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网俱乐部

—— 上海式的摩登之外：兼谈互联网和信息化的另一面

    我一度是一个互联网依赖者。今天也很难说就戒除了。网瘾今天被一些专家认为是精神病之一，照这个看法，大概上网经验超过三年的人，都多多少少有一点精神病。又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精神病，数量在一亿左右。加上业已赴医院就医的抑郁症患者和潜在的抑郁症，大概也就跟网民的数字，差不离了。这些可疑的数字，当然有特别的逻辑在起着作用——因为这里并不想就网瘾和精神病之类的问题进行探讨，这个话题，略提一提，不扯也罢。

早年上网，曾经遭遇过一位上海的网友，QQ上碰见了，忽然就问：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之于上海，先后去过一两次，无疑属于阿拉眼里的乡下人。好在我对乡下人的身份，并不觉得如何如何，阿拉要这么看，我也无所谓。但城市本身的印象并不坏，比起第一眼看见其他许多城市的印象，甚至还要好一点，市民因为并没有深交的，并不好说这样，或者那样，我接触过的同学学者中的上海人，却都一般以友善见长。对于个体的上海人，我和其他地域的个人一样，因其品德而尊敬，因其能力而佩服，与其他城市一样，并无恶感。正如每个个人都有的缺点一样，每个地域文明都有其缺陷成分，上海因其地位独特，其不足之处尤为引人瞩目，亦显得特别重要。我的恶劣的印象，主要来自一种地域文明中的恶劣成分，此一恶劣成分，除了道听途说，主要来自后来这几年一些莫名其妙的感受。在当时，我虽然略吃了一吓，但还是很快就回话过去：“我对于你所在的城市，也就一两人有点兴趣。因此，你是谁，我都无所谓。”

印象中那时候还有一些陌生人忽然来聊天的情况，今天回想起来，也分辨不清其中到底是不是有试探一番，类似伪装了邻里大妈，来辅导心理或查找犯罪线索的公安或治安联防积极分子。这些记忆，过于久了，也很少去翻腾，偶尔想想，可能也难免会有一位半位，有，也正常，没有，也正常。但详细的情况，都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并不觉得怎么样，我的第一个QQ，很快就被盗了号，盗贼印象中来自北京。若不是今天偶尔想起来，连这一点印象，也都快要忘掉了。

上述的一位网友，后来也大概知道了是什么人，看起来似乎并不特别，也就那么嘿唬一下罢了，过去多年，唯一的印象，就是其人对于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分享，很是热衷。这里的分享，当然是指有用且有益的互联网资源，一些好书，好文章，好资料，渠道正当，而不是动用了什么技术偷来的，或者他人私隐什么的。这一热衷，在我也有，相信也是许多网民的理想，此一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互联网发展的最大动力。因为这样的热衷，我甚至对于一些常用的网站做过一点比较分析，发现其中的一些操作运营模式，其实并非没有可以改进之处，因为那个属于某类商业计划书一类的东西，这里就先按下，暂且不表。

