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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早期的贤哲，论世多重实际，孔子言：“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司马迁写《史记》以“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慨然自任。陈寅恪在谈及此处曾说：“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不究虚理。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则浅陋之丙”。这一点直到佛教进入中国之后，才有了较大的改观。

佛教于性理之学独有深造，极大的弥补了中国文明的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自得佛教之裨助，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

在佛教兴盛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华夏文明一反秦汉之质朴，顿时有了空灵俊秀的气息，石刻精湛，骈文华美，书法飘逸，陶渊明望南山采东篱之菊，王徽之于雪夜探尽兴之友，此等情怀，后乏来者。。。

古中国社会以农耕文明为主体，商业并不发达，商人的社会地位又长期被压制，士人除入仕之外，出路狭小。佛教尚空，这一点与许多士人在现实社会中难以伸达而内心寥落的心理状况默默契合，佛学之中，佛门之下，不知道隐藏了多少豪杰志士。

道安、慧远、玄奘、慧能，哪一个不是一时的俊杰。前秦苻坚攻克襄阳之后，曾经非常高兴的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道安）一人，习凿齿半人也。”道安言：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识见何等清澈。他讲《放光盘若经》，开讲之日，缁白成群，盛况空前。。。

主持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博极群书，深邃周易庄老，通无生实相之玄，盘若中道之妙，即色空慧之秘，缘门寂观之要。虚心向学，听闻鸠摩罗什在关中，即遗书问好，复裁书问疑；昙摩流支入秦，即致书祈请。桓玄秉政，权倾一时，欲令佛门子弟尽敬王者。致书慧远，远答其书：“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岂庙堂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敬王者！”这是何等的气度！比之当世的所谓学者，尤日月之如囊萤。慧远为当时物望所宗，外国众僧，亦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所以庐山的东林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都是南方佛教的中心。

佛教言人生多苦，苦尽甘来，又与我们这个农业社会的“水稻田心理”（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相通。普通民众，劳作之外心灵总需一份寄托，中国自有之宗教又不能担纲起这份责任。佛教风靡自是情理之中。

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首屈一指的宗教，但相比佛教而言，远为粗疏。依国学大家姜亮夫先生的之言：道家常以老子做幌子，但实际上，道教和《道德经》是两回事，道家对《道德经》没有什么发展和发挥。《史记》曾说《道德经》五千言，但流传的版本上最多的有五千三百多字，后世的一些道家十分可笑，就拼命删改，改成刚好凑足五千字，这样许多他们修改流传下来的版本实际上很多地方读不通。

道教在与佛教论辩的时候，多半处于下风，后来为了伸展锐气，竟然有人编出了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子把他的道传到了胡地，结果胡人都被感化了，都成了老子的弟子，甚至释迦摩尼都是老子的弟子。佛教经典分三大部：经、论、律，道教后来进行模仿，也弄出一个三大部：以《道德经》为经，以庄子的《南华经》为论，又整出一个《十诫经》为律，亦步亦趋。这样一个气象，所以长期以来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道教都很难与佛教匹敌。

佛教经典众多，有传单佛经一项就有千万言，各类典籍浩如烟海，但基本内容不外四谛：苦谛（言世间的苦）、集谛（言苦的原因）、灭谛（言苦的消灭）、道谛（灭苦的方法）。总结起来，四个重要论点：1.无造物主，2.无我，3.无常，4.因果相续。

近日遍观诸书，发现我们日常的一些说法比较有趣，譬如：“如来”的意思是如实而来，实际上是一个通用名词，佛都可以称为如来，这个名字并不专属于释迦摩尼。我们称释迦摩尼为佛祖实际上有违他的本意，因为他认为，在他之前，过去有人成佛，未来也有人成佛。因他之前也有佛陀，所以称他为祖，多少有违他的本意。我们很多人入庙经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并不一定知道南无是什么意思，南无实际上就是敬礼的意思。下次入庙其实也可以说“向阿弥陀佛敬礼！”

佛教煌煌数千万言，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盛，与佛门内外的豪杰对其进行深入发展是分不开的。太过繁琐，不利于传播，禅宗有不立文字之说。所以禅宗在中国历史上盛极一时；终日修行，方能修得正果，对于一般性急之人，总嫌漫长，所以我们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刀一放，就成佛了，这比李大法的法轮自是强了很多，对民众当然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