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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湘乡人 2 团练之弊 5 新 军 9 起 隙 11 出长沙记 14 决 裂 18 猪 子 出 得 湖 25 办 与 朕 看 30
咸丰四年末，收复武汉后，湘军水陆并下，在田家镇大败太平军，随即进攻九江、湖口。水师一部冲入鄱阳湖，被太平军封锁湖口，不得重返长江，水师遂被分割成外江、内湖两部分。外江水师多大船，不能近战；内湖水师多小艇，不利补给。太平军坚守九江等处，又分兵攻击武汉、江西，准备活生生把湘军“枯”死在长江中段。从咸丰五年被困到七年二月丁忧回乡，曾国藩一直困守江西，每日都处于愁苦凄凉的境况。军事方面，名将塔齐布、罗泽南递相沦谢，后继无人，攻守俱惫。经济方面，江西省官方吝于给饷，晋、陕、川、浙等处拨饷则多为空头支票，全靠湖南协饷和办捐收厘苦苦支撑。形格事禁，师久无功，朝廷不仅不予谅解，甚至以“顿兵不战，坐耗军需”[1]，严词诘责。
“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徬徨”[2]，既是杜鹃泣血似的无奈心声，也是精卫填海似的真实写照。自湘军创办，迄于困守江西，差不多五年时间。这五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五年。
三个湘乡人
咸丰二年八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失败。年底，巡抚张亮基随即调令罗泽南、王錱率领一千零八个湘乡农民组成的勇团进驻长沙，帮助防御。恰在此时，在籍丁忧侍郎曾国藩接奉圣旨，命令在乡办理团练，于是，实行拿来主义：在兵源上，全面接管这一千多人；在练法上，则借鉴戚继光的营制，曾国藩开始筹建湘军。
根据罗尔纲的统计，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占到58%的比例，在统领一路乃至多路人马的高级将领中，这个比例更是到了67%。而湘军草创，分别率领中、左、右三营的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就全由书生起家。较之腐朽溃烂的绿营，文员带勇，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以道义相磨砺，稍存知耻、爱民之心，可以切实做到“不怕死、不要钱”。而时人称为罗山先生的罗泽南，一生服膺宋儒，与同好此道的曾国藩气味相投，一拍即合，更是在私交层面成全了这次资源整合。
罗山先生的学问志向，根据曾国藩的总结，是“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3]。罗泽南家里很穷，穷得每要吃饭，就去当铺。他的命很苦，苦得十年之内，连遭十一次期功之丧。但是，再穷再苦，他也不放在心上，未尝稍减问学求道之志。这么严重的穷苦都能抗过来，以后在军中创造出一种上马杀敌、下马讲学的风范，无疑得益于这种锻炼。他自己把这种心得，称为“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临终遗言）。至于一介书生，亲临行阵，而每每克敌制胜的原因，他总结为：“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4]。左宗棠不佩服罗泽南的理学，但是极为佩服他这种不学而能、触类旁通的军事天赋[5]。塔齐布是湘军名将，咸丰四年七月，曾经在岳阳和罗泽南合作，与太平军进行遭遇战。他本是瞧不起罗泽南这类“儒将”的，但是这次合作，改变了他的看法。当日，罗泽南和弟子李续宾率领一千人守护岳州大桥，太平军前来攻夺的军队却有万人之多。罗泽南从容调度，派五百人守营，五百人迎战。前敌五百人又分为三路，每路不过一百多人，但是主攻、旁击、抄尾，井井有条。就凭这种布置，竟然数战数捷，力保大桥不失。此后，塔、罗并称，就再也没人轻视湘军里带兵的书生了。
王錱是曾国藩的老乡，又是罗泽南的弟子。他长相“清癯”，但是“声大而远”，语速极快。师徒们围坐讲学，一旦进入自由讨论时段，就只听到他的大嗓门唧唧呱呱，滔滔不绝，别人根本插不上嘴。罗泽南不止一次的对他发脾气：“璞山（錱字）盍少休，让吾侪一开口乎？” 王錱这才自笑鲁莽，把“话语霸权”交还给老师。他嗓门大，志向也大，十四岁就提笔刷墙，写下一段豪言：“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用大白话表示，就是崇尚力量，不为人下。这种性格，和他老师那种带有腐儒气味的性理之学大不相同，既成就了日后他以一己之力防卫湖南的功绩，也造成了他和曾国藩共事过程中产生矛盾，乃至决裂。
一开始，曾国藩很欣赏王錱这位充满激情的血性男儿，称赞他“真可爱也”[6]，引为臂膀。但是，王錱不是“以利为义”、一味愚勇的武夫，而是有点哲学的人；他不但有身先士卒的狠劲儿，更有澄清天下的大志向。以湖南为大后方，以湖北为后勤中心，支援江、皖，肃清东南；这是初起兵时曾国藩和王錱都能设想的远大前程。可是，战略上能够取得共识，不代表战术方面能够所见略同，更不代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能和衷共济，事权明晰。具体来说，复杂微妙的人事关系，决定了曾、王二人在战术上不能达成统一；而针锋相对的性格冲突，则为日常操作设置了诸多障碍。
三个性格迥异的湘乡人就这么走到一起，开创了湘军。
团练之弊
当日练勇的指挥权，并没有明确指定由曾国藩掌握，也就是说曾国藩没有被授权指挥那些具体的将领和士兵。圣旨所谓“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实在是一个模糊的指令，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帮同”的意思，就是协助巡抚办理团练和剿匪，至于怎么协助、协助到哪一步，就是天意高难问，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哪算哪了。当然，这也不是说咸丰皇帝故意搞模糊政治，一开始就有提防不肖臣子拥兵自重，破坏中央集权制度的远见卓识。导致这种模糊局面的形成，原因不在于咸丰，而要归咎于咸丰的爷爷——嘉庆皇帝。
嘉庆元年，川、鄂、陕、豫四省交界地区，白莲教起义开始蔓延，此起彼伏，越闹越大。到了嘉庆四年，单凭国家正规部队——绿营兵的实力，已经收拾不掉这个围剿与反围剿的僵局了。恰在此危急时刻，古意盎然的保甲制度，经过改制，加入军事和经济概念，重新包装，摇身一变为团练题材，在朝野热炒之下，竟然连续涨停，托住大市。终于，在嘉庆七年，基本肃清白莲教，为大清帝国接下来差不多五十年的国内政局，定下了不是大好还算小好的调子。白莲教被团练制度干掉了，咸丰皇帝自然要尝试这个办法，用来对付太平天国。所以，从咸丰二年十一月到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团练大臣，并刊刻嘉庆初年的《筑堡御贼疏》、《坚壁清野议》以及相关指导性文件，颁发各省，号召大家边学边干，苦练快上。可是，实际效果如何呢？
