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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正统”——三次大分裂时代造就的“正统”之争

 

之前谈到了在北宋时代，史学界确定了曹魏王朝为正统王朝，力图一举解决积讼千年的正统之争。

何以曹魏王朝首当其冲，这里先来解剖一下魏蜀吴三国之家底——

魏国乃是魏武帝曹操血战创立的基业，全盛时期，魏国有户六十六万余，人口四百四十余万，所占据的地盘最大，实力最强。

然而，从政治道义而言，终曹操一生，虽尊奉汉献帝，到了他儿子曹丕继任魏王之后，遂逼汉献帝禅让而建立了魏国。

曹丕这种逼君篡位之举，显然是《春秋》所痛恨的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以他为正统，那等于是鼓励后世权臣只要有实力不妨强取豪夺。

曹魏王朝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日后一统天下建立起晋王朝的司马炎之祖上几代人，都是曹魏王朝的臣子，最终篡夺了曹魏王朝之政权。

吴国有户五十二万余，人口二百三十万，属于第二强，然而孙策孙权乃是豪强孙坚之后，并非什么贵族，所创建之家业，偏安于江南。

因此这个三国正统之争，吴国成了彻彻底底的出局者。

蜀国有户二十八万，人口九十四万，实力最弱。然而，却得到很多儒家学者的支持，就是史书里头，最初也有两部支持蜀汉为正统的。

一是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

二是，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是以蜀汉政权为正统。

当然，《汉晋春秋》、《通鉴纲目》都属于私人修史，而在官方正史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北宋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里头，则定魏国为正统。

何以官私修史差别如此之大呢？

《四库全书总目》一书对此作出一个精辟而完美的回帖，大家这里不妨一起来顶一下帖子，因为楼主已经寂寞几百年啦（也不知道我这本书以后会寂寞多少年，才又被人翻贴哈）。

《四库全书总目》上是这么说的——

官方正史《三国志》以魏国为正统，最初并没有史学家提出异议的，到了东晋时代，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才开始提出不同意见。

而到南宋时代朱熹明确支持习凿齿的看法之后，历代之学者都赞同习凿齿而反对陈寿。

然而，假如仅仅以政治伦理道义作为评判标准的话，陈寿之错误当然是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辩护。

而如果考察各人所处之现实政治环境，那么习凿齿以蜀汉为正统，显然是绝对正确而很轻松做到的事情，而陈寿以蜀汉为正统，显然是绝对错误而很难坚持的事情。

这是因为，习凿齿生活的年代，西晋灭亡，东晋在江南建立了偏安政权。这种情形就有点类似于东汉灭亡，蜀汉在四川建立了偏安政权。

习凿齿作为东晋的臣子，为本国偏安政权争正统，当然能够得到国内所有人的支持了。

陈寿则在蜀汉灭亡之后作为西晋王朝的臣子，西晋是从曹魏手上取得政权的。

如果陈寿认定魏国不是正统，那么以此类推，西晋王朝也不是正统，这样的看法如何能够得到国内所有人的支持呢？

这就好比五代十国时期，宋太祖赵匡胤篡夺了后周政权，相当于三国的魏国了。而同时并立的北汉政权和南唐政权相当于三国的蜀汉了。

所以整个北宋时代的儒学大师在正统之争上都有所顾忌，不敢认定后周政权不是正统一样，也就不敢否定三国时代的魏国不是正统。

到了南宋时代，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建立偏安政权，这时候南宋政权就相当于三国的蜀汉了。此时北方中原都在女真人所建立的金国政权手上，相当于三国时代的魏国了。

所以南宋时代的儒学大师在三国正统之争上，纷纷发表意见认定蜀汉为正统。

这些都是当代人借古喻今，所以他们的看法，不足以用来作为确定不疑的结论。[1]

这段话意思，用现代人治史的角度而言，乃有两层意思。

一则曰——一切的历史，都是观念史。[2]

二则曰——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3]

那么习凿齿之议论以蜀汉为正统因何而生，又何以使得后世之儒学大师积讼纷纭。官方正史却最终认定魏国为正统，这又是什么道理？

正反双方之持论都是以阐发《春秋》大义为旨归，何以积不相能？

要想了解内中之实情，仅仅读了以上的概括性综述是不能了然的。我想最好是正反双方都畅所欲言，让读者自己去甄别了。

在附录的第二部分，我会准备自魏晋以来四篇关于正统的学者大家之论文，看看他们之间是如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他们依次为晋代习凿齿之《晋承汉统论》，出自《晋书》，以汉王朝为正统，正方。

北宋欧阳修之《正统论》，出自《欧阳修全集》，以曹魏王朝为正统，反方。

北宋司马光之《正统论》出自他撰写的《资治通鉴》中所发的议论，以曹魏王朝为正统，反方。

南宋朱熹之《正统论》，出自《朱子语类》，以蜀汉为正统。正方。

最后由晚清之梁启超总结陈词——

他写的《论正统》、《论纪年》本意乃是要以孔子之卒年取代西方的公元纪年，然而对于历代之正统观念，也做了一次回顾，指出旧日之正统史观已经过时了。

这五篇探讨“正统”的文献都在特定的时空，都有其价值，并不能因为他过时，就认为不需要去了解了。

了解了，方能更明了，中国何以为中国，中国人何以为中国人。

正方一辩：《晋承汉统论》。

首席辩手：习凿齿。

辩手简介：习凿齿(？～383)，字彦威，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代为荆楚豪族，东汉襄阳侯习郁之后人。

其生平代表有《汉晋春秋》，官方正史《晋书》上有他的纪传。  

辩护背景：西晋灭亡之后，东晋偏安于江南。《晋承汉统论》，载于《晋书》，这是他临终的最后一封奏疏，可见他内心之中是何等的在意了

辩护词全文——

臣常常认为本朝晋王朝应该越过魏王朝而直接继承汉王朝之正统，不应该让魏国亡国之君的后裔享受“三恪”[4]这一超国民待遇。

臣地位低贱官职卑微，没有途径表达我的想法，怀着这一蠢笨的念头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现在臣身患重病，性命难保，我的这些粗陋的想法将与我的生命一同朽坏。心怀这诚挚之意，实在是很值得同情的。是以勉强自己撰写这一篇论文，抄写在这份奏疏上。

希望陛下考察寻访古典文献之奥义，求得永恒之真理，得以超越于凡尘众人之上，而不以臣地位微贱就不在乎我的思想言论。[5]

这篇论文是这样写的：

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

魏武帝曹操功盖中国华夏大地，魏文帝曹丕接受汉献帝之禅让而创建了魏王朝，而你却说汉王朝灭亡了，而由晋王朝直接继承了正统，这太没道理了吧。

如果不认可魏王朝之正统地位，那么晋王朝之正统也大有疑义，（晋王朝开国之君武帝司马炎难道不是接受了魏王朝之禅让而开创基业的吗？）

你作为晋王朝的臣子怎么能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思想言论呢？

臣的答复——

这正是我尊崇晋王朝正统的目的所在。只是最高明的音乐，不是普通人的耳朵所能欣赏的。

如果人与人见解不同心思相左，那么最高明的主张也无人明察，这里且让我为你细细分说。

从前，汉王朝倾覆，对天下失去了控制，于是天下群雄割据，三国魏蜀吴乘机兴起，彼此鼎立相持数代人，战争无休无止，长达一百年的战火，使得百姓血流成河。

虽然三个政权在各自的统治疆域都维持了局部的和平，然而实际上这一百年，乃是大分裂之乱世。

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为当时之形势所逼迫，他的真实本领在魏王朝时代所到了抑制，不得不屈居潜伏等待时机，最终投身于军事征战之中。

他韬光养晦，就好像一条龙潜伏于水底，低着脑袋蹑着脚尖，小心翼翼，弯着腰不敢大声出气。

他坚持的正道有不被当权者见容之艰难，亲身经历至为严峻的考验，可谓是危险到了极点。

直到魏武帝曹操死了之后，他才得免大难，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功业。

司马懿首先擒拿了想投奔蜀汉的孟达，东征扫平了辽东割据实力，西方则抑制蜀汉咄咄逼人之攻势，很快的安定了中原。

其后，对外，摧毁东吴的强势入侵之锋芒，对内，清洗了曹爽这一反动集团，为了中原之兴起而打下了牢固之根基，为了家族之贵显而引进了天下的人才。

这时候，司马懿治理国家之志愿得到舒展，非同寻常之功业得到巩固。

再下来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接过他遗留下的重任，这两位继任者政治军事才华冠绝当代，所发动之征伐，兵锋所指，没有不归顺的，因此建立极大的功业。

两人先后吞并了梁州和益州，紧跟着攻打西方地理之极限（指灭蜀汉之役），功劳可谓上达皇天，勋业等同古代之军事家。

他们所拟定的政治制度是那么完善，所留下的福泽是那么的明显，真可以说的上是昭明显赫。

到了司马炎接任，在他在位期间，更进一步吞并了东吴，统一了天下，使得四海重得太平，其功业和刘邦开创西汉，刘秀开创东汉不相上下。

三国鼎立的时代就这样的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纷争终于尘埃落定，笼罩在天下九州之阴霾一夕扫除，奠定了千载难以匹敌的盛大伟业，都有赖于司马氏家族三代人的努力。

凭着司马氏家族这样的功业，大臣们居然还推崇这样的思想言论——魏王朝自汉王朝手上取得天下，再由晋王朝自魏王朝取代天下，并媲美之为上古时代之尧舜禅让。

这些人还是晋王朝忠心的臣子吗，这难道不值得痛惜吗？[6]

现而今，如果认为曹魏王朝作为“王道”之继承人，则他的“王道”显然并不足以教化天下。而论起平定乱世之功绩，其时又有蜀汉和东吴并立。

曹魏王朝正因为“王道”推行的大大的不够，是以当时不能统一天下。当时既不能统一天下，那么曹魏显然就从未曾为天下之主。

“王道”不足的曹魏王朝，自然可以认定他从来未曾有一天，作为天下之主。

考察以往历史对“正统”的平定，上古时代之共工氏也曾一度雄霸九州，秦王朝也曾一度统一天下。

秦王朝统治之声威，天下不分那个民族都为之屈服，可谓独掌天下了，他们建立的王朝却尚且不名列于“正统”的排行榜之上。

最终在秦末群雄并起时代，秦王朝一夜之间倾覆。

更何况曹魏王朝统治时代，不过暂时控制了几个州的地盘，皇权之行使也极限于自己的统治疆域之内，这样的王朝，怎么可以将之视之为“正统”的王朝呢？

如果认为晋王朝之先公先王曾经服侍曹魏王朝，而担心否认了曹魏王朝的正统地位对于现在后继之晋王朝君主的德行有所损害，拘泥爱惜曾经自曹魏王朝手上经过履行禅让这一完美的政权交接仪式，认为不能轻易割舍，那么这就是超级大糊涂蛋了。

这是为什么呢？

须知东汉王朝兴起之时，隗嚣曾经占据甘肃一带，公孙述在四川一带称帝，甘肃人、四川人都分别受他们的驱使，但是从“正统”史观而言，他们不过都是割据一方的小毛贼而已。

又好比春秋时代，南方强大的楚国、吴国都分别各自给自己上尊号称王，但是当时周王室并未被灭。

因此即便是在楚国、吴国内部都有大臣反对这种妄自尊大的做法，一个是楚国令尹子文，一个吴国的贵族季札。

最初司马懿在曹魏王朝任职乃是因为抗拒征召则有性命之忧，他被提拔并不是自己选择了作为曹魏王朝的臣子，是以并不是以臣子篡夺君主宝座。

而当时举行的禅让仪式和上古时代的尧舜禅让仪式，不论从形式还是内容，已经全然不同了。

我们当根据事实确定名义，则后人自然能明白到底历史真相为何？

人人都会思考，历史真相又怎么可能被遮掩呢？

把“正统”王朝系列硬塞上名不符实的曹魏王朝，实在是委屈了伟大的晋王朝了，还不如根据《春秋》大义之传统史学观念，将曹魏王朝从“正统”王朝排行榜上剔除。

啊，真正引领时代的治国人才，他的政治伦理观念正大光明，当时机到来之时，他一定能展现他的义气和勇气。

司马懿之先祖曾在汉王朝时代立下事功，历代都勤于职守，回报国家社稷之心至为深切。

魏武帝曹操在东汉末年超越群雄，其野心乃在于倾覆汉室，只是一方面既不推行让天下臣民心服的德政，他所统治的国家就好比建立在薄冰之上。

司马懿那么全心全意的帮助曹魏王朝，情义何等深厚。

虽然司马懿当初迫于形势服从了曹魏王朝的征召，用意却是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昌盛发达，是以不得不委屈自己的心以保全生命，他是怀着一颗愤慨的心作为曹魏王朝的臣子。

也就是，在政治伦理上，作为汉王朝的旧臣，司马懿并非甘心臣服曹魏王朝。

只是他居然食人之禄，也具备了一个臣子所应有的忠诚了。对于辅佐曹魏王朝之历任君主可谓是尽心尽力，舍弃了本该属于他的救世的功业。[7]

