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大令我终身受益
1939年,我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小时候我知道北京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京有南京大学,都是很神奇的学府,可是在昆明的联合大学,却给了我别样的印象。
西南联大当时的校舍简陋,图书不全,我们文科的教室,就是几排铁皮房子,有的弄了一个拱门,就权当校门口了。没有正规的宿舍,很多老师和学生,就在学校外面租民房。清贫且不说,还要时常要躲避着飞机的轰炸,尽管如此,学校里却聚集了国内顶级的老师和大师,他们思想敏锐,学术空气活跃,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罕见奇迹。
初到联大,我发现那是一个很“松散”的地方,给你很大的学习、思考和自由交流的空间,比我们现在的大学自由多了。
我报考的是英文系,到了学校后因为志趣,改读了哲学。当时所有的文科生都要读雷海宗编的《中国通史》,蔡维番的《西洋通史》;哲学系学生要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冯文潜先生(冯至的叔叔)的《西洋哲学史》。高年级学生要修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郑昕先生的康德,汤应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这三门课,令我将哲学与人生结合一起。我一生从事的不是哲学,而是诗歌和诗论,这个根是深深扎在哲学上的。
我的分数并不是很高,但是联大四年,令我终生受益。那时候并不是现在的应试教育、统一教材,用相同的模子来生产人。甚至当时许多哲学课都没有课本,也没有一分钟是为了考试而念书,老师随时地讲他在哲学上思考的每一步,学生其乐融融。仿佛有很多的种子掉到了土地里,这些种子在今后生根发芽。我后来到美国布郎大学念英国文学,写的所有论文都有西南联大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的结合。我的导师因此认为我是一个有着东方思维的特别的学生。
讲康德哲学的郑昕先生正当中年,很有气度,他总是含着一个烟斗,坐在扶手椅上,两眼望着窗外,就在那里一直讲一直讲,一分钟也不停。我记得他讲哲学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物自身”,他足足讲了两个学期。海德格尔说过,诗歌是哲学的近邻。我由此得许多启发。
战争时代,生活动荡不安。我出生于北京,在河南的六河沟煤矿长到六岁,回北京念小学,九.一八之后,国土沦丧,父亲带全家迁往南京,出任南京度量衡局的局长,我在南京念初中。抗战爆发的时候我念高一,先去了庐山避难,过了暑假,就坐船到了重庆。一路险滩,只能小船通行,我很幸运地看到了三峡历史上闻名的滟玉堆。到了夜里,船泊在滟玉堆,月亮又大又圆,挂在峭壁之上。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是那里的风景,可惜这样的天然险峻的自然地貌,已经不复存在。
在重庆我就读“南渝中学”,1939年抗战时期,我19岁,考上了西南联大。我和父亲的一位朋友也考上联大的女儿作伴,坐着当地人称“黄鱼”的货车,从重庆出发,经过贵州到昆明。记得夜里在贵州顶高的山上,司机突然就停下车来,站在车外,欣赏起风景来。其实那时挺危险的,但并没有恐惧感。好象那时的人都比较淳朴,并无险恶。这样一路上颠簸,停驻耗子横窜的阴森小客店,到了昆明。
那段历史,正处于抗战时期,是中国最复杂最严峻的关头。逃警报是经常的。警报一响,老师和学生一起跑出铁皮教室,跑到郊外的坟地底下,趴下来。只见得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飞过。
学习环境亦十分艰难,图书馆是一个很大的大筒仓,藏书很少,也没有上架一说。记得《西洋哲学史》大家都要抢着看。走进食堂,大家站着吃饭,挑着米饭里的沙子、小石头和稗子。所谓蔬菜都是很清的汤水,肉是不常见的,好在我年轻的时候不爱吃荤。我父亲每月给我寄两块五,晚上可以去吃米线。米线是两毛钱一晚,加一个鸡蛋就是两毛五。这就很奢侈了。
然而对于哲学家来说,战乱只是一个现象,即使在在战场上,他也是在思考的。
我记得有一次,冯友兰先生穿着长衫,要去教室上课,对面走来了一个西装笔挺,戴着眼镜,和当时师生的衣着很不一样的人。因为冯先生正在讲人生哲学,那个人就停住了问,冯先生,你们到什么境界了?冯先生微笑着说,到了“天地”境界了。这就是最高的境界了。
(二)冯至先生教我写诗
我家有着深厚的文学渊源。外祖父是福建一个很有名的词人。我的生父姓王,也爱写诗,自称“居士”。我的生母亲很年轻就守寡了,她天性敏感,小时侯,我经常听到她坐在窗前,用福州话念诗词,声音悦耳而激昂。
我高中的时候念了许多英国小说和中国新诗。上了大学,因为着时局和年龄的困惑,也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潦草地写着几行。
当时写诗,脑子里也是充满困惑、迷惘。那时学生大概分成三类,一种是地下党的学生运动组织,激进的,少数的是三清团的,还有大部分是我这样在中间茫然不知所从的学生。当时昆明的学生游行反对孔祥熙的运动,我参加了,但并不属于任何的党派和团体。因为我受纪德的一本书影响很深,叫《从苏联归来》,讲的是斯大林主义,使我对斯大林很失望,也觉得中国并没有真的找到自己的道路。因为不加入任何社团,我在同学中显得也比较独立,不怎么喜欢交际。我喜欢唱歌,在中学就学唱歌,在联大向刘尊汉老师学发声。有一次大食堂里表演节目,不知道怎么的,有人把我推上去唱歌,我唱的是英文歌“最后的玫瑰”,那是我唯一的一次表演节目,当时的学生如果记得我,大概就是因为那一次表演吧。