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在中国人的眼里，印象与他处不大一样。上海人，或者说上海文化影响下的人，给人的感觉是精明，善计算，善于不留痕迹的害人，甚至有时会出现他想方设法害了人，你还得帮他数钱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是说上海人就没有优点，也不是说上海人就不善良。但缺点的方面，这几项，估计全中国的人，没几个不会同意。象现在这种一路跟着发动群众搞监控，搞透明人，剥夺隐私权，到处偷东西、窃听、戳是非刻意使你孤立于社会之外，逐渐积累慢慢获取本不存在的道德和舆论优势，以待时势所需的做法，不是上海式文化影响下的人，想不出来这样恶劣而阴险的主意。上海文化的缺陷，就在于一些南方式的阴刻。因为近代以来事实上地位远在南京和杭州之上，上海实质上是江南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结合点，是该地区无可非议的文化中心，因此，上海集中了江南一带人文气质上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优缺点，并在西方气质的影响下，在胡乱吸收了西方优点的基础上，将优点胡乱继承了一点，缺点的方面，则在胡乱吸收了西方缺点的基础上，发挥到了一种极致。因此上海人里，人事干部不少，善于柔性治理的公安，也不在少数，这也算发挥文化优势。你要找一个别处来的，搞人事里的支支节节，曲里拐弯，弄些稀奇古怪的招数，偷得你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无处不留下小偷光顾过的痕迹，搞你个尊严凌迟之刑，他还真干不了这个，也未必有这个耐心。因为这个高明，即便不是上海人亲力亲为，也一定是善于领会上海人意图、善于向上海人学习的，才能做到最好。因此往往是北京人里面最油条的一类，甚至是看起来蛮有文化、感觉上代表京派文化的一类，善于找空子领会上海人的意图，帮阿拉们办窃听、监控这一类街痞事体。北京人的毛病是太监气，谁当皇帝听谁的。现在没皇上了，其实质也并不例外。红卫兵闹过以后，北京文化就太监加流氓了，太监加流氓，有着太监的媚上欺下，流氓的见不顺眼的就踩，却就此没有了太监的礼法，也没有了流氓的江湖义气。所以我们看见一些人五人六、动辄横七竖八的人物，其本质，其实都是太监，早被各种办法阉割过的，显得很阳刚的一部分，是属于去掉了流氓优点的流氓气息。至于上海人，则显然不习惯被阉割，习惯的是做小男人，崇洋媚外，所以上海出了个卫慧。上海出了个卫慧，上海一些人、或者说一些上海人影响下的人办起事情来，有时也就经常会秉承一种《上海宝贝》式的逻辑。我并不是要多么鄙视卫慧，而是说，《上海宝贝》作为一种流行的产生，本身就是上海文化的逻辑使然。此种逻辑，其实今天不独上海有，而是流被全国各地。当你看见许许多多个类似于《上海宝贝》、《金陵十三钗》乃至说明书上的大裤衩式的文化成果鳞次栉比，产生于全国各地的时候，你就会深刻的认识到，上海文化中本来属于极其劣质的部分，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正在发挥着比其本来占据着更高更多位置的正面效应部分更大的影响，且正在造成一种对于我们文明的伤害。当然我这么说，不是说大裤衩作为建筑本身不够好，作为建筑，它事实上将一种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而是说，说明书上的大裤衩，超出了中国人可以接受的范围。之所以超出，正是因为《上海宝贝》式的文化逻辑使然。

中国互联网和高科技的发端，一般好像觉得是在中关村，但实际上网络的中心，至少在我的看法，其实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其中用来专门窃听监控偷窃围观外加各式技术手段支持下害普通人的招数，其发源地，在上海。这不是说上海就一定是中国窃听监控的最大基地，而是说这些事，这些剥夺一般老百姓隐私权用以治人进而害人的做法，在中国，是上海文化的产物，其他地方的路数，乃至今日的成为某种特定政策的官方支持而对于个人如芒在背的窃取，也是亦步亦趋学上海学出来的。上海是窃听监控这一档子事大众化的发源地，913式的监听，仅仅适用于高级干部，但经由高技术的现代东西厂之来到民间，是洋泾滨文化与明代宫廷后遗症结合的二胰子成果。我虽然没有资料能说明上海的财阀，就控制着中国的互联网投资，或者说控制着国外一些网站的投资，或者手下养着多少可以听命的黑客，但至少给我的印象，偷拍、黑客窃取私人信息胡乱传播，这一类事情，起点和风行，乃至背后的推动力，很多时候就在上海。有一大部分的互联网意见，乃至网民的组织，是上海人想说什么，就会说什么，是上海人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上海人想获得、想乱传谁的私人信息、私下言论、资料、乃至一些一般人绝对会严格保护的东西，就可以获得，就可以乱传；一件有意思没意思、可不可以乱说的事情，上海人是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想说到多大声音，就说到多大声音，想说成什么样，就可以说成什么样。这么说起来，上海人确实很有本事，但有些时候，一些上海人的本事，却令人觉得象贼。上海人很精明，但有些时候，一些上海式的精明，使用下来，却令人觉得，像是某种南方水稻田里常见的吸血虫，你不揭掉它，它在吸你的血，你揭掉它，就会掉下一大片血淋淋的皮肉；上海人向来很有权势，但有些时候，一些人物的用权使势，却令人感到，像是过去年代里最邪恶的黑帮。