 

一个伟大的人物开创基业依靠的乃是他生平的努力，而不是凭借其他客观因素。

一个伟大的人物立下功勋会提到他遇到的种种帮助，而不会夸耀自己的个人因素。

所以汉高祖刘邦从楚怀王那里接受任命，于是刘氏得以借着这个机会在秦亡时代兴起，超越了两个“伪统”（指秦王朝和楚怀王和项羽所创建的短暂的楚国）而向上继承了周王朝。

汉王朝正统地位的确立，并不着眼于眼前之大好形势而是认真的检讨自己功业，借助历代王朝留下来的文献，详细的推演五德终始论(详见《族天下》一书)。

刘邦一点也不怀疑王道之实现而是努力去推行良好的政治制度，因此，刘邦认为汉王朝没有必要继承楚国这一曾经一度掌控天下的“伪统”，而是直接继承周王朝之“正统”。

可是说，这样的安排实在是太完美了，而刘邦本人的德行也很高尚，所创建的汉王朝自然足以当的起“正统”了。

总之，天下大事，都可以从古代的历史找到相似的例子来指导当前之政治局势，从古代的历史中寻找出不可变易的定理足以作为未来之事的指导原则。

在春秋时代，吴楚两国都曾经冒用了天下共主“王”之尊号。

如果楚国一代霸主楚庄王能够放弃自己的国土来尊奉有德之王者，如果吴国一代霸主阖闾能够放弃自己的国土以追随真正的天命之君主。

那么天命之君主、有的之王者就有可能由此顺应天命，或者是在这份基业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最终即便统一了天下，也必然要接继于周王室之后，才得以成为“正统”，而绝对不会将吴国楚国列为正统的。

何况司马氏家族在曹魏王朝时代所积累下来功劳勋业是那么多，平定战乱安抚百姓，这乃是天数之所记载，天下人之所归心，并不凭借虚假的燕哙式禅让[8]，也不凭借历代以来经营的门阀势力。

正因为司马氏乃是天命所归，所以从容的曹魏王朝规划长远，使得蜀汉和东吴一一被灭，中间虽然艰险重重，花了将近二十四年的时间才统一了天下。

不过这已经是至为了不起的功业了，做到了魏武帝曹操所不能做到功业，终于使得一百年来的战乱得以画上休止符。[9]

自从东汉末年以来，天下鼎沸，动荡长达五六十年，吴国魏国并没有顺应天道却实力强盛，蜀汉政权虽然拥有法统道统，却实力最弱。

三国鼎立时代，魏蜀吴三方谁也吞并不了谁，天下老百姓都长久没有期盼到一位能够统一天下的明君出现。

自有史以来，拥有平定天下之大功，自然为天下人所推崇。

而不能统一天下的英雄豪杰再牛逼，也不过得到一群愚昧之民众的拥戴，受到一群力量微弱的民众推崇罢了，他们的政权怎么配称得上是正统呢？

一个正统王朝，其开国君主之功德足以匹配上天，其开创之王朝足以和夏商周三代并驾齐驱。

晋王朝之正统怎么能排于没有能力统一天下的曹魏王朝之后，那等于把自己放到了“不正”的位置上了。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推行政治，应当依据政治形势之变化同时找到一条恒定的规律，晋王朝有取得天命的资格，拥有天下有什么好羞愧的呢？

现在反而自认为晋王朝是从曹魏王朝手上用卑鄙的手段取得政权，因此不得不认可当初禅让仪式之合法性，这难道不是为将来天下纷乱开启一扇动乱的大门？

所以，不妨以故旧之恩的名义封赏曹魏王朝之后裔即可，但却不能让曹魏王朝之后裔名列“三恪”这一超国民待遇的名单之上。

在正统王朝的排序上，晋王朝直接继承汉王朝，功业和实绩是那么显明昭然，实在是名正言顺，情理之中。

因此，完全没必要为了虚尊没有资格位列正统王朝序列的曹魏政权，而使得我们晋王朝之大道有亏！[10]

从前周人歌颂开国君主们的功德，追述他们灭亡商王朝之大功。商人之后裔孔子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大孝之道，并不纠结于商国而亡，而大大宣扬称美周王朝之正统足以匹配上天。

然而，周人之始祖后稷最初在夏王朝时代忠于职守，后稷之功绩和灭商之功劳毫无关系。

这点上，司马氏可谓大大的不同。

司马氏自司马懿以来，就一直在曹魏王朝任职，三代人（司马懿为一代，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司马昭为一代，司马懿之孙司马炎为一代。）都托身于曹魏王朝统治的时代。

再说了，曹魏王朝自立国以来，历任君主的为君之道都很有问题，不符天道，那么司马氏三代人作为曹魏王朝的臣子从名分来说，并不能认定他们就是魏臣。

既然不是魏臣，那么自然可以利用机会运筹帷幄。

正因为曹魏王朝不是正统王朝，所以司马氏没有必要拘泥曾经在曹魏王朝任职这一过往，认定晋王朝的开国之君原本是曹魏王朝的臣子。

正因为晋王朝列祖列宗取得天命弘扬天道的过程中曾经辅佐曹魏王朝历任君主，尽心尽力，是以并没有叛逆篡夺的嫌疑。

司马氏在曹魏王朝的朝堂上高高拱坐，并没有亲自征战，却最终拥有平定天下之大功。说起来，这是因为司马氏之功勋足以君临四海，其所创建之晋王朝足以匹配上天。

虽然，司马氏在取得天下的过程，比不上周人之建立周王朝过程中展现出美德，但是曹魏王朝自身的正统地位也远远不能和商王朝相提并论啊。

啊，聪明的人们啊，如果你们不怀疑即便以共工氏称霸天下的实力也不配名列于三皇五帝；

聪明的人们啊，如果你们不反对汉王朝在排定正统王朝序列的时候，不认可秦王朝的正统地位，而让汉王朝直接继承了周王朝；

那么大家为何对曹魏王朝清除出正统王朝序列这样一件至为正确的政治举动感到犹豫迟疑，更有什么想不通的呢？

这真是想要尊崇本朝之君主，却不知道尧舜禹禅让之道之真实要义，想要确立本朝之正统地位反而将本朝站立在道义上的有亏的所在。这难道是君子所恪守的正确的政治伦理。

我的话说到了这份上，如果你们这些聪明人还不能醒悟过来，那我真的无话可说了。[11]

 

 

 

 

反方一辩：《原正统论》、《明正统论》、《附论·魏论》

首席辩手：欧阳修。

辩手简介：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

现代人多数知道他是杰出的文学家，却不知道他在治史方面成就之大。

他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之所以名之为《新五代史》，乃在于之前已经有一本《旧五代史》，乃是由宋太祖下令编撰的。

至于欧阳修这部《新五代史》则属于私人修史，他的目的，乃是取法于《春秋》笔法，要写出一部让“乱臣贼子惧”的史书。

由于这本著作体例笔法还有对于史料的取舍超越《旧五代史》，是以得以进入官方钦定的二十四史队列之中。

辩护背景：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大分裂时代，只是与北宋并立对峙之辽、金、西夏等国也异常强大。

由于燕云十六州一直在辽金手中，是以北宋之统一，其全盛时期之统治疆域比之汉唐大大不如，传统意义上所谓的一统，乃是平定九州。北宋并未能实现这一目标。

辩护词全文——

 

《原正统论》

专门解释《春秋》大义的《公羊传》上说，恪守政治伦理之正道，君子应该尊重推崇（君子大居正）。又说，只有天下共主，才能尊重推崇历史之起源（王者大一统）。

君子只有坚持正道，才能和一切违背政治伦理的行为作斗争，并矫正之。

天下共主只有让天下人都明白历史之起源，才能使得天下人各种各样分裂思潮止息，而倾向于统一。

正因为历史上，君子不能坚持正道，王者不能统一天下，然后“正统”论才冒出来了。

黄帝王朝时代，帝尧禅让给帝舜。夏商周三代王朝递次更替，政权之转让，或出于大公无私（指尧舜禅让），或基于天命人心（指夏商周三代王朝更迭）。

可以这么说，每一次政权的转让都符合政治伦理之正道，是以王者才能使得天下一统，所以大家截止王权时代的中国历史，对于那个王朝是正统并没有发生疑义。

这是因为那些帝王取得天下过程中，完全符合政治伦理，始终都是那么清楚分明。

其后在几次大分裂时代，各种各样的僭伪王朝兴起，他们纷纷盗窃正统之名号以自居正统。

于是就有了虽然得到正统，却不能让天下一统的王朝，比如西周灭亡之后，周平王东迁至于洛邑，这时候周王室之权威衰落，南方之吴国、东方之徐戎相继称王了。

于是就有了虽然统一了天下，却不能被官方正史认定为正统的王朝，比如前代之秦王朝被称为“闰统”。[12]

正因为如此，自东汉王朝末年，历代大家学者对于“正统”论争油然兴起了，这一次论争随着三国鼎立这一大分裂时代的终结，西晋王朝统一了天下暂时告一段落。

这段时间的正统王朝的地位认定乃是按政权转移往下推演（汉献帝禅让给曹魏王朝，陈留王曹奂禅让给西晋王朝）。

可是如果按照这一模式继续往下推，到了南北朝时代就出问题了。

东晋偏安江南，其后政权转移往下推演，依次为宋齐梁陈，陈国却没有一统天下，最终为隋王朝所灭亡，隋王朝短暂统一之后，又为唐王朝所取代。

唐王朝该如何才能确立自己正统王朝的地位呢？这时候史官们对正统王朝的认定乃是按唐王朝乃是正统，往上推演。

唐王朝乃是自隋王朝手上取得政权，隋王朝则是继承了北朝之政治遗产，而南北朝时代之北朝则都是历来被视之为夷狄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正统追认手续一直向上追认到北魏王朝。

这两次大分裂时代给传统史观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不论是向下推演还是向上推演，都不能完美的解释帝王取得天下之政治伦理。

正统王朝该如何认定，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一直都是难以分辨明白的大难题，于是大家学者们不由得都提出质疑，其间之是是非非难以取得一致认可的符合正道之政治伦理。

这当然并不是说这些王朝都不符合政治伦理之正道，而是分辨其间之是是非非实在太难了。

自从东周灭亡至于五代之后周灭亡，这一段中国历史算起来共计一千两百一十六年。

各大王朝之政权或安稳或混乱，每次政权转移或暴力篡夺或和平禅让，每个王朝或分裂或统一。

这中间之政治伦理显然不能以一个简单的定理加以概括归纳，是以大家学者才因此争执不休。

我这里大致为大家总结一下，特别容易引起质疑的时间段有四处。

同时在认定正统王朝之所以为正统，在《春秋》大义这一主流标准之外，又尚有三种标准。

这些都是大家都为之头疼的原因所在了。[13]

那些时间段特别容易引起质疑呢？

第一个时间段，东周灭亡秦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

第二个时间段，东汉灭亡曹魏王朝取而代之的时候。

第三个时间段，东晋灭亡北魏王朝兴起的时候。

第四个时间段，唐王朝为北方为后梁王朝所取代，同时并立的乃是李存勖创建的后唐王朝的时候。

秦王朝亲自灭掉周王朝的同时，横扫六合统一天下。

秦始皇嬴政的取得天下之过程其实和夏王朝开国君主帝禹、商王朝开国君主成汤没有区别，但是大家学者却往往竭力贬低秦王朝的正统地位。

这是第一个特别容易引起质疑的时间段了。

西汉末年，王莽靠政治讹诈篡夺了政权，表面上维持了天下统一。但是王莽到底不能善终，引发天下大乱，最终光武帝刘秀兴起，所创建的东汉王朝上承西汉王朝。

是以大家学者一致认定王莽所建立的短暂新王朝乃是伪政权，这是正确的。

到了东汉末年，曹魏王朝虽然政权转移手续办理的至为完整，举行了禅让仪式，名正言顺，却不能统一天下，魏蜀吴三国长期对峙，可以多数大家学者都认定曹魏王朝为正统王朝。

这是 特别引起质疑的时间段了。

在南北朝时代，如果以东晋王朝上承西晋王朝是为正统的话，那么其后取代东晋王朝的依次为南宋王朝、南齐王朝、南梁王朝、南陈王朝。

可是南陈王朝却为北方的隋王朝所消灭。如果按照这个序列向下推演，那么就不知道正统王朝之纪年该如何处理，才不至显得结束的毫无来由。

如果以隋王朝乃是上承自北周王朝，北周王朝又是上承北魏王朝，那么北魏王朝又是什么时候通过何种形式取得正统王朝的地位呢。、

如果按照这个序列向上推演，那么同样也不知道正统王朝之纪年该如何处理，才不至显得开始的毫无来由。

这是第三个特别容易引起质疑的时间段了。

后梁之取代唐王朝的过程，禅让手续完整，和曹魏王朝自汉王朝继承正统的先例一模一样，可谓是依样画葫芦了。可是后梁王朝却有很多大家学者认定乃是伪政权，并非正统。

三国时代之蜀汉的创建者刘备乃是汉室后裔，因为不能够统一天下，是以在史书上做了特殊处理，称之为蜀，而不列入正统王朝之序列，这种处理方式是正确的。

那么，相比之下，五代的后唐王朝其创建者并非唐室后裔，也没能够统一天下，却有很多大家学者认为后唐王朝应当进入正统王朝序列。

这是第四个特别容易引起质疑的时间段了。[14]

