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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雯

除了西方哲学、心理学的兴趣之外，这两年才对中国的哲学宗教有些兴趣，说白了，人不到生病之时，是不会去研究书本的。书本是一种治疗，研究哲学就是为了治疗人生困惑和精神苦闷，人生的有意义和无意义，一直是这些年爱瞎琢磨的。每个时期我研读的对象都略有不同，头些年当我低沉消极之时，内心被某种暗压的沉闷所击倒时，我会去读叔本华和尼采，那时候接触他们是意外的惊喜，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顷刻间受到震撼，紧接着是巨大的精神转变。叔本华给我智慧的提醒，尼采却能带给我强大的激情。 叔本华是智慧而悲观的，最终长寿苟活；尼采是酒神而疯狂的，最终进入疯人院，混沌死去。人生的意义追寻的最终结果就是毫无意义，这二人的结局是遵循了现实的逻辑性：性情的不同，死亡的方法也不同。但至少他们给世人留下了财富，研究这些精神财富要跟他这个人，包括他的一生一起研读。假如他们不能身体力行执行自己的哲学观，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伟人。中国现状为什么很难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就是缺乏身体力行，大家都只在口头上说说，骂来骂去，讨论来装逼去，唯独缺乏真正的血性支持。

我虽是个女流之辈，活跃在时尚界，有一个装门面的职业，但这么些年来，我一直在观察现状，包括现在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现状。我有一份职业伪装，这份伪装是让我入世，但令人失望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大多都缺乏力量，他们有学术，他们有交流，他们有口号却从来不执行。他们仇恨富有，内心却极谄媚富有，不安于贫困。中国出不了一个象萨特那样牛逼的人，能够在极其贫困的时候，依然拒绝领取诺贝尔丰厚奖金，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体力行。我一直对德国日尔曼民族有一份狂热，你如果傲慢，能够拒绝一切诱惑。而在中国现状里，我很难看到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拉帮结派，没有独立精神。即使有些才华，也是彼此勾心斗角，为了一点的利益争风吃醋。中国是个容易出现软才华和狭隘之人的温床，有点才华的人软绵绵没有力度，多一点才华的人，又会变得狭隘，没有宽敞之心。

想当年由于看了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之后，热血沸腾了许久，一个活生生的音乐家尼采样板，我很佩服傅雷的翻译，这本书的翻译，让我直接产生了罗曼罗兰和叔本华在语言通畅方面是一伙的，他们都具备将繁复晦涩的文字转变成通俗读物的能力。这是最让我佩服的能力：头脑清晰和下笔通畅，最为关键的是这样的能力是出自思想深刻，头脑复杂的哲学家之手。

话题转过来，在我被疯狂和纵情所淹没，象一个被吊销执照的司机般抓狂，当没有重物承载，激情过度溢出时，我开始接触到存在主义、罗素和中国哲学，罗素的书是最能治疗人的神经质症，2年多的时间，我被自己的神经质症所折磨。我扔掉了尼采，扔掉了强力哲学，开始研究理性和中庸。我发觉从科学家们的身上，能够找到一种快乐的理性，在中国的哲学里寻求淡定。罗素推崇一种强迫理性，让一种理性强迫推进脑海，让它成为习惯，进入深层记忆。这种感觉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但不妨一试。我发觉西方的存在主义和中国的禅宗有相似之处，二者都强调“定”，强调此时此刻，我存在，这个存在挺荒谬的，既无意义也有意义。这非常有趣。至于宗教方面，我始终抱怀疑态度，但它可以暂缓人的不良症状，就当安慰剂使使。

另外，我现在突然对中国的老毛颇感兴趣，理由是我从一些政治家身上发觉颇牛逼的特质，这也是一种治疗人性弱点的手段，这方面做的最牛逼最成功的，首推毛泽东。在针对知识分子弱点上，老毛是一代宗师。

以上也就瞎聊聊，有时间深入反省一下。节选一点老毛的东东上来，还是去年在上海一家嬉皮酒吧闲寂无聊时翻阅的。






毛泽东手书：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见《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疾病》一书



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毛泽东 十二月九日 见《光明日报》1951年3月11日



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

毛泽东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先生之墓



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



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毛泽东 九月九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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