怛罗斯之战及其它

论坛:江湖谈琴作者:plot发表时间:2014-02-18 07:10
言必称希腊还是言必称中国(三十-三十四)

             ·丁不二方舟·

  (三十)怛罗斯之战的重要历史意义

  与伊斯兰世界崛起几乎同步,中国迎来唐朝(618-907)。

  唐朝是一个让人颇感自豪的朝代,尤其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百余年,堪
称中国历史中最璀璨的明珠。当时的人们感觉良好,后世的人们也感觉良好,这
颇为难得。一个王朝或国家的某个时期能够做到强大和繁荣,已经很不容易,要
是还能达到美的境界,则近乎极致。尽管世界对此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但是一般
公认盛唐就是这样一个时期。盛唐之强、之荣、之美,并不是单一因素能够成就
的。衰兴更替、大乱后大治是历史的基本规律,而唐朝是集大成者。

  隋炀帝杨广(569-618)功过是非混于一身,期间做了一件大事,开凿南北
大运河,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形成以洛阳为中心,
杭州和北京为起点、终点的运河体系。隋朝大运河呈“<”型,结点在今天河南
郑州附近。元朝时因黄河中游衰落,于是截弯取直,在山东境内开凿运河,形成
了现在常说的京杭大运河。

  隋炀帝好大喜功,几次兴师动众远征高丽均失败,把刚刚获得短暂稳定的国
家带向动荡。就连开凿运河的好事,也因急于求成,变成苛政。民怨之下,隋炀
帝不知悔改,学习秦二世,变本加厉实施暴政,最终导致隋末战乱。地方官员李
渊乱中取胜,建立唐朝,统一中国。

  秦筑长城,汉朝得利,隋通运河,唐朝捡了一个更大的大便宜,没背骂名,
坐享其成。不仅如此,由于隋末战乱,造成人口数量大减。据统计唐朝初年,全
国人口大约2500万,具有可比性的西汉初年大约是1500-1800万。唐初比汉初人
口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生产技术和生存范围不可同日而语。联想到西亚的新月沃
地,因为有三条河流就能在古文明的发展中占得先机。青藏高原是储存势能的超
级电站,多条大河奔流向东。唐初的中国,人口散布于各条河流,每一条被开发
的河流都是一座大粮仓,相当于多台农业文明的发动机同时运转,而且还有一条
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帮助串联,进行各种调剂,所以生产效率实现了大跃进。唐朝
前期,远离此前几百年的动荡,以胖为美,丰满而不臃肿,也是对饥饿的潇洒告
别。由于人口增长极快,兵源得到保障。唐朝重要的军事变革是学习突厥,将南
北朝形成的重装骑兵改为轻骑兵,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仓足廪实,兵强马壮,
唐朝不强,有违常理,也对不起前辈的铺垫和牺牲。

  强大后是否繁荣,更多取决于行政的效率和公平,能否做到全民受惠。唐朝
前期有一段中国历史中少见的现象,玄武门之变、武周改国、韦氏乱政都是大事,
而且造成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位有作为的皇帝都有篡位之嫌。这些事置于
其他朝代,全国上下至少要折腾多年,大伤元气。但是唐前期,宫闱和中央几度
刀光血影,国家却稳如泰山,破坏力似乎难出长安、洛阳两都及中间的潼关一线,
社会整体未受太多影响。连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武则天称帝,也就引发几处零星反
抗,并且很快烟消云散。皇帝们并没有保持稳定的超级能力,这要感谢之前几百
年的大动荡,尤其是隋末战乱,严重打击了从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形成的
贵族豪门和地方强权,有些甚至连根毁灭,所以在唐朝前期,没有产生能抗衡中
央的地方势力。可是国家疆域如此之大,没有贵族相帮,如何有效管理?

  汉朝开始,官员任用采取察举制,由地方长官考察推荐人才,本意很好,初
期效果也不错。但是随着裙带之风蔓延,推荐的人多来自贵族豪门,对中央集权
有威胁,也是经常造成乱局的制度原因之一。唐朝改进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分
科取士,天下学子,皆有机会。任用官员人尽其才,清除此前察举制的弊端,而
且因为来自民间,了解下情,没有权贵依靠,只能凭本事尽职,党派观念相对淡
薄,腐败链条还不完善。总之,复杂深奥的负面官场文化尚处于一个新时期的草
创阶段。另外农业上的均田制、军事上的府兵制、财税上的租庸调制等政策都在
合适的阶段,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坚实的经济基础,强大的安全保障,高效的行
政管理,社会繁荣自然到来。

  盛唐的开放和包容是自信的表现,蕴含着对某些平等观念的认同。虽然也存
在皇家、官员与普通百姓间严格的等级差异,但是等级歧视并不突出。不限于此,
由于初唐时期,国家相对地广人稀,异域外邦人员大量涌入。以汉文化为主体,
各种民族、语言、宗教、艺术、习俗、职业、思想都拥有相等或相近的社会地位,
在非暴力的环境下交流融合,甚至女性的地位与其他朝代相比都非同一般。如此
一来,创造辉煌盛世有如水到渠成。海纳百川包罗万象,大唐之美光照千秋。盛
唐,是中国人历史记忆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多少壮丽恢宏的诗篇至今依然可以
随口吟诵。于是也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盛唐只产生政治家、文学家,没有重
量级的思想家。因为那时没有机会和条件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国忧民,思考启蒙和
救亡等大问题。

  唐朝的文化成就有重要的外部因素,和伊斯兰世界的兴起息息相关。前期阿
拉伯势力东扩,迫使西亚、中亚很多人进入新疆和唐朝腹地。后期阿拉伯帝国和
唐王朝的稳定,又确保丝绸之路畅通,人员往来更加频繁,所以出现了共同繁荣
的局面。但是两大强国的疆域在葱岭一带相接,必然引发冲突。

  葱岭为古地名,泛指今天的天山和帕米尔高原,是中国和中亚间的天然屏障。
地理上通常以伊朗高原和兴都库什山为界,向南向西至地中海为西亚,向北向东
至帕米尔高原为中亚。唐初为清除西北的突厥势力,军事行动一路向西,当时的
主要对手是突厥残部和从青藏高原冲出的吐蕃。文成公主入藏只是唐朝和吐蕃的
短暂蜜月期,其余大部分时间是对抗。唐朝实力超强,向中亚扩张极快,曾于
661-663年在疾陵城(今阿富汗与伊朗交界的扎兰杰附近)设立波斯都督府,因
鞭长莫及,无力维持而放弃。后来唐军在葱岭地区取得胜利,击败吐蕃,控制突
厥残部,进而控制中亚商路,由此将唐朝引向了具有国际背景的开元盛世。

  唐朝停下脚步的时候,阿拉伯帝国正在疯狂扩张。在历史中,中亚的战争路
线多是由东向西挺进,阿拉伯帝国能重现亚历山大的伟业,由西向东进军,实力
非同一般,而且也不需要张骞式的人物做铺垫。阿拔斯王朝建立后继续东进,终
于和唐朝直接相遇。