 

再有就是关于“正统”王朝之标准，在《春秋》大义这一主流标准之外，又尚有三种标准也很有影响力。

第一种标准我称之为昧者之论。

第二种标准我称之为自私之论。

第三种标准我称之为因人之论。

王朝正统之标准的拟定，最早是谁提倡的呢？

它开始于孔子撰写《春秋》这一本观念之书的时候。

在西周灭亡之后，东周王朝迁都到洛邑，周王室对天下诸侯的控制力影响力越来越微弱，于是南方的吴国、东方的徐戎的君主都在自己的地盘上关起门加尊为“王”。

于是春秋时代，国际秩序出现了从所未有的奇观，天下出现了三个王。

这时候的情况是周天子的号令不能行之于诸侯国，在《诗经》中，反映周国的诗篇居然地位和列国的诗篇等同。

这时候，天下人根本就没能意识到那个王朝才是正统，才能真正代表中国文明中国文化。

孔子认为东周立国的周平王虽然是王权第一个开始衰落的周天子，但是正统却依旧在周王室。正是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孔子才开始撰写《春秋》这本观念之书的。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春秋》笔法，体现在《春秋》这本观念之书上，自周平王以下的历任周天子，虽然一蟹不如一蟹，但是孔子还是至为尊崇，以阐明正统之所在。

所以孔子在书中的具体的处理方式乃是对于“正月”的前头加上一个“王“字，以规范各大诸侯国在国际活动中必须遵循的等级原则。

周王室虽然衰微了，依旧是宗主国，只要是书中提到周王室的贵族官员，一律都给予尊贵待遇。

诸侯国即便实力再大，也不给予区别对待，认为他们依旧是周王室之附属国。

在周天子的名号上，不惟称王，还加了个“天”字，名为天王，以区别那些妄自尊大，自行称王的诸侯国，比如吴国和楚国。

整本书里头的行文或讥刺或褒贬，都按照周王朝立国以来拟定的政治伦理（礼法）为标准。

总之，整本书的指导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尊崇周王室，认定周王朝乃是正统，只有东周文化才能表达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高度。

然而后世的大家学者不明白孔子的这一创作指导思想，对于《春秋》这本书，各执一词，提出了好多种不同的创作指导思想。

一种是认为《春秋》这本书的创作指导思想，是打压贬低周王室的威权，认为周王朝即将失去了正统，取而代之的将是保存周文化最好的国家鲁国，最终应该称王乃是鲁国。[15]

又有一种说法是认为《春秋》开篇记载的第一个鲁国君主鲁隐公本身得国手续就不完整，最终也死于非命，这隐喻了整个春秋时代乱局重重，王纲解钮，是个政治伦理失序的时代。

还有一种说法，是认为《春秋》这本的指导思想，乃是取代新的王者的降临，这位王者具备了上古时代先王圣君的一切美德，其政治转移之手续也至为完整，媲美上古之禅让制度。

而孔子乃是鲁人，他所撰的《春秋》，内心深处也有私心，乃是期望鲁国君主中出现一个未来的王者，能够完成上承夏商周三代之正统的历史使命，开创一个大一统王朝。

其实，这些捕风捉影的揣测都是不了解孔子的本意乃是在于尊崇周王室，通过周王朝之纪年方式以子月为正月，而一统其时天下各大诸侯各自搞出来的纪年方式。

秦王朝秦始皇一统天下，自称皇帝。

这时候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手段乃是靠强盛的武力，而非符合政治伦理之正道，执政并未本着为天下人造福是至公无私之理念。

是以秦始皇完全背反放弃了自黄帝王朝以来，降至夏商周以来形成的政治转移之传统，而是单独另搞一套，采取了战国时代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论（详见《族天下》一书）。

到了刘邦兴起，创建西汉王朝时代。

这时候天下战火刚刚平定，当时幸存的儒学大师们已经不能完全明白《春秋》这本观念之书宣扬提倡的正统观念学说之真义所在。

同时又受到秦王朝时代流行的五德终始论这种不正确理论的影响，却打算尊崇新兴汉王朝贬低刚刚覆灭的秦王朝。

于是提出了“通三统”和“五德终始论”互相调和的“三统五运说”。将秦王朝创造性的安排成 “闰统”。从而达到彻底贬低之这一政治目的。[16]

其实，汉王朝之所以能够平定天下，取得正统王朝之地位，乃是因为刘邦取得天下的过程，符合政治伦理之正道，其政治转移之手续也至为完整，执政也本着为天下人造福是至公无私之理念。

可是当时大家学者却愚蠢的认为刘邦创建的汉王朝之所以兴起，乃是火德兴盛，符合五德终始论的排位，同时也是董仲舒的“通三统”之说的“天统”，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更有甚者，将刘邦乃是赤帝子化身，下界斩蛇（隐喻秦王朝）的左道旁门学说，认为乃是汉王朝得到天命的依据，所以才是正统王朝。

至于其后的王莽兴起，创建短暂的新王朝，还有曹魏王朝、晋王朝的更替，都干脆直接用五德终始论解释。

以上这一套都是昧者之论（翻译成白话，就是傻瓜理论，可见欧阳修对于天命之说，完全无视，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中国政治历史第一次全面摆脱了神权时代之残余影响了）。

 

到了西晋王朝灭亡，进入南北朝时代，南方递次更迭的王朝依次为东晋、南宋、南齐、南梁、南陈王朝。北方递次更迭的王朝一次为北魏、北周、隋王朝。

对东晋王朝抱有好感、认定东晋应该定位为正统王朝的大家学者们的理论是：

隋王朝灭亡了南陈王朝，然后天下才归于一统。则上推其正统，依次应该是晋王朝、南宋王朝、南齐王朝、南梁王朝、南陈王朝、隋王朝。

而对北魏王朝抱有好感，认定北魏王朝应该定位为正统王朝的大家学者们的理论是：

正统之所以为正统，乃在于政权转移时交接的手续完整。如果按照这种情况向下推演，唐王朝是接受隋王朝的禅让，隋王朝是接受了北周王朝的禅让，北周王朝是接受了北魏王朝的禅让。

这两种意见相互对立，持论者互相攻击。

在极端思维的指导下，为南朝撰写官方正史的《南史》上，北方王朝一律被诋毁为野蛮人建立的非法政权，不足以代表中国正统。

同样的，为北朝撰写的官方正史的《北史》上，南方王朝一律被诋毁为野蛮人建立的非法政权，不足以代表中国正统。

这种各自因为各自的私心偏爱而得出的结论，不妨名之为“自私之论”。

其实呢？后梁王朝之取代唐王朝，办理的政权转移之交接班手续（禅让）至为完整，和曹魏王朝取代汉王朝，晋王朝取代曹魏王朝是一样的。

如果曹魏王朝、晋王朝都得以侧身为正统王朝序列之中，那么后梁王朝也应该是正统王朝了，现在却单独将后梁王朝提溜出来，认定他是伪政权，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这是因为与北方后梁王朝并立的乃是后唐王朝，这个后唐王朝从立国之前就一直和后梁王朝世代结仇。

到了唐王朝覆灭之后，后唐王朝打算以复兴唐室的名义，建立符合正道的政治伦理，以赢得人心，从而为一统天下做舆论上的准备。

这样后唐王朝自然不得不指斥后梁王朝为伪政权了，自诩后唐王朝乃是为唐王朝讨伐篡夺贼子的正统王朝。

后唐王朝在这里被认为是正统王朝，视之为特例，其理论依据不等于魏晋南北朝时代正统王朝认定之政治伦理。

这种区别对待，双重标准的做法，不妨名之为“因人之论”。

 

当三种不同的标准（昧者之论、自私之论、因人之论）和四个容易引起质疑的时间段（周秦之际、汉魏之际、东晋后魏之际、朱梁后唐之际）相互纠结的时候，那真是有如一段斩不开的乱麻了。

这时候，大家学者各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是非非之间很难取得共识，比较官方正史做出结论，也难让所有人心服口服。

《易经》上有言——天下之动荡不安的局面，最终是会结束的，归于一统的。

可以这么说，即便在大分裂时代，代表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正统王朝只有一个，不可能有两个。

现在议论者如此纷纷，作为制定标准、坚持正道的贵族君子们却不能制定出一个纠正所有人的观念、使得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大一统的标准。

这难道不是因为几次大分裂时代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复杂，国家究竟该如何治理才可以安定而不至于混乱，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实在是一言难尽。

自从孔子撰写《春秋》之这本书之后，追述推崇这本书的大家学者非常之多，然而真正能够研究透彻，进而贯通古今兴亡事例，并拟定出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大一统的标准的大思想家却太稀少了。

史学之父司马迁在为历代帝王排序的时候，依次为每个统一的王朝撰写《本纪》，而称雄于一时的西楚霸王项羽居然有《项羽本纪》，这实在是不值得后世的史官效法学习。

隋朝思想家王通（谥号文中子）撰写《元经》，打算为南北朝时代的正统之辩划下句点，然而他的处理方式毫无说服力——

他将南朝之正统终结于南宋元徽五年。

是年为公元477年，这一年的七月，后来夺取南宋王朝政权的南齐王朝创始人萧道成杀后废帝刘昱，将整个南宋王朝政权牢牢控制于自己的手中。

这一年，又做为北朝之正统的起始之年，为北魏太和元年。

这样的处理方式，断绝南宋王朝之正统王朝地位可谓不得其终。开始北魏王朝之正统王朝地位也是不得其始。

看来，以司马迁这样博学通达的史学大家，王通这样好学的思想家，在处理王朝之正统地位问题，都有大大说不通的地方。

那么这问题是真的如此棘手难以处理吗？

其实，对于如何处理各大王朝的正统地位，如果依照政权转移的时候，是不是手续完整，是不是执政本着造福人民之政治伦理，从而占据了天下之真理的制高点。

这时候再研究古今兴废的过往史实，考察历史进程，分辨出最容易引起质疑的时间段，那么完全不符合《春秋》提倡的“大一统”学说的各种非主流正统论都会平息。

那么，有史以来所有王朝的正统地位的认定就会非常明白的。[17]

 

《明正统论》

凡是坚持王朝之合法性必取决于正统与否的大家学者们，对于处理中国历史纪年，都希望每个王朝和王朝之间上下相承，使得纪年不至于中断。

如果到了上下不能相承的政治真空期，则不得不将正统地位交给并不合适的王朝，以使之承担起纪年之使命。

出于此目的而生发出来的正统论实际上往往道理上无法正大光明，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

只有符合如下条件的王朝，才会被认定为正统：

第一，   占据了政治伦理的制高点，其政权转移时的交接班手续办理的至为完整。

第二，   扫平群雄，统一了天下。

（此类正统王朝，截止于北宋立国之前，计有黄帝王朝帝尧时代、帝舜时代，夏商周三大王朝、秦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西晋王朝、唐王朝）

如果出现了天下虽然没有统一，但是王朝却拥有正统地位的情况，尚可以说，天下终归是需要一个拥有合法性的王朝，统一天下的使命必须承担起来。

这样的王朝，也可以勉强视之为正统王朝。

（此类正统王朝，比如东周王朝、曹魏王朝、五代时代依次建立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王朝）

政权转移时的交接班手续不完整，因此政权是合法性有问题的的王朝，只要它最终能够统一天下，那么能够使得天下人重新拥有一个统一的中国的君主，毫无疑义乃是天下人之君主。

这个王朝取得正统地位也没有什么问题。

（此类正统王朝隋王朝即是）

 

在天下大乱的大分裂时代，在整个中国境内不可能出现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天下共主，于是各种伪政权王朝纷纷自居为正统，这时候那个王朝都没能取得正统地位。

在这样的时代，群雄奋然而起，争夺天下（比如魏晋南北朝时代）。

这时候，擅长于军事攻伐的君主日益强盛，擅长于推行德政的君主日益取得民心，他们的威望和恩泽都能够广泛覆盖到天下老百姓身上，他们的号令政令都能影响到整个中国境内。

最终侥幸藉由历史之机运，强大的王朝慢慢兼并了那些弱小的王朝，最终得以使得天下再次归于统一。

那么对于统一之前那些拥有最强大最明显实力优势的王朝认可其正统地位，也勉强说的过去。

最不幸的是，中国境内的大分裂时代进入相持对峙的阶段，谁也吞并不了谁。

这时候，考察他们王朝兴起的过程，也符合政治伦理之正道，比较他们所占据的政权合法性，大家也都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正统地位又该给那个王朝合适呢？

