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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专门去一个让我感到愧疚的朋友家里，可他似乎已经忘记了很多事情，过着平淡的日子，开着新买的农用车，“我也每天上下班开车了。”上下班？我觉得奇怪，“六亩瓜田离这十五里，不开车怎么行？”
曾经有整整两年时间我都强迫自己不要去想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可每次回到那个终年看不到一丝阳光的单位地下室，总是下意识的去看门口的邮箱里面是不是有他从几千里外的家乡寄来的信。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他开玩笑说，你每天要看那么多的公函，我写给你的私人信件就寄这个地址吧。他没有食言，离开北京的那天他把一封封好口的信工工整整写上我的名字，就放在那里，我收到的时候，他已经在回家的火车上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愣在那里，不知道该去追他回来呢，还是就这么让他回家娶妻、生子、种田、卖菜。我已经没有能力给他什么承诺和选择的余地了。
希军有一个很喜欢的笔名叫"文川"，这个名字在我工作的这份杂志上曾出现过一次，仅仅这一次就让他几乎整个晚上盯着那本杂志发呆。他是我高中三年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监护人"，因为补习的缘故，上高中的时候他的年纪就比我大很多，我们被分到了一间宿舍里面，那张能睡得下二十个人的大床板上我的被褥和他的挨在一起。这种被我们戏称为"同床而眠"的情形整整持续了三年。我是第一次住校，除了知道把自己的衣服胡乱的放在水里面冲一遍晾干外，几乎没有什么自理能力。他义不容辞成了我的"监护人"——打饭、一起跑步、一起读书、一起上课……后来几乎无话不谈。现在还觉得很清晰的一个画面是我们在学校后面的乌兰山上围着山一圈一圈的背书，我问一个题目，他来回答，声音传出去很远。谈得最多的是自己将来的理想，还有爱情。他说将来想当个作家，写很多的书，像路遥写的那样的书，那时路遥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作家，可惜当时他已经死了。我告诉他我想考军校，因为我希望体验那种金戈铁马的气势，但很不幸的是高考后的体检中我被告知近视超过了500度后没有哪个军校会要我。我记得当时和他一起来到乌兰山上，我把自己收藏的所有军事书籍付之一炬。火光映着我们两个年轻的脸庞，很肃穆，也很庄严，就象是埋葬自己的理想，当时他已经知道自己没有考上。
九月初就要去西安上学了，我去了一趟他家。他弟弟一路大叫着出去寻找，我坐下来和伯父聊天，这是我才知道家里已经计划好了，准备给他说一个媳妇，然后就要张罗着盖新的房子给他们结婚。我问伯父为什么这么早？"早？他都快23的人了，你看看我们附近这几家的娃，那个23了还像他念书，都有了儿子了，再说我和他妈也老了，想找个人来做做饭。考不上还不如早点回来。"我沉默了。他回来了，一身的草，刚才在麦场上干活儿。希军是家里的老大，还有四个弟弟妹妹在上学……
我费尽了功夫总算说服了他和伯父伯母，离开的时候我拍拍他的肩膀："明年你一定能考上的，我们在大学里见！"他点了点头，很无奈的笑了笑。
刚上大学的时候没什么朋友，我常常给他写信告诉我的苦恼，对一个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孩子来说，要很快的适应城市的节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照例，我写一封信，他会给我写两封，这是我们约好了的，他的信很有特点，都是用毛笔工工整整写在宣纸上的，每次收到都是厚厚的一大叠。他的字细细的，但每一笔都很有力度，像是要穿破那层薄薄的宣纸。我告诉他我的一切：上课、学计算机、认识女朋友、办杂志……我想让远在那个小县城的他就象我们过去的三年来那样分享这一切。
然而，第一个学期放假后我没有回家，跟着一个社会实践团去了山东，回校后收到他的信，埋怨我越来越少给他写信了，我突然想起，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好像忘记了我还有这样一个朋友，一阵的自责和不安后我回了信。但很快我发现这已经成了惯例，每次如果不是他提醒，我都想不起来写信给他。大二、大三、大四，重修、补考、评奖学金、入党、社会工作、办杂志、谈恋爱、找工作、离校、上班……慢慢忘记了我曾经认为将来会成为一生知己的这个朋友，忘记了我曾经对他说过的在大学里再见的话，忘记了他曾给与我的不带一点点私心的帮助。
