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网俱乐部

“文社”由福申[1]发起，计二十人，同拜鲍桂星[2]为师。桂星，安徽歙县人，是著名的“桐城派”早期元老[3]。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尤其是应制文章（如考试用的八股文及颂圣用的律赋），写得又好又快。时人称赞他的好，说：“鲍生赋仙才，文章富如火”。他的快，则终生不爽。道光五年五月，已是六十二岁的桂星，参加二、三品大臣考试，竟然第一名交卷，同僚无不佩服他的“速藻”[4]。公请的老师既有这般本事，我们就不难给“城西文社”定性了。可以说，“文社”是一个高考强化训练班，或曰魔鬼训练营也行，总之，与以文会友、陶冶性情的文社、诗社不是一回事。那时的高考，主要指乡、会两试；清点一下社员在两试中的成绩单，我们发现，“文社”学员的“升学率”之高令人惊讶。“文社”成立于嘉庆八年，其时学员中只有两位举人，馀人皆秀才。谨将以後历年的学员成绩列表[5]如下：

[表见文後附图]

从上表可以看出，凡有考试之年，皆有“文社”学员上榜，可称弹不虚发。而在二十位学员中，有十七位举人，若不算入社前已中举的两位，则“文社”学员的“升学率”是70%；若将这两位入社後考中进士的成绩计入，则“升学率”达到了85%。为了更形象的说明“文社”的成功，请打一个比方。其时，每届考取的举人、进士人数大概相当于未扩招前一所重点大学录取的新生人数，试问，像“城西文社”这样重点大学升学率达到85%的高考训练班，能否称得上全国第一班？

此外，不仅是升学率，“文社”学员做大官的比率也不低。穆彰阿不用说了。学员杨鍾祥官至总督，毓书官至都统，都是从一品；福申官至内阁学士，从二品；馀人中，官至四、五品者有三人。在清代，五品官以上即算高级干部；那么，“文社”二十人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就有七人，比率为35%。俗云清华大学毕业生从政者多，做大官的多，两方比较，怕还达不到“城西文社”这个比例吧？当然，这个比较纯系狗比猫大之类的瞎较，因为，“文社”的学员在出身上有个特点：清一色的八旗子弟。以取材论，这比有教无类只问学费的现代化大学狭隘多了。

说到八旗子弟，大家的印象都不太好。确实，从整部清史看，旗人走的的道路是一条下坡路。清之亡国，怨不得洋人，怨不得孙文，更怨不得袁世凯，怨只能怨自己。但是，即算走在下坡路上——从嘉庆到宣统这一百多年间——也有令人眼前一亮的人物出现。朝廷的峰级人物，如清宣宗，或不是才能优长的君主，但俭以奉己，勤于治事，严以律下，若不是碰上时势大变的时代，在传统中国政治的评价体系中，对他也没什么可以值得深责的地方。如西太后，如奕，如文祥，则才能大，谋国深，虽是时势造出的英雄，也确实具有操控时势的能力——西太后晚节或有可议之处，但不论情势径将她骂作老妖婆、卖国贼，究嫌武断。如昙花一现的肃顺，就更不得了，不仅有才，还有见识，他知道满、汉区别对待的老办法行不通了，于是大力推行选贤与能的政策，汲引汉人，遂成为“同治中兴”的功臣先驱——当然，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清廷是不承认他这个功臣的。即在鸦片战争中被骂作“汉奸”的琦善，平情而论，也是八旗子弟中的佼佼者。细按他一生的行事，简直称得上察察而明、休休有容（後文当略述其事），绝不是“卖国”二字可以径行抹杀的。昔有蒋廷黻，今有茅海建，两位严谨的学者都要为他“翻案”，勿谓予孤词不信也。这些人，都是八旗子弟，在我看来，印象都不错。作为八旗子弟的穆彰阿，又与这些人不同，他或代表了另一种风格的八旗子弟。他的风格，大概就是“城西文社”的八旗学员的风格。那是什么样的风格呢？可以八字总结，即：埋头读书，拼命做官。