（并立对峙的东晋王朝和北魏王朝即是此类情况）

而又或者这个王朝最初之取得政权过程和失去政权的过程都不符合政治伦理之正道，而同时又没有足够实力完成天下一统的最高使命，这样的王朝，难道也配得上称之为正统吗？

(北魏王朝和五代时代依次建立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王朝即是此类情况)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一切政治上最糟糕的情况都凑到一块，这时候就可能出现正统突然短暂断绝的戏剧性局面——中国政治的法统道统政统出现了真空期。

正统这一政治观念之所以被提出来并得到发扬，乃是因为在孔子的设计里头，正统乃是中国历史未来之最正大光明的政治伦理。

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段，正统王朝的归属不成问题。在少数时间段，虽然中国境内的王朝很多，却谁也没有资格取得正统地位。

而多数大家学者却希望中国历史纪年可以系于王朝的名下，一个接一个传承下来，自然会发生不得不将正统地位交给并不合适的王朝的情况。

他们的这一套理论自然在道理上无法正大光明，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18]

 

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正统可绝的话，那官方编修的正史纪年要怎么处理啊？

欧阳修答复道：希望中国历史纪年可以系于王朝的名下，一个接一个传承下来，自然会发生不得不将正统地位交给并不合适的王朝的情况，这错误之所以发生全是史官处理不当。

之所以我们当代人可以知道古代发生的大事，这是因为史官直笔记录下当代之大事，使之成为后人可以相信的史实，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学。

天下如果有正统的时候，那么就照着正统记载历史之模式处理历史纪年。天下如果在并立对峙的王朝都无法取得正统的情况下，那么就空缺了正统，从容的处理历史纪年即可。

只有这样处理的历史书，才是值得后世史官学习的历史书。

从前西周王朝厉王时代，发生国人暴动，周厉王出奔，造成天下失去君主之意外局面。

在这一最高权力出现真空时期，周公和召公联合执政，在史书上称之为共和时代，司马迁在《史记·年表》上也列出来了。

西汉王朝末年，外戚王莽篡夺了政权，建立了新王朝。这个伪政权不过持续了十五年就覆灭了，其后光武帝刘秀创建了东汉王朝。

王莽统治的这段期间，乃是汉王朝失去正统的十五年，虽然其后又接续上了，但是编撰汉王朝历史的人，依旧完整记录王莽之事迹，单独为他撰写了《王莽传》。

从这件事来看，就算是正统断绝了一段时间，记录历史的时候，又怎么可能在处理纪年的时候发生困扰呢？

正统这一政治观念乃是决定中国历史未来千万年之最正大光明的政治伦理。

史官则不过一代王朝政权里头的具体负责撰写史书的人罢了。

将最正大光明的政治伦理——正统随便的安在一个不适合的王朝之上，而将这一使命托付给一代王朝政权里头的具体负责撰写史书的史官，这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正统这个名号，实在是政治制度里头最为尊贵重大的政治伦理。

黄帝王朝时代的帝尧帝舜、夏商周三代这些过往的王朝能够进入正统王朝序列之中，要么是因为政权转移时候交接班手续办理的至为完整，要么是因为这个王朝推行的政治符合政治伦理之正道。

秦王朝、汉王朝之后的中国历史，往往陷入大分裂时代，从而天下无主，丧乱相寻。

考察很多王朝的兴起和崩溃之全过程，他们推行的政治，或是善政或是暴政。

或是因为政权转移时候交接班手续办理的不完整，或是因为这个王朝推行的政治符合政治伦理之正道。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以至于不能完成统一天下之历史使命，最终导致正统纪年屡屡断绝，而真正能够取得天下人认可其中央权威的王朝实在是太少了。[19]

坚持中国历史纪年正统断不可断绝的大家学者们认为——

中国正统王朝序列依次为黄帝王朝之帝尧时代、帝舜时代，夏商周三代，秦王朝、汉王朝、曹魏王朝、西晋王朝。

随着西晋王朝灭亡，正统王朝之认定遂暂时断绝。

因此其后之大分裂时代过程中，整个天下大乱，这一时间段起讫东晋王朝的太建元年（欧阳修有误，指的的当是东晋王朝立国之建兴元年，即公元313年），

终止于南陈王朝的正明三年（此次欧阳修避讳，改祯明为正明，祯明三年为公元589年，乃是隋王朝灭亡南陈王朝之年）。

前后凡两百多年。

在这一魏晋南北朝之大分裂时代，天下大乱局最开始的时候，拥有强大实力的群雄同时并起，互相争夺天下。而观望时局的群雄则暂时割据一方而假冒中央名义行使治权。

这其间发生的诸多政权转移事件中，或是靠武力豪夺，或是靠阴谋诡计窃取，实在是数不胜数了。

大略能够统计出来的割据政权，就有十六七家之多。

大分裂时代之历史进程在发展中，强大的国家次第兼并了弱小的国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国国境内出现了四个并立对峙的王朝，这些王朝都各自发生过政权转移：

东晋王朝政治遗产之后次第由南宋王朝、南齐王朝、南梁王朝、南陈王朝所继承。其中南梁被南陈王朝取代之后，其开国君主萧衍之孙萧察曾在江陵建立西梁王朝。

北魏王朝政治遗产之后次第由北周王朝、隋王朝所继承。其中北魏王朝曾分裂为东魏王朝和北齐王朝。

这四个并立对峙的王朝，都不能进入正统王朝之序列当中。

这个大分裂时代的尾声，北周王朝吞并了北齐王朝，而将政权转移给了隋王朝。隋王朝先吞并了西梁，进入吞并了南陈，终于结束了南北朝这一大分裂时代，再次统一中国。

自然的，隋王朝也得以进入正统王朝之序列之中。所以史书可以这么处理中国历史纪年。

在隋王朝开皇九年（即公元589年，隋王朝统一天下之年），可以认定是隋王朝取得正统地位之年，史书纪年也可以从这一年接续上正统。

隋王朝之后，截止北宋王朝建立之前，可以进入正统王朝序列的王朝依次是隋王朝、唐王朝、后梁王朝、后唐王朝、后晋王朝、后汉王朝、后周王朝。

现在，我对于中国自秦王朝以来、截止宋王朝之正统地位做一次全面盘点——

秦王朝从汉王朝之后，一直以来被视之为闰统，我现在特意写了篇《秦论》，将秦王朝重新纳入正统王朝序列之中。

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时代，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时候，并没有认定曹魏王朝之正统地位足以凌驾于蜀汉王朝和东吴王朝，是以处理方式是三国并立[20]。

现在我的处理方式是贬低蜀汉王朝和东吴王朝这两个割据政权的政治地位，而让曹魏王朝进入正统王朝之序列，这一主张在《魏论》详细申明。

东晋王朝和北魏王朝之正统地位都有各自的支持者，一直难以分出对错是非。

现在我的处理方式是对东晋王朝和北魏王朝之正统地位一概皆不认可，特此撰写《东晋论》《后魏论》详细申明。

五代大分裂时期，朱温篡夺唐王朝政权建立的后梁王朝，其接续的后唐王朝、后晋王朝、后汉王朝、后周王朝都不买账，不认可后梁王朝的正统地位。

我的处理方式是将后梁王朝纳入正统王朝的序列之中，并特意撰写《梁论》详细申明。

如此一来，四个特别容易引起质疑的时间段都得到了分辨澄清，那么三种不符合《春秋》大义指导原则的非主流正统论就足以平息了，而正统这一最正大光明政治伦理得以昭显了。[21]

附论之一·魏论

王莽创建的新王朝和曹魏王朝都分别从汉王朝手上通过禅让方式完成政权转移。

新王朝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就崩溃了。

而曹魏王朝连续传承了几代君主而后政权才转移到西晋王朝的手上。

真是不幸啊，东汉末年，东汉王室之中没有一位杰出的人才可是担当起再次统一天下的重任，而曹魏王朝从政治伦理而言，又是不能不追讨的国贼。

现在，我在正统王朝序列摒弃了新王朝，却加入曹魏王朝。对此处理方式提出质疑的人认为——这难道不是将正统地位授受给了完全不符合政治伦理之正道的奸险恶毒之政权吗？

这里，我就不对不认真的做出解释了——

以往夏商周三代次第兴起，都是因为能够建立统一天下之大功，同时刷新政治推行善政的缘故。、

这些王朝或者是累计了几代先王明君的努力才使得国力上升，最终统一了天下。

 

这些王朝之所以崩溃，其中衰丧乱的过程也是积累几代君主的弊政才一发不可收拾，再不能挽救，这之后才有新的王朝兴起起而代之。

这些王朝兴起的过程中，都很注意政权转移的时候，是不是手续完整，是不是执政本着造福人民之政治伦理，从而占据了天下之真理的制高点。

然而即便是如此，商王朝开国君主之成汤在覆灭夏王朝的过程中，也并不是做的很完美。

周王朝兴起的时候，商王朝之遗民伯益、叔齐甚至以在周王朝所取得天下生存为至深之羞辱，而选择了绝食而死。

上古时代每次王朝更替，新王者即便再怎么努力推行王道仁政，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都认可其统治之合法性，更遑论后世之王朝更替了。

自秦王朝以来，每个兴起的王朝其实依仗的乃是至为强大的国家实力。

所以关于正统地位之论定，只需要考察比较他们兴起的过程中是否符合政治伦理之正道，是否能够完成统一天下之大功就可以了。

那过去的东汉王朝之德政，自从汉安帝、汉和帝时代就开始出现衰微的迹象了，到了汉恒帝、汉灵帝时代，整个国家的政治至为昏暗。

总之东汉王朝衰亡的过程，是积累的几代君主弊政，和夏商周三代灭亡的过程并没有多大差别。

于是天下的豪杰纷纷揭竿而起，争夺天下。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最强大的实力的国家自然得以在竞争中胜出，以上考察的乃是东汉王朝衰亡之轨迹。

所以曹魏王朝从东汉王朝手上取得政权之合法性，和西汉王朝从秦王朝手上取得政权之合法性，秦王朝自东周王朝手上取得政权之合法性，并无区别。

既然西汉王朝是能够取得正统地位的王朝，那么曹魏王朝取代东汉王朝，西晋王朝取代曹魏王朝。

到了西晋王朝统一天下，就此推论整个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代的政权转移过程，那么曹魏王朝应该算是进入正统王朝序列之中，是以不必在这点上浪费太多时间去质疑了。[22]

 

 

正方二辩：《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五》

辩手简介：

朱熹（公元1130～1200年） 字元晦，号晦庵、晦翁、今江西省婺源人。乃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他宣扬 “太极”即“天理”，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

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

辩护背景：

朱熹生活的南宋王朝（1127年－1279年）是北宋灭亡之后，北宋皇室后裔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之政权，史称南宋。

此时中国境内，南宋与西夏、金和大理为并存政权。这是一个商业经济能力超强的政权，在军事上一次次顶住来自北方金国的重压。

在其统治范围内，其文明程度、科技实力领先于世界。

正因为南宋文明程度之高，是以南宋思想界里头，认定南宋才是代表中国文明之正统王朝。

正因为此，朱熹不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曹魏王朝为正统，与门人合力撰写《通鉴纲目》一书，用 《春秋》笔法，“辨名分，正纲常”，改据蜀汉纪年，以宣扬正统观念。

辩护词全文——

弟子问：“自从‘正统’这个说法提出以来，在夏商周以后的历代王朝，即便如汉王朝唐王朝也未能纯粹保有‘正统’地位。

在他们的统治期间，即便自己也常常瞎折腾，不断变更历法，这样的正统的王朝，不妨定义为变革中前行一直保持正统地位的王朝。

再如秦王朝、西晋王朝、隋王朝，则是完成了统一之大业，然而其政权转移时手续并不是很完整，不妨定位为统而不正的王朝。

又比如蜀汉东晋，未能完成统一之大业，然而其政权转移时手续完整，不妨定义为正而不统的王朝。

朱熹答复道：“何必搞的这么麻烦呢？只要能够将天下统一，所有的割据政权都表示臣服，推行之法律天下奉行，那么便可以说，这个王朝进入了正统王朝序列。

这时候，在历法纪年上，这个王朝是完全有能力使得天下都奉行同一部历法，即便他不没有这么做，又何必质疑这个王朝的能力呢？

自三代以后的这些王朝，有些王朝一开始并没有一下子进入正统王朝的序列之中，而是后来才得到的，他得到的时候，就算是王朝的正统地位再一次得到确认，纪年也得以重新开始了。

有些王朝一开始就进入正统王朝的序列之中，但是后来又失去了，这个王朝既失去了正统地位，那么纪年就不再随着这个王朝的年号走了。属于“正统之余”。

比如秦王朝早在西周立国之时，只是个小诸侯国，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正统。到了秦始皇时代，他统一了天下，这才算是得到了正统。

西晋王朝最初也并没有得到正统，而是到了泰康时代（西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三个年号，在泰康时代，西晋统一了天下）方才正式得以进入正统王朝序列。