对了，总算找到了这个词，邪恶，这里所要说的，正是一种上海式的邪恶。正如上海式的摩登，是中国现代都市优质文明的象征，体现着中国现代都市文明的成就一样，上海式的邪恶，正是现代中国都市劣质文化最突出的代表。作为中国都市文明的映像和产物，中国的互联网和信息化在任何一个层面上，都回避不了上海式摩登和邪恶的存在，或者说上海式的摩登和邪恶，对中国的互联网和信息化有着不可替代、极其突出的影响。如果说前者实质上在引领中国互联网文化的发展，构成了一道不可替代的优雅风景线的话，后者，对于中国普通百姓、普通网民和手机使用者来说，其实质上就在构成着一种恶劣的示范，一种威胁，或者说，上海式的邪恶，本身在摧残着中国互联网和信息化的健康发展。一个好的互联网和信息化，可以为大多数人带来福祉，但一种邪恶文化、或者说一个本来堪称一种优秀文明之代表和极致的地域文化里最糟粕的一部分，如果且实质上在主导和影响着信息化的发展，就会让大多数人惶惶不安、或者或迟或早，都会让大多数人惶惶不安。上海式的邪恶，不在于哪一个人，或者哪一群人，甚至不在于作为一个群体的上海人本身，而在于一种劣质文化影响下的思维方式，有这种思维方式在，就是品德还算过得去的人，也会做出种种毫无原则、脱离基本道德观念的决定，干出一般人不会干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想出一般人想不出来的古怪办法来，且很多情况下，后来的学习了第二手上海文化的人，正如刚进城初学做生意的藏民，反而比汉族人更加奸猾一样，凡事会更加变本加厉，会在本来没有上海式摩登和文明的情况下，而在不择手段上更进一步。这就是讨论上海式的摩登和邪恶的必要之所在。鉴于上海式的摩登，早已不是什么新的名堂，早有专家的说明，这里就仅仅说一说上海式的邪恶。我并非文学方面的专家，也没有那么多学力可以细致地去研究文学作品，更不是要在被恶意监控的状态下要与什么远不在一个学问和地位层面上的人互动，这里所谈的，仅仅只是个人的一点简单的经验和认识而已。

谈论上海式的摩登和邪恶，不是说上海作为一个城市，或者说上海人作为一个人群，就如何好到极点，又如何恶到极处，而是说，上海作为现代中国城市文明的集大成者，本身体现出这样的两面，而这样的两面，又因为其地位和魅力，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当人们学习上海式流行，感受现代和新潮魅力，学得各种各样的流行品味，加入各种流行行为的时候，往往也不自觉地爱屋及乌，收获麦子的时候也收获了麦草，使得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上海式邪恶的俘虏。因为貌似新潮，因为貌似流行，因为貌似现代，因为貌似先进，因为貌似西方，此类实质上是劣质文化的事物，往往会显出某种不同流俗的姿态，穿上时髦而光堂鲜亮的外衣，使得人们不自觉地掉入其中，为其所惑而不自知。

上海式的邪恶，不是说上海人邪恶，也不是说堪称现代城市文化之代表的上海文化，本身便是邪恶的文化，而是说近代以来积累形成的上海文化里，有着其他城市和地域没有、中国文化有史以来也最为邪恶、最为糟粕的成分，而这一成分，正在中国的互联网和信息化中得到空前绝后的放大，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地域文化的邪恶和糟粕的部分，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也不能构成这样可怖的威胁。如果不加以适当地摒弃，会使得信息化的进展，带来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礼崩乐坏。这么说绝对不是什么偏激，也并非什么夸张，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实际。

这么说显得耸人听闻，好像互联网上的坏事情，信息化条件下不着痕迹害人的手段，都是上海人背地里做的，每一个上海人，都是偷偷摸摸戴着耳机、站在监控屏幕面前、留心着他人手机信息和谈话、跟踪着他人一举一动，随时都准备搞出一种氛围和机制，使得这个人里焦外嫩。当然，这里说的，显然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上海式的思维里，存在着支持上述做法的怪异而顽固的恶性病菌。这种病菌，不是来自哪一个人，而是来自一种地方文化的病症。此种病症，乃是新式的“丑陋的中国人”病症，或者说“丑陋的中国人”最为时髦的一种发展，并未为柏杨等先辈揭示，很多时候，因为其时髦，显得不土，显得洋气，显得先进，甚至为一些人所推崇，不知不觉，正在变成一种中国人的集体病症。