不能说旗人都不读书，但是，旗人在清代文化上的成就与其所享受的经济待遇及所占据的政治地位不成正比，这是事实。即以学而优则仕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旗人，为数远较汉人为少，也是事实。当然，旗人不善读书——不以读书为善，不善于读书，两义皆有——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清人入关取天下，总结教训，认为是旗人的武力（“骑射”）强于文弱的汉人，那么，为了延续对国家的控制，作为统治阶级的旗人，决不能丢了“骑射”、“国语”（即满语）的看家本领——“骑射”是继续执政的武力保证，“国语”是自认优势民族的文化根基，一文一武，彬彬如也。于是，自皇帝以下，都强调旗人要谙练弓马，少去舞文弄墨。清高宗就不止一次斥责性好吟诗作文的满族大臣，骂他们不务正业[6]。然而，清代又采取科举取士的制度，旗人不去读书，光练骑马射箭，个人的前途实深忧虞。考虑到这一点，清政府在财政上优待旗人，保证他们有田有差，不必因个人的财务困难转而从事举子业；同时，科举本就是用以安抚汉人的工具，旗人去与汉人争名额，名不正言不顺。这么一来，意想不到（其实是意料之中）的现象出现了，大部分旗人因生计无忧，生出了惰性，不仅遵了“祖宗家法”懒得读书，更连“骑射”也不怎么上心，甚至连“国语”（即满语）也渐渐生疏——今日报章惋惜满语几乎失传，其实是那会种下的祸根，跟清代亡不亡国没什么关系，亡国的时候能熟练使用满语的人已经不多了。惰性一长，自然就不事生产，尽去追求口腹声色之娱。清代物质生活的时尚，服饰玩好，各界引领风潮的几乎全是旗人。从好的一面说，这是传承乃至创造了文明，从另一面说，则反映了旗人不思进取、渐趋堕落的历史事实。正是在旗人不善读书的背景下，穆彰阿和一批同志组成“城西文社”，埋头读书，绝不同于一般旗人，堪称另类。故曰，他们代表了另一种风格的八旗子弟。

不过，“文社”学员的埋头读书，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专为应付科举考试而读的书，其实都是无用的书——就算本来有用，可读法不对，功利性太强，也达不到学以致用的效果，终归无用。写八股文，所应熟读者，不过四书（教材），此外加上“程文”（教参），馀下的事就是日复一日的“拈题试作”（题海战术）[7]。用今天的话讲，是应试教育，而非素质教育。当然，应试教育的成功者不一定不成材。当讨论废除科举的时候，有人就反驳，说，几百年来，绝大多数人材都出身科举，可证科举能得人材，是善法，不必废？这个驳问很犀利，陡然听到，难以作答。其实，他犯了逻辑错误。不是科举能得人材，而是人材能得科举；这才是正确的表述[8]。但他说人材出身科举，仍是事实，无可否认。“文社”学员，特别是其中的穆彰阿，对他来说，科举成功只是外在的装饰，还是他不过是科举制度的万千获益者之一呢？大略来说，有人从事科举，遂成废物，终身在那几百个字里面打转转，经世济用一窍不通，为人处事也糊涂透顶。有人同样从事科举，搏得功名後，对科举之学弃如败屣（敲门砖本该用过即扔），转而研究大到治国安邦小到草木虫鱼之名的各类学问，或出而任事，或白首穷经，于己于世皆有裨益。还有人则介乎二者之间，对科举没有变态的迷恋，对其他事情也没有深研的兴趣；此生倘能作一任守，娶一个妾，刻一部集，则叹曰，夫复何求矣。穆彰阿能归到其中任何一类么？此事难言。

难言的原因是，人的心性太复杂。如前分类，不过是言语方便而已。论到具体的人，何时他津津于科举的荣光，何时他充满了济世的豪情，何时又萌生深藏功与名的退志，实在不能分明。但是，以拼命做官概括穆彰阿获得科举成功後的意志，似又不诬。语云：诗言志；我们找一首穆彰阿的诗来读，看能否探明他的心性。诗云：

“上林有奇木，垂荫馀十亩。春阳得气深，湛露流芬久。以兹茂实材，得在温室右。嘉名锡万年，柯叶当不朽。岂惟赩葳蕤，根柢亦云厚。樗栎独何为？荆榛蔽陵薮”；





--------------------------------------------------------------------------------

[1] 福申，字佑之，号禹门，嘉庆十六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

[2] 鲍桂星（1764-1826），字觉生，一字双五，号琴舫，安徽歙县人。嘉庆四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

[3]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三：（桂星）师事吴定，受诗古文法，因以溯刘大櫆，宗法甚峻。中年後复师事姚鼐。鼐尝称其诗，谓能合唐宋之体以自成一家。

[4] 鲍桂星《觉生自订年谱》。

[5] 表据《雪桥诗话续集》卷七“城西文社”条整理而成。

[6]

[7]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三场”条：“（考生）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钱氏曰：“《四书》文行之四百馀年，场屋可出之题，士子早已预拟。每一榜出，抄录旧作，幸而得隽者盖不少矣”。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下》：“流俗之人徒见夫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目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目之内既聚此百千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目，非科目之能得功名气节之士也。假使士子探筹，第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善法耶！”

• 相关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