隋王朝也不是一开始就得正统的，而是到了灭掉南陈王朝，统一天下之后，方才正式得以进入正统王朝序列。

就好比我们大宋王朝，只有吞并了割据太原的北汉政权，才算是进入正统王朝序列。

又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大分裂时代，群雄并立，谁也没能得到正统，这就是“无统”时代。

比如三国、南北朝、五代这三个大分裂时代，每个割据政权独立自主，互相之间并不臣服对方，所以谁也没能得到正统。（朱熹弟子义刚做了笔记说：这就是无统时代。）

我曾经撰写《通鉴纲目》，专门提出‘无统时代’一说。这本书写完之后，还没有开始修订，不够完善，但我相信后来的大家学者们都会从中得到启发。

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有很多要命的问题：他的体裁是整本书编年之王朝年号只要能够上下相承。

因此在处理大分裂时代，非得分出个正统来，于是并立的王朝中，被尊为正统的王朝，在君主尊号上称之为“帝”，在死之时称之为“崩”。

而其他并立的王朝则降一等，在君主尊号上称之为“主”，在死之时称之为“殂”。

司马光又不是过去王朝之臣子，也不是过去王朝之史官，他写历史的角度就应该保持客观旁观的态度，没有必要如此尊崇一个当时并没有得到所有中国境内割据政权尊崇的王朝。

处理大分裂时代，在纪年上，最合适的处理方式是只根据甲子表书写即可，然后将每个割据的政权之国号年号都同时罗列其下。

比如三国时代之某年，可照此办理，其下罗列：魏国黄初某年、蜀国章武某年、吴国青年某年，这样才是妥帖的方法。[23]

弟子继续问道：当代史学家张栻[24]先生认为东汉王朝灭亡之后，当以刘备建立蜀汉王朝之年号接续，这个建议怎么样？

朱熹答复：这样处理也可以。张栻也是认为蜀汉王朝是“正统之余”，又比如东晋王朝，也可以归属为“正统之余”。

弟子问：“西周灭亡之后的东周王朝是正统吗？”

朱熹答复：“毕竟周王朝之君主为天下诸侯共尊为天子。所以应当是正统”

弟子问：“唐王朝某年有很多藩镇割据，（朱熹弟子义刚做了笔记说：唐王朝末年，其统治疆域并不完整，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正统之余”吗？）这又该怎么处理？

朱熹答复：唐王朝之疆域甚是辽阔，没有接受中央号令的，只不过是河北数镇之地而已。（朱熹弟子义刚做了笔记说：看来不能轻易断言唐王朝末年其统治疆域并不完整。）

司马光所撰写的《资治通鉴》里头，以魏国为正统，所以处理诸葛亮北伐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写成——蜀汉王朝丞相诸葛亮侵略某地，这是完全根据魏国的史书抄写的。

这种处理方式在道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我撰写的《通鉴纲目》上则是以蜀汉王朝为主。

西晋王朝灭亡之后，北方兴起的匈奴汉国王朝、后赵王朝，他们的开国君主刘聪、石勒等人都是西晋王朝的旧臣，所以继承西晋王朝的东晋王朝君主从地位上足以君临之。

到了东晋灭亡之后的南北朝时代，南方建立的南宋王朝足以和北方建立的北魏王朝分庭抗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史书处理南北两大王朝应该平等对待，不尊崇那一边，纪年按照甲子表书写即可。

如果大家问我撰写《通鉴纲目》的指导原则，我的答复是，尊崇正统王朝。

弟子问：怎么样才能做到尊崇正统王朝呢？

朱熹答复：“三国时代应该以蜀汉王朝为正统王朝，但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的处理方式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诸葛亮侵略曹魏王朝。

这简直就是本末倒置，如何为以后的史官做出好榜样啊。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起了心愿，打算撰写《通鉴纲目》一书。按照我的正统史观，对于《资治通鉴》修正的地方很多。如果这本书写完的话，其水准当不低于《资治通鉴》。

只是我害怕我的个人精力有限，未必能够完成。如果到了最后，感觉实在无法完成，那么就会将文稿焚毁。

弟子问：南北朝时代南方次第建立起来的南宋王朝、南齐王朝、南梁王朝、南陈王朝该到如何处理他们的正统地位？

朱熹答复：从古以来，天下之分裂时代（“无统时代“）常常有之，比如周王朝灭亡之时，秦王朝尚未统一天下，秦和列国之间，无所谓统，无所谓属，乃是并立对峙的政权。

南北朝时代也是这样处理。

弟子又问：那么东晋王朝该当怎么处理？

朱熹答复：南宋王朝、南齐王朝怎么能和东晋王朝相提并论呢？东晋王朝的正统地位是不用质疑的。

弟子又问：“三国时代该当怎么处理？

朱熹答复：以蜀汉王朝为正统，蜀汉王朝灭亡之后，没有多少年，便是西晋王朝统一天下，所以中间这几年，中国不妨权且以曹魏王朝为正统。

弟子又问：五代时代创建的后唐王朝可否上承唐王朝，而确立其正统地位。

朱熹答复：这个没办法上承。

《通鉴纲目》这本书在大分裂时代，对于并立对峙的政权平等对待，不区别尊卑等级。

而《资治通鉴》这本书在大分裂时代，非得让一个王朝确立起正统地位。

我呢？又参考传统官方正史在处理此类历史事件比较好的方法加以采用：

比如权臣篡夺了皇权，处理方法多是以某人为某王某公，《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却是这样处理的——曹操自立为魏公。

《通鉴纲目》也是这么处理的。[25]

 

 

 

反方二辩：《资治通鉴》臣光曰

辩手简介：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原籍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

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由于在神宗朝反对王安石之变法，请求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此书体大思精，共294卷，约300多万字，涵盖16朝1363年的历史。

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

处理三次大分裂时代，三国时代，以魏国为正统，魏有〈纪〉，蜀、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十国时代，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

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然在政见上至为保守，那怕王安石变法中有些施政已然行之有效，在他秉政之后，一概摒弃。

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辩护背景：

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之时间跨英宗、神宗两朝。

其时之北宋与周边列国并立对峙，疲态尽显，由于财政年年亏空，神宗遂决定由王安石支持变法，此变法维持二十多年，由于求治太切，遂告失败。

宋神宗晚年凭借几年来积蓄的军事力量，对西夏发动了强大的灭国攻势，最终惨败。

王夫之《宋论》称“宋政之乱，自神宗始”。

辩护词全文——

臣司马光认为：

上天所生之小民，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不能自治。是以民众必须联合起来拥护出一位元首（君主）来治理他们。

假如这位元首能够铁腕施政，强而有力，禁止残暴，铲除邪恶，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同时推行善政，使得善行得到赏赐，恶行得到惩罚，那么天下就不至于大乱。

能够做到以上这两点的，那才配的上民众尊重爱戴，称其为元首（君主）

所以夏商周三代之前，中国境内的各大族各大国何止一万之数。

那时候，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拥有人民，维护本国之神庙，那么通通都可以称之为“君”。

能够威权行于这万国的君主，制定国际秩序，发号施令，而天下人没有一个敢违背的，就可以称之为“王”（又称“天子”）。

这个王所领导的王朝的实力慢慢衰微的时候，强大的方伯能够带领其他小国的君主共同尊奉天子，这个强大的方伯就被称之为“霸”。

所以，自古以来，国际间一旦失去了秩序，那么强大的方伯就会奋力争夺天下共主之位，在彼此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甚至出现连续好几代人都未能决定出天下共主。

这样的情形实在太多了。

秦王朝统一天下之后，王权时代结束，皇权时代兴起，秦王朝明显和当时的学术界不对付，采取激烈的手段——焚书坑儒，力图压制所有不和谐的声音。

是以，日后西汉王朝兴起，学术界的大家学者们开始传播“五德终始论”，并认为秦王朝作为一个暴戾而短命的王朝，虽然一度统一天下，却不是正统，乃是“闰统”。

这个秦王朝的地位，根据这些大家学者的推算，一口咬定乃在于木德和火德之间，只算的上“霸主”的资格，而不配称王。

于是，关于“正统”“闰统”之分辨的学说油然而兴。

到了东汉王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鼎立的大分裂时代，又之后，短暂统一的西晋王朝瞬间土崩瓦解，中国周边的五大少数民族乘机进入中国境内，在北方纷纷建立了割据政权(五胡乱华，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

再之后，北方耸立起了北魏王朝，而南方则是刘裕创建了南宋王朝，中国就此进入南北朝大分裂时代。

南北双方各自国家里头，都各自撰写史书，互相诋毁谩骂，希望在纸面上得到战场上无法取得的胜利。

在南方的官方史书里头，北方王朝之政权被称之为“索虏” 。

在北方的官方史书里头，南方王朝之政权被称之为“岛夷” 。

在隋王朝短暂统一之后，唐王朝兴起、

这个唐王朝衰弱之时，军阀朱温建立了后梁王朝，取代了唐王朝。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分裂时代五代十国时代遂降临了，天下分崩离析，纷纷扰扰半个多世纪。

李存勖（后唐王朝一任帝）灭掉后梁王朝，进入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建立后唐王朝。

他把朱温比做一度灭掉夏王朝的后羿、靠阴谋篡夺西汉王朝政权而建立新王朝的王莽，同时把后梁王朝当权的年代和年号，全部抹杀。

这样的做法，完全是一种偏激的自私心理，绝不是大公无私，足以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26]

我司马光作为一个臣子，仅仅具备愚蠢的智商和忠诚之心，实在不足以分辨所谓的“正统”、 “闰统”。

我私下里认为如果一个王朝兴起，不能够统一天下的话，即便自我加尊，号称“天子”，但却没有与这个称号相匹配的政治实力，那么显然谈不上所谓的正统。

在大分裂时代——

虽然华夏民族和周边的少数民族是有很大的区别。

虽然每个王朝推行的政治，善政暴政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

虽然每个政权之实力，大小强弱也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当他们并立对峙，未分胜负的时候，其情形和上古时代列国并立并没有区别。

那么作为史官，怎么能够单独的尊崇奖励大分裂时代中某个王朝政权，认定它就是正统王朝，而其他与之并立对峙的王朝政权，则全成了伪政权了。

如果按照政权转移时手续完整判断王朝之正统地位，那么南北朝时代的南方南陈王朝又是上承了那个王朝政权呢？北方的北魏王朝又是上承那个王朝政权呢？

如果按照王朝的统治疆域居于中原地带便认定其是正统王朝的话？

刘渊建立的匈奴汉国、石勒建立的后赵王朝、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王朝、苻氏建立了前秦王朝、姚氏建立的后秦王朝、赫连氏建立的大夏王朝这些王朝。

它们都是立国于五帝（黄帝王朝之五位君主：黄帝、帝颛顼、帝喾、尧舜禹）三王（夏商周三大王朝）之旧都之所在。

如果认定推行善政的君主所处之王朝为正统，那么即便是再小的王朝政权，也出现英明的君主。而所谓的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历任君主中，难道就没有推行暴政的君主。

总之，“正统”“闰统”之争，自古至今，就没有一个固定不移的标准，能够衡量已经发生的一切历史，足以使人之信念坚定不移。

臣现在撰写这本《资治通鉴》，目的仅仅在于说明每一次国家兴衰的全过程，将人民的幸福痛苦一一记录，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过往的历史的那些善恶得失，作为勉励和警戒。

臣并不打算按照《春秋》那样，通过笔法，立下褒贬的标准，让乱世败坏之政治伦理得以澄清，让整个社会秩序重纳正轨。

因此上，“正统”“闰统”的分辨界限到那里，这真是不是我所能深入了解的知识领域了。我这里只根据历史发生之真实事迹而照直陈述。[27]

周王朝、秦王朝、两汉王朝、西晋王朝、隋王朝、唐王朝都曾经统一天下，开国之后，政权稳固，传于后人。

等到王朝衰微的时候，其时之继任者虽然迫于形势，不断流窜。然而这些继任者犹能上承祖宗大业，还有恢复旧山河之一线希望。

而跟这些继任者争夺天下的四方豪雄，都是这个王朝的旧日臣僚。所以这些继任者在名义上，尚保有天子之威权，得以行号令于天下。

至于其他在大分裂时代建立的王朝政权，并立对峙之时，地盘差不多，施政范围也很有限，彼此无法吞并对方，都各自加尊称王称帝，彼此之间本来就不是君臣关系。

对于这些王朝政权，在史书上处理的方式当做平等独立的国家一视同仁，它们之间的实力相敌，难分高下。

因此在史书上处理就不应该区别对待，这样才不至于曲解史实，有一个较为公允的评判。

然而，在大分裂时代，各个王朝政权虽然是彼此地位平等，却无法不设定时间坐标，以“岁”“时”“月”“日”来记载事情发生之先后。

我拟定的体例是：东汉王朝将政权传给曹魏王朝，而最终政权又转移到西晋王朝身上。

东晋王朝将政权传给了南宋王朝，其后递次传承给南齐王朝、南梁王朝、南陈王朝，最终由北方之隋王朝统一了天下。

唐王朝将政权传给了后梁王朝，其次递次传承给后唐王朝、后晋王朝、后汉王朝、后周王朝，最终又本朝（北宋）统一天下，结束了五代十国之大分裂时代。

所以呢？在历史纪年上不得不使用曹魏王朝、南宋王朝、南齐王朝、南梁王朝、南陈王朝、后梁王朝、后唐王朝、后晋王朝、后汉王朝、后周王朝这些王朝之国号年号。

只有这样，才能妥善处理大分裂时代各大王朝政权并立对峙之史实，并不是借此达到尊崇某个王朝政权贬低某个王朝政权的政治目的，更和正统、闰统之争毫无关系。

三国时代，刘备在四川建立了蜀汉政权，他虽然自己号称是稀罕王朝时代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然而，血缘疏远，连他自己都无法上溯自己的祖宗八代的官职地位。