直到有一天一个和我一起到北京工作的老同学跟我提起他，"他后来连续补习了三年，一年比一年的分数低，老师说他年纪太大了，而且心里太多的负担，后来他就回家了，听说最近打算去什么地方学个手艺，你知道现在农村光种粮是养不活一大家子的。"我突然感到很愧疚，辗转了很多关系，在电话里和他联系上了。我问他怎么样？"准备结婚吧，家里说了几个，去看了，但不甘心就这么完了。""那你来北京吧，这里或许机会多一些。"我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根本没底，说起来我自己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两个月，但住在一间分不清白天黑夜的地下室，常常要满地奔跑试图消灭一些肆虐的蟑螂，每天醒来先要看看是上午还是下午，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和给在北京上学的妹妹一点点外几乎一文不剩，我能给他足够的信任和承诺吗？
但顾不了太多了，也许仅仅是一个机会，一个尝试一次的机会，就可能改变他的一生。
他来了，我们冒着被单位发现的危险让他和我住在一起，早出晚归，以免被打扫卫生的管理员大姐看到。所有我们能搜集得到的招聘信息堆了满满一地。为了省钱我们自己做饭，骑车上班。在北京的寒冬中分头寻找自己的理想。然而，在这个势利的城市，没有文凭带来的困难是我们远远没有想到的，可是我们连做一份假文凭的钱也没有。建筑工、快递、送牛奶、送报纸、拉保险……各种可能挣到钱的活儿他都去干，只要能给他机会，他愿意付出一切。而文学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虚幻的梦，离他的生活越来越远。我明白这种生活对他而言是很无奈的，就象当初无奈的选择复读一样，承载的更多是别人的希望。三个月过去了，我越来越少看见他的笑脸，几年前那个嬉笑怒骂、出口成章的青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小心翼翼的苦笑和更多的沉默。住在这里不可能不被单位知道，我在承受了来自很多方面的压力中也逐渐开始脾气不好了，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那种灰暗和无助的情绪慢慢的在蔓延。
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的疏远和孤立是很可怕的，它让人失去判断力和自信心。那时我很清楚的看到这种孤立权威和优势而无能为力，看着他在这种压力之下的胆怯和软弱、自卑和无助，每一天，他的眼神给我的感觉居然是恐惧和惶惶不可终日。
我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既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钱，帮不上什么忙，只能看着他一次次的面试一次次的被拒绝，刚来北京时那一点点理想和自尊越来越少，我开始怀疑自己这个邀请他来这里寻找机会的念头的荒唐。
终于有一天，领导旁敲侧击的和我谈起他住在这里的事情，我知道，领导自己也是农村出身，他明白我和他的苦处，我们根本不可能有钱去租房子住，但在这个上百人的单位里面，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太多……人是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左右的，实际上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但很多因素让我的情绪也慢慢有了变化。我虽然知道一个人在艰难时刻友谊的重要，一份这样的友谊对他是多么重要的温暖和呵护啊，可是我不能不考虑我自己的前途……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我们都沉默了很久，后来他说“我去找一下住的地方。”那时候已经是夜里八点多，他骑了车出去了。凌晨三点多，他回来了，“我先在老乡那里住几天，这几天我就找房子。”我觉得自己都不敢抬起头来看着他那受伤害后绝望和屈辱和眼睛。
一个星期后他搬到了大兴县的一处卖菜的人聚居的地方，那里租一间能放得下一张床的小屋只要每个月120元，但没有暖气，也没有电。我把自己能找得到的厚的衣服和一床厚一些的被子给了他，但有一天晚上他回来了，没说什么，趴在那里写日记。要睡觉的时候他幽幽的说：“太冷了，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也没办法写日记。今晚不回去了。”我问他在做什么工作，他说找了一个拉汽车保险的，“还印了名片，”他把自己的名片拿给我看，“每个月有三百底薪，拉到了提成。”名片上印着“业务员”几个字，有一个传呼号码，他说是公司给配的。这之后我有两个星期没有看到他了，过春节的时候按照他留下的传呼我呼了他，正好女朋友也来了，我想和他一起吃顿饭。他很快兴冲冲的赶过来，给我看一张彩票，彩票被他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身份证一起，已经有点发白了。我看了看，“这是上个星期的，你怎么没去兑？是五等呢，好几十元钱。”“什么？”他呆住了，“我还以为他们会通知我……”我有点不忍心这么一句话就打碎了他仅有的一点点希望，我还能想得起当时要买这张彩票时他小心翼翼的征求我的意见，因为这几个月来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我们都靠我的那一点工资维持着基本的生活，买彩票这样的“奢侈”成为不可能，有时到月底甚至不得不翻箱倒柜想要找到一点点漏网的毛票用来买菜。但我知道他真的很需要这样一个看起来有些虚幻的梦，没有了这个梦，可能他连一天也呆不下去了，这个城市已经用一贯的傲慢和虚伪把他的所有自尊撕得干干净净。