所谓上海式的邪恶，只要对上海的近代史略作一点研究，就可略知一二。近代以来的中国城市，社会成分构成和发展最复杂的，莫过于上海。几乎不用怎么读书，都知道解放前，上海除了是买办经济的中心，西方文化侵略的桥头堡，还是中国现代黑社会的发源地和主要活动中心。无论是青帮、红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近代数得上名号的黑帮和大黑帮头目，其根据地，都在上海，黑社会是这样，各类政党和政治经济组织的活动也类似，都跟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一个城市，封建官僚和买办，租界和衙门，洋商和军队，闻人和文人，外事与内政，拆白党和洋枪队，云集得象上海这样集中；也没有一个城市，象上海这样，以高昂的姿态，凌驾于其由长三角构成的腹地之上。如果要比较文化上的积累的话，上海的实际地位，比不上苏州、南京和杭州，后三者实际上是孤悬在外的上海之根。然而，上海就像一个率先进城、迅速发财致富的商贩，学得了一身生存的新本事，反过来，就成了一种时髦的引领者。之所以能学得这样的一身新本事，是因为它跟海洋近，跟西方近，跟海上传来的种种风潮近。在这样的风潮中，上海最先是屈服者的代表，最重要、面积最大、最五花八门的租界，开端于上海。上海因此发展形成了一种双重性格的文明，一方面，是积极学习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经济发展方式、手段，另一方面，则是如何想方设法地迎合西方趣味，以获得洋行中的晋升机会。当前一种进化发展成为一种积极进取、善于学习、善于经营的精神的时候，后一种却分裂成了两条天壤之别的分支，在一个分支上，是上海“东方巴黎”的特质，是上海式的西方文化，在很多层面上可以直追西方潮流。另一个分支，却变成了对于洋老板西式低级趣味的迎合，许多时候，西方人印象中对于中国人最为歧视的部分，很多是来自于此类因为巴结本身素质低下的洋行老板、不择手段而留下的低级印象。此类因为上海式的下贱而带来的印象，在一些描述中也屡见不鲜。

因此，上海式的邪恶，第一个层面，与其说是来自学习和掌握了新的技术、发财致富而傲于同辈的结果，不如说是一般商人生存竞争中体现的中国式的旧有劣根性，与学自外来的冒险家、在本国属于瘪三的洋人的恶劣习气结合起来的结果。此种兼具中外劣根性之大全的种种丑陋，近百余年来，都有许多出众的表现，具体例子，这里就不举了。

上海式邪恶的第二个层面，实际上可以视为上海式精明的一个副产品。常常可以听到很多人说，这个人太精了，精得跟上海人似地。这个话，赞誉的方面之外，后边也还留有一点余地。一个地方商业文明过于发达，精于计算，实是生存之需，没什么好奇怪的。这一点，其实并不来自外来影响，而是上海所在地域的一种共同特点。商业传统丰厚的地区，精于算计是有共同性的，但精于算计的商人，生意能够做到很大，往往并不仅仅是精于算计的结果，而是在生意上的精于算计之外，还有另外的可以获得众多认可的品德上的优势，并不是善于做生意就能够有的，这些优势，往往是形成精于算计的另外一个侧面。因此，可以看到很多地方，为商者亦时时计较做事先做人之类的说法。但上海式的精明，缺陷就在于，它不像中国其他商业发达的地域，没有过于多的文化上的积累，没有长期积累传统形成的道德原则的负担，也不存在什么额外的敬畏和顾忌，其不择手段的程度，往往远远超乎其他地域、乃至江南诸省之上。因此说上海在胡乱继承了一点江南的优良传统之后，将江南的缺点发挥到了极致，也就是这个道理。所谓的缺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未必不是优点，但此种优点，利于激烈的商业生存竞争，尤其利于需要获胜的方面，对于其他的方面，却是一种严重的缺陷。鉴于此类缺陷，实际上并不是残疾或蠢笨所致，而是聪明得过了头的结果，因而也就并不是什么缺陷，而是一种邪恶。这种邪恶，由于是上海式精明的一个方面，一种双刃剑，故而也就必然是上海式邪恶的一部分。