这种情况和南北朝时代南宋王朝开国君主刘裕宣称他是西汉王朝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五代十国时代南唐王朝的开国君主李昪宣称他是唐王朝吴王李恪的后裔可谓是一模一样。

总之是是非真假，难以辨识。

所以我作为史官，不敢把刘备跟刘秀（东汉王朝开国君主）、司马睿（东晋王朝开国君主）相提并论，让刘备继承东汉王朝 的正统。[28]

 

总结陈词：《新史学》之《论正统》、《论纪年》

辩手简介：

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清末民初之思想家、史学家。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康有为之弟子，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

在清末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海外，宣扬保皇。

民国建立之后，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15年袁世凯复辟后，他又站出来反对帝制。

对于历代官方正史所持之正统观念，他一举打翻在地，认为自周朝以后中国历史上就没有正统。后世历代王朝宣扬帝王“正统”，乃是视人民为无物，君主唯有遵守由人民通过的宪法，才能具有合法性。

困扰旧日史官之正统观念正如司马光、欧阳修等人所顾虑的，乃在于纪年之需要，梁启超在《论纪年》一年也提出一个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

孔子诞生之前，明文记载的中国人的言行很少，而此后，才逐渐丰富起来。一如耶稣在西方文明史中的地位一样。

因此不妨仿效西元以耶稣诞辰为公元纪年之开始，中国可以孔子诞辰为中国纪年之开始。

辩护背景：

1901至1902年，梁启超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此时离清王朝覆灭不过十年。

晚清时代，内忧外患，中国政府面对西方列强之入侵力不从心。

于是民权运动遂然兴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从此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皇权时代。

民国建立，中国之民权时代徐徐拉开帷幕，成为浩浩荡荡不可逆之时代潮流、天下大势。

辩护词全文——

中国历代以来之历史学家在治史观念上所犯下的最严重的过失，莫过于强调“正统观念”。

强调“正统观念”的历史学家们一口咬定——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很自然的就有了所谓的“统”。

此外，又一口咬定——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于是很自然的就有了所谓的“正统”。

“统”这一中国政治学特有的专业名词具备双重内涵：

拥有“统”的地位的王朝政权必定乃是应乎天命而兴起创立，同时又为人间老百姓所拥护爱戴尊崇。

而“正”这一中国政治学特有的专业名词的意义则是：

在中国境内同一时期所有并立对峙的王朝政权里头，只有一个王朝政权乃是真正的正统王朝，而其他的王朝政权一概是伪政权。

千百年来，那些猪油蒙了心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在这个问题上大钻特钻牛角尖。

他们挥舞手臂，瞪大眼睛，相互之间展开笔战论辩，东拉西扯、不着边际、没完没了，不值得一一拿出来批驳。

其实，对于这个所谓的“正统观念”，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真相——那就是创始这一学说的，自己本身就给奴性所束缚，并大大发作，要将这奴性加之于后人。

这就不能够不去认真辩驳一番了、

“统”这个中国政治学特有专业名词是从那里冒出来的呢？

注解《春秋》的《公羊传》一书里头上记载：

为什么春秋开篇纪年写法是“春王正月”，不过是尊重开始（大一统）罢了。

这就是后世儒家大家学者们所强调的“正统观念”之来源依据。

殊不知这个《公羊传》所提到的“大一统”，相对于董仲舒提出的“通三统”之说而言，这个“大一统”的观念无非是《春秋》这本书里头很多主旨之一罢了。

然而后世儒家学者所坚持的“大一统”乃是以“通三统”为本质核心。

“通三统”最初确具有进步意义，阐明了天下，乃是天下人之天下，并非一家一姓之私产。这和后世那些奴性入骨的儒家所坚持信仰的“正统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后世之“统”在政治学上的实际运用，乃是因为那些强而有力的方国称霸天下，而恐惧人民不认可其暴政之合法性，于是发明出这样的学说以愚弄百姓：

我所创立的王朝政权乃是上天亲自授受于我的，我生下来就拥有这项特别之权力，并不是别人可以轻易染指分权的。

进而围绕此说，又衍生出一系列理论：

一则曰：王者乃是天赋英明，上天派遣下来作为老百姓之父母管教之。[29]

一则曰：王者制定了政治制度足以明辨上下尊卑等级，王者之决断足以代表民众之意愿。[30]

一旦王朝政权之“统”之合法性得以确立，那么作为统治者遂有了理由作威作福，骑在人民的头上，推行暴政，而人民却不能质疑他们统治理念是否秉承正义公平。

而如果人民稍微有点骨气，不肯屈服，统治者则随时给人民安上“不 忠” 、“不敬” 、“大逆”、 “无道”等恶劣的罪名，加以铲除、摧毁。

这就是“统”这一中国政治学特有的专业名词的真实内涵之源流，并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国良方之原因。

《礼记》上说： “得到多数人民拥护的，才可以当君王。 ”

如果是这样，没有“统”也就罢了，假如一定要设置一个“统”作为政治伦理之坐标的话， 那么开创这样一个足以为后世之典范的时代而维持继续之的“统”，除了交付给人民去评判还能交给谁呢？

所以西洋各国之优良的史书，都是叙述一国国民是如何建立去政治制度，以及人民所兴建之国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的原因和结果。

这是认定了人民有“统” ，而君王无“统”啊 。

我们中国所谓君王之有“统”，不过是一家的家谱，一人的传记，是断不能视之为我们中国之国家历史，更不必劳动史学家们争辩不休。

如果将一个国家的“统”隶属于历代王朝君王的话，那等于将全中国之历代人民视同无物，而全中国历代人民的人格人权，永远堕入九渊，无法从中自拔而出了。

这样恶劣的政治后遗症都是因为这种将“统”隶属于历任君主之论调所造成的灾害。

不扫除历代君王就“统”的天然代表的这一错误见解，却打算写作真实的历史，那么史书即令写的再多，不过徒然增加人民的痛苦罢了。 [31]

 “统”之意义已是至为荒谬， 至于“正统”不“正统” ，更不值得一说了。

当然，它有它的理论依据，这理论依据长久以来又是那么的深入人心，因此我不得不完整的批驳它以清除它的影响，也实在是情非得已。

讨论那个王朝可以进入正统王朝之序列的争论，最初起于东晋王朝时代（指习凿齿之正统论），而兴盛于宋王朝。

根据朱熹主持撰写的《通鉴纲目》之所肯定的正统王朝，依次为：

秦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蜀汉帝国、晋王朝（包括东晋王朝） 、南宋王朝、南齐王朝、南梁王朝、南陈王朝、隋王朝、唐王朝、后梁王朝、后唐王朝、后晋王朝、后汉王朝、后周王朝。

而到了本朝（梁启超申论之时，清王朝尚未灭亡）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所主持编撰的《乾隆御批通鉴》照着朱熹所拟定正统王朝序列继续伸展下去，则依次为：

北宋王朝、南宋王朝、元王朝、明王朝、清王朝。

所谓的正统王朝，大致就是以上这些了。那么衡量历代王朝是否进入正统王朝序列的理论依据大致综而言之，有六大项：

其一：以一个王朝政权所占据的地盘大小作为判断是否正统之依据。凡是统一天下的王朝，那么无论出自运用了什么样的无耻的手段，无论是出自哪个民族，都被尊崇为正统王朝。

比如司马炎创建的西晋王朝、忽必烈创建的元王朝等等。

其二：以政权之存在时间长短作为判断依据，虽然曾经一度统一中国，但很快失去政权，都可以归为无法进入正统王朝序列的伪政权。

比如项羽建立的西楚王朝，王莽建立的新王朝等等。

其三：以某个王朝政权之开国君主自身具备前朝王室之血缘判断为正统，同时期与之相并立对峙的王朝政权一概视之为伪政权。

比如刘备建立的蜀汉王朝、司马睿建立的东晋王朝、赵构建立的南宋王朝等等皆是。

其四：凡是定都于前朝之首都所在地的王朝政权被视之为正统王朝，同时期与之相并立对峙的王朝政权一概视之为伪政权。

比如因袭了东汉王朝的曹魏王朝被认定为正统王朝，因袭了唐王朝的后梁王朝、后唐王朝、后晋王朝、后汉王朝、后周王朝被认定为正统王朝，等等皆是。

其五：后一个王朝被称为正统王朝，它所继承的前朝也就成为正统王朝，如因唐王朝之故，隋王朝成了正统；因北宋王朝之故，后周王朝成了正统王朝，等等皆是。

其六：以汉人建立的王朝为正统王朝，而同时期与之并立对峙的其他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王朝政权一概视之为伪政权。

如南宋王朝、南齐王朝、南梁王朝、陈王朝等被视之为正统王朝就是这个原因。

这六大项判断依据，互相矛盾，这边说的通了，那边则说不通。那边说的通了，这边则说不通。

根据朱熹的《通鉴纲目》、《通鉴辑览》等史书所拟出的标准，更是前后冲突，进退失据，没有固定不疑之标准。

这里我不妨继续为大家穷追猛打，揭穿“正统观念”这一政治学的伪命题。[32]

 

如果以占据地盘之大小者而定正统，那么统一天下的王朝政权自然没有了敌手，确定正统自无疑义，但是如果在群雄割据、并立对峙的情况，自然还是以谁的地盘大谁就是正统。

按照这一逻辑，则苻氏所建立的前秦王朝在其全盛时期，西南边之版图抵达四川一代，东边之版图抵达安徽一代，西边之版图抵达青海甘肃一代，北边则抵达大漠。

前秦王朝的版图远远超过了东晋王朝数倍。那么前秦为何不被视为正统呢？

到了南宋王朝和金王朝并立对峙的时代，金王朝拥有了全中国三分之二的版图，那么这时候，谁是正统王朝，而谁又是伪政权呢？

如果以王朝统一之年限长短而定正统的话，则象汉王朝、唐王朝等历时数百年的王朝政权自然是正统无疑，无须争论了。

然而以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王朝而论，其统治之年限之长，同期对立对峙的南方先后变更了南宋王朝、南齐王朝、南梁王朝、南陈王朝。

（北魏一百七十一年；南宋六十年、南齐二十四年、南梁 八十六年、南陈三十三年）

为什么拓跋氏竟不被视为正统王朝呢？

在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朝、南汉王朝之统治年限，远远超过了同期北方的后梁王朝、后唐王朝、后晋王朝、后汉王朝、后周王朝。

（吴越 七十二年、南汉五十五年；后梁十七年、后唐十四年、后晋十一年、后汉三十三年、后周十年）

再有，西夏王朝之党项人政权始建于唐王朝末年唐僖宗乾符年间，终结于南宋末年宋理宗宝庆年间，凡三百五十余年。

西夏王朝的统治年限几乎和汉王朝、唐王朝之统治年限相等，其国土也甚是辽阔，有一千多平方公里。

那么西夏王朝和并立对峙的宋王朝、辽王朝、金王朝到底谁是正统，谁又是伪政权呢？

如果以某个王朝政权之开国君主自身具备前朝王室之血缘判断为正统，那么在周王朝时代，杞国（夏王朝之后裔建立的封国）宋国（商王朝之后裔建立的封国），等于是这两个王朝才是正统了。而周王朝反而是伪政权了。

 而明代史学家李槃[33]更认为北周王朝的藩属萧岿（西梁王朝二任帝）是篡贼，不过是南梁王朝之君主萧衍不过是苟全了性命，而将他的正统地位传给日后的南陈王朝。

在唐王朝末年，少数民族沙陀人朱邪氏兴起，在和后梁王朝并立对峙的过程中，首领朱邪克用改称唐王朝国姓，其后其子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王朝居然也号称是继承了李唐王室血统。

五代十国时代，徐知诰在南方建立南唐政权，更是直接冒姓，声称自己也是李唐王室的后裔。于是史学家们就把正统地位给了他们建立的王朝政权，这样的做法也太奇怪了。

明末清兵入关，一六六一年， 清王朝顺治皇帝在位第十八年之时，明王朝残余政权皇帝朱由崧（十八任） 、朱聿键（十九任） 、朱由榔 （二十任） ，尚在人间，而且仍使用他们的年号（弘光、隆武、永历）。

