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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百姓负担，由轻到重有一个变化过程

中共抗日根据地百姓的税负负担，大致可以皖南事变为分水岭。此前，因有国民政府之固定拨款及海外捐赠，根据地税负较国统区明显为轻；皖南事变之后，民众负担陡增。
 

1939年，陕甘宁边区农民交纳的公粮占总收入3.63%，1940年占6.29%

陕甘宁边区征收救国公粮之初，规定“每人全年收粮在350斤以下者免征，350斤以上者，最低税率1%，最高税率7%”、“凡出租土地依靠收租生活的地主，其每人所收租粮不满300斤者征1%，300斤以上的按税率表加倍征收；佃户则按税率表减半征收”。在实际征收中，任务被摊派到各村，“照条例就不能摊，能收多少是多少；摊就一般不能按条例，只要求完成或超过任务。”所以条例只是一个参照，无法真正执行。在这一阶段，农民的负担还相对较轻，边区农民1939年交纳的公粮占总收入3.63%，1940年占6.29%。

1940年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出现粮荒，有些地方的农民被借粮八九次

皖南事变后，来自国民政府的拨款和海内外人士捐款断绝，经济封锁使原本落后的根据地雪上加霜。与此同时，边区脱离生产的干部，从1937年的32200人增加到1941年的73117人。在最困难的几个月，边区出现了粮荒，人们没有衣穿，没有油吃。

1940年，边区计划征收救国公粮9万石，而当年实际需要的数字是14万石。由于征粮不足，只好在1941年4月进行了一次征购和两次借粮。征购以实际价格的三分之一向农民买粮18751石，另借粮49705石。为借足粮食，延安、鄜县等少数地方先后被借粮八九次。

1941年，因征粮数量大，陕甘宁边区政府下令：不征足粮食“不准回延安”

到了1941年秋收时，陕甘宁边区政府确定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同时向老百姓承诺，过去的借粮一定归还，来年不再借粮，再不官价买粮。因为征粮数量大，边区工作人员的压力很大，以致边区政府下令，“粒米根草入仓入站才算完成任务，否则不准回延安。”经过七个月的征粮，共入库公粮201617石，超额完成任务。

1942年时，因为上一年给予农民的负担过大，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所以征粮计划降到16万石。除了救国公粮，陕甘宁边区百姓还要交纳地方教育粮等附加，约占公粮的7.5%。

人要吃粮，马要吃草。1941年征收公草2500万斤，在数量上是充足的，但各地区牲口数量不一，有的地方用了一年没有用完，而延安的公草只用了八个月就告罄。为减少公草浪费，1942年实收1600万斤。…[详细]

1942年，晋察冀边区贫农需拿出人均收入的7.34%上缴；地主需拿出64.38%

晋察冀边区建立后，实行县、村“合理负担”，即统计各户的资产、收入，然后按规定纳税。冀东规定，“每人平均1亩100亩以上划分为十三个等级，每人平均收入不足100斤红粮的不计算征收，超过100斤红粮（折合0.5个标准亩）的累进征收。最低一级每标准亩征3.6分，各级累进率从0.1增到0.4。”不久后，边区政府又恢复了田赋。

1938年11月，晋察冀边区也开征救国公粮，“各家全部收入，折米计算，以其人口平均，每人平均小米1.4石以下者不收。1.5石至2石者收3%，2.1石至3石者收5%，以后每加1石递增1%，增至20%为止。”开始时免征点较高，负担面在40—50%，后来降低了免征点，负担面扩大到60%。边区的救国公粮不统一征收上去，而是留在各村各户，各部队凭借军用粮票就能随时随地获得粮食补给。

晋察冀边区的供给构成是：军政人员吃粮靠征收救国公粮；军政经费开支靠征收田赋和税收；存款开支用村合理负担办法解决。农民要支付以上三项税收，压力无疑是很大的。尤其是1940年前，村款一项没有明确规定，包括了支差费、招待费、小学经费、开会费、村干部旅费、应酬敌伪费、标语费、新战士路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整个边区每年要征收8000万元。

1941年，晋察冀边区脱产的军政人员占总人口5.9%，约59万人。按每人每年5石小米的最低标准计算，全边区的军政费用就要296万石米。而边区1940年的公粮收入只有160万石。为了克服财政上的困难，1941年边区政府在分配征收任务时，总数比前一年的实征数增加了53.7%。