上海式邪恶的第三个层面，来自于集中国近代黑帮之大全而无比发达的上海黑社会历史。对上海旧社会黑帮的研究，一直是近代史方面的课题之一。一般的中国黑社会史，无论以什么为重点，旧上海黑帮的部分，总是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一个篇章。许多港台的电影，以旧上海的黑帮做题材，其基本的依据，也正来自这样真实的历史背景。旧上海的闻人，不仅占据经济要津，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交接王侯，内联军阀，外通使臣。连袁世凯的公子，民国大才子之一的袁克定，乃至蒋介石这样的风云人物，都不得不拜倒在黑帮门下，成为其一员，可见其影响力。与别处黑帮的杀人越货，无法无天，恶人之名如雷贯耳不同的是，上海式的黑帮大佬，往往以善人的面貌出现，象杜月笙、黄金荣，都是上海滩的大善人。原因何在？就因为上海式黑帮文化，不崇尚直接的打打杀杀，或者说，不崇尚上层成员，还需要去打打杀杀，而是怎样通过更为复杂的手腕，以杀人不见血的方式，赢得同行尊敬。至于一般的需要制服的小民，上海的黑帮，则往往也比别处更讲究方式方法。具体的手段，究竟如何，不妨参看有关此方面的研究或通俗读物，应该说，相当好看，较之关中刀客式打打杀杀的武侠，别是一样风味。仅仅怎样逼得普通人倾家荡产、乃至家破人亡一面，即有许多一般人想也想不出来的办法。因为讲究方法方式，上海式黑帮文化，事实上是集旧社会黑道文化之大全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许多权谋文化、乃至近现代管理理念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些近现代企业事业组织管理、乃至组织方式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说上海式邪恶的第一个层面，是集合了中国商人和洋冒险家双重劣根性的结果的话，这里的第三个层面，就是承自旧式黑帮的帮派文化，或者说属于为一般人所不齿、不屑为之的一些可恶到极点、为达某个哪怕是最卑劣也最无意义的目的，亦愿意费尽心机地不择手段。这一点，乃是上海式邪恶之中，最能体现邪恶和卑鄙之极致的部分，亦是最能体现有史以来中国人性丧失之极致的部分。仅就这一点而言，上海式的邪恶，就足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研究。

正因为上海式的邪恶，包含了集中外商人劣根性之大全、不择手段的精明和讲究作恶方式方法的旧式黑帮文化影响三个层面，上海式的邪恶，对于尚处于原始丛林阶段的信息化进程，有着天然的渗透力和无比独特的优势。因为无论上述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几乎对于可以不通过任何直接接触、不留痕迹和证据的黑客、监控围观、互联网乃至更多信息化及其他高技术、技巧的恶劣化发展，有着天生的爱好，以及远超别家、独具优势的契合点。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上海式邪恶，天然就具有占领互联网文化空间、形成新型发展的独特优势，此一点，乃是其他地域文化，乃至上海文化中更多更正面的成分所根本无法比拟的。这正是我们可以看见互联网背后的上海力量，在很多时候，要远远超过其他地域的原因之一。在很多时候，上海式的摩登，和上海式的邪恶，正是一个肌体上存在的两种最为突出的因素，前者居于主要地位，占据最大的份额和空间，后者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因为披着摩登的外衣，与其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寄生关系，加上上海近代以来长期优势地位所带来力量的推动，其作用和影响非同一般。在某种程度上，上海式的邪恶，是附着于上海摩登之上的一个微小而恶性的寄生虫。正如旧上海的摩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旧式的财阀和黑帮双重面貌出现的上海力量一样，当互联网意义上的新上海式摩登，必须要以新的上海力量为载体加以发展时，文化的惯性就再次起作用了，与上海力量主要的健康的方面相伴随的上海式邪恶，就再次改头换面地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认为，中国互联网文化的很大一部分好和不好的方面，正是上述上海式摩登与邪恶共同作用的结果。

上海式邪恶作为一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力，在信息化进程中的另一个体现，就是一种劣质的选秀文化。近几十年来，选秀作为一种选拔文艺人才、尤其是选拔演艺人才的方式，在港台开始兴起。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进而进入大陆。作为一种富于灵活性、形式大众化、利于草根脱颖而出的方式，选秀本身无可厚非。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信息化条件下，当手机等等品种繁多的电子产品进入普通百姓家庭，足以构成一种前所未有的信息流动平台，并因许多强势机构对于信息世界的绝对统治力，而使得一般老百姓在被动地接受信息奴役和捆绑的时候，有的凌虐性质、建立在剥夺隐私权基础上的所谓真人秀、选秀之类宣传和所谓的娱乐化生存之节目，正在堂而皇之大行其道，见之于许多地方的草根选秀，不少正在变成对于一般老百姓的一种信息化虐待行为，甚至成为变相剥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办法之一，人们魅惑于其中而不自知。长此以往，在没有政治民主的实际进展情况下，此类所谓娱乐化生存、政治娱乐化和选秀，将会使得赤裸裸的暴力、金钱加娱乐主导成为彻底的政治和文化现实，进而城头变幻大王旗，而这种情况，正是长期困扰许多前殖民地、使之难以真正获得重要地位的根本问题之所在。此一作为，非上述的“上海式邪恶”，在中国文化背景之下，不能得到任何合理的解释。

