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彰阿写真

论坛:江湖谈琴作者:谭伯牛发表时间:2007-08-08 07:48
  
  或曰:“曾侯始起,由穆鹤舫”[1](按,穆彰阿字鹤舫);这是十分确切的观察。曾国藩早年仕途的顺利,实由穆彰阿开启导引而成。只是,穆彰阿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当时,他无疑是个大人物,是天子以下一人而已的大人物。但是,今人或已不能言其详。最常见的《清史稿》,为他作传,只给了一千二百字的篇幅(《列传》第一百五十),且系六人合传。《清史列传》倒是单立一传,有五千馀字,然亦不过列载履历,摘钞章奏,读来令人昏昏欲睡。二者即所谓“正史”,虽详简有殊,但欲藉此了解他生平行事的“深切著明”,怕是远远不够。而若不了解他的生平行事乃至思想与情感,则後人难以对道光(1821—1850)一朝的政治、外交与文化获得真切的印象。进一步说,不了解他,则後人对肇兴于鸦片战争时期而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甚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仍馀风衍流争辩不已的“剿”与“抚”或曰“战”与“和”的问题,也无法获得真切的理解。再进一步说,不了解他,则後人对通常所谓启端于鸦片战争的整部中国近代史(1840—1811)也会产生隔膜;因为,像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譬如,道光朝吏治与士风之养成、包括曾国藩在内的“穆党”之联络与活动、“宰相”王鼎之“死谏”、“清流”林则徐升沉荣辱之真相,等等——皆因他的存在与介入(若不说事事由他操控的话)而形成最终的局面,而这些事实又莫不对道光以降的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国史上的“盛世”固然不多,但像道光朝这样内忧外患并发、历数十百年仍无法结束遗祸的“衰世”,则仅此一家,决无分号。如果我们愿意承认,导致中国遭受侵略与侮辱的“衰世”,比人所乐道的“盛世”,对後人来说意义更为重大,那么,穆彰阿存在并发挥巨大影响力的道光朝就是国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时代。若此,为穆彰阿画一幅写真,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至于具体画法,有两个时人的意见,很有趣。一是曾国藩说的,“画像必以鼻端一笔为主,于文亦然”;一是王闿运说的,“余文殊不然,成而後见鼻、口位置之美耳。其先固从顶上说到脚底,不暇问鼻端也”[2]。国藩认为鼻端重要,或基于他的面相观,他尝总结了几条“口诀”,鼻子这一条,云:“梁正者心正,歪者心不正。隆准而圆美如珠者贵,准削而歪者人心不正。伏犀贯顶者贵(若比他人逈长者尤贵),中如蜂腰细断者贱”[3];据他所说,人之心术正不正,势位贵与贱,都体现在鼻子的形状上。因此,画人,务必要画好鼻子。只是,古往今来,歪鼻作了公卿,隆准去卖小菜,不说比比皆是,亦绝非仅见。何况,说起他自己的老师穆彰阿,其位则贵,其心术如何呢?想来,国藩受此一问,也只好挠头不答。再者,国藩虽是文章大匠,但论史笔,他不得不让闿运出一头地(譬如纪事的《湘军志》、传人的《彭玉麟行状》,皆非国藩所能办)。那么,就用闿运提倡的“从顶上说到脚底”为穆彰阿画像,如何?也不好操作。因为,挟泥沙而俱下,从头说到尾,只求一气贯注的效果,那需要一个条件,就是材料极度丰富——丰富到“不暇问鼻端”的程度才行。否则,材料太少,用起来左支右绌,恨不得以一当十,眉目都不清楚,那敢奢言“不暇问鼻端”?思来想去,二位前贤的办法都不好用,只好我用我法。什么法?东一榔头西一槌子之法也。也就是没有章法,攀个术语,且称“写意”罢。
  
  传统传记几乎都要写到传主的父祖,有功名或奇事的多写几笔,没有的提一提名字。泛泛言,是显扬家世,荣耀先人。往深里想,则世间每一个人,他的生平不管有没有建树,为人是善是恶是凡庸,总受过家庭的熏陶,尤以父、祖两代人(包括母家)在其幼年时的影响最为深远。譬如,“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就是用来分析人格养成的古典话语,很有精神分析学的范儿。这些影响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然不论消极还是积极,略而不提是不当的。以此,请先说说穆彰阿的长辈。
  
