实在的，在阅读先秦诸子各派文献之时，最让我大摇其头的，往往就是这个儒家。

这个儒家，对于上古流传下来的文献，往往断章取义，要将一切思想资源都要往“仁”这一普世价值观上靠。

因此历史被随意书写，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先王圣君”。

这种为了观念而强奸历史的行为，儒家可谓干的得心应手，以至于很让有志于了解真实历史的现当代历史学者无语。

儒家何以这等偏执呢？

乃在于他们设计出来的政治方案，并不是为了解决十年内的政治问题，也不是为了解决百年内的政治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千年万年的政治问题。

这样的豪情，这样的自信，是所有先秦诸子学派所没有的。

 

现在，儒家既提出了“仁“，提出了仁者无敌的“王道”，很自然，进而要架构出一整套崭新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

这一方案，也很有天命论之色彩，然而，人间之君主的作用力却被大大的放大了，也就是说，人的力量，第一次被正式看待。

以之相对应的，乃是“大一统”政治制度。

大一统，大，非大小之谓。大一统之一统，也非统一之谓。

大，是尊重重视拥护的意思。一统，统，就是开始，大一统合而言之，即是尊重历史教训，遵循历史规律，有序的向文明迈进。

这个大一统的观念，并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

中国早期的历史，都有专门的史官负责。最初之历史，大抵都是大事摘要，并无细节描写，更没有所谓的历史观念。

一般而言，正史都有官方书写。这样可靠性才能达到起码的保证。

而儒家在多次参与整理历史资料之后，最终以私人身份，开始偷偷的修史了，始作俑者，即是撰写《春秋》的孔子。

我在《族天下》一书中，已经为大家介绍过了《春秋》这本书，这本书呢？并不是一本完全记载历史真实的史书，而是一本观念之书。

在整本书里头，洋溢着的，便是孔子生发的“正义史观”。

孔子以私人修史的《春秋》在儒家看来，位置至为崇高，崇高的什么地步呢？这里引孟子的一句话，就晓得了。

孟子就认为先秦时代有三件改变历史进程之大事——

往昔，帝禹压制了洪水而天下得到太平。

周公（姬旦）兼并了夷狄这些少数民族，而老百姓之安全得到保证。

孔子撰写并完成了《春秋》一书而使得那些颠覆国家、造成社会动荡的乱臣贼子们感到恐惧。[60]

帝禹之治水，使得中国人在东亚站稳了脚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是以排在位置第一位无人质疑。

而周公制礼，使得中国的政治制度第一次向文明化、系统化迈进，当然也值得大书特书。

然而孔子撰写《春秋》，何以能和帝禹、周公并列，位居第三呢？

须知，帝禹乃是黄帝王朝的之末任君主，夏王朝创业开基之君，文治武功，可谓前无古人。

至于周公姬旦，乃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身死之后，受托孤之重任，摄政称王达五年之间，最终瓦解管蔡之乱，挥师平定东夷，使新兴的周王朝稳如磐石。

而孔子之一生，在母国鲁国以大司寇之尊，行堕三都之事未果，辞职之后，周游列国，皆不被待见，一生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也就是说，就现世功业而言，孔子较诸于帝禹和周公可谓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了。

那么就只剩下对后世之影响这一项了。

诚然，孔子自进入皇权时代之后，地位越来越高，甚至被加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孟子乃是战国之人，自然不会穿越时空，得知孔子获此殊荣而来显摆。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春秋》这本观念确实提出了一个震铄古今的政治制度方案，以至于让以孟子为首的儒家之徒子徒孙佩服的五体投地。

 

《春秋》是一本记录历史的书，全文不过一万八千多字，何以有这么大的能量呢？

《春秋》何以和基督教之《圣经》、伊斯兰教之《可兰经》一样，成为历代学人研习不废的传世经典？

这里，不妨为大家举《春秋》开头的第一句，以见春秋之义法。

这一句，只有六个字，并无叙事，而是记录事件发生之年月，然而这六个字，真是奥妙无穷，以至于后人为了这六个字，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出来。[61]

这六个字乃是——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本身是什么意思？后世专门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公羊传说了这么一段话——

问：什么叫“元年”呀？

　　答：就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

　　问：“春”又是什么意思？

　　答：春天是一年的开始。

　　问：“王”是在指谁呀？

　　答：是指周文王。

　　问：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呢？

　　答：这是说，这个正月是周王历法的正月。

　　问：为什么要说周王历法的正月呢？

　　答：这是为了要重视开始(大一统)。[62]

我想多读读者看到这里，立马晕了，你瞎掰吧，就六个字，有那么多讲究啊。

而事实上，《公羊传》上的解释还不是最讲究的，更讲究的人多了去[63]。

这里面的“王”是不是周文王，历代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要是《公羊传》真的得孔子之真奥义的话，那么这个“王”可是说指的既是周文王，又不是周文王。