在这种情况下将他们一律视之为伪政权，又是什么逻辑。

在这种情形下，谁是正统？ 谁是僭伪？

如果以前代旧都来决定，则南北朝时代，匈奴汉国、后赵王朝、前燕王朝、前秦王朝王朝、后秦王朝、胡夏王朝、北魏王朝，所拥有的土地，全是五帝三王首都所在。

而宋金并立时代，金帝国辖下的人民，都是汉王朝、唐王朝留下来的人民。这种情形下， 谁是正统？谁是僭伪？

如果以后一个王朝被称为正统王朝，它所继承的前朝也就成为正统王朝。

那么西晋王朝既然是正统王朝，他直接继承的前朝曹魏王朝何以又被定为伪政权呢？

既然认定了蜀汉王朝政权为正统王朝、而后又认定西晋王朝也是正统王朝。

可是西晋王朝乃是自曹魏王朝手上篡夺了政权，这样的王朝就政治伦理而言，又安能上承汉王朝得到正统呢？

唐王朝既然被认定了是正统王朝，据此前朝隋王朝也成了正统，隋王朝乃是自北周王朝手上篡夺了政权，北周王朝则是出自北魏王朝。

北周王朝、北魏王朝的正统地位何以不被认可呢？

既然认定了南陈王朝为正统王朝，而后又认定隋王朝也是正统王朝，隋王朝岂是因为灭掉了南陈王朝才建立王朝政权的。

这种情况下，谁又能分辨那个王朝政权是正统、那个王朝是伪政权。

如果以中国之种族而定，确定汉人为主体的王朝政权才是正统王朝，那么似乎很符合爱国之公理、民族之精神，虽然依旧陷在“统”之奥义的迷魂阵中，却似乎并不悖于政治伦理之正道。

而可惜的是数千年来，这个标准也是不牢靠，无法与之衡量一切发生的过往历史。

比如后唐王朝开国君主李存勖、后晋王朝开国君主石敬瑭、后汉王朝的开国君主刘知远，不过沙陀民族的三个小部落，窃据巴掌般大小的土地，大家却尊奉他们是正统王朝。

在元王朝，汉人在蒙古人的统治欺压之下，不能够拥有一块地盘，而历史学家所谓的正统，却依旧时间没有中断的排序下去，这种情形，谁是正统？谁是僭伪？

以上六种情况一一分析透彻，任何坚持“正统王朝”理论的学者，绝对是没有办法能够自圆其说的。[34]

大抵正统之说之所以起源，有两大原因：

其一：每一王朝政权都有维护自己王朝之正统地位的私心，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说：

魏晋南北朝时代以来， 南北双方各自国家里头，都各自撰写史书，互相诋毁谩骂，希望在纸面上得到战场上无法取得的胜利。

在南方的官方史书里头，北方王朝之政权被称之为“索虏” 。

在北方的官方史书里头，南方王朝之政权被称之为“岛夷” 。

在隋王朝短暂统一之后，唐王朝兴起、

这个唐王朝衰弱之时，军阀朱温建立了后梁王朝，取代了唐王朝。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分裂时代五代十国时代遂降临了，天下分崩离析，纷纷扰扰半个多世纪。

李存勖（后唐王朝一任帝）灭掉后梁王朝，进入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建立后唐王朝。

他把朱温比做一度灭掉夏王朝的后羿、靠阴谋篡夺西汉王朝政权而建立新王朝的王莽，同时把后梁王朝当权的年代和年号，全部抹杀。

这样的做法，完全是一种偏激的自私心理，绝不是大公无私，足以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

司马光这样的评断诚然是实事求是了。

自古以来，关于正统的争执，莫过于三国时代的曹魏王朝跟蜀汉王朝到底谁才是正统王朝。

坚持“首都说”的，认为曹魏帝国是正统。坚持“血缘说”的，认为蜀汉是正 统。

这种正统观念思潮之变化迁移，都是因为当时之特殊的政治大气候所决定的。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坚持曹魏王朝是正统，而东晋的史学家习凿齿坚持蜀汉王朝是正统。乃是因为陈寿生活年代在西晋王朝，而习凿齿生活年代在东晋王朝。

西晋王朝首都是前代王朝首都，假定不采纳“首都说” ，西晋王朝就是僭伪，陈寿所以称曹魏王朝是正统，目的在于证实西晋王朝是正统王朝。

到了习凿齿的生活年代，晋王室南渡，建立偏安的东晋王朝。

假如不用“血缘说” ，而用“首都说” ，则当时北方的匈奴汉国王朝、后赵王朝、前秦王朝、后秦王朝都成了正统王朝，东晋王朝反而成了僭伪；

是以，习凿齿所以肯定蜀汉王朝是正统，目的在于肯定东晋王朝是正统王朝。

之后，北宋司马光主张曹魏王朝是正统，而南宋的朱熹主张蜀汉王朝是正统。

乃是因为司马光生在北宋王朝，朱熹生在南宋王朝。

北宋王朝篡夺后周王朝政权，建都故都汴京，跟西晋王朝晋篡夺曹魏王朝政权，建都洛阳，同一模式。

是以司马光采 “首都说” ，把曹魏王朝当做正统，也正是使北宋王朝居于正统，有其自私之心。

女真人占领了北方之后，宋王室南渡，建立偏安的南宋政权，跟东晋王朝之南渡的国际政治环境是一样的。

朱熹采“血缘说” ，把蜀汉王朝当做正统，也正是使南宋王朝成为正统，也有其自私之心。

总而言之，都是为了当时他们侍奉之君王的利益，贡献才智。

至于象五代十国时期的北方五个递次创建的短暂王朝都得以位列正统王朝，更是宋王朝史学家所撰写的史书中最大的谎言了。

像后梁王朝、后唐王朝、后晋王朝、后汉王朝、后周王朝，这些王朝怎么配的上成为一个“朝代”啊。

试看那后梁王朝之开国君主朱温本身是盗贼起家（曾参加黄巢的农民军），后唐王朝之开国君主李存勖、后晋王朝之开国君主石敬瑭、后汉王朝之开国君主刘智远都是沙陀族之野蛮人。

如果朱温建立的后梁王朝都可以视为正统的话，那么南梁王朝时代起兵作乱的侯景、南宋宁宗时代的山东军阀李全为什么就不是呢？

如果李存勖、石敬瑭、刘智远这三个沙陀族所创建的王朝都可以为中华之主，那么南北朝时代刘聪统治下的匈奴汉国王朝、石虎统治下的后赵王朝为什么就不能够呢？

至于后周王朝之开国君主郭威既非出自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也不是盗贼起家，似乎可以视之为正统。

然而就政治伦理判断，郭威乃是一个被黥过面的士卒[35]，突然爆发，在夺取政权之前，并没有多大功业上的建树，乘着后汉王朝乃是孤儿寡母秉政，骤然发难，取而代之。

如果将郭威建立后周王朝的过程和陈霸先建立南陈王朝相比较，郭威就是个奴隶了。

再说了，五代递次建立的后梁王朝、后唐王朝、后晋王朝、后汉王朝、后周王朝政权，他们的版图都不及中国传统地理九州版图的二十分之一，所统治年限合并而计，也不过五十二年。

那么这些君主怎么可以用“圣仁神武某祖某皇帝之名”尊奉之？

尊奉他们的做法，正是出自北宋史学家的笔下。

北宋王朝之创建的过程中，开国君主赵匡胤实际上乃是通过篡夺的手段取得后周王朝的政权。

因此为了确立北宋王朝之正统地位，乃向上追溯，一直追溯到后梁王朝取代唐王朝时代，于是史书上陡然冒出了“五代”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

（以上这些说法源自于明末清初史学家王夫之）

北宋王朝之所以认定五代时期北方递次建立的五大王朝为正统王朝，其政治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正统地位。

到了清王朝，清王朝乃是自偏远异域（起于今北方东三省）崛起，入主中国，跟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女人真人建立的金王朝、蒙古人建立的元王 朝，完全雷同。

所以，一六四五年（顺治二年）三月，清王朝讨论历代帝王祭祀问题时，礼部上书说：

“北宋王朝曾向辽王朝进贡，南宋王朝皇帝曾向金王朝皇帝称侄，对辽、金君王的祭祀，似不应遗 漏。”

这几乎认为辽王朝、金王朝是正统，宋王朝是僭伪。

其后毕竟还是考虑到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不想激发更多的民族矛盾，是以不敢悍然做出改变。

但是还是在国家祭祀礼堂上增加了一系列前代君主的祭祀席位：

契丹辽王朝计有辽太祖、辽太宗、辽景宗、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入祀。

女真金王朝计有金太祖、金太宗、金世宗、金章宗、金宣宗、金哀宗入祀。

其后又增加了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帝、北魏孝武帝、北魏文成帝、北魏献文帝、北魏孝文帝、北魏宣武帝、北魏孝明帝入祀。

清王朝如此政治举动因自身乃是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国之缘故，然而这样的政治举动深究起来岂非是兔死狐悲，恶伤其类。

由此可以说明，数千年来喋喋不休的讨论“正统” 与“不正统”，“僭伪” 、“不僭伪” ，都是当时统治者跟甘心做统治者的奴才们通力合作，牵强附会，为了保护一个家族的 私有财产而干出的欺骗天下人之阴谋。

想不到时过境迁之后，作史的人仍在那里慷他人之慨，在这些无聊的政治问题上浪费口水，真不知道他们这么热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36]

其二，由于固陋的儒家学派知识分子误解经典的本意，不惟自己奴性，更企图煽动别人的奴性。

他们所坚信的学说，乃是为帝王者，必然至为神圣。

他们所秉持的信念，乃是认定一个国家那么大，连一个时辰都不可以没有神圣君主治理天下人民，而又不可以同时有两个神圣君主分治天下人民。

当在大分裂时代，所有的王朝政权都是残民以逞，推行的都是暴政，根本就没有什么神圣君主。

这些学者不得不在一群“乱臣” “贼子” “大盗” “狗偷” “仇寇” “夷狄”之中，必须找出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把他当做木偶一样祝贺说： “他就是神圣君主。 ”

当这类神圣太多的时候，则必须在其中再找出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膜拜说： “他才是真的神圣君主。”

其他的则仍是“乱臣” “贼子” “大盗” “狗偷” “仇寇 ” “夷狄”。

如果这样也就罢了，最奇异的还是，同一个人，甲史书称他是“乱贼”、“偷盗”、“仇雠”、“夷狄”，乙史书则称他是“神圣君主” 。

甚至同一个人，在同一书中， 今天称他“乱贼”、“偷盗”、“仇雠”、“夷狄” ，明天则称他“神圣君主了”。

神圣就是神圣，乱贼就是乱贼，偷盗就是偷盗，夷狄就是夷狄，这几个名词对人格之的定义的距离，可以说差异不可以道里计，一看就明白了，断无法混同在一个人身上的。

更不可能一个人身上，能够相兼容理想道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格品质。

太奇怪了，这么至为浅显、至为通行、至为公平的判断人格的标准，却不能用在帝王的身上。

其实说白了，谚云：“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才是这些历史学者对于“正统”判定的真实而又唯一之标准。[37]

如果就词语的定义而言，天下人所向往而自愿归属于他的统治的统治者称之为“王”。抢劫掠夺，致使老百姓遭殃的暴君则成为“寇”。

既然是“王”，则无论用别的什么其他词语去形容，也断然不会堕落到成为“寇”的。

同样的，既然成为了“寇”，则无论用别的什么其他词语去形容，也断然不会上升而成为“王”。

这两者之间，在词义上是绝对不可能互相重叠交复的。

比如近代史上，美国人抵抗英国的压迫而独立建国，这一功业成就了，就是王，并非寇。

又比如菲律宾反抗美国入侵，秘鲁波亚王朝抵抗英国入侵，他们失败了，在外国的史书上，却也没有并定义为寇。

再比如元王朝时代，蒙古人入侵日本，这就是寇，并非王，这是一项不得人心的战争，结果蒙古人失败了。

又比如蒙古人兴起的时候，铁蹄蹂躏了整个俄罗斯，掌握这片大地的国家主权有数百年之久，即便蒙古人曾经如此成功，外国的史书也不认可蒙古人就是王。

中国史书则不然，比如岳飞最大的敌手兀术、一度南征的完颜亮，在《宋史》里头被称之为贼、为虏、为仇，而在《金史》则变成了某祖某皇帝。

《宋史》《金史》两书都是中国史学家写的，又都列为“官方正史” 。

而诸葛亮北伐这一历史事件：同一本书《三国志》里头，在魏志写成“诸葛亮入寇”、在蜀志则写成“丞相出师”，这样的矛盾，更不多论。

像朱温（后梁王朝开国君主）、朱棣（明王朝三任帝），开始时称他们叛徒盗匪，忽然之间，却成了某祖某皇帝。

而曹丕、司马炎，从称名道姓，一会工夫称“公” ，接着称“王”，接着称“帝”，也不必多论。

然而，照此成王败寇的逻辑，我不能不为西汉王朝时代的匈奴单于冒顿、唐王朝时代的突厥可汗阿史那咄苾之徒悲哀；

也不能不为西汉王朝七国之乱的七国、晋王朝八王之乱的八王，以及刘安、朱宸濠之徒悲哀；

我不能不为上官桀、 董卓、桓温、苏峻、侯景、安禄山、朱泚、吴三桂之徒悲哀；

我不能不为陈胜、吴广、新市变 民、平林变民、铜马变民、赤眉变民、黄巾变民集团首领，以及窦建德、王世充、黄巢、张士 诚、陈友谅、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之徒悲哀。