  当时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力较强,设有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等机构,但属于
羁縻地区,与中原的道州等行政管理方式不同。唐朝大将高仙芝坐镇安西都护府
(今新疆库车),几场战役下来,声震西域,势力范围涵盖葱岭以西地区。此时
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到达阿姆河、锡尔河一带。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在葱岭
以西、锡尔河中游的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两国军队带领各自
藩属国军队展开大战,史称“怛罗斯之战”。简单过程是阿拉伯先头部队占领怛
罗斯城,唐军围城进攻,几天后阿拉伯援军赶到,唐军腹背受敌,藩属国葛逻禄
军队又临阵倒戈,唐军溃败,残部退回,葱岭以西从此失守。

  怛罗斯之战的具体兵力双方纪录有差异,算是一场规模较大的国际战役。但
胜负的结果并没有太大的政治、军事、商业意义,更不是什么改变历史走向的转
折之战,只是一场偶发的遭遇战,双方点到即止。对于唐朝来说,该地区的综合
利益与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消耗并不匹配,战败退守即可,所以即使获胜,也不会
穷追猛打,同时也无法阻挡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与此相似,阿拉伯军队获胜,
并没有越过葱岭,而是停止了东进的步伐。因为该地区远离大马士革,阿拉伯军
队已是强弩之末,再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得不偿失,所以即使战败也会收手,
回去专心经营自己的核心区,同样也无法阻挡后来阿拉伯帝国的分裂。

  但是怛罗斯之战对于中国而言有些特殊意义。安史之乱是唐朝兴衰的转折点,
此后中央集权被削弱,逐渐出现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历经近两个世纪,唐朝灭
亡、五代十国,至北宋才勉强结束乱局。安史之乱在全球历史的视野里,也是中
国农业社会兴衰的转折点。形成转折的关键因素是疆域扩张出现停滞,至此生存
空间和资源获取只能转而向内进行深度开发,汉文化的地理区域逐渐被固化,无
法冲破,慢慢孤芳自赏,然后顾影自怜。而怛罗斯之战作为安史之乱的前兆,验
证了汉文化凭借军事力量向西所能达到的极限地区。

  怛罗斯之战还具有另一层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
强势扩张时的一次碰撞,厘定了两大文化区的地理界限。从此葱岭以西为伊斯兰
文化控制范围,汉文化难以逾越和施加影响。葱岭以东中国的新疆、甘肃、宁夏
地区为两大文化交汇处,伊斯兰文化以此为界,也难以大规模继续向东,但在该
地区影响极大,并且逐渐取代佛教,与汉文化呈现胶着、混合状态。正因如此,
该地区在不同时期,一直考验着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当权者的执政能力。

  伊斯兰世界的兴起不仅与汉文化勘定出界限,同期与印度文化、基督教文化
也做了同样的工作。阿拉伯军队712年跨过印度河,占领印度信德地区后,与当
年的亚历山大一样,因酷热和地形复杂,没再继续前进;两次攻击君士坦丁堡未
果,止于安纳托利亚高原;732年被法兰克人在普瓦捷击败,撤退至比利牛斯山
以南;高加索山脉以北过于寒冷,没能继续北上。以上的军事行动与怛罗斯之战
一样,都很普通,但结果背后却显示出历史的大格局。

  欧亚大陆及北非在经历几千年文明史之后,除了一些人迹罕至的地区,于8
世纪左右被四个主要文化区瓜分,虽然是无意识进行,但却非常重要。后来虽然
经历各种风云变幻,但四大文化区的大致范围至今岿然不动。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除了山脉、平原、河流、草原、沙漠、海洋,这些对于人类而
言亘古难变的地理因素,恐怕难以找出别的答案,因为地理分界线就是文化分界
线。

  欧亚大陆共属同一板块。从欧洲人的视角,以乌拉尔山脉、高加索山脉、黑
海作为洲界。其实以亚洲地理的面积和复杂性,还能进行细分。沿蒙古高原、哈
萨克丘陵、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塔尔沙漠(今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分界)、
掸邦高原等地区,可以形成北亚洲、西亚洲、东亚洲、南亚洲的概念。这些地理
条件阻碍人们交流的作用非常明显,所以如果简单地将亚洲视为一个整体,其实
并不利于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印度文化、汉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在四大区域分别居于主导地位,
8世纪以后,都有各自的发展方向。印度文化基本固守原地,对东南亚地区有些
影响,由于地理上的劣势,还多次遭受伊斯兰文化的袭扰和占领。汉文化榨干了
关中平原的精髓,重心先向东移至黄河的洛阳、开封一带,随着长江流域地位提
升,再向南移。基督教文化无力向亚洲发展,为汲取新的养分,欧洲北方得到进
一步开发利用,并在后来俄罗斯的东扩中占有亚洲北部的西伯利亚地区。欧亚大
陆中间的广阔地带任由伊斯兰文化驰骋,并凭借军事和商业优势,向其他三大文
化区渗透。此后千年,四大文化区在交汇处呈现拉锯状态,与各自的内部争斗交
相辉映,更高级别的对抗和冲击要等到地理大发现的另辟新径,乃至工业文明的
隆隆机器声响起。

  (三十一)在欧洲另起炉灶的法兰克王国

  在罗马机场候机时碰到一对五十多岁的法国夫妇。得知我来自中国,男士兴
致勃勃地和我交谈起来。两人都是中学教师,属中产阶级,去希腊探亲,热情地
向我介绍了希腊的一些景点。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中法关系,但是双方都刻意回避
2008年上半年发生的一些事,相信不愉快会很快过去。他感慨法国竞争力下降,
失业率上升,中产阶级正在消失。说到中国成为主要竞争对手时,非常纠结。不
过他的论调中似乎中国从古至今一成不变,而只要能扯上中国的专制历史,好像
就能解释中国过去及现在的一切。我无意就此进行讨论,只是暗想:难道法国天
生就是现在的模样?

