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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春，作为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郑洞国的幕僚，黄仁宇来到东北。其时，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停战协定，并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就未来的政府组织、建国纲领、军队整编、国民大会及宪法草案达成共识，一个和平、民主与发展的中国似乎即将呈现于世人面前。但是，当苏联军队撤离东北，国、共双方对应由谁来接管此一地区，各执己见，不能妥商，于是，共产党军队在苏军协助下捷足先登，占据了四平以北大半个东北地区，国民党则尽遣精锐进入东北，欲以武力驱逐之。至此，内战序曲已经奏响，实现和平须再等四年。进入东北的国军俱由东北保安司令部指挥，因司令长官杜聿明卧病，暂由郑洞国负责实际指挥。在东北的中共武装时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员为林彪。四平是南、北满交通的咽喉要隘，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以此，四平之战的胜负即昭示两军在东北势力的消长。由于装备远不如国军，部队扩充太快，人员缺乏训练，在苦守一月、伤亡二万余人之后，林彪不得不下令退出四平。旋即，国军进一步占领长春——毛泽东曾设想“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毛泽东致彭真并东北局电》，1946年4月25日）——宣告争夺东北的阶段性胜利。黄仁宇随军入长春，“发现全城完好无缺”，“在大和旅馆（按今名春谊宾馆）好好洗了个澡，弥补数周以来的风尘仆仆”。尔后，尤令他感到“兴奋”的，则是5月28日在长春大房身机场亲睹蒋中正的风采。

黄仁宇回忆，蒋中正下了飞机，“机械性的连说‘好，好，好’”，“镇定自制一如平日”，随后在机库内对杜聿明等将领发表“简短的精神训话”，“他没有颁发奖章，而以逐个与将领合影的方式作为奖励”，摄影完毕，他即乘机离去，并未进入长春。通过数十分钟的近距离观察，黄仁宇发现蒋中正表面上显得平静，但“仍有些脆弱，令人不敢置信”（《黄河青山》第170页）——按此所谓“脆弱”，本是黄仁宇用以描述蒋氏的身裁，谓他个头虽高，不免单薄；译者译为“脆弱”，遂凭添了一丝感情色彩。其实，此时的蒋中正一点儿都不“脆弱”，他并不魇足于四平之战的胜利，而认为“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上）。然而，这分豪情未能持久。当他试图进占全部东北时，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时任美国驻华特使，负责调停内战）立即向他施压，明确表示反对国军“向前推进”；而白崇禧、何应钦等高级将领则表示在军事上如果不能增兵的话国军亦将无法控制东北；及至毛泽东命令军队在华北展开“坚决有力之报复行为”（《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6月12日），则不仅向关外增兵已成虚愿，即在关内应对“四处开花”的共军，亦令蒋中正有捉襟见肘之感。即此而论，黄仁宇窥见蒋氏在胜利后表现出来的“脆弱”，倒是十分传神。

不过，三十余年后，黄仁宇撰《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已对这个细节失去了兴致，他更关心的是，蒋中正与国民党“藉着北伐与抗战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能独立自主”；毛泽东与共产党“则利用土地革命剔除了乡绅地主保甲在农村的垄断，使社会上下层因素同有平均发轫之机会”；而自1978年以降，共产党在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希望在公平而自由交换之中厘定各人权利与义务”，“使整个组织能依数目字管理”，“以构成永久体制”；在此三阶段，执行者有异，执行力有差，意识形态话语有别，然自“大历史”角度而言，是否可以视作双方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遵循“中国长期革命”规律，合作了一场一脉相承前仆后继的历史“接力跑”。正以抱持这种“信念”，黄仁宇才要研读蒋中正日记，看能否从中提取史料，“促成修订中国现代史”。作为历史人物，蒋中正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如同袁世凯、孙文、毛泽东、邓小平一样，其言行皆足以影响甚至改变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其人若有日记，则以之与重要史事的各类记载互勘，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可藉此了解其人的精神气质，从而达致对历史具有“真了解”的境界——“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然而，黄仁宇所能读到的蒋氏日记，既非全帙，又经删改，欲以此“了解”历史，对蒋中正取得“同情”，为“大历史观”下注脚，究有遗憾。按，据杨天石《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蒋氏日记始于1915年，止于1972年，其中，1915至1917年日记已佚，今日所见1915年日记仅余13天的内容；1924年日记亦不存。蒋氏日记现存53年，共63册。2004年，蒋氏后人将全部日记寄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嗣后，由蒋家委托专人审读日记，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少量内容进行技术处理，制成复本。2006年3月，首度向公众开放1918年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开放至1945年，其余部分将陆续开放。技术处理部分则将在30年后全部恢复。近日，已有学者赴美研读日记原稿，并陆续刊布研究文章，假以时日，对蒋氏日记的研究必能蔚为大观，黄仁宇藉此“促成修订中国现代史”的设想决不会成为空谈。