团练的精髓，只有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清查保甲，可以有效防止城乡士民与起义军勾结呼应，让剿匪部队没有后顾之忧，不用东堵西捂，手忙脚乱。坚壁，就是砌高垒，挖深濠，修缮城防；清野，则是拆除城墙外若干里内的房屋，清割农田作物。一可以断绝起义部队的粮食供应，二可以增大攻城的难度。这八个字扎实做到了，在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不占领根据地的情况下，白莲教起义军想不成为“流贼”都不行。而一旦成为流贼，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队猎人般的绿营兵，所到之处，则是坚固的碉堡，质朴勇敢的民兵，想歇脚都找不到地方。除了跑到荒山野岭作“山贼”，再没有别的出路。而一旦堕落成山贼，政府军喘息已定，必然要步步为营，大举围剿。当此时也，外有重围，内无定饷，更可怕的是人心惶惶，军心摇动，随时有不攻自溃的危险。这时候恐怕是求作“降贼”也不可得了。大致来说，各地白莲教就是这样被团练制度搞定的。
白莲教和太平军，在朝廷眼里，都是乱民暴民，都是黄巢、李自成，政治定性，区别不大。而实际上，白莲教和太平军，根本就是两码事：白莲教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多点并发、互不联属；太平军自金田起事，就有一个紧密团结在洪秀全周围，由拜上帝教和三合会骨干分子组成的领导集体，进退有度，攻守有节。白莲教像同治年间的捻军，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太平军则在南京建国，以江浙为根据地，横行长江，从容进退。白莲教自身没有明确定位，做一天强盗跑一天路，是所谓“流贼”；太平军则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张，与清朝分庭抗礼，俨然敌国，是所谓“窃号之贼”。团练能搞定白莲教，也能搞定太平军么？
毫无疑问，食古不化的咸丰皇帝认为可以。只可惜，事实面前，人人平等。团练对付不了太平军，这是客观规律，皇帝说话也不管用。
对付太平军，团练八字诀就不够用了。自从咸丰三年从武昌战略撤退，沿江东下，二十几天内占领南京，太平军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长江以前，可以归其类为“流寇”，到南京后，就得算是“割据”了。下长江以前，太平军一直被追杀，虽然攻城掠食，一路席卷，但总显得狼狈，不无屁股向后、平沙落雁的尴尬。一旦进入南京，改元建国，粮饷充足，士气旺盛，就不满足于仅仅偏安一隅，而有逐鹿中原的志向。定都以后，立即派李开芳、林凤祥率领北伐军，胡以晃率领西征军，北边打到静海，西边打到武汉，就是这种战略意图的体现。更重要的，则是太平天国由始至终，在沦陷区民意拥戴指数上，不但远高于绿营，也略高于湘军和淮军。当时没有盖洛普公司作统计，但是别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结论：胡林翼在湖北作巡抚，慨叹湖北“莠民”每每“兵至为民，贼来从逆”[7]。洪山民众里应外合，帮助石达开击败湘军，罗泽南因此战死；后来收复，胡林翼差点下达了屠城的命令[8]。曾国藩困守江西，对各属民众“从逆如归”甚为恼怒，乃至教导部下不妨“杀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9]。太平军中石达开、李秀成不但善战，而且能安抚民心，引为己用，众所周知。其中下层将领中，也不乏曾天爵、宋关佑那样能行“仁义”的“君子”[10]。太平天国在武昌、南京都举行过科举考试，开考之日，应者云集[11]，其中就不乏刘鹏、王弢这样学高才大的读书人。围城官绅中，固然有满门自杀的忠臣孝子，也不乏进言上策的“贰臣”、“劣绅”。曾国藩一直敬慕的桐城派古文大师梅曾亮、著有《艺舟双楫》的包世臣和鼎鼎大名的魏源，就住在李世贤的侍王府，每日优游谈宴，此间乐，不思蜀矣[12]。
当日的太平天国，礼乐俱张，民众拥戴，不让“辫妖”，实在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政权，一旦分兵四出，“吊民伐罪”，其威力大大胜过白莲教，决不是区区团练可以抑制的。团练本来只是正规部队的补充，而咸丰初年的清朝正规军——绿营的战斗力，已经堕落到聊胜如无、权当摆设的程度[13]。从广西到江苏，从追缴到围攻，派遣访剿的钦差大臣，如塞尚阿、向荣、琦善所率部队，大多时候只是虚报战况，苟且偷安，根本起不到抗衡太平军的作用。诗人金和有一首《初五日记事》，我们可以具体了解到绿营腐朽的实在情形：
新 军
谈到曾国藩，俗口流传，总说他起家团练，后来扩展为湘军，完成了平乱大业。其实，曾国藩压根就没办过一天团练。第一手棋，他走的就是湘军这个新布局。
早在道光末、咸丰初，曾国藩已经开始了关于全局的战略性思考。咸丰元年三月九日，他递上《议汰兵疏》，对当时军队的冗员耗饷进行猛烈抨击。他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自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赔款二千一百万（首付六百万，余款四年付清）；癸卯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全国税务欠缴几近五千万（戊申年统计数据）；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中央财政岌岌可危，差不多要进入破产清盘程序。而民生凋敝至极，不可能再刮油水，所以开源增赋之策不可行，唯一的办法，只有裁兵减饷。裁兵固然是为了补贴国用，而本质的原因则还在于兵不可用，不裁白不裁。绿营兵之窳败，其普遍现象为：“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而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得不借助团练之力；鸦片战争中进不能战，退不能守，节节溃退；广西额兵、土兵三万七千人，加上邻省调派的援军几万人，竟然抵挡不住洪秀全几千人的乌合之众，就是兵不可用的具体事例。所以，他建议“汰兵五万，仍变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16]。
尽管认识到养兵无用，不如不养，可是作为京官的曾国藩并没有办法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例如日后他所倡导并一手作成的练乡勇为劲旅，并以此代替绿营。所以，在没有一支切实可用的新军代替绿营，在“教匪”日益猖狂、“国军”屡战屡溃的情况下，刚上台的咸丰皇帝是不敢贸然裁兵的。因此，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出任江西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湖，收到母亲逝世的消息，旋即回乡办理丧事。十二月十三日，接到帮办团练的谕旨。终于，他有了一个机会，来实现他在北京时未能作到的理想。但是，如前所述，用团练对付太平军，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旧军队和团练都不凑效的情况下，就只剩下创立新军这一条道路了。所以，在接奉圣旨后的第十天，他就复奏[17]，提出了建立一支新军队的思路。不过，由于圣旨明确规定他的责任在于帮办团练，那么即使明知团练无益大局，他也不敢公然拒绝。因此，他就给皇帝打马虎眼儿，明办团练，暗练新军。明着，他这么说：
