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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的童年

有一个人过来找我，他说他是一个作家，他要做的事情，是对一些人做访谈，大概从这个人的成长经历中，分析这个人为什么长大后，会做这样那样的事情。就类似于一个标本一样。于是他就开始问我过去的事情了，这多么象弗罗一得他老人家啊，我有些想笑，但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回答他了。
我的童年，是在一种集体生活中长大的。和现在的小孩子不一样，我们是生活在厂区的孩子，厂区的孩子，和街道上，县城里的小孩子，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我记得每到周末，我们是有集体劳动的。那时候，清洁工是很少的，家家户户都要有人出来，扫地上的落叶。我们把落叶串在钢针上，叶子是两瓣的，很象马蹄的样子。这些叶子放在公共厨房里的箩筐里，等烧饭点火的时候用。有时叶子干得不大透，就有很多很多的烟，从烟囱里冒了出来。我们那时侯是苏联模式的三层红砖房，烟囱在屋顶，盖得跟一个有窗户的小房子似的。看起来，就好象里面还有神仙在做饭似的——我是过了很久，才知道那些烟是自家做饭的烟，而不是住在屋顶的神仙的烟。那种穿落叶钢针，只要头那里弯一个钩，就可以用来滚铁环了。
职工们每周要开一次大会的。大概是周四的下午吧。各家各户的家长们都要从工厂里回来，从家里拿了一个小板凳，到大球场上去开会。球场上长满了草，草里面当然有很多小昆虫。有人在台上，那个台是放露天电影用的台，用大喇叭说很冗长的话。小孩子就在大人中间跑来跑去玩。那时候是最开心的，因为母亲要开会了，她不能够训斥我们，我们就可以趁着这个空档，玩上好一阵子。我玩过的最惊心动魄的游戏是和一个比我长一岁的女孩子谋杀了一只蜻蜓。她一口咬定把那种蜻蜓埋在土里，以后会长出钱币来的——我就这样学会了利欲熏心，但后来我就不肯再杀死昆虫了。
小时候我的才智不仅仅是表现在三岁学会识谱，还在于我尽可能早地识字。我妈妈据说是小学没有上完。但是我从小认识的字就特别多，虽然没有上过学前班，因为我总要给我爸写信。开头必然是“亲爱的爸爸，您好”，结尾必然是“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此致，敬礼”。这都是我妈教我的。我后来的弟弟就没有我聪明，因为有一次他给父亲写信落款居然是“你的外甥”，被我嘲笑了很久——也许我爱嘲笑人的天性从那时侯就开始了.
三四岁我就开始看家里所有的藏书，包括一本红宝书。我问妈妈，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美帝，“帝”是不好的东西，那为什么前面要加一个“美”字？既然有一个“美”字，又怎么会是不好。什么叫“游”击队，他们是不是经常要在我家附近的江里“游泳”？或者和“邮”递员有什么关系？什么是“纸老虎”？“纸老虎”可以打倒的话，为什么还叫“老虎”，等等。还有就是一个侗族的手抄情歌。不知道谁落下了留给母亲的。我便说，这里面哥哥妹妹的，难道他们都是哥哥和妹妹结婚的吗？那不是近亲吗？表哥和表妹可以结婚吗？还有就是我的弟弟怎么突然来到我家的，为什么好吃的都先给他吃。我妈妈都回答不上。她还一点都不耐心，含糊其辞的。现在想起来，妈妈除了在给我买《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的时候比较舍得花银子，其余的教育，都是不甚敬业的。她有一次和一个妇女大谈教子方法：“对待他们，就要打。不打不成材！”我听着真觉得恐怖。
我们小时候，有一种糖，叫“芝麻饴”。粘粘糊糊的，很甜，但是很便宜，所以经常能够见到这种糖，我说“芝麻胎”。我妈妈不干了，说是芝麻“饴”。我说“芝麻胎”，她说“芝麻饴”。我说明明是胎，有边读边。我才五岁，我妈妈说不过我，就急了，给了我一巴掌，我于是很委屈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我妈妈对错别字特别认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有一个堂大姐，给我们讲弼马温的故事，但是她也没有把初中上完，所以，她念成了弼马“暖”，结果是我发现了，我报告了我妈妈。我妈很认真到训斥了堂大姐。我堂姐是我爸爸家那边的人，觉得气愤不过，就把我给大骂了一通，在我的脑袋壳上凿了无数的“栗子”。所以我到现在，对孙悟空都没有什么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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