在《春秋》这本书里头，“王”的指向和含义是多重复合的。

周文王是西周王朝的实际开创者，在他身上，已经制定了非常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个完善当然是相对于夏王朝商王朝而言的。

孔子对于夏商周三代之政治制度都下过大力气去研究去了解，有一次他的弟子子张问了他这么一个问题——

“今后十世（的礼仪制度）可以预先知道吗？”

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则十世合为三百年，相当于后世王朝的标准兴衰周期了。

孔子的答复可谓是自信满满，他认为——

 “商王朝继承了夏王朝的礼仪制度，所减少和所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

周王朝又继承商王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和所增加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

将来有继承周王朝的，就是过了一百世以后的情况，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64]

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制度，说白了，就是政治制度，古代当然没有政治制度这个现代政治学名词，是以用了“礼”这个字，指称政治制度。

人类之政治制度总是在继承中发展的，这点，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

在继承的同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点，同样，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

在继承的时候，更要注意与时俱进，淘汰那些落后于时代的旧思维旧模式，这点，同样，中国人也很早认识到了。

中国人的这个特质，孔子没有说的清楚明白，然而不妨碍后人就他的言论中归纳出来，他就是西汉大儒董仲舒，他写一篇《三代改质文》，大家不妨一起看看——

《春秋》开卷纪时写作“王正月”。

《公羊传》说： “王”是在指谁呀？ ，乃是周文王。 何以先说“王”而后说“正月”呢？ 这是说，这个正月是周王历法的正月。 何以要说周王历法的正月呢？

我认为——称王者一定受命于天而后称王。称王者一定要改变纪时方式，更易礼服之颜色，制定礼乐制度，并这这一套设计好的政治制度推行于天下。

目的乃是宣告天下已经改朝换代，新王者并不是从旧王者那里得到天下。

目的乃是宣告天下，新王者乃是受命于天。

称王者受天命而称王，是以制定新的正月，以应天心之变化。是以设计出来的政治制度乃是为了尊奉天地，故称之为“王正月“。

……

历代都制定国号，迁移国都，变革官制，制定礼乐制度。

是以商王朝开国君主成汤受天命而称王者，顺应上天颠覆夏王朝，立国号为殷。商王朝以白色为尊，是为白统。

这个白统的特点是整个政治制度，最接近夏王朝的政治制度，上承黄帝王朝时代之帝舜的政治制度，但是和黄帝王朝时代之帝尧制定的政治制度则彻底放弃了。

……

等到周文王姬昌得到天命兴起而称王的时候，他顺应上天颠覆商王朝，立国号为周。周王朝以赤色为尊，是为赤统。

周王朝所创设的政治制度最接近商王朝之政治制度，上承夏王朝时代之政治制度，而彻底放弃了黄帝王朝时代之帝舜时代政治制度。

……

成汤之后将国都叫做邑。表明天命之变化，一个显然有别于旧时代的新王朝诞生了。所以天命并非恒定不变，而只福佑有德行之王者。

是以《春秋》接受天命记录新王之事迹，当时以黑色为正色。

《春秋》一书假定鲁国为未来一统天下之新王者，全书所设计之政治制度，乃是以黑色为尊，是为黑统。

这是一套政治制度彻底放弃了夏王朝时代留存的政治制度，最接近周王朝所创设的政治制度，上承商王朝所创设的政治制度。[65]

董仲舒的这一套理论，其实是基于历史资料加以“合理想象”的产物。

在他的想象中，夏商周三代每个相继的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和制度的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自成一统，以应天命。

1年12个月之中，有3个月可以作为岁首（正月），即子月（现时农历十一月）、丑月（农历十二月）和寅月（农历正月）。

一个朝代以某月为岁首（正朔），就要确定相应的朝服、车马仪仗等的颜色。

夏王朝以寅月为正月，黑色是政治生活中最尊贵的颜色，于是夏王朝的朝服、车马仪仗等都尚黑，是为黑统。

商朝以丑月为正月，白色是政治生活中最尊贵的颜色，于是商王朝的朝服、车马仪仗等都尚白，是为白统。

周朝以子月为正月，赤色是政治生活中最尊贵的颜色，于是商王朝的朝服、车马仪仗等都尚赤，是为赤统。

黑统又名之为人统，白统又名之为地统，赤统又名之为天统。

准而言之，夏商周三代之历史，乃是按照人地天之秩序递次更替，后世兴起之王朝也必将如此往复循环，无穷无尽。

如此完美的演算，显然只在纸面上有意义。如果人类的历史可以如此简单的归纳出来，那么我想多数的读者肯定对历史这一门学问兴趣大扫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是一句名言，然而这句名言的潜台词却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历史从来不会重演一遍。

