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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大令我终身受益

1939年，我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小时候我知道北京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京有南京大学，都是很神奇的学府，可是在昆明的联合大学，却给了我别样的印象。
西南联大当时的校舍简陋，图书不全，我们文科的教室，就是几排铁皮房子，有的弄了一个拱门，就权当校门口了。没有正规的宿舍，很多老师和学生，就在学校外面租民房。清贫且不说，还要时常要躲避着飞机的轰炸，尽管如此，学校里却聚集了国内顶级的老师和大师，他们思想敏锐，学术空气活跃，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罕见奇迹。
初到联大，我发现那是一个很“松散”的地方，给你很大的学习、思考和自由交流的空间，比我们现在的大学自由多了。
我报考的是英文系，到了学校后因为志趣，改读了哲学。当时所有的文科生都要读雷海宗编的《中国通史》，蔡维番的《西洋通史》；哲学系学生要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冯文潜先生（冯至的叔叔）的《西洋哲学史》。高年级学生要修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郑昕先生的康德，汤应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这三门课，令我将哲学与人生结合一起。我一生从事的不是哲学，而是诗歌和诗论，这个根是深深扎在哲学上的。

我的分数并不是很高，但是联大四年，令我终生受益。那时候并不是现在的应试教育、统一教材，用相同的模子来生产人。甚至当时许多哲学课都没有课本，也没有一分钟是为了考试而念书，老师随时地讲他在哲学上思考的每一步，学生其乐融融。仿佛有很多的种子掉到了土地里，这些种子在今后生根发芽。我后来到美国布郎大学念英国文学，写的所有论文都有西南联大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的结合。我的导师因此认为我是一个有着东方思维的特别的学生。

讲康德哲学的郑昕先生正当中年，很有气度，他总是含着一个烟斗，坐在扶手椅上，两眼望着窗外，就在那里一直讲一直讲，一分钟也不停。我记得他讲哲学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物自身”，他足足讲了两个学期。海德格尔说过，诗歌是哲学的近邻。我由此得许多启发。

战争时代，生活动荡不安。我出生于北京，在河南的六河沟煤矿长到六岁，回北京念小学，九.一八之后，国土沦丧，父亲带全家迁往南京，出任南京度量衡局的局长，我在南京念初中。抗战爆发的时候我念高一，先去了庐山避难，过了暑假，就坐船到了重庆。一路险滩，只能小船通行，我很幸运地看到了三峡历史上闻名的滟玉堆。到了夜里，船泊在滟玉堆，月亮又大又圆，挂在峭壁之上。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是那里的风景，可惜这样的天然险峻的自然地貌，已经不复存在。
在重庆我就读“南渝中学”，1939年抗战时期，我19岁，考上了西南联大。我和父亲的一位朋友也考上联大的女儿作伴，坐着当地人称“黄鱼”的货车，从重庆出发，经过贵州到昆明。记得夜里在贵州顶高的山上，司机突然就停下车来，站在车外，欣赏起风景来。其实那时挺危险的，但并没有恐惧感。好象那时的人都比较淳朴，并无险恶。这样一路上颠簸，停驻耗子横窜的阴森小客店，到了昆明。
那段历史，正处于抗战时期，是中国最复杂最严峻的关头。逃警报是经常的。警报一响，老师和学生一起跑出铁皮教室，跑到郊外的坟地底下，趴下来。只见得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飞过。
学习环境亦十分艰难，图书馆是一个很大的大筒仓，藏书很少，也没有上架一说。记得《西洋哲学史》大家都要抢着看。走进食堂，大家站着吃饭，挑着米饭里的沙子、小石头和稗子。所谓蔬菜都是很清的汤水，肉是不常见的，好在我年轻的时候不爱吃荤。我父亲每月给我寄两块五，晚上可以去吃米线。米线是两毛钱一晚，加一个鸡蛋就是两毛五。这就很奢侈了。

然而对于哲学家来说，战乱只是一个现象，即使在在战场上，他也是在思考的。
我记得有一次，冯友兰先生穿着长衫，要去教室上课，对面走来了一个西装笔挺，戴着眼镜，和当时师生的衣着很不一样的人。因为冯先生正在讲人生哲学，那个人就停住了问，冯先生，你们到什么境界了？冯先生微笑着说，到了“天地”境界了。这就是最高的境界了。

（二）冯至先生教我写诗
我家有着深厚的文学渊源。外祖父是福建一个很有名的词人。我的生父姓王，也爱写诗，自称“居士”。我的生母亲很年轻就守寡了，她天性敏感，小时侯，我经常听到她坐在窗前，用福州话念诗词，声音悦耳而激昂。
我高中的时候念了许多英国小说和中国新诗。上了大学，因为着时局和年龄的困惑，也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潦草地写着几行。
当时写诗，脑子里也是充满困惑、迷惘。那时学生大概分成三类，一种是地下党的学生运动组织，激进的，少数的是三清团的，还有大部分是我这样在中间茫然不知所从的学生。当时昆明的学生游行反对孔祥熙的运动，我参加了，但并不属于任何的党派和团体。因为我受纪德的一本书影响很深，叫《从苏联归来》，讲的是斯大林主义，使我对斯大林很失望，也觉得中国并没有真的找到自己的道路。因为不加入任何社团，我在同学中显得也比较独立，不怎么喜欢交际。我喜欢唱歌，在中学就学唱歌，在联大向刘尊汉老师学发声。有一次大食堂里表演节目，不知道怎么的，有人把我推上去唱歌，我唱的是英文歌“最后的玫瑰”，那是我唯一的一次表演节目，当时的学生如果记得我，大概就是因为那一次表演吧。

