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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十六

双胞胎的故事

台风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南方好像注定要经常性的在夏季遭受这样的事情。所幸，台风依旧是绕着厦门，只是带来了降水和清凉。尽管湿气很重，但是，感觉起来还是很惬意的。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有强烈的自闭倾向，在大多数时间里，我如果不是没完没了地看稿子，就是坐在有着凉丝丝的空调的办公室里，守着计算机。今早晨例行的要冲泡茶的时候，才发觉不觉间，又一斤西湖龙井见了底。多少个枯燥而一成不变的人生，构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呢？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我们都是来者，而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必然是往者。殊途同归，早晚而已。上一周，一个养生会馆开业，给我发了个请帖，我如约而去，听到了一个据说是国内著名的养生专家的高论，他说就生命而言，人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应当是你数字中的1，而你其余的一切都是0，所以，只有你的这个“1”的存在，后面的若干个“0”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和意义。我不反对这样的理论，问题是，在现实中，到底有多少人关注过这种“1和0”的关系呢。

你我他有限的生命如何安排，在很多意义上说，并不是自己能说得算的。在多数时间里我们就像飘浮在人生湖泊中的浮萍，随波逐流，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不知道自己的终点。而东西南北的风，却可以任意调动我们，驱使我们，放逐我们。对多数人而言，我们谁都不是能掐住命运的喉咙的贝多芬，也不是那种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成功者”，我们就是茫茫人海中，那无数晃动的头颅中的一个，在这拥挤的人生里，你甚至无法看到属于我们的真实表情，更甭说听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

而你又无法否认，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其实与那些“领袖”人物并无实际太多的关系，因为他们不足以构成世界的全部，所以，我更信奉的就是“普通的人构成了最精彩的世界”这个说法，我也笃信，“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生”这样的话语。

人类是一种很会宽慰自己的物种，所以，我们才会经常性的，选择性的失明或者有意无意的忘却。而严格的说来，这其实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为事实上，你想忘却的，你未必会忘却，你想回避的，你未必能回避掉。就像我这个系列的东西一样。只要写开了头，我就没有打算停止的意思，因为这一刻，很多往事一下子轰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我躲不开，我无法回避。

这些年来，其实我看过大量的有关“文革”的文字，但是，坦率地说，我看到的大多数的都是写的一些“名人”们的际遇，或者是写作者们，高屋建瓴的通过一种另外的眼睛去看待这一切，去品评这一切，去定义这一切。而一些浅尝辄止的文字，让我始终对这种书籍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在我的记忆里，唯一一本反映普通人的文革生活的书，大约就是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而我一直认为，只有市井，只有这些普通人构成的生活层面，才更具有震撼和说服力。

悲剧的意义是把人生最美好的东西撕碎。而，尽管今天我们可以继续拼凑着“美好的生活”，但是，那曾经的裂痕和缺失，已经注定是你我他一生也无法找到的缺憾。我最近读了一些并不系统的书，总感觉，人类的思想永远无法统一，因为人类的思想从来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模式的盒子能装下。上帝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里，让他们偷吃禁果，让他们把这个世界变得混乱而无法自持。

1998年的盛夏，我出差路过东北的一座偏远的小城，原本我是不想在这里停下的，因为事先接到了一个客户的邀请，所以，就在这里下了车。一座典型的东北工业城市的外观，看起来灰蒙而滞重，天色铅灰。甚至空气里都洋溢着一种让你呼吸有些局促的味道。前来接我的老师，有些不好意思“我们这地方太小了，空气质量不太好，不象你们大连，山清水秀的。”我打断了他的话“客气了，大连也就是近十几年才有些变化而已，以前也差不多。”在车上我在想：“在这样的城市当父母官的人，有没有一种责任感和危机感呢？”

晚上是一个“接风洗尘”的酒宴。我一个人，对方足有八九个。东北人喝酒的规矩还算厚道，大家共同举杯，当然偶尔个别来一杯也有。那天喝的是当地的地方品牌的高度白酒。实话实说，非常好，口感很棒。再说喝酒的小盅也很到位，大约只有两到三钱的样子。不觉间，两瓶白酒见底，我还以为差不许多了，哪里知道门一阵响动，被推开，走进一个人，端着一大号酒杯，哪杯子足有三两。接待我的老师忙介绍“这是我们的处长，也是你们大连的老乡，听说你来了，过来看看。”这样的酒你是无法回避的。我赶紧让服务员倒满了自己的小酒盅，企图这样应付一下。孰料，那处长老兄像看着外星人一样看着我“老兄，你这不对啊，你看看我的杯子。”他特地把盛满酒的杯子向上举了起来。在起哄声中，我看着服务员拿来了一个一模一样被子，将酒斟满。我们两人举杯碰了一下，几乎不约而同地说：“来，老乡干杯。”然后我们一饮而尽。