  法国是继希腊、意大利后第三个进入历史的欧洲现代国家。今天法国的领土
是古代高卢地区的一部分。凯撒远征,高卢并入罗马帝国版图,但当时发展缓慢。
在北方外族蚕食西罗马帝国的过程中,法兰克人进入高卢北部,建立法兰克王国,
法国的国名即由此而来。

  当时有诸多北方外族在原西罗马帝国的疆域上建立王国,但是发展情况各不
相同。6世纪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曾经短期向西扩张,占领亚平宁半岛。7世纪
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北非和西班牙地区相继被穆斯林占领。这一过程中,很多
外族王国纷纷被吞并或消灭,而法兰克王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发展起来,
逐渐变成地区强国。

  法兰克王国是由众多氏族组成的松散联合体。486年墨洛温氏族的首领克洛
维(466-511)击败罗马帝国在高卢的最后一任总督,标志着法兰克王国建立。
在扩张过程中,克洛维用赠送土地的方式获得各地贵族的效忠。这种制度逐渐演
化为采邑制,也是欧洲骑士制度及封建制的基础。同时为争取原罗马帝国臣民的
支持,496年克洛维还接受施洗,率众皈依天主教。

  墨洛温王朝的统治并不稳固,内讧不断。7世纪末,大权逐渐被另一支法兰
克人加洛林氏族掌握。711年伊斯兰的倭马亚王朝灭亡西哥特王国,占领伊比利
亚半岛,并开始进攻比利牛斯山脉以北地区。面对威胁,法兰克人同仇敌忾。
732年,当时的加洛林首领查理·马特率领各部,在今天法国中部的普瓦捷击败
阿拉伯军队。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遏制了伊斯兰势力在西欧的扩张,也巩固了
加洛林人在法兰克王国中的地位,同时开始把触角伸向亚平宁半岛。

  750年日耳曼人的一支伦巴第人进攻亚平宁半岛,一度包围罗马城,威胁到
教皇领地。教皇请求法兰克王国的实权人物,查理·马特之子丕平(714-768)
出兵保护。丕平同意了,但作为政治交换,751年教皇加冕丕平成为新国王,建
立加洛林王朝,同时废黜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国王。随后丕平出兵击败伦巴第人,
并于756年将意大利中部部分土地分给教皇,建立教皇国,史称“丕平献土”。

  768年丕平之子查理曼(732-814)继位称王,在先辈的基础上,四处征讨,
东到易北河、多瑙河沿岸的沼泽湿地,北到波罗的海和北海,东南到亚平宁半岛
南部,遭遇强敌拜占庭帝国,西南到比利牛斯山,被伊斯兰势力阻拦。查理曼经
过努力,完成西欧统一,建立查理曼帝国。800年教皇利奥三世封授查理曼为罗
马皇帝,名义上算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皇帝等词语,西方与中国在含义上有很多差异。以英语为例,“皇帝”是
emperor,对应的“帝国”是empire,下一级别是国王king和王国kingdom。现在
中文中常用的“大帝”一词英文为The Great,是对功勋卓著的统治者的尊称,
不一定有皇帝称号,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帝国一般指历史中某地区具
有强势统治地位的王朝或国家,本来专指君主制国家,后来范围扩大。中文的
“帝国”一词于近代来自日本,历经了从褒义(包括羡慕、嫉妒、悔恨多种含义)
到贬义,再到中性的过程,现在已经习惯将一些中国历史中的大王朝称为帝国。
欧洲皇帝的称谓始自罗马共和时期,原指得胜的将军,到帝国时期才具有后来的
意义,东罗马帝国一直延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地区基本停止使用“皇
帝”,到查理曼又得到恢复。不过,此后欧洲“皇帝”一词的使用一直比较混乱,
权力也是忽大忽小,远没有中国清晰。

  查理曼帝国的综合实力不如它的邻居拜占庭和伊斯兰,文化艺术方面也是乏
善可陈。它的主要历史功绩是扩大了欧洲人的地理活动范围,将古罗马文化、基
督教文化和外族文化渐渐融合成一体,为欧洲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帝国维持的
时间很短,在查理曼之子路易统治末期,843年根据《凡尔登条约》,被路易的
三个儿子将帝国瓜分,版图按照左中右的位置分别是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
国和东法兰克王国。之后欧洲大陆受到来自北方诺曼人(现在北欧诸国的祖先,
也称维京人,日耳曼人一支)、南方穆斯林、东方马札尔人(突厥的一支,现在
匈牙利人的祖先)的长期侵扰,直到9世纪末逐渐平息,但政权已是一盘散沙。
其中的西法兰克王国后来由卡佩王朝(987-1328)取代加洛林王朝,而此前911
年国王将靠近英吉利海峡一带的地方封给一支诺曼人,建立了诺曼底公国,为后
来英法两国的恩怨埋下伏笔。

  查理曼帝国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在欧洲历史上可以视为一个奇迹。仅从欧
洲大陆着眼,排除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可能更能体会查
理曼帝国的历史稀缺性。就是这样一个技术经济落后,政治结构松散的国家居然
是欧洲历史中名义上唯一一个接近统一的帝国。从它的统一到分裂,看似和中国
历史中循环往复的一些阶段相似。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查理曼帝国的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历史的意外。

  法兰克人早期并未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遵照日耳曼人传统,所有的儿子都
有资格分得家产。墨洛温王朝的实力就是因为经过几代人分割后,造成力量分散,
慢慢衰落的。加洛林王朝本也应该如此,但是几代人下来,由于各种情况,最终
只有一位继承人存活。到了查理曼的父亲丕平一代,本是兄弟两人,已将王国平
分,但是他的伯父只统治了几年,又将领地交给弟弟,至少看上去像是自愿归隐
修道院,结果没分成。查理曼也有一个弟弟,丕平死后王国又被平分,但三年后
弟弟去世,领地重归查理曼,结果又没分成。查理曼本想将帝国分给几个儿子,
但事与愿违,到他去世时,只有一个儿子路易还存活。国王路易很争气,有四个
儿子活到成年,终于可以分家了。但过程并不顺利,为此还爆发了激烈的战争,
不是因为统一和分裂,而是因为分多分少。如果不是过程中死了一个儿子,帝国
会被一分为四。这样一段经历看下来,查理曼帝国的出现还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当然继承人的唯一只是一方面,没有产生可以抗衡的地方强权是另一方面。
法兰克王国在扩张阶段,各方势力愿意服从一个统一的领导。大家一起滚雪球,
获益最大。这种需求反过来也促使加洛林王朝刻意减少合法的继承人,比如适当
的政治阴谋和接受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但是扩张一旦停止,雪球不再滚动并开
始融化,地方贵族的独立性就要显现。而这时帝国的疆域对于西欧当时的社会发
展水平来说明显过大,统一成本过高,所以分家成为必然选择。

  法兰克人分家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中也有相似的内容,不过同曲异工,含义完
全不同。西汉初年,韩信等异姓王被诛,汉高祖刘邦不再异姓封王,将土地大量
赐给刘氏子孙,认为天下同姓一家,可以江山永固。刘邦效仿周朝,分封贵族,
和郡县制并行,与秦朝相比看似倒退,其实是折中方案。因为当时的中央集权体
制还不完备,行政能力并不能完全取代部分贵族对地方的管理。到了汉文帝、汉
景帝年间,有几个藩王势力坐大,威胁到中央集权。文帝、景帝都曾经借故消除
藩王势力,结果引发部分人造反,后虽镇压,但依然留有后患。后来汉武帝刘彻
在集中兵权的同时,施行“推恩令”,让各藩王将土地分给其所有的儿子,不能
长子独享,结果两代下来,诸王势力消散,再无威胁。刘邦的大分家初衷虽好,
却是威胁中央集权,刘彻的小分家貌似延续刘邦的做法,却加强中央集权,实际
效果相反。分封贵族土地,使其形成地方强权的现象自汉以后依然存在,隋唐逐
渐减少,封王不封地或少封地。明朝初期有过一次返祖现象,可能是明太祖朱元
璋和汉高祖刘邦出身相似,所以治理国家的思路也相同,广建宗室,大举封建,
但是效果更差,导致藩王朱棣直接夺权。朱棣登基后,为避免此现象重演,又找
各种理由削藩,消除隐患。