法国人喜欢到咖啡馆，西南联大的学生喜欢到茶馆看书。我爱好着里尔克的诗、贝多芬的音乐，伦勃朗的油画，还有米开朗基罗的雕刻。昆明文玲街上，有一个教堂，有着很破的留声机，经常放音乐会的唱片。我从那里听到了许多唱片。电台里的音乐节目，也有许多是古典音乐。我们还可以从熟人那里借到唱片，拿到宿舍去放。物质的匮乏全然被忘记，音乐真是很美妙，是我终生之喜好。而诗歌中的音律之美，也是我的追求。
我当时是一个文静的、爱美的姑娘，梳着辫子，穿得整整齐齐的，走在街上，满脑子都是丰富而新奇的世界。我有一双黑色的皮靴，已经是很好的皮鞋。但是我没有袜子，只好光着脚穿。很多年之后，我70岁的一个校友，在不经意地时候说，当时对我印象深刻，就因为我穿了一双其破无比的皮鞋，脚后跟都露出来了。我记得那时候经济系的学生比较阔，因为他们跑仰光；外语系的人最爱漂亮，而哲学系的学生最狼狈。尽管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心生自卑。但我们那是没有什么物质的要求，和现在的孩子完全不一样。我们没有钱，也不能去逛商场。云南是很爱护我们的，四季如春，照顾我们许多年，我们一两件长衫，一件毛衣，就这么过了四年的书斋生活。

哲学系除了学英文，还要学德文。德文老师是冯至，冯至当时很年轻，刚从德国回来，还没有写出后来著名的十四行诗集。除了德语，还同时讲解歌德，翻译里尔克的诗歌。他杖着文明杖，长衫飘飘，风度斐然。我把我写着诗的小本给冯先生看。下了课后，我们站在铁皮屋教室的外面，他就告诉我，这是诗，但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道路。这于我是很大的鼓励，至少他认为我写的是诗。
那时老师和学生很接近，我住得离他近，晚上经常去他家谈话，也曾在那里见到过外语系的老师卞之琳。冯至的诗集出版的时候，我已经离开联大了。抗战结束后，冯先生回到了北京，我在南京的中央通讯社做翻译，每天翻译电文半天，余下时间写诗。我常给冯先生写信，他也渐渐指导我。很多诗在他的举荐下，后来是袁可嘉的帮助下，在《大公报.文化副刊》发表，就这样，我渐渐走上了写诗的路。巴金先生对年轻 文学青年很关心，1949年，他帮助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


（三）“我有一双空中的眼睛”
我的一生，在童年经历了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后来是抗日战争，再后来是二战，远渡重洋，后来抱着对共产主义的幻想毅然回国，经历了土改、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如此等等，我见证了中国二战后最动荡，最戏剧性的一段历史，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做中国的诗人很痛苦，在自己的诗里我写道，“我有一双空中的眼睛”，无论是战争，还是文革，无论是被抄家，还是陪斗，无论如何的动荡，总是有另外的我，理智地看着这个世界。我想这是哲学赋予我的。
口述：郑敏
本报记者：吴虹飞

郑敏简历
　“九叶派”诗人。１９２０年生于北京，祖籍福建。１９４３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１９５２年在美国布朗大学研究院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讲授英国文学史和英美文学选读等课程。
　　１９４９年，巴金先生为郑敏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集１９４２－１９４７》，至今她已经出版了《寻觅集》、《郑敏诗集》、《早晨，我在雨里采花》、《心象》等５本诗集，与袁可嘉等合著《九叶集》。著有《结构——解构视角》、《诗歌与哲学是近邻》、《英美诗歌戏剧研究》等３本论文集，以及译著《美国当代诗选》等作品。她的作品被译成英、德、荷、日等多种文字，收入各国诗选。
　　冯友兰，哲学家。河南唐河人。１９１８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１９２４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中国哲学史新编》（三册）、《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等。

冯至（19O5～1993）
现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德语文学专家。原名冯承植，字君培。河北涿县人。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3年起先后参加和发起组织浅草社和沉钟社，编印《沉钟》杂志和《沉钟丛刊》。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文系。冯至在2O年代以创作抒情诗著称，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冯至 (feng zhi, 1905.9—1993.2)　　诗人、教育家、翻译家。
　１９３０年冯至赴德国留学专攻德国文学，兼修美术史和哲学。１９３５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兼附设高级中学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外交系德语教授、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其间出版的诗集《十四行集》。解放后出版散文集《东欧杂记》、传记《杜甫传》、诗集《十年诗抄》、论文集《诗与遗产》、译作《海涅诗选》和海涅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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