酒喝掉了，这位处长并没有要走的意思。他坐在我身边的位子上，顺口说“我离开大连有三十多年了，大连现在真美啊，我退休了要回去。”我随口问了一句“处长你家在大连什么地方。”“明泽湖边。”他的话几乎让我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我家也是。”世界上的很多事情，确实充满着巧合。比我大了三岁的处长，居然是我小巷曾经的邻居。

那是一个让我醉的一蹋糊涂的夜晚，我的记忆印象里，我们喝干了六瓶白酒。

好酒是不上头的。在宾馆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十点多。我收拾了一下，正要下楼，门开了，邻居处长走了进来，依然精神焕发，果然是“酒精考验”的战士。我们坐在沙发上随便聊天。

我记得他，他根本不记得我。我记得他的原因是，他还有一个孪生兄弟。

他们的家住在小巷东端的军官大院的斜对过。也是一个很错落有致的院落。我印象中的就是小院落中始终生长着各种花草，还有那房屋上红色的瓦片，看起来鲜艳而不俗。小院临街的门是一个有着如今称为欧陆风格的铁栅栏，多数时间里，这道门是上锁的。小院的主人姓秋，这姓氏有些特殊。在多数时间里，小院的一家人不会与小巷的人们往来。而他们出行也往往在小巷的东端，基本不穿越小巷。秋家据说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据说给国家捐了很多钱，也就是那种红色资本家的意思。

我甚至没看过秋家的家长什么样子，因为在他们家的门前，时常停着一台黑色的伏尔加轿车，他们的出行基本都是车来车往。相比于小巷的人们来说，他们显然有些地位特殊，不合群，或者是特立独行。但是，唯一例外的是，秋家的两个男孩，他们是一对双胞胎。他们根本不安于在那个小小的院落里，所以他经常出现在我们中间。因为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所以，他们注定是“头儿”。这双胞胎兄弟，经常挥舞着各种玩具枪，或者木制刀具之类的东西，率领着我们冲锋陷阵，和上一条街的孩子们打斗。

那年月不能说我们的世界和天空是枯燥的。那时候流行做“火药枪”。所谓的火药枪，就是把若干自行车链条拆卸了，然后把那些链条并行组合在一起，外面缠绕上厚厚的塑料带或者是电工胶布之类的，然后用八号钢丝，弯曲成一个手枪的模样，把缠绕好的链条装在上面，后面有一根撞针。火药枪的前端，用来装填火药，而堵头则是一根火柴，所谓的火药，也是从一根根火柴上刮下来装填进枪膛的，一定要把火药捣实，其实这个过程从满技术性，因为稍不小心就可能导致火药爆燃，这样你就前功尽弃。说实话，火药枪做的好的还真有。而在我的印象中，做的最好的莫过于这双胞胎兄弟的。那枪做的看起来非常漂亮，而且，每一枪都十分清脆响亮。

那时候，这两兄弟每人手里都提着两支这样的火药枪。在和上条街的孩子们对垒的时候，这四把枪几乎是对方最惧怕的武器，只要其中有一支响了，对方基本作鸟兽状散去。但是，这种火药枪，基本是没有任何杀伤力的，除了有声响，没有别的什么，当然也有偶尔的倒霉蛋，被飞射出去的火柴棍击中脸部偶尔流点血之类的，那都是意外。而上街的孩子们也不是白痴，他们很快就如法炮制出我们一样的火药枪，因此，两军对垒，你会听到劈劈啪啪的火药枪声不绝于耳。而那个倒霉鬼在装填火药的时候，炸伤自己的事情都是寻常发生。后来我们双方都意识到，这已经无法征服对方了，于是有了弹弓枪，有了瓦砾石块，有了棍棒搏击。其实在大多是时间，我们都相安无事，偶尔有些冲突，也随着双胞胎兄弟和对方的谈判而烟消云散。

那时候我们后面的马路上经常有拉瓦斯石的车子路过，偶尔会有瓦斯石散落，大大小小。这些瓦斯石成为我们最大的乐趣。在泥土地上挖一个不大的坑，把瓦斯石放进去，里面倒上水，然后起了化学反应，然后上面扣上一个铁皮的罐头盒子，盒子的上方打一个小孔，穿一根纸制捻线进去，点燃后迅速离开，不久你就会听到“嘭”的一声爆响，罐头盒子飞上天。就这样一次，两次，直到瓦斯石消耗光了，才怏怏罢手。