“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指的就是罗泽南、王錱的湘乡勇兵；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按照戚继光的成法，这一千多个人分为中、左、右三营，分别由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统带，号称“湘勇”。这就是“湘军”的昉始。不过，“湘勇”的“湘”，和“湘军”的“湘”，还是有些微妙的区别，不可一概而论。前者的“湘”，实际是“湘乡”的意思，因为当时，就有江忠源的“楚勇”（新宁）、塔齐布的“宝勇”（宝庆）、林源恩的“平勇”（平江）等名目；后者的“湘”，才代表“湖南”。
起 隙
回过头再说王錱。
湘军初起时，曾和罗、王之间，表面上是依靠乡情、友谊，合作办事的关系。实际上，三人之间，曾国藩才是无名有实的真“老板”。这一千多人，最初以团练的名义纠集起来，到了长沙，却成为一支新军。新军没有名义上的“总统”，自然会造成管理紊乱。这支军队，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巡抚可以依法“饬派”，奉了钦命的前侍郎曾国藩可以酌需“札遣”，罗、王自己也可以根据匪情缓急，自主行止，不受“遥制”。巡抚骆秉章关注的重点在于绿营，日常工作多是和本省提督协商，并未将主要精力用于管理湘军；所以这支军队的日常训练、饷需供应和调遣分派，实际操作都由曾、罗、王三人负责，三人之间倘若不能取得共识，就不可能协调一致，临事有济。由于具有多重身份，三人中必然以曾国藩为主，进行统筹：奉旨帮办团练事务，是“差事”；丁忧在籍，是乡绅；前侍郎的正二品官衔，则可以在和自巡抚以下的官场打交道时获得尊重。出省以后，曾国藩经常慨叹自己“不官不绅”的身份，导致办事不顺；建军之初，却正赖于这“不官不绅”的身份，免去了很多制度上的麻烦。法律规定，在籍官员不能干涉家乡公务，他奉了旨，却可以练兵、剿匪乃至查吏、办捐；办团经费，有官拨、捐输两种来源，谕旨规定“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19]，他身无实授官职，恰好可以“绅耆”的身份上省要钱，下乡劝捐；民团和官府、官兵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他仗着前侍郎正二品的威望，可以出面调和。这种关系可以总结为：罗、王没有曾国藩的支持，建立不了新军；曾国藩没有罗、王的湘勇，却可以另行招募，建立新军。所以，他才是湘军真正的领袖。
但是，随着这种关系的建立，曾、王之间的冲突也与之俱来。这种冲突，在表面上表现为制度与战术之争。
咸丰三年夏，江忠源助守南昌，兵力不够，向湖南请援。罗泽南、江忠淑等人率湘乡一千人、新宁（江忠源故乡）二千人分两路赴援。江忠淑初经战阵，行军不备侦探，在瑞州猝遇埋伏，全军溃散。罗泽南所部虽然闯进城内，但是阵亡八十多人，其中包括其弟子谢邦翰等四人。这四个人是王錱的邻居、同学，也是最要好的朋友，王錱闻讯大怒，“誓率湘中子弟慷慨兴师”，“为诸人报仇雪耻”[20]，恰好与曾国藩扩建湘军的思路不谋而合。但是，在谁统领这支部队的问题上，曾国藩却别有想法，他认为王錱虽然“忠勇冠群，驭众严明”，但是“局量狭隘，只堪裨将”[21]。募集三到四千人的话，只能自统一营，其他各营需由他人管带。王錱当然不觉得自己只是统领数百人之才（湘军初期营制并没有硬性规定每营五百人，而是上下浮动百余人左右，粗别为大营小营），为此愤愤不平。
王錱的军事才能，体现在实战和理论两个方面。实战，则以平定省内暴乱和防御太平军进攻湖南为主要成效。湖南衡、永、郴、桂四州，在太平军起事后，经常爆发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动辄帖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三五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忌惮”[22]，王錱所到之处，次第平息。咸丰四年至七年间，太平军从江西、两广等地屡次来犯（其中包括石达开率领的精锐部队），王錱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撑住了湖南一省的门户。太平军中，甚至有“出队莫逢王老虎”的忌讳。理论方面，则在建军初期，已经著成《练勇刍言》一书[23]，对于军队的营制、职司、号令、赏罚和练法，都有详细的规定。胡林翼曾在湖北重印此书，奉为鄂军的圭臬[24]。左宗棠在王錱病亡后，接受了他的部将和士兵，营规制度也一并继承，赖此肃清闽浙，鼎定西北。可见，王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统帅，当曾国藩奉旨北上援鄂，肃清江面的时候，自然应当带上他，以为辅佐。可是，出征的名单里，并没有王錱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不得不说说曾国藩被逼离开省城，移驻衡阳的事情。
出 长 沙 记
自从曾国藩三年元月到长沙，短短半年间，就把满城文武都得罪了。
得罪文官，是因为他在行辕内设置的“审案局”。他的审案局类似于今天的“严打办”，专管治安案件，凡有被举报从匪、抢劫及其他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犯罪嫌疑人，统统属于“审案局”承办范围。解到之后，只有三种处理办法：“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审案局并不尊重正常办案程序，即使已被州县立案、尚未就审的嫌疑人，也是“闻信即提来”，“即时讯供，即时正法，无所期待迁延”[25]。不但一般“恶民”他要杀，“公务员”也不放过：“有上言胥吏贪恣，辄捕治斩之”[26]。他自觉为民除害，问心无愧，即使“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27]，而且“三月以来仅戮五十人，于古之猛烈者，曾不足比数”[28]。这是一到四月的数据，而到七月底再统计，审案局共杀掉二百多人[29]，势头越来越“猛烈”，可以媲美古代酷吏了。但是，案子就是钱，案子就是人情，曾大人把案子都拿去了，全省上下，自布政使以至知县的人情、案费就都不见了，人家能没意见吗？所以，长沙城中“文法吏大哗”，都看不惯他（当时官绅李瀚章、魁联、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抗议）。巡抚骆秉章也不以为然，想要制止他。但是皇帝支持他，还鼓励他“务期根株净尽”[30]，所以“未有以难也”[31]。
