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彰阿写真 三
“上林有奇木，垂荫馀十亩。春阳得气深，湛露流芬久。以兹茂实材，得在温室右。嘉名锡万年，柯叶当不朽。岂惟赩葳蕤，根柢亦云厚。樗栎独何为？荆榛蔽陵薮”；
这是穆彰阿所作十九首《感遇诗》中的一首。国史上以“感遇”为题写诗，最著名的是唐人陈子昂，他写了三十八首，论者谓“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度幾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1]。穆彰阿在千年之後写作同题诗，心目中当然有陈诗在。只是，所遇不同，所感大不同。从穆诗是读不出“感激顿挫”的，能读到的，是踌躇满志，是青雲可期。说俗一点，有富贵气，说损一点，则是纱帽气。他将自己比作皇家花园里高大壮美的“奇木”，比其他植物享受到更多的阳光雨露（此喻皇恩），必然成为栋梁之材。在自赞的同时，他并对庄子所欣赏的“樗栎”[2]表达了深深的不屑：朽材散木们，你们就待在荒郊野外，见鬼去吧。穆彰阿的人生哲学很分明，有用就是有用，无用就是无用，说什么樗栎之属有“无用之大用”，他是不信的。同样，他对世外高人山中隐士那一流也极不感冒，在另一首诗里，明白说道：“平生有本性，邱壑存要眇。焉能谢行役，逍遥以终老？”[3]他的“本性”，就是要不惮“行役”，追求“不朽”。于是，反映本性的行动，自然就是拼命做官了。就诗论诗，这首确实不怎么地。但换个角度想，公家人写诗不就得是公家人的口吻么？若穆彰阿也写什么“悠然见南山”，读者看着笑，他自己不也憋得难受？可怪的是，古往今来很多高官还偏爱搞这种人格分裂，明明是“朱门烂金紫”，大富大贵了，却非说“性本爱丘山”，好似极不情愿接受了这段孽缘。相形之下，穆彰阿我手写我口，比他们实诚多了。
《感遇》诗作于何时，今不可考。综观全诗，从“少小事诗书”（第一首）写到“调鼎登三事”[4]（第十五首），前者谓发蒙读书，後者谓拜相柄国。清代不设宰相，俗称大学士为宰相；大学士分管部务入军机处者，称“真相”；若为军机处领班大臣，则是“首相”，方配得上“调鼎登三事”这句诗。穆彰阿任领班大臣在道光十七年，明年，升文华殿大学士[5]。他被罢职，在道光三十年。那么，《感遇》诗写成时间当在这十二年之间。对个人来说，这十二年是他的黄金岁月。在黄金岁月回忆奋斗的早年，或会出现“选择性记忆”或“修正性记忆”的现象。老革命、大文豪、大富翁等所谓成功人士的回忆录不尽可靠，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穆彰阿若掩盖了一些早年心事，并不奇怪。只是，要判断他是否掩盖了心事，却无确实的证据。因为，迄今能找到的资料，所载都是他贵盛之後的事迹，至于寒夜孤灯的苦，金榜题名的甘，初入仕的忐忑，做翰林的风雅，都无从考据。然而，有两个法子，可以略窥他的早年心事。
首先，是“年代学”的方法。穆彰阿与清宣宗旻宁同庚，生于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五年中举，年十九岁，十年中进士，年二十四岁。清代科举，少年高中者并不罕见。嘉庆以前，二十岁不到或刚冒头便登进士入翰林的人，即有十四位[6]。穆彰阿十九岁中举，不是进士，更非翰林，视此不足为傲。但是，二十四岁中进士，在总计26849名清代进士的样本库中[7]，所占比率绝对不会大，甚至可说是稀见。至今，详尽的清代进士年龄统计尚无人进行专门的整理[8]，故要介绍清楚二十四岁的进士到底是何等规模，我愧未能。但是，且不说范进中举的故事，只说清人载记中屡不一见的高龄童生、寿星举人以及父子乃至祖孙同场竞技的片段[9]，我们就能对二十四岁进士说一声：早。穆彰阿听到这句问候，表情比较复杂，似喜似愧，回了一句：“敢为科名致身早，风檐轻与辨骊黄？”[10]第一句喜，喜的是早登甲科；第二句则是愧，然而，愧的还是一个早字——早做了考官。二十九岁那年，穆彰阿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年未而立，即有了决定他人前途的权力，此时他所思所想为何，也就是他的早年心事如何，亟应寻绎。于是，我们可由“年代学”转向“以诗证史学”的研究。