从1939年到1941年，晋察冀边区老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1941年边区每人平均负担正税43.2斤米，比1940年的36斤增加20%。1942年的百姓收入比前一年明显下降，需要交纳的粮食则进一步增多。贫农人均收入仅2.18斤谷子，却要拿出7.34%的0.18斤上缴；地主的收入虽然较多，人均有8.93斤，但要上缴其中的64.38%。1943、1944年负担刚刚下降了一些，到1945年又再度回升。…[详细]

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

具体到征收方式，亦可谓想尽办法

晋西北地区将征粮任务压在地主、富农身上，致“老财过游击生活，居无定所”

1940年，晋绥根据地第一次征收救国公粮时，晋西北地区将征粮任务压在地主、富农身上，而对中农和贫农征收较少。救国公粮征收后，“兴县县城有人说我们是一条毛驴……非常怕干部……老财过游击生活,居无定所”“因为献金与献粮,方、神、河、偏、保……十四县中逃亡了地主富农几百户。因献金献粮自杀的,岚县三个,临县六个,兴县十三个。”

同时启动的还有所谓“四大动员”，即要区内百姓献粮、献金、扩兵、做军鞋。兴县献出元宝370多个、银元57000元、各种金银器200多斤、黄金27两、法币15万元。此外还献出布匹960多仗、黄油3120斤、白酒2470斤、粉条670斤、生猪12头等。

有时不得不采用强制手段，“再来一块砖”

针对“地主老财”，中共干部有时不得不采用强制手段。如“岚县四项动员多用的是‘做老虎凳’、‘压杠子’、‘吊起来’等方式，三句话不行就说‘坐上吧’，再不行就‘再来一块砖’。朔县动员打顽固完成二分之一，请客半自愿式的完成二分之一。保德区干部指示村干部，对老财采取捆缚吊打方式，否则即是对老财投降。文水二区区长韩一中，指定富农要粮不交，即扣其车螺。三区区长赵唐风则以处罚完成数目。”在岚县，甚至有“不怕鬼子机关枪，就怕八路叫老乡”之语。

“极端强制的借粮与挖窖斗争,也在各地普遍的发动着”

救国公粮、四献动员也没解决晋西北根据地的财政问题，不得以开展了“挖窖”和“借粮”。当年的档案记录，“极端强制的借粮与挖窖斗争,也在各地普遍的发动着。例如,方山给行署的报告中说,发动群众,利用群众力量,进行了‘刨地运动’。朔县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借粮斗争计37次,参加群众1400人。五行政区报告,在四大动员之后,又进行了借粮运动,实际借粮已没有什么借粮意味,同时愈演愈烈,终则形成口食队了；流氓地痞、大烟鬼、富农投机分子也都混进挖窖斗争中,成群集队轮次到各村挖窖。主人不敢有所表示,任其挖掘,所挖出来的东西一扫而光,甚至有将雇农数年所得之工资尽被掘去者。”

在这种情况下，晋西北百姓，有其地主的生活更为困苦。临县后月镜村地主刘尚厉，1936年时全家20口，年消费布料20个，吃盐60余斤、油20斤，春节零杂消费20余元，而他们家从1937年到1941年，就再没有买过布，春节也没有了额外开销。战前，刘尚厉自己时常能吃点好东西，家人有捞饭、莜麦吃，逢年过节都宰猪杀羊。而从1937年开始，刘尚厉只能在过年时吃点白面了。…[详细]

减租减息运动中地主与佃农细算所得。

除正规负担外，根据地农民还要承担不少杂役

如前所述，根据地百姓最重要负担是缴纳农业税, 称“救国公粮”或“合理负担”，后来发展为“统一累进税”。但除此之外，百姓们还要为军队承担代耕代收与支差、战勤等劳力工作。任务重的时候，百姓每月要为军队服务20天。

根据地百姓需承担多重劳役如运输食盐，有的农民为避役甚至不惜杀死牲口

1941年是各根据地农民负担最重的一年，在陕甘宁边区：“人力负担，每劳动力平均100——115天；畜力负担，每畜平均65——75天；正式财粮负担，每人平均54斤小米，占总收入的15.31%；非正式财粮负担，每人平均81斤，占总收入的23.14%”。当年边区每人的平均收入为350斤细粮，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还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收入上交政府。