越俎代庖的治安严打，得罪了文官，恪遵职守的练勇治军则得罪了武将。刚到省城，每月逢三逢八之日，他就召集乡勇和标兵（巡抚、提督的亲兵）“会操”，亲自校阅。但只练了几次，对于藉此提高标兵技战术水平的可能性，曾国藩就感觉希望渺茫，“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32]。但他还是不想放弃，希望通过弹劾和保举这两种非常手段，以示奖罚严明，提升士气。去年太平军攻城，挖通地道，炸坍南城，协副将清德吓得摘掉顶戴，跑到市民家躲藏，部下兵丁则四处逃窜，脱掉的号衣堆满街道。直到今年，这还是长沙市民茶余饭后的笑料。他和巡抚、提督关系好，所以未被奏革，继续在军营里混日子。清德有养花的雅好，平日下乡剿匪，也不忘寻访奇花异草，每次都要带回满船的花木。每月五次的会操，他从未参加，天天呆家里伺候花草。曾国藩要拿来祭刀的，此君自然是当仁不让。塔齐布刚因去年守城有功提拔为参将，今年则不仅会操一次不落，还遵命密捕了几个巨盗，和曾国藩甚为相得，早已是身在绿营心在湘军。带同部下诸殿元按照湘军的制度训练手下辰勇（当时勇源不止湘乡一处，湘乡以外勇丁，有少部分托管给提标军官管带），也颇有成效。曾国藩用来树榜样立模范的，自然是这两位。于是，六月十二日，他连上两摺，分别参劾清德和保举塔齐布、诸殿元。摺子里不管说好说歹，都是斩钉截铁的狠话：参摺不但要求革职，还请求将其解交刑部，从重治罪；保摺则请求破格超擢，并将塔、诸二人的未来表现一并担保：“如该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33]。为了不让和清德共事已久的巡抚骆秉章从中阻挠，参摺和湖广总督张亮基会衔上奏，保摺则秘密上奏。摺上，俱蒙批准：塔、诸分别赏给副将、守备衔；清德革职拿问，交督、抚讯明定拟。
骆秉基和清德料不到曾国藩下手如此狠辣，不声不响就告了黑状，但是天命难违，只好吃了这个哑巴亏。提督鲍起豹是清德的铁哥们，却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于是，“驱曾运动”开始了。
首先，泄愤于塔齐布。以炎夏操练，虐待兵丁为借口，禁止塔齐布参与会操，并停止日常训练。鲍起豹扬言，没有提督的命令，“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
其次，内部传达密令，怂恿轻侮湘勇。本来，七月以前，乡勇和绿营兵就有摩擦，甚至对曾国藩也大为不敬。二月在桂东，六月在三江口，都发生了绿营兵殴斗、杀伤湘勇的事件。曾国藩的亲兵仆人“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34]。三月，标兵与曾国藩亲兵发生冲突，甚至打烂了他的轿子[35]。现经提督倡扬，驻城标兵欺负起湘勇来，就更加无顾忌了。七月十三日，湘勇试枪，误伤提标长夫（类似今日的工程兵或者勤务兵），标兵立即执旗吹号，持械列队，找湘勇开战。曾国藩自觉理亏，只好把肇事湘勇交出，送到提标营内打了三百军棍。八月四日，塔齐布管带的辰勇和标兵赌钱，因小事造衅，标兵再次纠集起来，要和湘勇开战。这次曾国藩不服气，给鲍起豹发公文，要求严惩带头闹事的标兵。鲍起豹二话不说，捆了肇事者就往曾公馆送。然后鼓动标兵在公馆前示威抗议，把皮球原封不动的踢还给曾国藩。怕引起兵变，曾国藩不敢杀；怕属下耻笑，曾国藩不敢放。就这么犹豫不决，过了两天。标兵日夜喧闹，要求放人，最后把公馆团团围住，声言再不放人，就要闯进公馆强行抢人。公馆就在巡抚办公室隔壁，曾国藩硬着头皮请骆秉章调解，骆以此事不属巡抚管辖范围谢绝。没办法，曾国藩扛着钦差牌子在公馆内挺着，希望拖几天再作打算。哪料到六日晚上，标兵悍然冲入公馆，刺伤门丁、卫兵，吓得曾国藩跑到骆秉章家里求救。骆秉章故作惊讶，说了句：“点会这样？（骆是广东花县人，说话估计是这个调调）”然后建议放人，平息事态。万分无奈，十分没脸，曾国藩同意放人。第二天，满城传言：曾钦差这事，纯属人格障碍，心里阴暗，自作自受，活该[36]。
按道理，这种事情完全应该告御状，到天子那里讨说法。可是，曾国藩没有这么干。冠冕的理由，他是这么说的：“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大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方寸窃所不安”[37]。诛心而论的话，我想他首先是担心没有胜诉的把握，更担心侥幸胜诉，还得提防日后的报复。因为，上告的话，被告只能是闹事标兵，而调查取证却得由巡抚、提督来做，不利于原告，那是肯定的。即使万岁圣明，明断万里之外，判原告胜诉，也不过杀几个标兵抵罪而已。而再次哄闹，保不准就真得搭进去自己这条命。左右权衡，于公于私，告状都是下策。那么，不能靠告状出了这口恶气，还能忍辱包羞在长沙混下去么？斯文扫地，将来还怎么和这一城的文武谈公事、修私谊？尊严尽丧，将来还怎么对下属发号令、施奖惩？辗转反侧，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郁闷的钦差选择了逃避。
八月十三日，曾国藩以就近剿匪为由，奏禀移驻衡阳，于省城发生的变乱只字不提。第二天，带领属下（包括患难之交塔齐布）启程南下。
决 裂
曾国藩到衡阳后，一面下乡剿匪，一面扩充湘军，准备办成六千人的陆军，和江忠源统带的四千楚勇（其时此军在江西援守）合为万人大军。扩军的最大原因，当然是长沙的伤心事大大刺激了他，认为光靠绿营的力量“断不能办此贼”，只有“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纯靠湘军的力量，不掺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绿营，才能“驱驰中原，渐望澄清”。塔齐布勇猛异常，稍缺谋略；罗泽南勤恳扎实，拙于交际。扩军之举，能够引以为助、且有能力相助的，就只有王錱。所以一到衡阳，他就写信给王錱，告诉他这个想法。王錱则正为罗泽南援赣部队中四位阵亡同学感到哀愤，发誓要募勇添丁，为之报仇。于是一拍即合，定下了扩军的计划[38]。
二人计划的初稿，是总共招募六千，办一支复仇的“义师”，其中由王錱统带二千，并自筹饷银万两。可是到省城后，王錱却改变了计划，招募人数扩充到万人，饷银也由自筹变为官拨了。
长沙之变后，省城官吏都成了曾国藩的私敌，谁都想看他的笑话[39]，但是一则因为他掌握着二三千人的精锐部队，湖南境内防剿还有赖于他；二则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人物，所以场面上还得予以支持，兵事、饷事、吏事，不得不让他几分。孰料王錱到省城，向行政长官门披露了这个计划，对于曾国藩的私敌们来说，不啻是一个惊喜。王錱善战，而出身低下，倘若在军饷、军备上予以支持，帮助他办成此军，必然不像曾国藩那么难以控制。同样是公费，给曾、给王，没有区别，那么有此机缘，当然倾全力支持王錱，而把曾国藩晾在一边了。所以，王錱才得以更改招募计划。