  汉朝为避免解体、维护统一想尽办法,查理曼帝国并无强烈的统一愿望,解
体顺理成章。这种南辕北辙的想法可以归结为一种东西方差异,也造成对国家、
王朝等概念的理解大相径庭,但本质的差异是各自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法兰克王国是罗马帝国解体后,在西欧乱世中逐渐汇聚而成的强国。当然这
种强大远不及同期的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唐帝国,更多时候只能在阿尔卑
斯山以北称王称霸。法兰克王国的经济基础是非常落后的农业,商业比重极低。
选择封建制的结果必然是重农轻商,有些地区甚至是有农无商,造成政治制度更
接近于古罗马的王政时代和中国的商周时期,社会综合面貌可想而知,并且已经
没有机会再编造上古盛世、贤人圣王的故事了。

  与法兰克王国的建立一样,它的解体同样是重要的历史事件,不可能一步到
位,也要不断磨合。后来870年根据《默尔森条约》,东西法兰克王国向中间推
进并接壤,中法兰克王国仅剩南部领土,改称意大利王国。三国的位置关系从左
中右变成了左右下,就是现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的雏形,西欧的历史从此可以
和现代对接了。

  在欧洲历史中,法兰克王国如果与罗马帝国相比,绝对是历史的大倒退,几
乎退到了仅强于茹毛饮血的刀耕火种时代。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与中国历史
的连贯性进行对比,古希腊、古罗马与现代欧洲及现代希腊、意大利的关联度明
显偏弱,只是因为地域相同,才被捏合在一起,反而法兰克王国更像是现代欧洲
的真正鼻祖。所以法兰克王国尽管被古希腊、古罗马的光环映衬得极为寒酸落魄,
但是不能简单的视为原地倒退,转换空间另起炉灶的意味更强。不过由此展开的
关于文化、文明延续性的讨论,可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三十二)阿尔卑斯山和秦岭淮河

  从雅典回北京要经德国慕尼黑转机,使我这次旅游的行程又多了一个国家。

  慕尼黑位于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北麓的伊萨尔河畔,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
德国第三大城市,仅次于柏林和汉堡。记得曾在网上见到过专门推荐到德国南部
旅游的文章,以慕尼黑为中心,介绍森林、古堡等等,强调其区别于德国北部的
文化独特性。德国的南北差别我还无缘体会,但是雅典和慕尼黑的差别一下飞机
就体会到了。两个半小时的飞行,穿越10个纬度,跨越阿尔卑斯山,结果就是从
盛夏到深秋。此次旅行,我只带了一套很薄的长袖衣裤,在意大利、希腊都没用
上,还后悔带多了。没想到一到慕尼黑,全都套上,还觉得不够用。当日正逢天
气阴沉,不见阳光,同时冷风嗖嗖,旅游的心情受到打击。下午在某地看到温度
指示12℃,回想昨天雅典的炎热,觉得更冷了。在农业文明时期,有这样的温度
差别,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开化晚一些,就不难理解了。

  慕尼黑在中国的知名度比较高,而且内容丰富。拜仁慕尼黑足球队为球迷熟
知,几乎等同于德国足球,工商界人士多关注慕尼黑的高科技产品和多样的展会,
历史迷们则兴致勃勃地谈论希特勒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啤酒馆政变,因为慕尼黑
是第三帝国的发迹之地。

  第三帝国是希特勒当政时纳粹德国(1933-1945)的另一称谓,在它前面的
第二帝国是1871-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它们都是承袭这块土地上更早的一个帝
国:神圣罗马帝国,一个名称上容易造成误解的帝国。

  查理曼帝国解体后,东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渐渐式微,被另一支日耳曼
人建立的萨克森王朝取代。到奥托一世(912-973)时,将一盘散沙的王国重新
凝聚起来,并且出兵亚平宁半岛,保卫罗马教皇。962年奥托受封为罗马皇帝,
显示对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继承和振兴,通常以此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初始建
立。帝国延续的时间很长,正式结束是在1806年,并非被灭亡,而是拿破仑自称
法兰西皇帝后,预示剥夺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威,哈布斯堡王朝的弗兰茨二
世被迫采用奥地利皇帝的称号,因此辞去(或者说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
号。

  神圣罗马帝国的名称13世纪才出现,被历史学家沿用,后来的全称为“德意
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这一略显冗长、气势豪迈的名称在今天看来显得非常另
类,因为实际上它既不神圣,跟古罗马也没有关系,自始至终都谈不上是帝国,
所以也有人将其称为“德意志王国”,应该更贴切。

  神圣罗马帝国和前身法兰克王国以及其他欧洲各国一样,也是由王权加贵族
组成的松散联合体,15世纪以后长期由哈布斯堡家族把持。别人一般称王,它能
够长期拥有皇帝的封号,是因为和罗马教廷关系紧密。不过这个皇帝并没有一统
天下的雄威,对外更多时候像是一种荣誉称号,别人并不在乎,也缺少为此开战
抢夺的强大动力。即使对内,后期由于诸侯国势力坐大,皇帝基本形同虚设。这
些现象与中国秦朝以后的皇帝截然相反,倒是有些像之前的周天子。

  欧洲中世纪除了教会势力,政治单元是无数散碎的诸侯国,各自的领导者是
封建主,因此延续千年的中世纪被称作封建社会。封建在中国的本意是“封国土、
建诸侯”,原指西周的社会制度,和欧洲中世纪相似。但中国因某个历史原因,
现在却将自战国到清末称作封建社会,由于在翻译和描述上难以做到准确,所以
历来有争论。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向中央集权转变,和此前的封建制有本质
区别,称作“农业中央集权社会”似乎更合适。如今说法已经约定俗成,不过还
是应该分清此封建非彼封建,以免发生混淆。

  欧洲在罗马帝国时期中央集权已经初具规模,至中世纪反而出现倒退,是因
为欧洲人活动范围扩展,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地区刚刚深度开发,所以把比较发达
的南方地区裹挟到“退步”之中。不过只用封建制概括中世纪还不全面。面对支
离破碎的独立领地,欧洲人在精神统一上选择了基督教,政教合一成为弥补封建
制劣势的另一种辅助制度,也是了解中世纪的另一个视角。

  中世纪的黑暗令欧洲人自己常常深恶痛绝,不仅与后来的发达极不相称,也
与同时期创造伟业的中国唐朝和阿拉伯帝国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令现在
部分中国人也产生了某种优越感,不时冷嘲热讽,其实大可不必。