嘉庆十五年，凡与浙江乡试有关的诗，穆彰阿自订诗集收录了三十三首。实际所写的应远超此数，因为点明了是应酬的诗只有二首（一酬正考官，一酬正考官的幕客），而概以当时风气，钦差考官下省，地方官及当地绅士文人必定对他大献殷勤，他虽自诩廉洁，不受宴请馈赠，但与人以歌诗相酬答，所谓秀才人情纸一张，是绝不会少的。试後回京，他亲口交待：“深愧故人相慰贺，行囊分赠只吟章”[11]；正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么写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要告诉人家，兄弟这次去江南，尽管是传说中的“肥差”，但油水可一点没捞，兄弟我还是很讲原则的。如何能这样“诛心”呢？因为他在给正考官刘镮之（“罗锅”刘墉之侄）拍马屁的诗里这样写了：“廉声料比邮传速，先我归鞭向北驰”[12]。试後，镮之被任命为江苏学政，不必回京复命，穆彰阿只身回京报告出差情况。表面上说正考官清廉，一介不取，这般好人好事自然不胫而走，立即传到皇帝耳朵里。其实，真有这好事，不还得经穆彰阿正式汇报才算上达天听？地方上的“邮传”，那及穆彰阿的“归鞭”听来清脆悦耳？简简单单两句诗，既赞扬了对方，又表了己功。常说文学当不了饭吃，若是常能作出这等妥贴的“文学”，只怕肉都吃不完咧。回头再说他回京後的“行囊分赠只吟章”。正因为他对上对外都赞扬并证实了正考官的“廉声”，捎带的，或许更要紧的，则是赞扬并证实了自己的“廉声”。在官场上，这大概不算多么高明的技巧，但是，将这分技巧使出来，使得如此自然，如此雅致，似又不是一件易事。然而，尽管以上分析是“诛心”，并不意味着影射穆彰阿实际不清廉。检讨他一生行事，似乎没有不清廉的负面报道，容後再叙。做得好，不说，那是很高尚。做得好，要说，能巧妙地说，不能算是低俗。只有做得不好，还要说，还要颠倒黑白的胡说，才应受谴责。不过，这个小技巧不足反映他在彼时的心事，还得再读几句诗，才能完成“以诗证史学”的研究。
当然，“年代学”、“以诗证史学”云云，这是拿前贤的术语打趣，读者不必执著。
--------------------------------------------------------------------------------
[1]
[2]
[3]
[4] “调鼎”，语见王逸《楚辞集注》“彭铿斟雉帝何飨”引《神仙传》，後代指作宰相。“三事”，谓“正德、利用、厚生”，见《尚书·虞书·大禹谟》。
[5] 清代大学士阶位排序为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最次为协办大学士。
[6]
[7]
[8] 这个题目似非因资料不全而不能做，坊间既有清代官员履历全编之书，而进士几乎没有不曾任过一官半职的，则据其书进行统计，也可填补一项学术“空白”。再者，前贤有做科举地域分布的，有做出身阶级统计的，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今人做一个年龄分析，功绩也不会小。
[9]
[10]
[11]
[12]
这是穆彰阿所作十九首《感遇诗》中的一首。国史上以“感遇”为题写诗，最著名的是唐人陈子昂，他写了三十八首，论者谓“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度幾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1]。穆彰阿在千年之後写作同题诗，心目中当然有陈诗在。只是，所遇不同，所感大不同。从穆诗是读不出“感激顿挫”的，能读到的，是踌躇满志，是青雲可期。说俗一点，有富贵气，说损一点，则是纱帽气。他将自己比作皇家花园里高大壮美的“奇木”，比其他植物享受到更多的阳光雨露（此喻皇恩），必然成为栋梁之材。在自赞的同时，他并对庄子所欣赏的“樗栎”[2]表达了深深的不屑：朽材散木们，你们就待在荒郊野外，见鬼去吧。穆彰阿的人生哲学很分明，有用就是有用，无用就是无用，说什么樗栎之属有“无用之大用”，他是不信的。同样，他对世外高人山中隐士那一流也极不感冒，在另一首诗里，明白说道：“平生有本性，邱壑存要眇。焉能谢行役，逍遥以终老？”[3]他的“本性”，就是要不惮“行役”，追求“不朽”。于是，反映本性的行动，自然就是拼命做官了。就诗论诗，这首确实不怎么地。但换个角度想，公家人写诗不就得是公家人的口吻么？若穆彰阿也写什么“悠然见南山”，读者看着笑，他自己不也憋得难受？可怪的是，古往今来很多高官还偏爱搞这种人格分裂，明明是“朱门烂金紫”，大富大贵了，却非说“性本爱丘山”，好似极不情愿接受了这段孽缘。相形之下，穆彰阿我手写我口，比他们实诚多了。
《感遇》诗作于何时，今不可考。综观全诗，从“少小事诗书”（第一首）写到“调鼎登三事”[4]（第十五首），前者谓发蒙读书，後者谓拜相柄国。清代不设宰相，俗称大学士为宰相；大学士分管部务入军机处者，称“真相”；若为军机处领班大臣，则是“首相”，方配得上“调鼎登三事”这句诗。穆彰阿任领班大臣在道光十七年，明年，升文华殿大学士[5]。他被罢职，在道光三十年。那么，《感遇》诗写成时间当在这十二年之间。对个人来说，这十二年是他的黄金岁月。在黄金岁月回忆奋斗的早年，或会出现“选择性记忆”或“修正性记忆”的现象。老革命、大文豪、大富翁等所谓成功人士的回忆录不尽可靠，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穆彰阿若掩盖了一些早年心事，并不奇怪。只是，要判断他是否掩盖了心事，却无确实的证据。因为，迄今能找到的资料，所载都是他贵盛之後的事迹，至于寒夜孤灯的苦，金榜题名的甘，初入仕的忐忑，做翰林的风雅，都无从考据。然而，有两个法子，可以略窥他的早年心事。