资源有限，全力支持了王錱，曾国藩所得必然减少。军饷不再按时发给，领取武器弹药也备受刁难，曾国藩及其所部渐渐被边缘化，眼看就要处于若存若亡的困境。日复一日，土匪越剿越少，曾军在全省防务上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低。额外的军饷没有来源，则扩军之说等于空谈。扩军倘不果行，则届时代表湖南出境讨贼，必然是人多钱足的王錱，而不会是兵单饷绌的曾国藩了。曾国藩探知此中关节后，大为恼怒。可是，无名火终归是无名火，只能自己憋着。唯一可行的，无非希望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把王錱从敌对阵营中争取过来。
他给王錱写信，说一贯爱重他“驭士有方”、“忠勇奋发”，就像古代的刘琨、祖逖，自己则到处说项，毫无嫉妒猜疑之情。这是以情动人。然后笔锋一转，说以前说好的是成立“义师”，现在取给于官府，居然变成了“官勇”；既然改为官勇，就应当“通盘筹划”，不该在“官项支绌”的时候，不为公家“省财、省力”，反而“多此一番周折”（言外之意，就是君所新得，即我之旧有，王錱你太不仗义也）。这是想要以理服人。最后，还加上几句危言恐吓：“足下志气满溢，语气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40]这种虚弱无力的言语当然起不到任何作用。王錱也是一心为国，只求效果，能够获得官府的支持，总比东家讨几两、西邻劝几串的自筹资金要好得多。至于是否因此损害曾国藩的利权，他或者没有体会曾国藩的隐衷，不能产生理解之同情；或者觉得交情不够（至少比不上阵亡江西的那几个同学），不必加以维护。所以，对曾国藩的意见，他视若不见，连回信都省掉了。
此路不通。曾国藩无奈之下，分别给巡抚、布政使、长沙知府写信，力辩扩军之议：只是订好让王錱统带两千人，作为先锋，而不是统带万人，全盘负责。并汲汲申言，应该让王錱裁撤超出计划的勇丁[41]。同时，也在给其他乡绅的信中阐述这层意思，甚至不惜措辞贬低“真可爱也”的王錱，以博取同情[42]。但是，大多数的官绅并不同情他，反而说他心胸狭窄，妒贤嫉能。事儿看着就要黄了，曾国藩却一筹莫展，只有干瞪眼的份。
这年夏天，郭嵩焘在江西江忠源幕中建议兴办水师，江将此意转达给曾国藩。九月，太平军水陆并进，第二次进攻武汉。靠着水师的威力，数日之间，就到达武昌城下，湖北形势岌岌可危。朝廷急令湖南派兵援助。其时，湖南只有驻扎长沙的王錱新募三千多人和驻扎衡阳的曾国藩所带二千余人可以一战，骆秉章接令，即调王军。但是北援湖北，光有陆军不行，过了岳阳，就是洞庭、长江，水陆不能并举，别说剿匪，就是太平军的毛都摸不着。操办水师，成了当务之急。
目光如电的曾国藩在郁郁不得志中消磨了两个月的光阴，当此良机，哪能放过，于是，十月二十四日上奏[43]，请练水师。咸丰皇帝早以长江之上没有水师抗扼太平军为忧，见奏大喜，立即表扬：“所虑俱是。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靠着这份敏锐，曾国藩发掘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开始在衡阳、湘潭两处造船募勇，规划未来。此前募集六千人支援江忠源的计划，也因时局而改变。十月后，太平军从湖北撤军，转攻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李鸿章当时是他的助手）、安徽巡抚江忠源（刚由江西到任）相继死事。于是，最新的战略演变为：湖北解严，湖南援兵不用北上，留驻省城待命。而长江上游亟待组建一支水陆大军，在加固岳阳、武昌防守的基础上，沿江东下，与驻扎在南京、扬州城外的江南、江北两大营遥相呼应，逐次扫荡江面及沿岸，最终形成对太平军根据地的大包围。计划中，出湖南下长江的水师，其高屋建瓴、改变全局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所以请旨成功、督办水师的曾国藩，一夜之间，反客为主，将资金使用、人事控制等权利握于一手。尤为关键的是获得了绝对优先的经济支持，不但省库有义务供应造船募勇（水师勇丁）的军费；广东解往江南大营、湖北防军的经费也可以截留提取[44]；军队的粮食供应则直接提用漕米[45]；办起民间捐输来，也更加振振有词[46]。相形之下，王錱的部队反而成了鸡肋，唯一的任务就是出兵攻剿周边零碎匪徒，再要求添兵加饷，已经不可能了。曾国藩打仗极为讲究主客之辨，每每能反客为主；此次化解人事纷争，落笔极为辽远，得益却在眼前，无疑是反客为主的绝佳案例。
既然重做主人，异日统带水陆出省攻剿，决定权都落在曾国藩一人之手，带谁不带谁，就都凭他一句话了。他如果将王錱列入名单，王錱所部才会有资金、军备方面的支持；他不带王錱出省，王錱就会沦落为一般的团练主管，生活全靠自理了[47]。一切的关键，在于曾国藩记不记仇。很可惜，咸丰三年，四十三岁的曾国藩，修养还没到这份上。对于王錱中途投靠其私敌的“叛徒”行为，他不能忘怀，而王錱能征善战的本领，他却有意淡忘。
当然，这种泄一己私愤的行为，必将遭受来自官绅各界的质疑，不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悍然不顾舆论，一意孤行，那是莽夫手段，曾国藩所不取也。他对王錱约法十条，其中“必不可改者五条”，王錱可以“自为主张者三条”，曾国藩“自办而不以书告者三条”。我们来逐条审议这十条的内容：
“必从鄙意而不可改者五”：
一、汰选勇丁，合格者训练两月以上，方可出征。——粗看问题不大，其实为以下裁减王部，由三千变为两千，埋下了伏笔。
二、王錱三千人应该划分成数营，每营由营官一人、帮办四五人统带，“不必由足下一手经理”。——这条最要命。按照曾国藩刚刚定下的湘军营制，每营定员五百，设营官一名。各营官互不统摄，全都直接听命于曾国藩。曾和各营官之间并不设立统带数营之“分统”职位，行政架构完全扁平化。若依此办理，王錱所部则当分为六营，他不过统领一营而已。从方面大帅降格为偏裨小将，势所必争；昔日帐下属员，居然并肩同事，情何以堪？
三、军备方面，“如有一械未精，不可轻出”。——军械及费用，曾国藩不会按照王錱现有三千人的规模配拨，而只按照二千人的限额制订预算（见“自为主张者”第二条），超出部分，经费自筹。筹集不及，必然出现“一械未精”的情况，那么就“不可轻出”了。
四、需雇用船只，作为随军的后勤中心。——关键还是在于经费预算。人多，要雇的船也多，超出部分，又得自筹。
五、日常消费，“以船为市”。——此条的意思在于推行集团采购制度，降低行军成本，控制现金流动。食品和日用品都先期由粮台采办，储备在随军仓船。兵勇入营，须用饷银兑换“吾船之钱”，然后购买“吾船之货”（颇类似于某些企业之内部银行、内部商店）。如此，则“银钱总不外散，而兵勇无米盐断缺之患，无数倍昂贵之患”。这是“必不可改者”中唯一不针对王錱的一条。
“不必从仆，听足下自为屈伸主张者三”：
一、出征陆军规模限定为十营[48]，王錱所部应该缩减为四营。“如足下能设法劝捐，多留一营亦可”。——这条其实是变相的“必不可改者”。劈空落笔，已经汰减了至少五百人，毫无商量余地。至于大军齐出，五百人自筹薪水，区别于其他四千五百人，岂不是明显的“歧视”？
二、训练兵勇，在衡阳或在长沙，可以自定。
三、每营、每队（一般十人为一队）需要操演阵法。
“自为密办而不遽以书奉告者二”：
一、“有人愿带五百人随同远征，已许之矣”；——故作神秘，无非候补有人，不受要挟之意。
二、询问是否能自办雇船、雇水手事宜[49]。