后来突然发现，自从他来了北京，我们从没有好好在一起聊过天，每次当我想要坐下来，就象高中时那样倾心长聊的时候，他总是刻意的逃避着，似乎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已经有了一道无形的隔膜，这道隔膜让我们成了这个社会的两个阶层并且无法平等的交流和对话。我所熟悉的那一套话语体系无法和他的生活观念发生交集和碰撞，我们能做的只是一次次把很多年前的旧事一遍遍的搬出来回味和咀嚼，直到两人都感到这些话题的无力，然后相对枯坐。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对每一天我的情绪变化捕捉得非常准确，也许是因为这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过于强烈，他表现出的那种随时随地的小心和谨慎让我觉得很陌生，也很无奈。
我想了很多次怎么办，可是每一次都没有答案。在我自己尚不能走出困境的前提下，我谈得上帮助他吗？回去？难道就让这唯一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就这么放弃？也许这一回去他就再也没有出来的机会，人生就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都看过了太多白手起家的例子，听过太多的出身底层的故事，但这些现实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只能感到命运之手的冰凉。甚至有很长时间我不敢每天过早回家，下班后坐在办公室发呆，希望能晚一点回去，等他睡着了后。我怕每天面对带着全部的希望来找到我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我的好兄弟，因为我无能为力。
2000年4月份他换了新的工作，每天很早出去。偶尔路过我的单位还会带一份午餐给我，他说这段时间还不错，我心里也替他高兴。正好我要去上海出差，打了电话给他，让他这些天照顾好自己。
从上海回来是一个星期后了，打开门我惊讶的发现送给他的被子和衣服全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上，桌子上压着一张便条纸：“我回家了，一个人在北京多保重。信箱里给你写了一封信。希军”。我冲出去，从门口的信箱拿到那封写着我名字的信。
“海波，我回去了，本来想和你聊聊为什么我要回去的，可我怕自己会哭，也怕动摇。昨天喝了很多酒，今天醒来后时间已经不多，匆匆给你写一点，床单还在洗衣机里面，我没时间拿出来了，其他的我不用多说你也明白。半年了，我似乎理解了我感觉中的北京，我也知道了理想和现实是什么，我应该如何去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人生轨迹该如何要用现实的基础来衡量，我似乎过于理想化了，要想跳跃式的走人生之路，但现实是不会让没基础的人跳跃的，我必须回归现实，重新分析自己，重新定位，重新走自己的人生之路，这是我的想法，回家后我会给你写信。你自己也要多保重，以后不能常在身边了，自己要注意身体，不过你现在也不是过去的那个小孩子了，自己心里要有数。
希军于2001年3月26日”
我自己是从田埂上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父亲厚大而又僵硬的手指与泥土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到我这一代侥幸凭着高考的机会混进了城市的人山人海但始终没能摆脱对命运的恐惧和一身泥泞的感觉，十几年的读书生涯我也深感命运的偶然和艰辛，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竞争愈演愈烈，作为一个执着于良心和良知的人，我不愿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沦为社会的底层，而我能做的仅仅是为他提供一个学习和提高的机会，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好象也逐渐为自己找到了很多理由来开脱和安慰，但那种从心底浮出的罪恶感却将弥饶我的一生，无可自拔。
友谊，是不是能真的跨越阶层？我不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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