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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接连披露出来的谎言确实不少。比如，周扒皮原来没有那么坏，刘文彩本来也没那么淫荡，就连刘文彩的弟弟，其实也是另一幅面孔。

孙明经被蔡元培称为“拿摄影机写游记的徐霞客”。1939年，他到西康考察，发现当地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而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就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不如学校？”这县长回答说：“刘主席说了，若县政府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刘主席”就是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谎言的背面，要么是截然相反的真实，要么是令人惊悚的残酷。

 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建了专门的儿童惩戒系统，惩治政治犯的子女，包括儿童集中营和儿童管教所、机动的接受分配站、专设的保育院和托儿所，这就是“儿童古拉格”。诗人库尔季诺夫回忆录里的一段记录十分惊悚。一天，这位诗人会计前往某集中营婴儿院做资产登记：“跨进门槛，就是孩子。一大群不到6岁的孩子。都穿着小棉袄和小棉裤。背上和胸前都有号码，和囚犯一样。这是他们母亲的号码。他们习惯于看到自己周围清一色的女人，听说有男人。于是一窝蜂朝我跑了过来，高声喊叫：‘爸爸，爸爸。’而板棚上都写着：‘感谢斯大林同志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童年’。”

这就是谎言的残酷，而面对谎言的残酷，人们往往用戏谑来消解。

1973年，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在“现行反革命”劳改队里服役。那时候，得“天天读”口号，天天说“谎话”。一天，队里Z君被指定读报，内容是给在阿尔巴尼亚搞过12次大清洗的霍查涂脂抹粉，此君读到口干舌燥，起身喝水，随口说了一句“我是不喜欢霍查的。”全场为之愕然，可此君却不慌不忙，端起杯子悠悠地说道，“所以我只喜欢喝白开水”。

口干舌燥，何尝不是脸红耳臊。历史读到违心处，谎话说到言不由衷，只好用插科打诨来消解脸上的红晕。这是对谎言的戏谑，也是拒绝谎言者的无奈。

宋人小说《梁溪漫志》里，也讲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倒有几分香艳。有一天，苏东坡“食罢扪腹徐行”，也就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摸着肚皮问身边几个妞儿，“汝辈且道中有何物”？一个抢着说，“都是文章”，老苏说亲啊不对。一个又说，“都是见识”，老苏又摇头说乖啊非也。这时，有个叫朝云的妞儿指着老苏的肚子说，先生就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苏东坡听后，捧着肚子大笑。本来饭后调情，苏学士只是为了消化掉两块东坡肉，可朝云小妮子一句话，惹得他恨早生了华发。娇嗔可以解忧，难怪苏东坡最喜欢这婢子。谎话说的让人舒坦，是马屁拍不穿，也是历史的柔软处。

上苍待我们如青楼女对嫖客，何其薄幸，又片刻眷顾。既让我们听着谎言长大，冤枉了周扒皮，三俗了刘文彩；又让我们说着最适合微博的语言，累坏小秘书，忙坏僵粉。当然，谎言听多了，不免也会憋一肚子“不合时宜”。你不是苏轼，没有朝云玉指纤纤，往你脐上一寸处一戳，一笑娇嗔。只能伸出自己的食指，对准屏幕，挺进历史的柔软处，做惊艳的一瞥，仿佛，一直都很坚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