综观以上十条，纯乎强硬压制，其中裁额、降职两条，尤为蛮横。裁额与否，自当在全军进行校阅、考评以后，酌情处理，但以数额限制，岂能服人？王錱统带三千人，自定军制在前，曾国藩归并各营、制订营制在后，明里是统一制度，实则无端降职，血性男儿如王璞山者，岂能就范？此后曾国藩修改营制，增设统带数营之“分统”[50]，已经证明互不统摄、完全扁平化的管理架构有其不切实际之处；王錱的一人可统数营的营制则一直应用于“老湘营”[51]和“楚军”[52]，在湖南、江西、浙江和西北等地的战事中发挥效用。王錱之不接受此种规范，不能简单说成意气之争，而有理论之辨的意义。
骆秉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等人从中调解[53]，二人都不愿意委曲求全[54]，终成决裂之局。勉强折衷的结果：骆秉章全额保留王錱的军队，专司防省之用。曾国藩另行委派林源恩、邹吉琦等人募勇，补足十营之数。罗泽南因此退出东征大军，驻留衡阳剿匪[55]。
创立湘军的三个湘乡人，合作不到一年，就此分手。
猪 子 出 得 湖
“出得湖”是湖南土话。湖，指洞庭湖。湖南是个内陆省份，向外四个方向，只有北面的洞庭湖交通最为便利。过了洞庭湖，进入长江：顺流而下，是秀丽的江南；逆流而上，是富庶的四川。渡江而北，无数读书人、野心家就此踏上功名之路，去实现那些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光荣与梦想。这些可能性，只有渡过洞庭，才会呈现。所以，说某人出得湖，就意味着他已经有所蓄积，可以大展身手、拳打脚踢一番了。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兵勇及长夫等共计一万七千人北上，这次的路线是度过洞庭湖，进入长江，直奔太平天国的首都——金陵。他能“出得湖”么？
起兵前夜，曾国藩写了一篇《讨粤匪檄》，沿路贴发，大造声势。檄文墨迹未干，“粤匪”的西征军已于正月间攻克汉口、汉阳，分兵南下，破岳阳，扫荡湘阴、宁乡，夺据乔口、靖港，挡住了曾国藩出湖的必经之路。入侵的太平军，就像一个考官，专程前来测验曾国藩的“出湖指数”，以及刚刚组建的湘军水师。
靖港距长沙不到三十公里，在湘江西岸，尽得水陆进兵之便：西则益阳、宁乡，北则湘阴，南则长沙、湘潭，俱可瞬息而至。但是此时太平军的“水师”，都是用抢来的民船草草改造而成，兵勇未经训练，亦无战术可言，实在比不上湘军的水师[56]。所以，三月二十六日，湘军水师驶赴靖港，“上下往复，周而复始”[57]，打了第一个小胜仗。太平军败退，随即分兵从陆路绕道宁乡，转攻湘潭，为上下夹攻长沙之计。曾国藩召集诸人定计：塔齐布率陆军八营，褚汝航、彭玉麟率水师五营，南下追剿。曾国藩亲统剩余水师五营及亲兵二营，第二日跟进[58]。褚、彭水师出发后，长沙城中人心惶惶，生怕曾国藩明日跟去，城防空虚，靖港之敌即来进攻。于是，四月一日夜，有人向曾国藩建议：靖港太平军人数不多，不如明天先把他们赶走，再去湘潭。并承诺派遣长沙团练随军助剿。曾国藩也怕湘潭久攻不下，靖港之敌危及省城，所以临时变计，明日改攻靖港。当时靖港太平军只有几百人，曾国藩手下水陆兵勇合计有三千多人，实力对比明显占优。唯一不足，就是没有人临阵指挥；曾国藩仗着船坚兵众，认为几百匪类不值一剿，师船一至，必定望风而溃。所以，他决定实战指挥，享受一次书生杀敌的快感。很不幸，他的处女作以完败收场，以少胜多的快感奉献给了太平军。
四月二日清晨，率队出发。中午，船队逼近“贼屯”。立脚未稳，布置未定，突然刮起一阵猛烈的南风，吹得战船顺流急下，直奔敌营而去。敌军岸炮齐发。风猛水急，战船失控，不能后退，多被击中。趁着慌乱，敌军划出二百多艘小舢板，绕战船四周，火烧枪击。水勇纷纷弃船逃跑，或将战船凿沉，“恐以资贼”，有幸逃回的残部退守到对岸铜官渚。见水师不利，曾国藩亲率陆军往攻，以团练为前锋。刚过浮桥，敌军出队截击。团练勉强可以守碉堡、护城墙，执抢互射、挥刀对砍，实非所长，于是，见敌即“反奔”。兵败如山倒；看见团练“反奔”，湘军士兵也扯起脚就跑，争抢浮桥。浮桥用门板、床板搭建，勇丁一拥而上，浮桥立即踏坏，淹毙踩死一百多。曾国藩短衣仗剑，在岸边竖起令旗，大喝：“过旗者斩”。估计噪音太大，众勇听不真切，“皆绕从旗旁过”。曾国藩羞愤难当，仰天长叹，“愤而投水者两次”，都被亲兵章寿麟救起。事不过三，湘江不能再跳，只好收拾残众，回泊南湖港。[59]
回船以后，曾国藩“其志仍在必死”[60]，乃召集幕友李元度、陈士杰，吩咐后事：代作遗摺，与《讨粤匪檄》一起“进呈御览”[61]；“赶紧送灵柩回家”，所得丧仪，除棺材成本、运费外，全部移交粮台[62]。交待完毕，就要自裁（死法如何，文献不足征，未能确定）。李、陈拼命阻止，拉拉扯扯，僵持许久。恰在此时，收到克服湘潭的捷报，向死之志才稍微摇动。左宗棠“缒城出视之”，到船上一看，曾国藩还穿着湿衣湿裤，“污泥满身”，“气息奄然”，不禁哈哈大笑，赞道：“好像猪子”[63]。突兀之下，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试着阐释一下。往雅里入手，则怀疑他谐音“朱子”。不过在下固陋，实在想不起朱文公什么时候出现在相似的场景中。不能入雅，只好入俗。大概“猪子”是比较文雅的说法，记述者已经失真。根据湖南人的口语习惯，左宗棠当天说的应该是：“好像个猪崽子”。乡俗：单说“猪”字，纯属骂人，而在较为熟悉的人之间，称呼为“猪崽子”，则往往糅合怪责、怜悯两重意思。曾国藩私自变计，自取其辱，应该责怪；但是全局未坏，斯人憔悴，实属可怜。再加上一身尽湿，泥渍斑斑，形状上也有几分神似，所以左宗棠脱口而出“猪崽子”，试图藉此缓和气氛，让灰心丧气的曾国藩能够“破涕成笑”，重振精神。
随后的几天，曾国藩移驾南门外妙高峰寺，杜门思过。作为统帅，此役收复湘潭，敌军北逃，“毙贼近万”（主要指宁乡和湘潭两个战场），“所获旗帜器械无算”，解散被挟持的百姓“约以万计”[64]，无疑是大功一件。但是，作为实际参战人员，指挥失当，号令不行，战船损失三分之一，士兵伤亡逃跑大半，实在又是大罪一条。于是，在和提督、巡抚会衔合奏以外，独上一摺，“请旨将臣交部从重治罪”，并请另派大臣总统此军[65]。而长沙城内传来消息，藩司、臬司等人向骆秉章建议“罢遣曾军”，“语倨妄甚”，骆表态：“且待之”[66]。所“待”者，无非是奏折递上后皇帝的批谕；如果中央有意追究，则无妨落井下石；如果“天恩浩荡”，不予穷责，也不妨作个顺水人情。省城官吏可以两待，曾国藩却是度日如年，一天不下旨，就一天不安生。从四月十二日拜发奏摺到五月八日接奉谕旨，二十多天里，曾国藩思想斗争极为激烈，甚至拟了一封遗摺[67]，再起自杀之念[68]。全赖李元度“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69]，左宗棠也每日过来“絮聒”慰解，他才挺过这个初夏，没干傻事。