  穆彰阿之父,名广泰(?—1825),字心斋。官至右翼总兵(正二品)。嘉庆中,因向皇帝主动申请兼兵部侍郎衔,夺职[4]。总兵是武职,侍郎是文官,大概他想身兼文武,而皇帝认为他欲望过奢,乃施“薄惩”。不过,广泰并非行伍出身,他的出身是翻译生员,历官监察御史、太常寺卿、内阁学士,皆系文职[5]。然在文职比武官贵重的清代,虽转行做了总兵,他仍想保留一个同级别的文官职衔,不过是追求时尚,因此得罪,颇有几分不值。由此,似能看出乾、嘉时期的满族官吏比较质直,勇于直接说出自己的愿望,而不像後世的官吏,“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6]。穆彰阿怀念其父,云:“先人有德芬,篸笏执圭璧,正色立朝右,贻教以清白”[7]。盖谓广泰做御史时的风采,然下语平常,稍嫌泛泛。
  
  据时人言,对穆彰阿影响最大的长辈是他的外公——蒙古诗人博尔济吉特博明(?—1789)。穆彰阿的门生、道光十二年的状元吴锺骏(1799—1853)赞述其师的家学,说他“武绳外祖”[8],就不提广泰,只说博明。按,博明字希哲,又字西斋,乾隆十七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授编修,官至雲南昭通府知府,卒于任。他的爷爷是两江总督邵穆布,“少承家世旧闻,加以博学多识,精思强记,其于经史诗文书画艺术马步射翻译国书源流以及蒙古唐古忒诸字母,无不贯串娴习”[9],人称“一代行秘书”。不仅学问大,诗才尤高,“援笔立就,浑脱流转中,动合绳墨”[10]。在沈阳万柳塘,朋友惋叹他抱才不遇,博明赋诗言志,云:“怀残鼠璞何容惜,难扰龙狂未肯降。莫负清秋好节序,倚栏且覆酒瓢双”。在广西柳州,见舆夫奔走于“石罅水涯”间,感其劳苦,博明写了八章《舆人言》,第五首云:“上坡路,奔向前,下坡路,拽在後。前支足,後曲手,泥在身,汗覆首。一筒米,二钟酒,俟归来,养我母”。即此可见他的诗才与情怀[11]。或是“穷而後工”的谶语有常效,与其祖其孙相比,博明的仕途大不如意,诗文稿也零散佚亡,经女婿广泰收集整理,才得以传世。
  
  博明在雲南逝世,其时,穆彰阿方八岁,在北京。以时地论,博明对穆彰阿的影响似乎不大。然穆彰阿为外祖遗集作序,云:“拾洲边之香草,不坠馀馨;覩曙后之零星,又添数点”;运典雅切,措语哀伤,所谓“西州恸哭[12]之情更溢于楮墨矣”[13]。以此而论,博明对穆彰阿的影响似又不小。再举一事。博明藏有顾嗣立(1669—1722)所刊韩愈诗集补注本,过录了朱彝尊、何焯的批语。道光十八年,穆彰阿将此本与别本对勘,“增入数条”,又从何撰《义门读书记》中钞出批评韩诗的文字,用心编辑,以朱墨二色精印[14],广赠士人[15]。精心校刊并非特别珍贵的先人藏书(不是海内孤本,系从他人辗转钞来),与编印先人遗集稍有区别;後者尚为子孙应尽的义务,前者则寄托了比一般亲情更沉挚的怀念。
  
  童年所受熏陶尽能绵延不忘,然而,青年时代的学谊或更能决定人生的走向。穆彰阿在二十二岁那年加入“城西文社”,考察此段经历,对于知人论世应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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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曾国藩语,他说这是“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专用来欺蒙皇帝。

  [12]《晋书》列传第四十九:羊昙为(谢)安所爱重。安薨後,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按昙为谢氏外甥,後世遂以“西州”代称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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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谭伯牛 
  • 2007-08-09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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