  中国人从黄河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从北到南相对容易。地貌几乎是一马平
川,一旦克服水乡泽国,“江南好”就成为不变的口碑。相比之下,欧洲人从南
到北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除了翻山越岭,还要适应气候变化。因为阿尔卑斯山
脉是欧洲自然地理的分界线,山脉南北存在气候差异。以南属于地中海气候,更
适宜早期人类生存,以北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和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地区,如现在的英国、法国,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得到初步开发利用。温带大陆
性气候地区比较寒冷,尤其是冬季,欧洲内陆一片林海雪原,正常生存都很困难,
和中国东北地区早期不能得到开发利用是一个道理。气候差异的无形之手不仅主
导了欧洲地区文明发展的次序,还能勘定国界。法兰克王国最后分解成左右下三
部分,大致就是这三种气候类型的范围。

  中世纪欧洲人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挑战恶劣环境、跨越地理障碍,将南方先
进的社会内容向北方的苦寒之地艰难传递。所以不难理解,中世纪很多社会面貌
与之前相比,呈现出一种退化状态。但是不要小看这种退化,扩大生存范围,增
加人口数量,都是欧洲社会大发展的必要铺垫。尤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弥
补了之前的硬伤。如果中世纪的欧洲还沉迷于古希腊、古罗马不合时宜的成就,
苦守一片海水,则太不现实,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故事。

  中国腹地也有一条自然地理的分界线:秦岭和淮河,分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
域。中国的早期文明多在分界线以北,因为南方太热,与欧洲情况正好相反。后
来东西方同时发生的北方外族入侵,扩大了两地人们的生存空间。不过由于秦岭
淮河一线的南北地域,分别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差别相对较小,
在中国历史中的实际分割作用,远不能和阿尔卑斯山脉在欧洲发挥的历史作用相
比,由气候、地理导致的生产、商业、军事、政治等差异都不在同一个量级。中
国乱世时期,秦岭淮河还能起到一定的军事缓冲作用,而一旦强者出现,这条线
则被视若无物。例如南宋和金朝就被这条线分割,二者弱弱相对,拉锯一百多年,
最后都被蒙古铁骑踏平。

  自然地理分界线产生的冷热差别可以决定早期文明的诞生地,还不是造成后
来中国和欧洲分别长期维持集权制和封建制及小国众多的最主要原因。在农业社
会,水具有某种决定性的力量。因一系列复杂的地理地貌,最后导致的河流差异
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地势由西向东呈阶梯式下降,河流大多东流入海,主要河流并不是源自
秦岭,其中黄河、长江都发源于更遥远的青藏高原。欧洲如果不计俄罗斯和北欧
部分,地势中间高周边低,主要河流多发源于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喀
尔巴阡山脉一线。中国词人南唐后主李煜写过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
江春水向东流。”如果在中国把范围扩大,从北到南,从海河到珠江,都可以大
致方向相同的抒发情感,不过在欧洲就要改成“东西南北流”了。

  虽然水灾、旱灾害都是大患,但是二者相比,旱灾的破坏力更大,因为择水
而居是农业文明的基础。中国的不同水系彼此间独立性弱、关联性强,并且借助
自然条件,中国人可以开凿南北大运河,将多条水系连成一体,共同为美好的生
活而奋斗。欧洲的不同水系彼此间独立性强、关联性弱,欧洲人绝不会在某种统
一意志的领导下,不计成本地开凿一条环欧洲的运河,而是守护着各自的河流,
分头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同样也是社会发展的本能。
中国的集权制和欧洲的封建制,都是受制于自然和生产条件,各自形成的社会选
择,和鸟在天上飞、鱼在水中游的区别有相似性。若论相同之处,那就是从中国
到欧洲,从皇帝到庶民,大家长期都有各种烦恼,正所谓“不论春水向何流,天
下诸君总有几多愁。”

  (三十三)欧洲城堡多,中国长城长

  从梵蒂冈出来,前行不远就是天使堡,也音译为安琪儿堡。电影《罗马假日》
中,有在台伯河边的酒吧打斗一场戏,背景就是天使堡,所以我对它的外观已有
印象。古堡用砖石和混凝土建成,主体呈圆柱形,分多层,外围是一圈正方形城
墙,四角各建有一个副堡。走进古堡后,顿觉一股寒气袭来,光线骤暗,几盏昏
黄的照明灯营造着神秘感。没登多高,转出一门,来到一处平台,又恢复阳光灿
烂的景象。平台上视野开阔,尽览罗马古城风光。俯看副堡,可见垛口和火炮。
墙外草地上几名年轻人或安睡、或读书,一片祥和。堡内建筑布局复杂,每个房
间都有不同功能。印象较深的是有一间铁匠房,鼓风打铁设备一应俱全。另有一
处从铁篦子向下望,深不见底,不清楚用途。以现代眼光看,天使堡像是一座具
有防御功能的大别墅。

  欧洲许多地名的后缀有“堡”字,皆源自各种城堡,不过现存的城堡数量也
就是历史上的零头。多数城堡建造周期长,依靠自然地形,多次改建、扩建,所
以样式并不规整,像天使堡这样过于周正对称的并非主流,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由
于它的特殊身世。天使堡位于台伯河畔一片平坦的高地,前身是罗马帝国皇帝哈
德良(78-138)及其家人的陵墓,所以结构非常规整。590年罗马城发生瘟疫,
教皇组织信众举行忏悔游行。路过此地时,教皇宣称看见天使在上空显灵,因此
得名。现在古堡的顶部还留有天使的青铜雕像,以示纪念。天使堡在罗马帝国解
体过程中,已作为军事设施使用。后来某教皇下令将其改建成现在的模样,因为
四周都是开阔地,要进行同等级防御,所以改建完的城堡依然中规中矩。另外还
建有一条与梵蒂冈相通的暗道,遇到危险时,教皇可以来此避难。将皇帝陵寝改
建为城堡,这样的奇思妙想估计在全世界并不多见,也算是一种废物利用。后来
天使堡的军事功能渐渐丧失,改作军营或监狱。1925年又改变用途,变成博物馆,
现在则成为旅游景点,估计这是最终定位,不会再变了。欧洲的城堡建筑随着法
兰克王国的崛起而兴起,后来迅速向全欧洲扩展。在此之前的一些建筑也可以称
为城堡,但是一般仅具有军事意义。而中世纪的城堡不仅具有军事意义,还具有
政治意义,甚至后者还大于前者。中世纪的经济基础以农业生产为主,底层民众
以各种形式依附于土地,从事耕作,向土地所有者领主(也包括教会)交粮纳税。
领主则组织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例如安全、宗教、司法等等。各种领主大大小小、
层层叠叠,最高归于世俗的国王和宗教的教皇。