只是，黄书初版于1994年，其人则于2000年逝世，他是无缘得见这份日记的，那么，他从哪里读到蒋氏日记呢？据其自叙，他所见蒋氏日记来自两部书，一为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37年），纪事止于1926年；一为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78年），纪事止于1949年。二书皆以蒋氏日记为主干进行编排，所谓“采编年与纪事本末体例而互用之”，但是，所选内容既经蒋中正及其幕僚裁选，势必有为尊者讳的地方，甚至出于修饰形象的考虑而免不了淆乱视听的更动。因此，黄仁宇说：“这当然不是作史者能自信可以全部掌握左右逢源的资料”。然在十余年前，当蒋氏日记深藏不露之时（秦孝仪《长编初稿》“只在内部流通”，黄仁宇向秦氏借得一部，方能完成著述），有人披沙拣金，比次发明，撰成“以‘日记’本身作研究考察之对象的文字”，其开山辟路的功劳是不可掩的。十余年来，海内外学者著述所引用的蒋氏日记，大皆自黄书转抄，即是黄仁宇有功史林的明证。当然，除了所据主要史料本身有缺陷，黄仁宇未能广泛参考共产党一方的史料（限于“美国学者”身份，难以接触党史资料），亦无力深挖藏诸档案、日记、报刊、回忆录中的史料（大半生专治古代史，对现代史研究所下工夫不深），导致黄书在叙事上不够周全缜密，从而降低了他苦口婆心随时随地都在宣讲的“大历史观”的可信度。

譬如，自“中山舰事件”至发动“清党”，蒋中正在此一年间，为何由同情襄助共产主义事业一变而为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实系现代史上一桩极重要的“公案”。黄仁宇既从日记入手发愿为蒋氏写一部《初传》或曰《粗传》，固应尽力将此事叙述清楚，尤应尽可能将蒋氏的“心路历程”揭示明白。然而，正以前述史料的缺憾，限制了他的书写。毛思诚书纪事止于1926年12月31日，秦孝仪书自1927年10月以后方引用蒋氏日记，“清党”则发生在1927年4月。二书在内容上不能连续，遂致作者发出无米下锅之叹，而未能广征其他史料，旁敲侧击，则致产生“意必固我”之失。黄仁宇如此猜测蒋中正从和平“限共”走向武力“清党”的心理状态，云：“古今中外之言革命者，自武则天至列宁，有一段共通的理解：他们的生命可放弃，名誉可受毁折，个人道德可有亏损，但是功业必须完成。自一九二六年初，蒋介石已进入这样一个公众道德与私人道德互相冲突的境界”。说老实话，这不过机械套用马基雅维利主义，卑之无甚高论，决不足以解释蒋中正的矛盾言行与委曲思致。况且，一边如此定论，一边又说，“我们无法断定何时他对清党一事下有决心”，也“缺乏蒋亲身切眼的经验”，只好“从大历史的角度”泛泛而谈，谓“大历史不能因藉于小眼光。中国之长期革命其范围与深度早已超过法国大革命及英国之内战。而一九二七年之清党只是当中一个段落”；更是要从本质上取消此一事件的重要性。若据此立论，则自清末直至改革开放百余年间，除了北伐、抗战、土改、文革等屈指可数的几件事，其他种种莫不只是“一个段落”，其得失成败，必然与偶然，既不足以影响大局，则皆不必耗费“小眼光”予以审视。从历史进程来说，陈迹已然，不容假说，固应如是；但是，黄书此段原要透过蒋氏日记来分析他的心理，自应简择史料，条分缕析，层层推进，娓娓道来，以求揭示蒋氏心理的变化过程，今仅搬用马基雅维利主义及“大历史的角度”，聊以塞责，何以服人？