这些人杰和官方正史里头所谓的“神圣君主”比较，地位乃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假使这些人杰的运气好一点，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坐上帝王宝座，就不愁后世没有博学多才、正言谠论，倡导天经地义的史学家，不尊奉上诸如“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钦明文思睿哲显武端毅弘文宽裕中和大成定业太祖高皇帝”这样又臭又长的尊号了。

一旦这些人杰坐上的帝王宝座会如何呢？

胆敢“腹诽”他们，罪状就是“大不敬” 。胆敢批评他们，罪状就是“大不道”。

 

成了“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钦明文思睿哲显武端毅弘文宽裕中和大成定业太祖高皇帝”，就不愁后世没有博学多才、正言谠论，倡导天经地义的史学家，不尊奉惟谨。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过激之言，试想一想——

朱元璋（明王朝开国君主）的品格，怎比得上窦建德？

萧衍（南梁帝国开国君主）的才干，怎比得上王莽（新王朝创建者）？

赵匡胤（北宋王朝开国君主）的武功，怎比得上项羽（西楚王国创建者）？

李存勖（后唐王朝开国君主）的强大，怎比得上挛鞮冒顿（匈奴汗国二任单于）？

杨坚（隋王朝开国君主）传国的长久，怎比得上李元昊（西夏帝国开国君主）？

朱温（后梁王朝开国君主） 拥有土地之广， 怎比得上洪秀全（太平天国创建者）？

可是那些比不上人的角色，在数千年历史上，居然成了神圣。

我没有办法解释，只好解释为：“幸与不幸。”[38]

于是，中国历史书写之标准，遂成为一场赌博，一场儿戏，整个历史舞台仿佛是鬼怪之域，势利之窝。

用这种标准写历史，怎么不驱使的天下人都去当了禽兽？

而那些固陋儒家学派知识分子，仍大声嚷嚷： “正统也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伦， 国之本，民之防。 ”

我不得不深恶痛绝这批人毒害天下如此之甚。

所以，不讨论“正统”则罢，一定要讨论“正统” ，我便档案推翻数千年史学家认定之不可推翻之铁案而倡议：

自从周王朝秦王朝之后，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正统。

第一、按照蛮夷创建的王朝政权不能当正统这一条标准，则元王朝、后唐王朝、后晋王朝、后汉王朝是肯定要出局的，至于北魏王朝、北齐王朝、北周王朝、辽王朝、金王朝，更一定都会摒弃于正统王朝序列之外。

第二、按照以阴谋篡夺旧政权所建立的新王朝不能当正统这一条标准，则曹魏王朝、西晋王朝、南宋王朝、南齐王朝、南梁王朝、南陈王朝、北齐王朝、北周王朝、隋王朝、 后周王朝、宋王朝也一定都会摒弃于正统王朝序列之外，就是唐王朝也不能例外了。

第三、按照盗匪创建的王朝政权不能当正统这一条准备，则后梁王朝、明王朝一定都会摒弃于正统王朝序列之外。同理，西汉王朝、东汉王朝也不能例外了。

然则，谁才是正统？正统的唯一标准应该如何定。

我的回答：

正统应以国家为主体，不应以君王为主体；

应以人民为主体，不 应以一人一家一族为主体。

抛开国家而只看君王，抛弃人民而只看一人一家一族之兴衰，那这样的标准肯定不是“统”，更无所谓的“正”了。

如果在国家政治伦理上给正统观念留出一个位置来，那么就应该效法英国、日本等君主立宪之国，用宪法决定帝王继承的法则。

当新君即位之时，把遵守宪法的誓言，向人民宣布，而人民也接受他的誓言。这样， 才不违背“多数人民产生君王”的大义，才算是“正统”。

问题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何处有此？

竟然有人整天在讨论统不统，正不正，我不得不怜 悯他们的愚蠢，而厌恶他们的荒妄。

如果中国以后能出现优良的史学家，那肯定所撰写的史书着重点在于中国人民盛衰、强弱、 主奴这三方面，加以特别留意。[39]

 

《论纪年》

 

有人问我梁启超：你之驳斥中国历史正统观念之“论正统“已经把该分辨明白的，都说的一清二楚了。

然而，历代之中国史学家讨论正统观念，用意未必完全如你文中所断言的那些情况。

但凡历史，总是要有纪年，纪年则一定要借助历代帝王之年号，所以才不得不选择同时期的一位君主之年号为主，而其他并立对峙之王朝政权的年号为“闰”。

在这点上，司马光已经把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困境阐述的很详尽了啊。

梁启超道：“假定实情是你所提到这种情况，那么我在这里就和你讨论一下纪年。

纪年之设，用意何在呢？

时间，总是过去不停留。站立在当代以指点过往流逝的时候，近一点要么称之为去年，要么称之为前年、前十年，再一直往上追溯的话，那么数目就用尽了。

传递消息的人因为时间是如此的凌乱而难以为每个时间点一一命名，而接收信息的人也会感到非常的困惑而不知道确实之所指。

然而人生在世，在几十年的寿命中经历的事情，往往是这一年的事情和那一年的事情彼此关联，要将之一一在回忆中一一拿来比较了。

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那么脑袋里头能够容纳的知识就越多了，就往往喜欢拿数百年数千年之前发生的事情，记录朗读之讨论之。

然而年这一时间单位，总是过去不停留，实在是很难确定在时间的长河中确定其时间点。

如此一来，要在时间点上记载曾经发生过的时期，就没有一个时间座标了，因此不得不特别为他立下一个数学上上的记号，使得这个时间点得以固定下来，于是就有了纪年。

凡是天地间的一切事物之名称，它的最初由来莫不是出自于指称的需要，纪年同样也是一种指称上的需要。[40]

凡是在记载的文件里头设定记号，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人节省脑力。所以记号必须尽可能的简单，谁也不想搞的那么繁杂。

当各国没有交通之前， 各自记各自的年，于是必然不可能不谋而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等到各国既已相通，交涉事件日益增多，而各国之年，因记号不同，数字对不上，遂互不相符，不但使人头大，且处理事务十分不便。

所以孔子撰写《春秋》，首先指出：“封国国君不可以改变年号。 只有天下共主‘王’才可以改元”。

目的在于使得分门别类，使繁杂归于简单， 这其实是很进步的做法。

既然为大家说明白了纪年的性质和它在运用过程中形成了通例。那么显然大家自然也明白了，

一个地区之中，同时有数种纪年，实在是很不方便。而同时在一百年之内，纪年之年号一再的变易的话，那么这种不方便造成的困扰也同样严重，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

为什么呢？

第一种方便是来自于空间上的困扰。

第二种不方便则是来自于时间上的困扰。

那么，要将这些不方便的困扰一一去除，而使得纪年方便简便易于掌握，在纪年方案上，就一定要将时间、空间统一起来。

现在我们中国历史学者一定坚持用帝王纪年，岂不是认为帝王是一国最值得关注指称的事务？

用帝王纪年这一方案之可行性如何呢？

帝王在位时间最久的，说起来不超过六十年。

（清王朝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事实上康熙在位六十二年】，实在是中国数千年来实在是独一无二的异数了。）

最短的，或五年，或三年，或二年一年乃至半年。

再加上中国古代的有些个帝王，喜欢更正年号，他在位期间，甚至改易年号十几次，真是让人头昏眼花，实在没办法认真去记住识别了。

根据《齐氏纪元编》所载年号， “正统” “僭伪”加在一起，不下一千余个。

即便是专门将以中国传统史学家单独罗列出来的所谓的 “正统”年号，自汉武帝始设年号以来，公元前一四〇年遂定为建元元年（此前中国历史上并无年号纪时之制）。

直到今天十九世纪末叶之清王朝最后一任君主光绪皇帝在位期间，二千年间，共有年号三百一十六个。

现在，不妨在这三百一十六个年号里，随意找出一个，询问各位历史学者，恐怕学问再大的人，我敢确定他不知道该年号的准确时间位置。

于是乎，强记年号这一落后的纪年规则，遂成为中国史学家或读者一项重要的课题，把精力用到这上面，实在浪费。

我们试着阅读西洋历史，看他们说几千几百年，或者说几世纪，一眼就可看出距离今天多少年。

偏偏有人在翻译西洋书的时候把西洋的公元纪年改成中国年号，说是“唐某号某年” “宋某号某年”以相对应，则茫茫然不知道它指的那一年了。

（把西文书译成中文书，改用中国年号，最没有道理。不但混乱难记，也违背“名从主人” 原则。如果叙述中国历史而用西历，荒谬更不待言）

中国人熟悉中国人的符号，超过熟悉外国人的符号。

可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符号，竟感到难如登天，原因何在？

在于一个纪年的规则极为简单，一个极为复杂。只要对此了解，则用帝王年号纪年的方法，必然的不能长久存在于今天文明繁荣兴盛的世界。

这还需要特意的解释说明吗？[41]

西方人用耶稣纪元，也不过是一千四百年以来的事情。

古代巴比伦人，用拿玻纳莎王作纪元（公元前七四七年）。

希腊人开始时，用执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年作纪元，以后改用和灵大祭作纪元（公元前七六七年） 。

罗马人用罗马城初建之年作纪元（公元前七五三年）。

伊斯兰教国家用教祖穆罕默德避难之年作纪元（公元六二二年）。

犹太人用《旧约创世记》开天辟地作纪元（公元前三七六一年）。

自耶 稣创教后，教会用耶稣钉死十字架之年作纪元。

进入公元第六世纪，罗马一位教士，倡议改用耶稣降生之年作纪元，而今，世界采用这一纪年规则超过一半。

这是西洋纪年符号逐渐改进，由繁到简的大致的历程。

概而言之——

除非是生在极端野蛮时代，绝对没有以帝王年号作为纪年的事——当然有例外，只有中国、朝鲜、日本诸国而已。（现在的日本人还以神武天皇开国为纪年）

有人问： “那么，中国当用什么纪年？”

我的回答是：

从前，上海强学会[42]刚开办时，大书： “孔子卒后二四七三年。 ”

当时会中一二伧俗之辈，吓得伸舌流汗，为之色变，惊恐的说： “这是不奉本朝（清）正朔（年号），是搞西洋人尊崇耶稣那一套！”

却不知道上海强学会的这个做法，源自于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的创见。

《史记·老子列传》上大书： “孔子卒后二七五年。 ”

而其余各国各世家，都写“孔子卒后”，此司马迁开万世纪元的发明。

近来 经过学者讨论，认为当纪念生日，不应纪念死日。用孔丘卒年，不如用孔丘生年，

而今用此纪年的，已有数家报社。通达的学者著书，也往往采用，这一纪年方案势将传播天下。

用孔子生日作为纪年，有四项特点：

符号简单，记忆容易，其一。

不必阿附祸国的民贼，为争夺所谓“正” “闰”烦烦扰扰，此其二。

孔子是中国至圣，用作纪年，使人产生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油然而兴，此其三。

中国历史事迹，在孔子之后，才开始增多，所以使用方便。在孔子之前，则仿效“西历公元前”，写成“孔子公元前”。好在往上追溯之中国上古史的史迹不多，不足为病，此其四。

有此四项优点，则孔子纪元，足可以推行百世而不动摇。

有人认为中国人是黄帝子孙，打算用黄帝纪元。

有人认为孔子托古改制，打算用伊祁放勋（尧）纪元。

有人认为中国在夏王朝时代正式开辟，打算用姒文命（大禹）纪元。

有人认为中国统一于秦王朝，打算用秦王朝作为纪年。

凡此等等，全都在事理上难以解释，在公义上有所欠缺，不值 得一一辩驳。

所以，用孔子生日作为纪元，以后史学家应会认同。

年号纪元一定要变，并不仅仅由于“正统” “闰位”之争的无聊，而引发我这一发明创建。

但是，一旦纪元不用帝号年号，史学家纵然想争“正统”，那么这种做法也无法再得到解释了。

否则，像创建新王朝王莽的昏虐，唐朝女主武则天的淫暴，而史学家却不得不用他们的“始建国” “天凤” “地皇” “光宅” “垂拱” “永昌” “天授” “长寿” “延载” “天册” “万岁登封” “神功” “圣历” “久视” “长安”等乱七八糟的年号，放在“建元” （中国第一个年号）之下， “光绪”之上，造成对中国历史史书的污染，岂不是太过分了。

何况，污染中国历史的，又岂止王莽、武则天这些君主而已？[43]

 

方国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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