  中世纪是一个各种权利极为分散的时期,对某一阶段所谓“统一”的描述只
是表明提高了分散的集中度。教皇、君主、贵族在其领地,从本质上说都形成了
独立的政治实体,生产独立,商业分配(包括税收)独立,军事独立,从而导致
政治独立。尽管各种独立都有相对性,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这种差异非常
明显,就是过于零碎。军事独立是政治独立的最重要基础,而每座城堡就是一份
独立宣言。从此欧洲不再建造和维护具有联通作用的输水道,而热衷于修建城堡。

  按照中世纪的标准配置,每个领主的领地都有城堡,是整个领地的核心,常
常与教堂配套建造。城堡可大可小,由经济实力决定。遇到军事威胁时,一旦外
围防御陷落,守军及其他人员可以撤进城堡,进行最后的防守,其中有水井和粮
食储备及其他一切供长期固守的设施。在冷兵器时代,如果缺少大型攻城装备,
要想攻破城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就是城堡战斗力的体现。有了城堡提供的安
全保证,领主就可以在领地为所欲为了。国际象棋中,车的原意为城型棋子,图
形就是城堡,实力仅次于王后。翻译为车,是从中国象棋的战车而来,原意尽失。

  现代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系出同源,由印度或中国的古老棋类游戏演化而来。
中国象棋定型于北宋末年,国际象棋定型于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两种象棋的规
则有差别,另外更有意思的是棋子角色的差别。按照中国的称谓,国际象棋中没
有炮和士,而多了一个极有威力的王后,车、马、相、兵双方均有。马在国际象
棋中是骑士,兼具贵族和战士身份,与中国象棋中代表的骑兵不尽相同。相的原
意是主教,可以随便斜行,与中国象棋中只能走田字格、不能过河的文官相差别
更大。另外还有王和将、帅,作用相近。欧洲逐王、杀王习以为常,但是不能如
此对待教皇。同理在中国也不能如此对待皇帝,否则是大逆不道。所以教皇、皇
帝两位顶尖人物,都没有出现在棋盘中。象棋虽是游戏,但浓缩了很多精华。要
想简单说明古代双方的一些社会差异,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是一对较好的例子。

  欧洲当时的社会局面与中国的西周及春秋时代相似,但是中国在经过长期土
地兼并后,向战国时代演化,最终由秦完成统一。秦始皇的本质就是中国第一个
顶级大地主,历代帝王皆是如此。但在欧洲中世纪,土地兼并比较困难,主要原
因是欧洲的地理条件。如果将西欧与中国东部的地形图加以对比,不难发现,早
期中国的关中平原、华北平原,以及后来开发的长江中下游平原都是大河东流,
总体地势平坦,只有一面向海。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生产条件差异小,水利维
护需要共同协作,交通顺畅便于管理,没有分块提供安全防务的需求。因此导致
权力趋向集中,形成了中国的统一和集权传统。反观西欧的地理条件,三面环海,
山脉错落,河流恣意,没有成规模的平原。阿尔卑斯山脉两边又分处差异很大的
气候类型,北海、波罗的海沿岸因纬度高,冬季异常寒冷。这样的地理条件形成
的农业生产格局,更像是一个个孤立的沙漠绿洲。要想进行统一,只怕是有心无
力,因为根本无法提供高昂的维持成本,由此形成了欧洲分立与分权的传统。而
城堡尚只是最基本的单元,每提高一层,都要经历一番血雨腥风。从古至今,欧
洲统一之难超出中国人的想象,同理中国分裂之难也超出欧洲人的想象。这种差
异是中西分野的巨大鸿沟,由此还衍生了其他各种差异,要想理解对方更不容易。

  欧洲的城堡后来随着火器普及,迅速做出变革,向大型化发展,一些军事要
塞的城堡建造受到重视,一些小城堡则丧失了必要性。在此过程中,欧洲逐渐形
成了很多统一的民族国家。原来的一些城堡向住宅发展,改造成宫室、宅邸及后
来的宫殿。当火炮的攻击性再度提高后,城堡土崩瓦解,剩下的最终成为旅游景
点。

  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一般是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建一圈城墙,如今保留下来的
多为明清时期建造,如平遥古城等。它的军事作用与欧洲城堡相同,但是规模更
大,在分裂时代也是政治独立的象征,但在统一时则失去这层意义,只是一个地
区的行政中心。与欧洲城堡相似的建筑在中国历史中肯定产生过很多,不过后来
大部分都慢慢毁弃了,在中原地区难觅踪影。这很容易理解,因为私自保留军事
建筑,有谋反的意味。相反在一些边远地区,中央集权照顾不到的地方,地方政
权和民众出于安全考虑,自行建造防御建筑,如西南羌族的碉楼。而在汉文化区,
现存较著名的有福建土楼和广东碉楼。两地受武夷山、南岭之隔,均远离政治中
心,宋朝以后才充分开发,地形复杂,平原窄小,农业落后,多有匪乱,很多方
面与西欧中世纪相似,所以在明清两朝和民国时期造出土楼与碉楼,但是仍受控
于中央集权,和政治独立还有相当距离。另外八年抗战期间,侵略者日本鬼子在
华北平原修建众多炮楼,加强农村地区的管控和防御,可能是老一辈中国人对于
城堡的最深印象。

  其实中国有一个和欧洲城堡作用相同的大家伙,就是长城。春秋战国时各国
为了互相防御,在地势险要的地方修筑城墙。秦统一后,为防御匈奴南下,将秦、
赵、燕三国北边城墙予以修缮,连成一体,称作万里长城。以后多朝都曾修建,
最后一次明朝的工程最为浩大,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长城与中国其他三面
的天然屏障,共同形成了一个超级大城堡。清朝疆域扩大,长城废弃,在抗日战
争初期时还零星发挥过作用,但垂垂老矣,现在的修葺同样是出于旅游目的。长
城与大运河作为农业社会中国特有的顶级工程,是一对绝配。二者一横一纵,一
隔一连,外御强敌,内通经济,既展现农耕生产的优势,又都是保持大一统的利
器。

  修建长城的地理条件看似杂乱无章,实则受降水和气温影响,遵循一道大自
然铸就的铁闸。除了东部一小段受温度影响显著外,其他主要部分是中国东南湿
润的季风气候与西北干旱的温带大陆性气候的分界线,大致是一条年400毫米降
水线,以南可种粮,以北宜放羊,对农业社会的影响是农耕、游牧的分界线,所
以季风区基本就是传统的汉文化区。这条线的作用在中国远比秦岭淮河一线要大,
一旦气候变化,出现剧烈摆动,社会必有大震荡,也会影响长城的位置。明朝比
秦汉时期气候要寒冷,农牧分界线南移,造成明长城比秦汉长城位置偏南。

  为了建造和守护这道北方防线,历朝历代,多少仁人费劲移山心力,多少将
士戍边埋骨他乡。及至近世,天然屏障被突破,早已摧毁自家古老城堡的外敌多
从海上来。中国自身形成的这座大城堡,四面漏风,也就慢慢消散在历史中了。