首先，是“年代学”的方法。穆彰阿与清宣宗旻宁同庚，生于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五年中举，年十九岁，十年中进士，年二十四岁。清代科举，少年高中者并不罕见。嘉庆以前，二十岁不到或刚冒头便登进士入翰林的人，即有十四位[6]。穆彰阿十九岁中举，不是进士，更非翰林，视此不足为傲。但是，二十四岁中进士，在总计26849名清代进士的样本库中[7]，所占比率绝对不会大，甚至可说是稀见。至今，详尽的清代进士年龄统计尚无人进行专门的整理[8]，故要介绍清楚二十四岁的进士到底是何等规模，我愧未能。但是，且不说范进中举的故事，只说清人载记中屡不一见的高龄童生、寿星举人以及父子乃至祖孙同场竞技的片段[9]，我们就能对二十四岁进士说一声：早。穆彰阿听到这句问候，表情比较复杂，似喜似愧，回了一句：“敢为科名致身早，风檐轻与辨骊黄？”[10]第一句喜，喜的是早登甲科；第二句则是愧，然而，愧的还是一个早字——早做了考官。二十九岁那年，穆彰阿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年未而立，即有了决定他人前途的权力，此时他所思所想为何，也就是他的早年心事如何，亟应寻绎。于是，我们可由“年代学”转向“以诗证史学”的研究。
嘉庆十五年，凡与浙江乡试有关的诗，穆彰阿自订诗集收录了三十三首。实际所写的应远超此数，因为点明了是应酬的诗只有二首（一酬正考官，一酬正考官的幕客），而概以当时风气，钦差考官下省，地方官及当地绅士文人必定对他大献殷勤，他虽自诩廉洁，不受宴请馈赠，但与人以歌诗相酬答，所谓秀才人情纸一张，是绝不会少的。试後回京，他亲口交待：“深愧故人相慰贺，行囊分赠只吟章”[11]；正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么写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要告诉人家，兄弟这次去江南，尽管是传说中的“肥差”，但油水可一点没捞，兄弟我还是很讲原则的。如何能这样“诛心”呢？因为他在给正考官刘镮之（“罗锅”刘墉之侄）拍马屁的诗里这样写了：“廉声料比邮传速，先我归鞭向北驰”[12]。试後，镮之被任命为江苏学政，不必回京复命，穆彰阿只身回京报告出差情况。表面上说正考官清廉，一介不取，这般好人好事自然不胫而走，立即传到皇帝耳朵里。其实，真有这好事，不还得经穆彰阿正式汇报才算上达天听？地方上的“邮传”，那及穆彰阿的“归鞭”听来清脆悦耳？简简单单两句诗，既赞扬了对方，又表了己功。常说文学当不了饭吃，若是常能作出这等妥贴的“文学”，只怕肉都吃不完咧。回头再说他回京後的“行囊分赠只吟章”。正因为他对上对外都赞扬并证实了正考官的“廉声”，捎带的，或许更要紧的，则是赞扬并证实了自己的“廉声”。在官场上，这大概不算多么高明的技巧，但是，将这分技巧使出来，使得如此自然，如此雅致，似又不是一件易事。然而，尽管以上分析是“诛心”，并不意味着影射穆彰阿实际不清廉。检讨他一生行事，似乎没有不清廉的负面报道，容後再叙。做得好，不说，那是很高尚。做得好，要说，能巧妙地说，不能算是低俗。只有做得不好，还要说，还要颠倒黑白的胡说，才应受谴责。不过，这个小技巧不足反映他在彼时的心事，还得再读几句诗，才能完成“以诗证史学”的研究。
当然，“年代学”、“以诗证史学”云云，这是拿前贤的术语打趣，读者不必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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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鼎”，语见王逸《楚辞集注》“彭铿斟雉帝何飨”引《神仙传》，後代指作宰相。“三事”，谓“正德、利用、厚生”，见《尚书·虞书·大禹谟》。
[5] 清代大学士阶位排序为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最次为协办大学士。
[6]
[7]
[8] 这个题目似非因资料不全而不能做，坊间既有清代官员履历全编之书，而进士几乎没有不曾任过一官半职的，则据其书进行统计，也可填补一项学术“空白”。再者，前贤有做科举地域分布的，有做出身阶级统计的，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今人做一个年龄分析，功绩也不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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