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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寒：想起王小波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王小波生前写了那么多文字，苦口婆心讲道理说常识。后来他死了，人们才假装发现了他作品的价值，觉得他写得不错，是个优秀的作家。如果王小波没有死，到今天的话，他在人们口中应该算是那种一天到晚炒作的人吧。炒作和冒着一定的风险发表观点是有很大区别的，也是非常好分辨的。只可惜，大家似乎都分辨不了。 
　　 在这个国家，做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是最傻和最痛苦的，国家不乐意，国民不在意。我不要做那样的人，我只希望自己60岁时是个被年轻姑娘喜欢的深沉的老顽童。

人们都这样夸鲁迅：先生不仅无情地解剖国人，也无情地解剖自己。而王小波则说，杂文的一字一句，都是在打自己的嘴。

所以，鲁迅是个普通的杂文作家，只是因为大众实在太过庸俗，所以才反衬出了鲁迅的高大。

韩寒近乎刻意地保持着幽默，所以才会说“我不要做那样的人”，因为在“公知”二字被曲解到近乎公敌的时候，韩寒毅然决然地站出来说：我就要做个臭公知。

这分明是打自己的脸，但是，他必须这么做。否则，不死何为？成为公知，是韩寒生命的意义本身：他天生就是要做公知的。

王小波想做诗人，但是他老婆李银河说，他一辈子，小说中唯一写过的一行诗是在《三十而立》里：“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和谐）茎倒挂下来。”

看上去很是伤风败俗，但是，这只能证明风俗的荒谬与可笑。

北京大学的张竞生教授，曾经因为这样的“伤风败俗”被开除，然后即使他考开书店过活，也仍旧坚持自己心中的真理：书店起名叫“美的书店”，只招美女作为店员。

直到1987年，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说出“美学是伦理学之母”，张教授的在天之灵，才算得到了些许告慰。

天才的一生，常常穷困潦倒，默默无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很多天才死后不久就声名鹊起。

当然，张竞生教授的名字，截止到目前，还不如王小波出名。

张竞生教授当年，不满30岁就成为了北大教授，可谓意气风发，年轻有为。但是，他以一部《性史》惊天下，于是顶着伤风败俗的骂名，离开了北大。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张教授依然会如此选择：天才的一生，总是执着于真理本身，相比而言，那些神马风俗神马传统，都是扯淡。

对于想了解我的人，我一再说，美国电影《绝命调查》很合适：一个家庭美满，工作顺心的哲学系主任，为什么要故意背负强（真和谐）奸乃至杀人的罪名，把自己整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他脑子抽风这么严重么？

当然不是的，他有自己的坚守，有自己的命运。

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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