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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缺乏文艺的小县城长大的。我们一家人，都是老实寡言，胆小沉默，胸无大志之人。我们没有太多的梦想，只有做梦。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有过做梦。她有时会对我讲她的梦，比如她梦见我去世的外婆的时候。有一次她十分惋惜地说：梦到满地的的人民币！她十分高兴，竟然笑出声，到后来发现来不及拣，就醒了。那时弟弟还不会说话，整天傻乐。而我很小的时候，早已经是妖精一个。眼睛大大，下巴尖尖，在外叔叔阿姨叫得比蜜还甜，偶而挣得阿姆们的糖吃，在内负责听母亲的梦，还要偶尔妒忌弟弟的争宠。

小时候，在无人的午后，妈妈上班去了，我经常一个人锁在家里，在方格子上写字，有一天，一个人站在窗边，不顾脸上长着猪头鳃，对着外面咿咿哑哑，如我在三里屯见到的歌手一般，唱的是自己发明的曲调和语言。（我是双语作家）那时大约只有四五岁，我暗恋的咯咯经过我家窗口，听到声音，寻声而来，大叫：呀——猪头鳃唱歌！然后他就大笑着跑掉。
我赶紧从椅子下下来，蹲在墙角，不敢出声，来不及追出去央他不要告诉其他小朋友。我只能盼望他忘记。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记得这个事情了。
因为他死了。
他九岁时掉进河里，淹死了。
我总是到河边去看，等着他，看他是不是有一天，就从河岸那里，回来了。

其实我本来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一名歌手的。我怯场。
幼儿园的时候，老师想让我领唱：金色的大雁啊，请你等一等啊。

那个领唱的机会一定很难得。我涨红着脸，憋着气唱出第一声，就象漏气的气球一样。我走调了，声音发颤。老师笑得很厉害，就不让我唱歌了。我又羞又窘，恨不得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忘了我。那是我印象中的，第一次当众唱歌。那一次失败之后，我再没有当众唱过歌。

后来就和小朋友们跳舞了，跳的是“南泥湾”。没错，就是崔健同志唱过的南泥湾，据说是得罪过中央领导同志的。而我们的表演则是传统的。我是两个领舞之一。结果被照相了。那一张唯一证明和我文艺界有关系的模糊不清的黑白照。一堆小女孩子中，我举起的花篮挡住了脸，包括我那精心编好的辫子，为此要忍受堂姐在脑后拼命地扯我的头发。妈妈也是遗憾了良久。

怯场的习惯保持在各种场合。小学时我有机会被选到县里去参加讲故事比赛，我会讲的是，三只小猪。这个故事的核心精神我已经忘记了。我先在厂里的小学里表演讲这个故事，结果拿了个二等奖。到了县里，可能不是主场的原因，一上讲台，我的腿就打颤。我参加过作文比赛，没有获得过名次。我还参加过演讲比赛。稿子写得挺通顺的，政治上没有任何错误，并且充满克制的激情，在老师殷切的督促下做过几次彩排，我在家里对着墙壁，也练习得几乎是天衣无缝。为此妈妈还给我买了2件一模一样的新衬衣，一件红色一件蓝色，前面打着时髦的飞子。可是演讲的时候还是不行，我的声音总是不够洪亮，感情还是不顾充沛，态度也不是那么坚决。后来是县里的一个看起来很朝气蓬勃的女孩子拿了奖，她一看就是拿奖的料，属于那种县级三好学生那种。她果然一路这么三好过去，许多年后，她成了师范大学的教师，她在桂林城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我买到了3张去往北京的高价黄牛票。她表示，虽然她的发小和她的丈夫都认为我唱歌是鬼哭狼嚎，但是她以为很有新意，她完全可以接受。我开始明白她为什么优秀，因为她永远不负别人的期待。

小学的时候很想参加合唱团的。还专门去旁听合唱团的训练。可是我没有选上。我是尖子生，老师怕我耽误了学习，而且说我身高不够。但是这个事情我一直耿耿于怀。高中时候我也没有参加过卡拉OK大赛，每次出风头的是那位又瘦又高又文艺的来自桂平的女同学，她的嗓子确实甜美又高亢。她还看《窗外》，看得痛哭流涕，而她也看《悲惨世界》，也痛哭流涕。后来她在深圳有了美满的家庭，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和一个和她的声音一样嘹亮的小男婴。她把她在西藏买的绿松石项链和手镯，都送给了我，表示她以后不会再用了。我就这样永远地被我的女同学们超越着，后知后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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