也就是说，董仲舒的“通三统”是不真实的。

事实上，儒家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是古非今”，不是现代人想象的那么迂腐保守。他们也根本没有所谓现代人之尊重历史的观念。

一切，都是古为今用，只是当真正的“古”，不能为今所用之时，也不妨加以改造，是为“托古改制”。

孔子曾经至为赞叹周王朝之政治制度，公然宣称——

周王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王朝、商王朝二代，是多么丰富完备，文明焕发啊。我遵从周朝的制度。[66]

然而周人之得天下，乃是一个野蛮民族，靠横扫中原之武力，覆灭商王朝而建立起来，这个周王朝在上古文献里头，真的那么文明吗？

有一次鲁哀公向孔子的弟子宰我问“土地神的祭祀”该用什么样的木料才好。

宰我就正正经经的答复道：“夏代用松木，殷代用柏木，而周代用栗木，是为了借谐音使民战栗，用以营造白色恐怖气氛。”

这话传到了孔子那里，孔子对自己的这个弟子非常不满，发表了如下意见警告之——

已经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妄加评议。即将成就之事，就不要徒劳劝告，成就之事，就不要再去责备。[67]

可见，孔子心里，对于周人立国时代之野蛮乃是心中有数。

然而他却反对自己的弟子告知鲁国国君，是何缘故呢？

鲁国乃是与周王室关系至为紧密的邦国，其开国之君乃是周公。

周公摄政，由其子伯禽兴兵攻打殷商遗民在山东半岛之根据地——奄（今山东曲阜），采取的手段至为血腥，因此史书上，名之“践奄”。

人类早期战争史上，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的杀戮，以大规模种族屠杀名之，都嫌太文明了。

商王朝立国六百年，作为文明人是很看不起野蛮人周人的，是以周人虽然武功上取胜，在初期只能靠白色恐怖进行统治，这也就是周代用栗木作为社木的真正原因。

孔子精通夏商周三代之文献档案，对于这些情况当然了如指掌。但是呢？他并不认为历史真相如何，就该如实传播。

相反，孔子认为，既然周王朝已经立国了，政治制度上了轨道，越来越文明了，那么再去纠缠过去，只会让天下人怀疑周人创设的政治制度，进而动摇文明的根基。

是以，孔子竭力加以遮掩周王朝立国时代之黑暗政治。

孔子撰写的《春秋》，目的乃是托古改制，董仲舒撰写《春秋繁露》，同样也是为了托古改制。

他们就着真实的历史，虚构出一个高度理想之乌托邦，以之影响当代之君主对政治制度之创设。

孔子成功了吗？

成功了。他的《春秋》遂成为王权时代以降之皇权时代的圣经，成为其后两千年之统治中国的统治者们的《圣经》。

《春秋》整本书，讲究的就是君君臣臣——

作为君主该怎么样尽到自己的责任，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君主，臣子又该怎么样尽到自己的责任，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臣子。

当君臣都谨守自己的分际，那么就是天下太平盛世降临的时候。当君臣都背反了《春秋》拟定的准则，则整个王朝必然被天下人所抛弃，走上灭亡的道路。

事实上，这本虚构的观念之书，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超越了任何一本以“直笔”（保留历史真相）为使命的史书。

董仲舒成功了吗？

他也成功了。

夏王朝真的尚黑，黑统是否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

商王朝真的尚白，白统是否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

周王朝真的尚赤，赤统是否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

这个问题，大家如果问我，我肯定说，没有的事情。大家如果问董仲舒，董仲舒肯定告诉你，是真的，绝对是真的。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说白了，同样是一本观念之书，一本用来解释孔子《春秋》这本观念之书的观念之书。

孔子生于春秋，董仲舒生于西汉，在西汉时代，孔子的那一套里头很有些已经过时了，因此董仲舒就再虚构出一个乌托邦来与时俱进，为当代政治服务。

总之，儒家总是借着一个复古的外壳，大搞特搞制度创新。这种技术，很有用，直到今天还用的上。

比如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他绝对不会告诉大家，这是全新，从来没有人搞过的政治制度，相反，他会从马克思经典理论中“活学活用”。

这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独有特点，迄今为止，已经两千多年的历史。

今天，很多民主派自由派左派右派都在致力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很好。

但是我得指出一点，如果他们想成功的吗，就得托古改制，就得在继承中求发展，而不要做梦，做着违背中国国情的白日梦，梦想着将旧世界统统打碎了，一口气推倒重来。

在中国这片大地，要想政治体制改革成功，那么一个卓越政治家的眼光的投注方向，依照秩序应该是——

第一位乃是过去的中国历史；

第二位乃是了解中国之国情；

第三位才是向未来看；

第四位才是向着西方看。

 