  (三十四)不能大一统,退而求其次的政教合一

  跨过台伯河上的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桥,再走几十米,一条笔直的大道呈
现在眼前。前方就是国中之国梵蒂冈,已经可以看见远处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广场。
此时我有些疲倦,在路边休息片刻,无意中发现不远处一栋楼的外墙上插着一面
中国台湾地区的青天白日旗。我走到近前仔细观瞧,这是一栋五层建筑,台湾旗
帜立于四层,二层是一面加拿大的枫叶国旗。一层实木大门的右侧挂着一块铜牌,
写有中文“中华民国(台湾)驻教廷大使馆”,另外是意大利文和英文。此刻我
才想起梵蒂冈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因为它不仅是一处旅游名胜和全球天主教徒
的圣地,还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治实体。

  自从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诞生起,梵蒂冈教廷就一贯反共,共产党国家也
一贯反教廷,新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和教廷关系不睦。有一种可能性是,
即使梵蒂冈和台湾断交,中国也未必和梵蒂冈建交。因为矛盾的焦点并不是“一
个中国”,而是中国天主教会的管理权问题。这首先要从基督教和中国的历史渊
源说起。在鸦片战争以前,基督教共有三次传入中国的纪录,时断时续的经历,
也表明其影响无法与佛教、伊斯兰教相比。

  第一次是唐朝的景教。“景”为光明之意,景教是中国的称谓,指基督教中
的聂斯托利教派。其创始人聂斯托利(380-451年)本是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因
提出“基督二性二位说”,引发教派冲突,被判为异端。聂斯托利遭革职流放,
信众被迫远走西亚传教。其教派随丝绸之路于唐初传入中国,信众多为西域人。
景教寺庙初称“波斯寺”,后称“大秦寺”(中国对罗马帝国古称“大秦”),
一度也很兴盛,但还是属于小教派。后世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记述
该段历史的重要资料,文献价值极高。845年唐武宗灭佛,史称“会昌法难”,
景教受到波及,从此衰落。唐朝灭亡后,景教不知所踪。

  第二次是元朝时期,丝绸之路再次被打通,景教又随色目人(元朝对西域人
的统称)传入中国,同时也有天主教。元人不能细分,统称为“也里可温教”,
俗称“十字教”。信众多为蒙古贵族,影响范围依然有限。随着明灭元,基督教
在中国再次消失。

  第三次是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从海路来华传教,影响较大,双方史书
记载颇为详细。后因与儒家思想抵触太烈,从康熙晚年开始禁教,至道光中期又
几乎绝迹。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依靠船坚炮利轰开中国的大门,基督教各教派随之
涌入,在中国遍地开花。其中不乏为中国发展做出贡献的传教士,但在利益冲突
的大背景下,教案频发,为此也赔上了众多各色人等的性命。民国时期随着蒋介
石皈依基督教(新教)和中国主权逐渐回收,矛盾有所缓解。梵蒂冈教廷于1946
年开设驻华使馆,与中华民国建交。1949年新中国成立,梵蒂冈驻华公使被逐,
天主教在中国自行发展,直到今天。

  各种宗教传入中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基督教中其他教派
与中国的各种宗教一样,都遵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随着国家社会情
况变化而做整体起伏,宗教领袖依照国家法律和各宗教习惯推选、任命,世界其
他各国也多是如此。唯有天主教比较特殊,因为有梵蒂冈教廷的存在,依据自身
传统,实行圣统治,管理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各地主教必须由教廷任命。其实这
也没什么,小小的教廷不可能对世界各地的主教一一考察,所以一般都是各教区
上报人选,教廷任命,但是这一政策在共产党国家遇到了问题。比如中国天主教
会倾向于那些具备较高神学造诣、同时又热爱和忠实自己国家的人当选主教,而
梵蒂冈教廷根据自己的消息来源,则愿意挑选那些与政府关系不好、甚至反共意
识强烈的人当选主教,于是凸显了梵蒂冈干涉中国内政和所谓的中国干涉宗教自
由之间的矛盾。教廷作为反华大合唱中的一员,在中国看来,经常扮演不光彩的
角色。

  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矛盾只是今日世界的一个小问题,但是类似的矛盾在欧
洲历史上却是一个大问题,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才解决。由此引发的故事对于
中国来说都是域外奇闻。

  梵蒂冈作为国家的前身是教皇国,因756法兰克国王丕平赠送土地而建立。
从此教廷在拥有教权的同时,还拥有了世俗权力,可以直接管理一个不大不小的
国家。千余年后,1861年意大利基本实现统一,成立意大利王国,1870年兼并教
皇国,罗马成为意大利首都。此后几代教皇自称“梵蒂冈之囚”,拒绝承认失去
世俗权力,而此时最虔诚的天主教徒也不会再为教廷进行圣战。1929年墨索里尼
当政期间,与教廷签订《拉特兰条约》,达成和解,同意建立一个独立的梵蒂冈
城市国家,于是诞生了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以梵蒂冈城墙为界,面积仅0.44平方
公里。联想到北京故宫面积0.72平方公里,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在里面玩
了十几年小孩子过家家,年号、称谓照旧,与梵蒂冈倒有几分相似。

  教皇国的最高领袖是教皇,从耶稣的门徒圣彼得到如今的教皇共二百多位,
另外在某些特殊时期,还有部分敌对的教皇并存。早期的教皇与中国的三皇五帝
一样,近于传说,多是后来追授。自基督教合法以后,以教皇为首的宗教势力快
速膨胀,与君权结成同盟,但是处于弱势地位,教皇的任免经常受君权支配。随
着教会财富增加和信众增多,教皇的选举程序和权力分配愈发独立,接近世俗君
主制和贵族制的结合体,与古罗马共和时代后期相仿。教皇及重要神职人员多出
自贵族,以罗马地区居多。11世纪罗马天主教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决裂后,开始
挑战君权的强势地位,焦点是地方主教的任命权。而依照原来的传统,这一权力
基本属于君权。

  教廷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为了扩大世俗权力,争取更大的领土,在八世纪时,
曾伪造过一份《君士坦丁惠赐书》,声称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曾允诺教皇拥有
高于其他大牧首的精神地位,管理信仰和礼拜一切事务的权力,及管辖西罗马帝
国的世俗权力。这份相当于中国矫诏、非常明显的假文书,在中世纪不容置疑,
并被广泛宣扬。在此基础上,1075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发布教皇敕令,宣布教会
和教皇拥有的特权,其中有几条非常扎眼。比如“只有教皇能任命或废黜主教;
教皇有权废黜皇帝;任何人不得对教皇进行审判;罗马天主教会过去不曾犯错误,
今后也永远不会犯错误”等等。如此嚣张的敕令已不是经过包装后慈眉善目、嘘
寒问暖的宗教,而是光明正大、赤裸裸的政治宣言。狂妄源自实力,在政权上无
法统一的西欧需要精神统一,所以广泛的信众基础和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都让教
廷信心满满。

