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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股的岁月（二）

● 小地主婆

我并不都是一直喜欢做股票的。在我年轻的脑袋里，股市最早留下的印象是它繁荣之至后的崩溃，比如华尔街的股票投资人的跳楼，比如旧上海的茶馆里的股票买卖人的血本无归后的嚎啕大哭，比如那看着借高利贷买入的股票变成了一麻袋废纸的绝望的眼神。我对股市心存畏惧。

1992年春季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引起了股票大涨，我的身边流传起不少暴富的故事：有一年轻姑娘在股市赚了好多钱买了一辆标致小汽车没事就开着兜风好神气呀；有一革命老太太支持政府工作买了几千股一块钱一股没人要的深发展原始股现在变成了好多钱啊；还有早先被组织分配到边远贫穷的深圳小镇当拓荒牛的中年男子从股市里掏出好多钱在平湖买了块地皮……等等等等，这些美好的股市暴发户的故事压根儿打动不了我不入股市的心。究竟是什么样的事件感动了我使我痛下决心买入我的第一只股票呢？你一辈子也猜不着，无论你是多么聪明。让我来告诉你吧：是我的第二辆自行车被偷了。

1990年的金秋十月，我怀揣着梦想踏上了年轻人向往的地方——深圳，1992年8月初我购买了我的第一辆自行车，1992年8月底我购买了我的第二辆自行车，因为第一辆自行车被偷了，是在菜市场门口被偷的，我就进去买了个菜，出来锁得好好的车没了，我心不甘，在菜市场门前的人行道上来来回回地走来来回回地找，就是找不到，我伤心地拎着菜回到家。我结婚不久，刚有自己的家，老公的单位分配给我们一套公寓房，位于华发北路，下楼走出去100米就是后来深圳著名的金融街，我辞掉了科技园那家公司的工作，在离家近的地方重新找了家公司上班，我购买了我来深圳后的第一辆自行车。

我这婚结得真不容易，且结了二次才结成功。那时我们结婚是要领导批准的，可是我没领导，我的党案托管在桂林市人才交流中心，我工作的单位领导没权批准我的婚，有权批准我的婚的单位没有我的领导。不知道我桂林的朋友跑了多少趟桂林市人才交流中心，不知道我的朋友对桂林市人才交流中心的领导们说了多少好听的话，终于有大中小三个领导动了恻隐之心，肯当我的领导，在我的结婚申请书上签名同意我结婚，我和老公的结婚申请书在深桂两地来来回回传递了三个多月后，上面需要盖红印的地方终于盖满了。我们欢天喜地带着结婚文件，还有喜糖、喜瓜子、喜花生去深圳市园岭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但街道办的大妈不给我们登记，因为我的文件里少了一张标准格式的未婚证明书，尽管我的领导们的签名证明了我是个未婚女青年，尽管三个部门的大红印也证明了我是个未婚女青年，尽管桂林市人才交流中心的非标准格式文件又进一步证明了我是个未婚女青年，尽管我们跟那大妈说尽甜言蜜语，那大妈始终坚持立场，不犯错误，没有给我们登记结婚。不是我不知道结婚还需要那么一张标准格式的未婚证明书，是因为桂林市人才交流中心没有，开不出来，我以为那不重要，不会妨碍我们的结婚登记，但是我错了，没有那证书真结不了婚。第二天，我打起精神给我桂林的朋友打电话，让他在他单位偷一张也好，和他领导死磨要一张也好，花钱买一本也好，总之想办法帮我弄一张空白的填好了让桂林市人才交流中心盖上章寄给我。一个月后当我收到我的标准格式的未婚证明书时，激动得都要哭了。我的艰难的历时五个多月之久的申请结婚之旅结束了，1991年12月28日我拿到了我们的结婚登记证。回到科技园的宿舍，我把结婚证放在枕头底下，一会儿摸出来看一下，一会儿再摸出来看一下，一会儿又再摸出来看一下，满腔幸福，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打死我也不离婚。仔细想想，觉得不对，万一，万万一哪天我看老公不顺眼了咋办呢？于是，在心里，重新起个誓：这辈子打死我也不再结婚。

我拥有我的第一辆自行车不到一个月，就失去了。我花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抚平我内心的哀伤，很快，我新买了又一辆自行车以弥补我内心的失落。好景不长，我拥有这辆车的时间更短，只十几天，它就在我家楼下的楼梯口旁被偷走了，我离开它仅有短短的十分钟，它的前轮还上有一把防盗锁，我是那么小心地保护着它，还是失去了。我没有立即去买第三辆车，同事们炒股赚钱的喜悦声淡漠了我对股市的恐惧，我把目光投向了股票，希望股市能抚平我心中的又一次哀伤和失落，让我赚到我的第三辆车钱。1992年10月的一天，我在证券公司排了好一会儿的队，递给了柜台服务人员我的第一张股票买入单，我是跟着排我前面的陌生人买入的股票，他买的是深宝安，我跟着他买，也是深宝安，200股，每股22元，我只攒有五千块钱，能买的就是那么多。 第二天，我抽空去查询张贴出来的成功交易名单，我的单成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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