由孔子的“大一统”[68]到董仲舒的“通三统”，中国改朝换代之“正统”史观遂油然生发。而问题也相伴相随了，因为“正统”之为“正统”，显然是只有一位。

如果是在统一的年头，比如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元、明、清这些王朝立国之后，显然就是整个东亚毫无意义的老大，这个正统好定的很。

然而，如果是在三国魏蜀吴并立、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时代、五代十国或者宋辽金西夏对峙的时代，那么谁才是真正的正统，就是个要命的问题。

根据《春秋》的正统观念，首先是体现在纪时之上的，“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就奥秘非凡了。证明到了《春秋》之时，虽然周王室衰微了，但依旧尚是“正统”。

前面说过了，竹书纪年里头，处理改朝换代时候的纪年至为清晰明白。

夏商周三代之政治转移，每次的产权之转让手续至为完善，这个“正统”并无多大问题。也因为三代之政治制度乃是陈陈相因，是以董仲舒的“通三统”也大可以成立。

然而，到了东汉灭亡的时候，这个东汉王朝庞大的遗产为魏蜀吴三国分食，遂成就中国历史第一次大分裂时代，长达近百年。

这一百年，该谁来当正统呢？纪年该用那个国家的纪年呢？

 

这是要命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按照“正统”观念撰写的史学，首先就无法克服纪年问题。

因此自春秋以来，中国之纪年乃是系于“王者”名下，那怕这个“王者”已经至为衰微。

比如战国时代，东周之国土已经局限于都城洛邑，政令不出方圆百里，屡屡被人问候一下“鼎还好吗”，然而按照正史之处理，其时尚是周天子之天下。

现在，魏蜀吴之三国百年分裂史使得中国官方正史第一次出现的极大的混乱。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感到失去重心。

从“大一统”到“通三统”，中国花了一千年的时间确信，中国之历史乃是贯通而没有中断的，自三皇五帝夏商周乃至于秦汉，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现在，这个裂痕出现了，而且是那么大，大到难以弥合。

正统确立，意味着一个王朝得以将法统道统政统基于一身。

如果魏蜀吴三国到底哪个是“正统”没有确立，那么其后之晋王朝的正统就有问题了， 晋王朝出问题了，其后的南北朝时代来临，中国第二次大分裂时代更让中国的史官崩溃——

五胡乱华不说，先后出现了十六个短命政权。这十六个短命政权，到底谁是真正的正统呢？

隋统一了中国之后，短期间又告崩溃，其后李唐王朝兴起，中国再次主宰整个东亚。

正所谓兴衰有时，这个李唐王朝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像一个慢性病人苟延残喘，最终不治，灭亡之时，中国又迎来第三个大分裂时代——五代十国时代。

纷纷扰扰五十多年之后，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结束了这一混乱局面。

北宋王朝乃是文官政府，所建立的官僚系统之完善可谓抵达了皇权时代之极点，其政治制度之发展遥遥领先于全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有宋一代史学家对于正统观念之重视远迈前朝，而这时候，中国历史已经有了三次大分裂的经验了。

在三次大分裂中总结相似性，进而构建一套稳固的“正统”历史观念第一次成为“可能”，这个可能的基础乃是建立在中国文化共同体的想象之上。

在所有普通老百姓的观念之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牢不可摧的思维定式——

其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此之谓天下大势。换成官方正史的表述则是无论再怎么分裂，天下终归是要统一的。

其二、任何一个统一的王朝，必然自前一个王朝全盘接收其政治遗产，不论这政治遗产是好是坏。

即便这个王朝崩溃了，分裂了。新兴而起的分裂政权第一件急务，就是争先恐后的宣告自己是政治遗产的第一受益人。

其三、不论分裂还是统一，中国依旧是中国，中国人依旧是中国人。这时候中国之概念已经全面超越狭隘的王朝、政权、疆域之局限。

正统之争，从来不妨碍中国人之自认为是中国人。[69]

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何以为中国，在高度文明之宋代，第一次得到全面的整理。而在整理的同时，中国历史该如何书写，又提上的日程表。

在欧阳修主持撰写的纪传体《新五代史》这一部官方正史里头，在司马光主持撰写编年体《资治通鉴》这一部官方正史里头，最终定了魏国为正统。

这两位宋代史学界的大佬力图就此定谳。

只是，这个正统又是怎么定出来的呢？定出来，又是否就此确定不疑了，其标准是否同样适用第二次大分裂时代（南北朝时代）、第三次大分裂时代（五代十国时代）。

且看下一卷书的附录《何谓正统》一文，为你详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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