五月八日，旨下。立功人员俱受嘉奖；曾国藩“即行革职”，“带罪自效”；鲍起豹身为最高军事指挥官，仅仅列衔会奏，竟不参战，“着即革职”；塔齐布署理湖南提督。这条谕旨赏功罚过，是非不紊。湘潭战役获胜，参战人员获得保举等奖励，是赏功。曾国藩轻出浪战，损兵折将，革职而不剥夺领导权，是罚过。地方军务负责人鲍起豹在这次省城保卫战中竟未派兵出战，也不参与指挥，尸位素餐，“着即革职”，就是是非不紊了。皇帝并不知道此前长沙城中发生的提督和钦差之间的风波，仅仅根据提督会衔而未参战的蛛丝马迹，就作出临阵换将的决策，无意中替曾国藩出了一口恶气。而在城中官吏看来，此次突如其来的人事任免，无疑是曾国藩在北京进行“活动”的结果，所以大为“惭沮”，觉得曾大人朝中后台硬不可言，以后少惹为妙。 其实，曾国藩此次并未进行任何“非组织活动”。本年军机处以恭亲王奕訢、祁寯藻領班。恭王和曾并无私交。曾国于祁寯藻虽有问学从游之举，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祁不仅不是曾的奥援，甚至还有意压制他[70]。所以，处理得当，大部分功劳要归于皇帝本人[71]。咸丰死前一两年名声不好，但是执政前期、中期的表现都算得上中规中矩，勤政忧国。只是点儿太背，一上台就得面对五十年积渐而成的“制度性衰退”以及太平天国起义、英法入侵激化而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得不在忧愤交加中消磨掉十年的执政岁月，一无所称[72]。如果非要说曾国藩在朝廷中傍到粗腿的话，最粗的那条腿倒不是别人，而是这位一直郁闷的当朝天子。
不过，七月在岳阳城陵矶，湘军水师又犯了和靖港之役相同的错误：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贸然进攻。于是，同样一阵南风，断送了水师中排名头甲的三位大将，和几十艘征痕初染的战船。值得欣慰的是，两次失败终于换来一个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发现了水师行军必须遵守的规律：逆风逆流，最利水师攻战；其次则顺流逆风；最忌顺风顺水。道理一经点透，十分简单。顺风顺水，战船前进固然疾驰如飞，但是有进无退，路线单一，稍有挫失，就陷入敌军重围，船炮发挥不出威力，兵力更形单弱，必致溃败。逆流逆风，则前进稍慢，但是方向、节奏、阵形的主动权都操之在我，船炮的威力也可以充分发挥。要退军的话，则变为顺风顺水，以专业战船的素质，肯定能跑过太平军的改装商船。如此，则胜算大增，风险大减。掌握了这条规则，随之应用于岳阳、武昌、长江的几个战役，就都获得大胜。投入产出相较，成本控制还算合理。
岳阳失利二个月后，收复武昌、汉阳，击毙太平军骁将曾天养。十月，大捷于田家镇，杀敌万人，破坏、缴获船只四千多艘[73]。十一月，一直杀到九江城下。
“猪子”曾国藩，在失败中锻炼精神，增长阅历，出洞庭，下长江，向“粤匪”考官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办 与 朕 看
此章引言说曾国藩起事早期还保留了在京当京官时养成的“愤青”气质。“愤青”是“愤怒青年”的简称，来源于西域名著，大行于中文网络，定义屡经更改，表现一以贯之：对现状不满，惯用道德作评价标准，责备求全，敢于直言、大言乃至狂言。作为愤青的曾国藩，要写真图影的话，是怎么样一幅模样呢？
一个合格的“愤青”，要针砭社会，批判他人，首先要在个人品德上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不能身体力行的道德标准只会成为笑话。曾国藩这种从宋儒理学入手的“愤青”，更讲究这一点，他持续修炼了二十多年，才达到从我做起、问心无愧的境界。
弱冠那年，他给自己改了个号，叫做“涤生”。“涤”者，清洗、涤除自身的坏习惯、坏品格；“生”者，取义于明人袁黄[74]的名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75]。合起来，就是改过自新的意思。十年过去，他从苦读的考生变成了入直的翰林，可是反躬自省，发现身上毛病不但涤除未尽，反而越来越多。于是痛下决心，严厉检讨，争取达到“涤”而后“生”的善境。他的服善之勇、改过之猛，我等庸凡看了，少有不大惊失色、自惭形秽的。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就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76]；喜欢吟诗作赋，寻章摘句，而没有把全副精力用于经、史、语录等有用之学，他认为症结在于好名，同样“可耻”[77]；给地方官员写信，口气亲热了点，那就是“意欲饵他馈问”，唯利是图，“鄙极丑极”，立即重写一封，“作疏阔语”[78]；喜欢侃大山，争一些言语上的便宜，那就是好“妄语”，发誓若有再犯，“明神殛之”[79]；跟同事朋友说黄段子过过嘴瘾，“闻色而心艳羡”，这就是“真禽兽”[80]；某日，起床后吃水烟，“口苦舌干”，觉得有损无益，于是“将水烟袋捶碎”，“从此永禁吃烟”[81]；下围棋费时费力，玩物丧志，发誓戒绝：“如再下棋，永绝书香”（这个没做到；日后在军营中保持每日围棋一局的习惯，反倒成为曾文正公镇定从容的美谈）[82]。
就这么过了“日三省吾身”的十年，青年变成中年，检讨升为侍郎[83]，修身齐家，俨然有成，接下来就是治国平天下了。京官没有进入军机处，治国的途径就只有做好本职工作和上书建言献策两条；礼部清闲，兵部无事（虽然太平天国已经起事，但是征剿大权都在军机处，兵部不过奉旨下令而已），要有所表见，就得建言献策。
和风细雨不是“愤青”本色，疾言厉色才是“愤青”惯技，愤青们的疾言厉色，都化作一篇篇给皇帝找茬挑刺的“谏疏”。皇帝说了不合适的话，得谏，作了不合适的事，得谏。国家大事，得谏，深宫内院上封号、立太子之类的“家事”，也得谏。这么多谏言中，固然有明着骂暗里夸的高级马屁，正中时弊、发其私隐乃至“人身攻击”，也不少见。而且，谏言采用的批评标准，全部“取法乎上”，没有降低标准退而求其次的。因为，天子是当今圣人，对圣人，就得往高了要求：一般人的毛病是毛病，对一般人来说不算毛病的言行，在圣人那儿就得算毛病，就得使劲批。都说当皇帝爽，天天有这么一帮人围着你骂，我看当皇帝也不是很爽。当然，骂急了，你可以大喝一声：“拖出去斩了”；轻一点的，也可以扒了裤子搞搞“廷杖”。可是，言官们都有一股子拗劲，打不怕，杀不怕，讲究“立朝”的“风骨”，追求“批麟”的名声。一时一地，板子打得屁股生疼，甚至脖子上来个碗大的疤，但是千秋万代，写在竹简素帛黄草纸上的，都是光辉事迹。啥事不干，张嘴骂人就能名垂千古，这种好事哪里去找？同理，皇帝打击报复也不能太过分，人家批评你是瞧得起你，拿你当圣人，你太过了，就得留下一个暴君、昏君的名头，被写进“青史”，而白白便宜了那个光会骂人的言官。于是，言者为了流芳百世，听者害怕遗臭万年，不得不互相合作，创作一套“罪臣”犯颜直谏、“寡人”从善如流的剧本，在二千多年中重复献演，乐此不疲。
当了十几年京官，没有特出的表现，不但自己着急，以风义相切劘的朋友也急了，罗泽南就说：“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84]。虽然，此前他已经上了几个折子，分别就转移人才、设立日讲、汰减兵饷等事建言，无奈都没什么反响。看来，不说几句重话，不但皇帝不会关注，诤友们也不会原谅自己，于是，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疏皇帝，语调激烈，对其个人修养的三点“流弊”进行严厉批判。