由以上统计可知，除了交粮以外，边区老百姓还要承担劳役。劳役有多种，如为边区政府运送食盐。边区规定，凡有牲口的百姓与合作社均有替政府运盐的义务。老百姓在1942年运公盐12万驼（每驼150斤），每驼交付政府105斤，剩下的45斤充当运费。老百姓也可以交纳代金，每驼边币1000元。运盐工作耗时耗力，以1940年延安、延长、临固、志丹四县为例，每个劳动力外出运盐分别为 19 天、10 天、2 天和 18 天。有的农民为了逃避运盐，不惜杀死家中牲口。

边区百姓的另一种劳役是所谓“代耕代收”。边区规定，当军人家中缺少劳动力时，其他民众有帮他们代耕代收的义务。各县成立“义务代耕队”，自带伙食，不得接受代耕家属报酬。边区中抗工属(抗日军人家属和抗日工作人员家属)数量庞大，如延川总计人口 64220 人，抗工属就达14167人，清涧县总人口为 82323 人，抗工属有16606 人，两县合计需代耕的土地有四万垧。…[详细]

根据地百姓还要承担战勤任务，为抗战部队提供抬担架、做鞋等支援

抗战开始后，各根据地基层一般都设有支差机关，起初比较混乱，有的人一个月要支差20天，以致耽误了秋收。后来，各根据地大都制定法令，规定了18岁至55岁民众的战勤义务。

1941年4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抗战勤务动员办法》，规定每人每月勤务不超过5天，勤务内容包括运输、担架、缝军衣、做鞋、送报等。同时“停止支差费用之发给，教育民众，使群众了解服战勤是大众的神圣义务。”

在晋绥边区，1940年农民的劳力负担最重。临县姚家崖村在1940年1月，每个村民平均支差达20天；同县的安业村，每个村民平均也有12天。1941年，具体条例出台后，两村村民的平均支差天数都减少到3天。

晋绥边区的规定是，人力、畜力的战勤负担，按“工”计算。如运输勤务，里程为20里至30里，人力背挑负重40斤至50斤往返一次计一个工。原定每人每月服务战勤以5个工为限，但1942年根据地面积、人口都大幅缩减，于是参与战勤的人员扩大到16—18岁男子与51—60岁女子，战勤天数的限制也被取消。

晋冀鲁豫的军事支差分两种，一为战时支差，一为临时支差。战时支差又称为“民夫参战”，内容与上述晋察冀边区相同。山东根据地的战勤动员则分为支差制（义务负担）和雇差制（工资制）。1941年，胶东区动员9万多劳力，从200里以外，将800万斤公粮搬到了前线。…[详细]

1940年，延安的女学生。

为减轻民众负担，根据地也搞了“精兵简政”

1941年前后，因为征粮数额太大，以致陕甘宁边区百姓心生不满。李维汉回忆，甚至有农民对毛主席口出怨言。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非但没有追究那个农民，还反思说，“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一九四〇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

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口过多，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延安市青联为例，在正副主席以下，还有地方科、青年俱乐部少年团、中山图书馆、阅览室、体育会、秘书处、杂技团等八个部门。众多的部门政府, 使边区脱产人员经常在七万人左右, 最多时达到十二万人。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各地边区政府推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减少吃公粮的脱产军政人员数量。陕甘宁边区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和物资局共有人员469人, 精简后只剩下279人了, 人数减少了40%。

在晋察冀边区，齐武回忆，“冀南区在灾荒期间，更陆续实行了多次的精简。人员的缩减，仅太行区就达六万人。一九四二年中，冀南区精减下来投入生产的人员，达军政人员总数的二分之一……边区政府就由原来五百四十八人的编制，减到只余一百人。”精简人员后的效果是明显的，“冀南区一九四二年的负担，较一九四一年减少了三分之二；太行、太岳一九四三年征收的公粮，比一九四一年减少三分之一。”

1943年后，因为同时进行了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农民的负担逐步减轻。如以1941年的征粮数字为100，则1942年为82.1，1943年为91.3，1944年为79.4,1945年为61.5。但综合来看，此时边区农民的负担依旧很重。1945年，清涧县农民总收入为61627万元，正式负担4955万元，约占全年总收入的7.48%；临时负担为7177万元，约占总收入的10.84%，也就是说农民要将18%以上的收入交给政府。…[详细]

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接受八路军留守兵团赠送的“民主典范”牌匾。

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总论）》、《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三卷）》、李维汉《回忆与研究》、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常鹏军《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的农民负担》、杨海艳《陕甘宁边区农民负担研究》、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