2003年我重回小巷的时候曾经和老邻居们说起我和双胞胎之一的老大相逢的经过。邻居大妈，抹着潮湿的眼睛叹息说，文革期间他家没少遭罪。我点头，是啊，我记得。

一九六七年的深秋的一天，秋家门前聚集了大量的“红卫兵”。他们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于是，那座小院封闭的铁栅栏门被砸开了，红卫兵们蜂拥而入。秋家被抄了个底朝天。几乎所有能显示他们“罪行”的物品都被掀到院子中央，透过人群，我没看到秋家双胞胎的爹，（后来才知道，早就锒铛入狱）只有双胞胎的妈妈和双胞胎，还有他们的姐姐。他们都被捆绑着，那兄弟二人还想挣扎，老大的嘴角还流着血。而他们的姐姐，苍白的脸上，除了恐惧没有别的什么。

其实，秋家迟早被打倒早就是小巷人们的共识了，因为一直以来，他们的围墙上就没有停止过各式大纸报，那些大纸报刷了一层又一层。花花绿绿的纸张，被风雨撕碎，各种字体，无不表述着一个共同的声音，那就是“秋XX是一个双手沾满劳动人民献血的十恶不赦的资本家”。

秋家的物品被红卫兵们肆无忌惮的扔在院子里。什么油画，书画，什么瓷器，什么书籍，以及一些红木家具，还有一些床上用品，几乎堆成了小山。“红卫兵”们“义正词严”的斥骂着点燃了这一切，于是在清脆的瓷器爆响中，我看到秋氏兄弟愤怒的，不屈的目光，和红卫兵们雨点一样落下的皮带。

我只能从历史的灰烬中嗅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凶暴与残忍。但是，我却透过红卫兵们在打砸抢烧中充满了主义和真理的笑容里，感到莫名的恐惧和悲凉。物品何罪？！何人授权？难道人权，正义，良知在那个时代注定是最廉价，最底层的么？

秋家被打砸后不久，就被清除撵到了乡下。因为平时，他们基本也不与小巷的人们往来，所以，他们的离开，也就是我们这些孩子看到了。居然是武装押送，红卫兵威风凛凛的戴着红袖标站在车上。而双胞胎则不屈不挠的扬着头颅，其中的老大，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处长，喊了一句：“我早晚会回来”。

而从老大的嘴中我知道了他们一家的归宿情形。

他们被遣送到辽北的一个极其偏远的山村，在那里他们生活了整整十年。一九七四年，他们的父亲被释放，也去了哪里。而他们的姐姐则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并一口气有了三个孩子。他们兄弟二人，在恢复高考后，双双考入同一所理工院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这座城市，原因很简单，他是学石化专业的，毕业分配必须专业对口。而他的弟弟则去了省城的一所院校任教。

秋父于一九八二年平反，重新回到了这座城市，出任一个政协文史文员的闲职到离休。如今两位老人都健在，算来也都八九十岁了。他们的孩子，都回到了他们生身的这座城市，用老大的话说，既然我不能在那里生活，我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去。

不能不承认，人们都有一种自我的修复能力，对多数人而言，更多津津乐道的是今天的日子，或者是明天的生活，很少有人对往事耿耿于怀。

但是，毋容置疑的是，是岁月改变了人生，改变了人的轨迹。就像邻居大妈说起秋家的女儿，那说不出来的惋惜：那真是一个有礼貌，漂亮的女孩子啊。可是，当她拖着几个女儿出现在小巷的时候，有谁知道或者是认识她呢？几乎就是一个标准的农妇。这就是命运的作弄吧？但是，这种捉弄人的命运，包含着太多非人性的因素，包含着太多非人权的因素，也包含着太多因为政治家的个人喜好，而导致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剧的因素。

他乡遇故算是人生喜事之一，中午的时候，他约我去他的家里，我们两人喝光了一瓶白酒，他意犹未尽，又拿出一瓶，被我谢绝了，因为我晚上的火车，不能再喝了。临走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兄弟，我再坚持七八年，就该退了，退休我就回去。我忘不了那里的一切啊。”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泪眼汪汪。

算起来双胞胎的老大大概也快退了，也不知道他们一家现在如何。但是，有一点我不怀疑，他们不会再有那样的遭遇，也不会再有那样的人生。

英国人史蒂芬.斯宾德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人的记忆驶往未来”。而德国人赫尔巴特说的更直白一些：“历史应当是人类的老师。”所有这些大师们对历史的精确描述，一定包含着他们自身的丰富人生经历和对历史的深刻的，透彻的了解。雅克.勒高夫说的更明确：“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丧失往昔的人是不幸的。世人应当认识和尊重过去，以便建设符合情理的未来。”

那些并不久远的往事，如果在我们的心底连基本的投影都没有，那在我看来是人生最不可言状的悲哀。


2008年8月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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