从这个角度说，上海式邪恶的另外一面，也是极为腐朽落后的一面，即是在学习西方恶劣文化使之成为一种规训行为的基础上，外加传统中国式封建遗毒的劣根性和缺点，从而集合古今中外恶劣文化特质之大全，并将之发挥到一种极致，从而可以不思进取。也就是说，上海式邪恶所体现的，正是发展于上海式精明基础上中国旧有之以暴力为特征的劣质封建文化和西方劣质规训文化的两面。这一点，也正是人们讨论上海摩登，却往往忽视寄生于之的上海式邪恶所带来危险之关键所在。

正如前边所说过的，上海式的摩登和邪恶，在近代以来，任何时候，都不是上海本身的事情，而是与整个中国都市文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在今天，也早已不局限于上海范围之内，而是流被许多地方，包括一些看起来人五人六的机构，也已为上海式的邪恶所占据，甘于惟其马首是瞻，甚至为之加入新式虐人之政的办法和内容。如果说一般的中国式邪恶，作为一种发挥规训作用的力量，是以更加传统的形式存在的话，上海式邪恶，因其与上海摩登的寄生关系，就以更加现代、更加西方的面貌出现。惟其更加现代，更加西方，在人治和法治并存、社会存在大面积不规范问题的背景下，也更加没有原则，更加不择手段，更加功利，更加富于投机性，更加利于强势者，更加以野蛮之实兴文明之名，或者以殖民心态，将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驱逐和剥夺事实，转换成文明进步之于野蛮愚昧的惑人话语，甚至有些时候，可以视根本的道德原则于不顾。目前，上海式的摩登和邪恶，在信息高速公路全面贯通的背景下，正在形成一种新的面貌和发展。此种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和正在构成着影响大多数中国普通人，手机、相应电子产品和互联网使用者的生活的重要力量，一些所谓的“坐地铁”、“飞”、信息化围观、裸刑、剥夺隐私权等等信息技术背景下的新刑罚，乃至许许多多针对平常人开展的信息化围观、草根宣传等基础上所谓明星化的貌似造星、实为刑罚、视中华民族许多基本道德原则若无物的作为，无疑正是上海式邪恶文化或学习自上海式邪恶文化的结果。新的上海式文化将以怎样的价值发挥其影响力？是规避植根于历史而来的邪恶的一面，让摩登而健康的成分更趋茁壮，还是继续发挥此类邪恶文化的作用，如旧上海种种不堪的故事一般，探索、形成一种本不必要发生和存在的新式规训与惩罚，从而动不动让强势者可以找机会加之于普通百姓，从而让上海式邪恶延续其寄生于以互联网和信息化为主要形式的新式上海摩登之上的存在？换句话说，一个个信息化条件下的中国城市，一个个新的比特之城，是变成新的技术条件下的桃花源，还是变成一个个信息化青红帮、巡捕和各路捕猎者横行视为冒险家乐园的旧上海，这是新的中国都市文化发展的一个问题，更是影响互联网和信息化进程的文化问题之一。

行文至此，回过头来再次解释一下，上海式的邪恶，正如上海式的摩登一样，绝不是针对任何个人、任何群体的说法，甚至它本身都不是一个加之于上海或上海人的贬义命题，而是一个本人认为的、植根于上海近代史、因之形成影响、并从中国乃至许多前殖民地城市和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城市文化上的实际存在，此一文化存在，事实上有更加深入的内涵和加以展开谈论的必要。

所谓邪恶[1]，本身也应该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文化专有名词，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的那种纯粹的个人道德判断。任何一种地域文化，都有优质和劣质的因素，也都有类似的问题需要加以谈论。本人能力所限，仅仅只是偶然想到这个问题，粗线条地简单勾勒一点粗浅想法罢了，不可能有什么深度，更没有影射什么或其他什么方面的意思。此一问题，换了对于旧上海为中心的文学乃至更大范围的上海城市文化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若是不囿于并无必要的许多无关问题的话，会有更加深刻与学理化地谈论。这里只是随便说说，仅此而已。

                                                        2012-4-13

• 相关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