  敕令遭到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强烈反对,双方爆发激烈冲突。
不过不是引起战争,而是教皇将皇帝逐出教会并宣布废除他的皇位。日耳曼其他
贵族对此袖手旁观,亨利四世无计可施,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于1077年1月
踏雪越过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北部的卡萨诺城堡拜见教皇,于是出现了世界史
中神奇的一幕。亨利表情沮丧,神情卑贱,赤脚站在雪地之中,身穿破烂的忏悔
衣,恳求教皇宽恕。教皇出于神父的职责,必须宽恕忏悔者,于是收回了驱逐令。
亨利发誓改过自新,回去复位,伺机反抗。后来双方均做出一些让步,签署协定,
解决了争端,但是在禁止世俗授权的问题上教廷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就是现在梵
蒂冈教廷插手中国天主教事务的由来。

  欧洲此后城堡屈从于教堂,君权和教权的力量关系出现逆转。一座教堂等于
一家业绩稳定的公司,教会占有的财富快速增加,最多时超过欧洲总财富的三分
之一。到教皇英诺森三世(1160-1216)时,教廷权力达到顶峰。他可以驱使欧
洲的君主,甚至决定他们的去留,还可以组建军队为教廷打仗。此时的教廷已经
制定出完善的宗教法律,拥有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兴办教育,扶危济困,教临
天下,令行禁止。如果隐去宗教的光环,教廷似乎已将欧洲统一,建立了一个全
新的天主教帝国。但是好年景非常短暂,13世纪末君主们再次反击,换了一个议
题,要向教会收税。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君权小胜,随后一路反攻,文艺复兴、宗
教改革、新教自立,收回土地和各种权力,直至将教廷的世俗权力限制在梵蒂冈
城。最终实现了宗教的归宗教,世俗的归世俗。

  政教合一是政权和教权合二为一的政治制度,基本特点是政治领袖和宗教领
袖合二为一,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同时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事务的准则。维
持政教合一,或者借用宗教实现世俗统治,都要依靠暴力,不管念什么经都一样,
因为信仰宗教并不等于信仰非暴力。

  长期以来,政教合一最为显著的是伊斯兰世界,直到近现代才有所改变。欧
洲中世纪天主教的政教合一,只在某个阶段或某些地区曾经完全实现,大多数情
况下封建主的权力依然独立,只是有时偏弱。而东正教及后来的新教一直受世俗
政权控制,与政教合一无缘。并非只有一神教才能出现政教合一,在更为落后的
地区多神教同样可以。例如中国西藏地区信仰藏传佛教,因为自然环境恶劣,就
形成过较为原始的政教合一。

  对于汉文化区是否存在过政教合一,常有讨论。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从
道家演化而来。作为一种宗教,缺乏悲悯情怀,注重得道成仙,尽管常被民间起
义借用,或者受到皇帝推崇,但难成气候。佛教传入中国后,传播广泛,信众无
数,看似有实现政教合一的基础,但始终无法冒犯君权,难越雷池一步。道教或
佛教曾被一些朝代奉为国教,但是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相比,这种推崇有很
大的随意性,远没有达到政教合一。由此可以理解道教和佛教在中国宗教史中比
较有趣的关系,时而争吵不断,时而相安无事。置于大背景,更像是在家长的权
威和管教下,两个永远长不大的孩童,不可能威胁家长的地位,彼此也不会真正
兵戎相见。

  另外一个讨论的视角,是儒家能否被视为儒教。通常认为如果具有教义、教
仪、教团,就是一种成熟宗教。但通过比较,很难得出儒家是宗教的肯定结论。
儒家各种异化、伪托历史的小动作也不少,营造早期的悲剧色彩,比如将秦始皇
坑方士的事件演化成坑儒,而当时儒生不过是读书人中的一部分。历代都有儒士
冤死,但属于政治迫害,而非宗教斗争。山东曲阜是儒家圣地,圣迹编得荒诞不
经,家谱续得天花乱坠,但一直坚持等级观念,走上层路线,不笼络穷苦大众。
孔府、孔庙、孔林的当家人,历代衍圣公只是一个受尊重的世袭大地主,并无统
领儒家门生的号召力和实权。新王朝夺取天下,衍圣公立刻上表拥护,对待元朝、
清朝也是一视同仁,势利得像个奴才。唯一的例外是对待新中国,末代衍圣公深
知土地改革的厉害,缺少做“曲阜之囚”的资本和勇气,随国民党去了台湾。

  对如何分清孔子、孔家、儒家、儒学,中国人常有争论,却不会因此发生宗
教战争。因为地主不是教主,官员不是神父,没有所谓的儒教势力争权夺利,只
有儒家思想在发挥作用。为孔子而战,或者为谁是正宗的儒家而战,都是闻所未
闻。因为农民的丰收、军人的胜利、商人的财富,甚至皇帝的宝座,都不需要通
过念诵“孔圣人保佑我”或“孔圣人与我同在”,期待出现神迹。老天爷、祖宗
牌位、佛祖天尊的法力要远大于这个反对怪力乱神的孔夫子。总之,儒家的世俗
特性明显,所谓的宗教特性多是驴唇不对马嘴的牵强附会。

  儒佛道三者在中国的地位,即使是最为正统的儒家,都无法与基督教、伊斯
兰教对各自社会的涵盖范围和影响力相比。三者能够在同一片土地上一并发展,
正是由于彼此本质上并不对立,更多情况是混合互补,才共同成为汉文化的的重
要内容。而只有将汉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做同级别的比较,才能厘清
政教合一之类问题的来龙去脉。

  实现中央集权是所有政治强人的目标,但相应的社会成本也高,政教合一是
其中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不过这种政治统一,非常脆弱,回归分裂是常态。
但此时已经取得正统地位的一神教难以逆向发展成多神教,于是宗教的地域文化
属性凸显,在利益冲突下,只好教内分派。结果是上帝互掐、真主互博,引发宗
教战争,精神统一变成精神分裂。与此相反,佛教在中国的分宗立派异常温柔,
因为天大地大皇权最大,笼罩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之下,只会出现不同的佛祖互辩,
绝不可能互殴。

  按照今天的标准,政教分离代表社会进步。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政教合一
的出现,在阶段性也代表社会进步。君权管理能力低下的时候,往往需要借助教
权分担部分管理权,至少做到精神统一,以实现社会稳定。而宗教势力要想获得
管理权,先实现宗教统一是一种捷径,因此政治因素在宗教理论中得以体现,导
致一神论的出现,然后再与君权争权、妥协、合作,甚至合并,政教合一由此形
成。在古代中国,有儒学做辅助,佛教、道教等做陪衬,君权足以承担管理国家
的重任,所以只要确保皇帝的权威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基督教世界或伊斯兰教世
界的政教合一和国教。再进一步,不必产生一神论,而神学知识体系也不会成为
主流。
 
标签: 添加标签

0 / 0

plot于2014-02-18 07:11编辑

发表回复
 
  • 标题
  • 作者
  • 时间
  • 长度
  • 点击
  • 评价

京ICP备14028770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