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妓的第二节
第二节 双风南飞又北飞
梁简文帝曾作诗云：“……妙年周小史，姝貌比朝霞。”“揽裤轻红出，回头双鬓斜。……”这里说的周小史，乃是晋代一名绝色美童，请注意，在这里使用的形容词是“美”，而非男性专属之“帅”，因为从梁简文帝的诗中，我们丝毫看不到男性该有的英武之气，而是一个娉娉婷婷的女儿家形象。
同是为周小史大唱赞歌的，还有晋张翰的《周小史诗》：“翩翩周生，婉娈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东……尔形既淑，尔服亦鲜，请车随风，飞雾流烟……和颜善笑，美口善言。”以及刘遵的《繁华应令》：“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鲜肤胜粉白，腭脸若桃红。……腕动飘香拂，衣轻任好风。……剪袖恩虽重，残桃看未终。……”
怎么样？这样带有严重色情意味的描写，在魏晋六朝的诗歌中比比皆是。相比《诗经》的“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魏晋文人歌颂起同性恋来，是不是明显露骨地多？
竟然如此得意洋洋地写出来，并在圈子中互相传诵。那么实际操作之时尺度的大胆，就可想而知了。
且来看一桩风流案。
《北史•魏彭城王韶传》说“勰孙韶至北齐袭封，后降为县公，文宣帝高洋尝剃韶须鬓加一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曰：以彭城为嫔御。”
把前朝东魏的宗室变成自己的娈童，固然有讥元氏微弱，比之妇女的政治意味。但竟然带着到处游走，不能不说在心态上已经完全放开。而皇室的号召力，岂是一般媒体可比的？于是天下便不以娈童之宠为讳，颇有些“举国皆服紫”的意味了。
如果以高洋怪诞放纵之行尚不足反衬一时风气，那么《晋书•石季龙载记》中所录的行状，便很能说明问题：“聘将军郭荣妹为妻，季龙宠优童郑樱桃而杀郭氏。及娶清河崔氏女，樱桃又谮而杀之。”
我们常在各种文学作品中接触一些宠妾灭妻的例子，我上国社会亦历代相沿此习，不足为怪。但因宠男妓而杀妻，却着实要算一桩咄咄怪事了。然此种恶行在晋代竟然普遍化，民众化，以至于官方修史时也不得不直书；《宋书•五行志》上记载：“自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或有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
娈童因妒生恨，便挑唆主人杀害女主人，若都归罪于恶童庸主之因，难免有失公允，因为家庭和谐，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女主人的态度。已婚或有女友的男子大部分都有这样的心理——巴不得自己的老婆与己同好，一起看球听戏，当老婆嗤之以鼻或不屑一顾时，马上就勃然大怒，只有同娱共戏，才有家庭生活的其乐融融，这大概是人类通性。
在这一点上，有不少女主人就相对聪明一些，比如《晋书•海西公纪》记载：“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而二美田氏、孟氏生三男，长欲封树，时人惑之。”
《晋书•五行志》云：“海西公不男，使右有相龙与内侍接，生子以为己子。”这情况似乎和春秋时的卫灵公和宋公子朝相似，海西公自己有阳痿症而不能生育，他便以娈童参侍内寝，可是妻妾竟生三男，海西公还视为己出，这样的家庭关系虽然看上去一团和气，但是这些儿子们，到底该管谁叫爸爸呢？实在是太乌七八糟了。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由于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经济活动变得更加频繁，普通民众的经济能力便得到了提高，在吃够了珍馐美味之后，攀仿上流社会的习俗，就成了城市富裕居民的唯一追求，帝王的生活方式，正符合富裕民众追求阶级跃升的的心态。而宫室、服饰、车马等物，由于森严的等级制度，岂容擅用。于是，唯一可以尊帝王为师的项目，就剩下床帏之事了。
在这场向皇家学习的性生活普及行动中，士族做为连接普通民众和最高统治者的中间阶层，起到了一个传道士的作用，特殊的社会地位，让他们上可知帝王之密，下可勾连市井之徒，可以说；男风之盛，起于帝王贵胄，传于士大夫，以至百姓习之。最终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同性恋运动。
当民众视狎昵娈童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时，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就被重新界定了，从前的不齿行为，开始堂而皇之地见诸于流行歌曲时，一个不搞娈童男妓的人，就很容易被扶上道德高位，如鸡群之鹤了。
《北史•北齐•废帝殷本纪》记载：“天保九年，太子监国，集诸儒讲《孝经》。令杨诸传旨，谓国子助教许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资？’对曰：‘散愁自少以来，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简册，不知老之将至’”。
许散愁这一番话，颇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之意，再想想他说这话时得意洋洋的样子，就会明白为什么每个时代总会有一大群自诩清高的家伙了。