以故，杨奎松撰《蒋介石从“三二〇”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原刊《史学月刊》，后收入《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便要批评这种写法，云：“多数研究者（按以黄仁宇、李云汉、汪荣祖与李敖为代表）在谈到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时，似乎太过强调了其个人的权利欲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而未能深入讨论限于政治漩涡中心的蒋介石在湍流激荡下思想、心理乃至情感变化的过程。因此，这些研究其实并未能善用史料”。限于篇幅，不能详细介绍杨文操作同一题目的优胜之处，仅拈数例为证。

“中山舰事件”后，黄书罗列蒋氏日记中抒写心情的材料，断定“至此他已看穿，完成中国之革命并非立即制造出来一种理想上完美、合理、合法之体制，首先应在树立威权”。按，此仍系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作臆测。杨文则敏锐发见此一事件“是基于个人猜忌而发动”，“未必有多少深谋远虑”。因为，在事变当天他就取消戒严，释放被押的共产党人；当何香凝当面质问他下令戒严究怀何心，是不是想“投降帝国主义”，他“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甚至在向黄埔军校同学训话，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时，他也大失风度，当众哭泣。言行既如此，何能看出蒋中正是在“树立威权”？至于蒋中正为何发动“清党”，以及何时暴露“清党”的企图，黄书语焉不详，叙述凌乱，杨文则广征博引，穷原竟委。黄书猜测蒋中正自开始北伐离开广州即对共产党人生了反感，杨文则观察到，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整理党务案”后，蒋氏仍只要“确保自己和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与前途，而不是想要和共产党分手”。当他考虑是否应让共产党员党代表退出军队，踟蹰不决，谓，这些共产党员在军校时莫非“最亲爱最可宝贵”的学生，入伍后则是“很努力，对于革命工作很能效力”的干部，真令诸人退出，“不惟革命前途上受一莫大之损失，即我诸同学凡为革命分子者之个人，无形中亦皆受极大之损失，而我团体之损失固不待言矣”。及至不得不宣布此一决定，他态度坚决，措辞却极委婉，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纠纷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以谋求革命势力的集中”；“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等到革命成功，再加入CP（中国共产党英文缩写），并不会迟”。至于最终酿成“清党”的白色恐怖，其因有几端，黄书或未言及，或言及而不中肯。如“扶助农工背后的利益之争”，黄未言及；如“迎汪（兆铭）拒汪之较量”，黄虽言及而叙次紊乱。至于蒋中正何时决定与共产党翻脸，黄书直承不知，杨文则据《邵元冲日记》、《困勉记》、《蒋介石言论集》、中共档案等史料勾出明晰的线索，不仅逐步揭示蒋氏个人心理的变化，也扼要介绍了国、共、苏各方的动态，既设置了“大历史”的背景，也提供了观察历史人物心态的“小眼光”视角。于是，读者展卷，但见历史场景错落有致，历史人物栩栩如生，洵为阅读中国现代史著述不可多得的乐趣。

其实，同是黄仁宇，叙述这段历史，只须少谈几句“大历史”理论，多讲一些亲身闻见的故事，会要精彩得多。他的自传《黄河青山》就是显证。他虽未用国民党的“联共”与“分共”这样的题目，但他追叙与张发奎、郑洞国、朱世明、田汉、范长江等国共两党人士的交谊，偶发几句议论，无不精当，令人赞叹。如，“国民党高阶人物将公职和私谊分开的做法，并未受到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充分注意”；“田汉更增加了共产党的吸引力，他的例子证明，不必是道德家或苛以律己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这是对两党精英各具魅力的点评。如，“在异族侵略时枪杀自己同胞的禁忌一旦解除，其残暴简直无法无天。双方人马显然都相信，对方比日本人更不可原谅，居然如此冷血的发动叛变”；则是对中国内战的残酷性所做的微观而深刻的分析。书中如此妙语警句甚多，窃谓毫不逊色于他的“大历史观”，甚而过之。

反观《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以材料的缺陷，导致叙事不能周至，因不曾专治此一时段的历史导致取材支绌，故难称“信史”；同时，过于强调历史分析的理论框架，念念有词“大历史”（几有“灌水”之嫌），忽视对细节的琢磨，则降低了文学性。故曰，其书有开创之功，少紬绎之趣。吾人欲觅更真切生动的蒋中正传记，不得不再等上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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