法国人喜欢到咖啡馆,西南联大的学生喜欢到茶馆看书。我爱好着里尔克的诗、贝多芬的音乐,伦勃朗的油画,还有米开朗基罗的雕刻。昆明文玲街上,有一个教堂,有着很破的留声机,经常放音乐会的唱片。我从那里听到了许多唱片。电台里的音乐节目,也有许多是古典音乐。我们还可以从熟人那里借到唱片,拿到宿舍去放。物质的匮乏全然被忘记,音乐真是很美妙,是我终生之喜好。而诗歌中的音律之美,也是我的追求。
我当时是一个文静的、爱美的姑娘,梳着辫子,穿得整整齐齐的,走在街上,满脑子都是丰富而新奇的世界。我有一双黑色的皮靴,已经是很好的皮鞋。但是我没有袜子,只好光着脚穿。很多年之后,我70岁的一个校友,在不经意地时候说,当时对我印象深刻,就因为我穿了一双其破无比的皮鞋,脚后跟都露出来了。我记得那时候经济系的学生比较阔,因为他们跑仰光;外语系的人最爱漂亮,而哲学系的学生最狼狈。尽管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心生自卑。但我们那是没有什么物质的要求,和现在的孩子完全不一样。我们没有钱,也不能去逛商场。云南是很爱护我们的,四季如春,照顾我们许多年,我们一两件长衫,一件毛衣,就这么过了四年的书斋生活。
哲学系除了学英文,还要学德文。德文老师是冯至,冯至当时很年轻,刚从德国回来,还没有写出后来著名的十四行诗集。除了德语,还同时讲解歌德,翻译里尔克的诗歌。他杖着文明杖,长衫飘飘,风度斐然。我把我写着诗的小本给冯先生看。下了课后,我们站在铁皮屋教室的外面,他就告诉我,这是诗,但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道路。这于我是很大的鼓励,至少他认为我写的是诗。
那时老师和学生很接近,我住得离他近,晚上经常去他家谈话,也曾在那里见到过外语系的老师卞之琳。冯至的诗集出版的时候,我已经离开联大了。抗战结束后,冯先生回到了北京,我在南京的中央通讯社做翻译,每天翻译电文半天,余下时间写诗。我常给冯先生写信,他也渐渐指导我。很多诗在他的举荐下,后来是袁可嘉的帮助下,在《大公报.文化副刊》发表,就这样,我渐渐走上了写诗的路。巴金先生对年轻 文学青年很关心,1949年,他帮助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
(三)“我有一双空中的眼睛”
我的一生,在童年经历了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后来是抗日战争,再后来是二战,远渡重洋,后来抱着对共产主义的幻想毅然回国,经历了土改、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如此等等,我见证了中国二战后最动荡,最戏剧性的一段历史,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做中国的诗人很痛苦,在自己的诗里我写道,“我有一双空中的眼睛”,无论是战争,还是文革,无论是被抄家,还是陪斗,无论如何的动荡,总是有另外的我,理智地看着这个世界。我想这是哲学赋予我的。
口述:郑敏
本报记者:吴虹飞
郑敏简历
“九叶派”诗人。1920年生于北京,祖籍福建。1943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1952年在美国布朗大学研究院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讲授英国文学史和英美文学选读等课程。
1949年,巴金先生为郑敏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至今她已经出版了《寻觅集》、《郑敏诗集》、《早晨,我在雨里采花》、《心象》等5本诗集,与袁可嘉等合著《九叶集》。著有《结构——解构视角》、《诗歌与哲学是近邻》、《英美诗歌戏剧研究》等3本论文集,以及译著《美国当代诗选》等作品。她的作品被译成英、德、荷、日等多种文字,收入各国诗选。
冯友兰,哲学家。河南唐河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中国哲学史新编》(三册)、《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等。
冯至(19O5~1993)
现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德语文学专家。原名冯承植,字君培。河北涿县人。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3年起先后参加和发起组织浅草社和沉钟社,编印《沉钟》杂志和《沉钟丛刊》。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文系。冯至在2O年代以创作抒情诗著称,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冯至 (feng zhi, 1905.9—1993.2) 诗人、教育家、翻译家。
1930年冯至赴德国留学专攻德国文学,兼修美术史和哲学。1935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兼附设高级中学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外交系德语教授、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其间出版的诗集《十四行集》。解放后出版散文集《东欧杂记》、传记《杜甫传》、诗集《十年诗抄》、论文集《诗与遗产》、译作《海涅诗选》和海涅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