梁简文帝曾作诗云：“……妙年周小史，姝貌比朝霞。”“揽裤轻红出，回头双鬓斜。……”这里说的周小史，乃是晋代一名绝色美童，请注意，在这里使用的形容词是“美”，而非男性专属之“帅”，因为从梁简文帝的诗中，我们丝毫看不到男性该有的英武之气，而是一个娉娉婷婷的女儿家形象。
同是为周小史大唱赞歌的，还有晋张翰的《周小史诗》：“翩翩周生，婉娈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东……尔形既淑，尔服亦鲜，请车随风，飞雾流烟……和颜善笑，美口善言。”以及刘遵的《繁华应令》：“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鲜肤胜粉白，腭脸若桃红。……腕动飘香拂，衣轻任好风。……剪袖恩虽重，残桃看未终。……”
怎么样？这样带有严重色情意味的描写，在魏晋六朝的诗歌中比比皆是。相比《诗经》的“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魏晋文人歌颂起同性恋来，是不是明显露骨地多？
竟然如此得意洋洋地写出来，并在圈子中互相传诵。那么实际操作之时尺度的大胆，就可想而知了。
且来看一桩风流案。
《北史•魏彭城王韶传》说“勰孙韶至北齐袭封，后降为县公，文宣帝高洋尝剃韶须鬓加一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曰：以彭城为嫔御。”
把前朝东魏的宗室变成自己的娈童，固然有讥元氏微弱，比之妇女的政治意味。但竟然带着到处游走，不能不说在心态上已经完全放开。而皇室的号召力，岂是一般媒体可比的？于是天下便不以娈童之宠为讳，颇有些“举国皆服紫”的意味了。
如果以高洋怪诞放纵之行尚不足反衬一时风气，那么《晋书•石季龙载记》中所录的行状，便很能说明问题：“聘将军郭荣妹为妻，季龙宠优童郑樱桃而杀郭氏。及娶清河崔氏女，樱桃又谮而杀之。”
我们常在各种文学作品中接触一些宠妾灭妻的例子，我上国社会亦历代相沿此习，不足为怪。但因宠男妓而杀妻，却着实要算一桩咄咄怪事了。然此种恶行在晋代竟然普遍化，民众化，以至于官方修史时也不得不直书；《宋书•五行志》上记载：“自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或有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
娈童因妒生恨，便挑唆主人杀害女主人，若都归罪于恶童庸主之因，难免有失公允，因为家庭和谐，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女主人的态度。已婚或有女友的男子大部分都有这样的心理——巴不得自己的老婆与己同好，一起看球听戏，当老婆嗤之以鼻或不屑一顾时，马上就勃然大怒，只有同娱共戏，才有家庭生活的其乐融融，这大概是人类通性。
在这一点上，有不少女主人就相对聪明一些，比如《晋书•海西公纪》记载：“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而二美田氏、孟氏生三男，长欲封树，时人惑之。”
《晋书•五行志》云：“海西公不男，使右有相龙与内侍接，生子以为己子。”这情况似乎和春秋时的卫灵公和宋公子朝相似，海西公自己有阳痿症而不能生育，他便以娈童参侍内寝，可是妻妾竟生三男，海西公还视为己出，这样的家庭关系虽然看上去一团和气，但是这些儿子们，到底该管谁叫爸爸呢？实在是太乌七八糟了。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由于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经济活动变得更加频繁，普通民众的经济能力便得到了提高，在吃够了珍馐美味之后，攀仿上流社会的习俗，就成了城市富裕居民的唯一追求，帝王的生活方式，正符合富裕民众追求阶级跃升的的心态。而宫室、服饰、车马等物，由于森严的等级制度，岂容擅用。于是，唯一可以尊帝王为师的项目，就剩下床帏之事了。
在这场向皇家学习的性生活普及行动中，士族做为连接普通民众和最高统治者的中间阶层，起到了一个传道士的作用，特殊的社会地位，让他们上可知帝王之密，下可勾连市井之徒，可以说；男风之盛，起于帝王贵胄，传于士大夫，以至百姓习之。最终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同性恋运动。
当民众视狎昵娈童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时，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就被重新界定了，从前的不齿行为，开始堂而皇之地见诸于流行歌曲时，一个不搞娈童男妓的人，就很容易被扶上道德高位，如鸡群之鹤了。
《北史•北齐•废帝殷本纪》记载：“天保九年，太子监国，集诸儒讲《孝经》。令杨诸传旨，谓国子助教许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资？’对曰：‘散愁自少以来，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简册，不知老之将至’”。
许散愁这一番话，颇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之意，再想想他说这话时得意洋洋的样子，就会明白为什么每个时代总会有一大群自诩清高的家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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