首先，他说咸丰过于注重小节，到了“琐碎”的地步。大臣因为“步趋”、“叩头”等礼数稍有失误，就被责罚；为了避讳，竟然把古今通用的“仪注”二字改为“礼节”（咸丰名奕詝）。“谨其所不必谨”，于国家大事却“不暇深求”。广西剿匪是当前头等大事，“人才”、“地利”和“军需”三者是重中之重，皇帝却委任失当，布置失措。其次，“徒尚文饰”。去年登基，就下诏求言，鼓励言者无罪，言无不尽。而臣僚进言，却大多以“无庸议”三字对付过去。对于说话激烈一点的大臣，当时伪作褒奖，事后却给人穿小鞋，秋后算账。进言之初，倭仁蒙手诏奖许，“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苏廷魁被优旨答谢，“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查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年纪轻轻（“春秋鼎盛”），就刊布御制诗文集，好慕虚荣，有愧于三、四十岁后才刊刻文集的各位祖先。最后，“骄矜”“自是”，说什么“黜陟大权，朕自持之”，搞得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吏制发言，养成满朝都是“谐媚软熟之人”，“相与袖手，一筹莫展”。平时不培养、储备“刚正之士”，碰到像今天这样的“军务警报”，“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而且，广西之事，不可能立即平定，“固中外所同虑”；就算侥幸平定了，皇上也会认为“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更加刚愎自用，说不定就成了丹朱、商纣那样骄傲、“迷乱”的昏君、暴君。[85]
这篇谏章，从言行批判发展到“诛心之论”，直接将“圣上”比作“昏君”，正是走的犯颜直谏、不恤杀身成仁的路子。皇帝曲为优容，纳言改过的例子固然有，但是进言者重则砍头、轻则流放，身前凄凉、死后“哀荣”的例子则更多。他未尝不晓得其中利害，既然要作“名臣”，这一注总得出手，至于结果如何，听天由命可也。咸丰帝看完全文，当场大怒，“掷其折于地”，怕也是动了杀机，要成全他。不过，如前所述，他毕竟不是昏君暴君，而是有望跻身“大有为”之列的皇帝，所以，在祁均藻频频叩头，请求缓颊的情况下，作了个顺水人情[86]：不但没有处罚曾国藩，反而在一个月后让他兼署刑部左侍郎，变相升了他的官[87]。这是曾国藩和咸丰帝的首次“良性互动”，算是“双赢”。不打不成交，打完之后，二人对对方的路数都有了解，此后长达十年的长期“互动”，也就在这个基调上展开了。
三年十月，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还不到一个月，性急的皇帝就催促他“着即赶办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显然，三年前曾国藩“打龙袍”的举动，给咸丰留下了深刻印象，目前下游向荣、琦善两大营成效一般，只有靠上游这一支奇兵出江东下，形成高屋建瓴之势，遏制太平天国的扩张。实际情况呢？“实有不宜草率从事者”；这是曾国藩的回答[88]。
湖南办水师，最大的困难在于办水师的一切条件，暂时都不具备。不过，大话说出口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水师三大件：船、炮、勇。船，造一批，买一批；大型战船得新造，补给船、小炮船则购买民船，进行改造。炮，也是造一批买一批，所买多为“夷炮”，委托广西外贸部门代为购置。勇，招募训练，算三件中最好办的。三件事情都需要找人找钱才能办妥，最需要的却是时间。负责造船的两个人，成名标十一月五日到衡阳[89]，褚汝航十二月上旬在湘潭开工[90]。邹世琦督造水师专用炮位，十一月开工[91]。招募水勇，则在十二月中旬开始[92]。江忠源所荐广西张敬修带一千炮位、二千水勇、二百船工来湘协办，则终于泡汤[93]。综合各项日程，率师出征的日期，最快也在明年一月底。所以，对十一月十二日催命符式的上谕，曾国藩只能答以：“明春乃可成行”。
为了强调水师之出，不仅仅是孤立的战术动作，而是湘、鄂、皖、赣“四省合防”大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为了表示深入领会上谕中“统筹全局”四个字包含的决策精神，因此，在复奏中，他不但说明了办水师的客观困难，也解释了他与骆秉章（湖南巡抚）、吴文镕（湖北总督）、张芾（江西巡抚）和江忠源（安徽巡抚）四省大吏商定的“四省合防之道”，“以剿为堵之策”。总之，就是说这事不能一味赶时间，“不能草草一出”，否则就是中央政策自相矛盾，“殊失皇上命臣统筹全局之意”。
他抠字眼儿，咸丰不干了。咸丰的本意，只是各地团练大臣多快好省，有一分心出一份力，全盘大局自当由中央政府及钦派剿匪大臣向荣等人协商制定，根本没料到一个地方团练大臣会给他整出这么个“四省合防”的大战略，还一口一个“统筹全局”，不能“草草一出”，公然拒绝了他的调派命令。于是，战略歧异与个人意气合力造成了他的恼羞成怒，红笔一挥，写了一个极富攻击性、调侃性的批答：“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大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王闿运曾经比较古今谕旨口吻，说“制曰可”和“知道了”，雅俗判然[P1] 。我倒是觉得，像咸丰这种朱批才更有人味，更能拉近历史。一个二十三岁的少年，自觉被“愚弄”，被“蒙蔽”，情急之下，口不择言，把本应慎重对待的军情批奏，演成一段民间戏文般的绝妙台词，难道不比虚文假式的“制曰可”更能体现历史与人性的真实么？但是，就事论事，这段颇类今日网络论坛辩论的批谕，声调甚高，底气却不足。当日的清廷，对于越来越烂的局势，并未形成一个真正谈得上“统筹全局”的战略，除了尾追、包围这种被动措施，就再没有类似“四省合防”、以上游制下游的治本之策。所以语气极其不屑，心中未必不以为然，故末尾的“言既出诸汝口”云云，还是抱着“死马全当活马医”的态度，聊作解嘲。
年长奕詝二十岁的曾国藩自然不能和他一般见识，所以再次复陈[94]，无非把各种困难描绘得更细致而已，出征日期不能提前这个原则性问题，则毫不松口。你说气话，问我“能乎？否乎？”；我则回答：“自度才力，实属不能”。你要我“办与朕看”，我只说：“唯有愚诚，不敢避死”，但是“成败利钝，一无可恃”。实在逼急了，非要摊派不切实际的指标，那么“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曾国藩《挺经》一书不见诸《全集》，是否成书不可考[95]。但这次顶住来自最高当局的冷嘲热讽甚至是威胁恐吓，无疑可算作挺经致用的绝佳案例。“挺”之一字，不仅意味着实事求是，驳回不切实际的命令，更重要的是坚持己见，谋定后战，不致因为压力太重、人言可畏而草草出兵，身死军覆，败坏全局。他的老师吴文镕就因为巡抚崇纶参奏他避战不出，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愤而出师，溃败于田家镇[96]。吴文镕没“挺”住，他“挺”住了，所以再次复奏后，咸丰心平气和之下的批答，倒有了些悔意：“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属非是”。继指责咸丰三大“流弊”之后，曾国藩在和咸丰的“互动”中，又领先了一个回合。
靖港之战，曾国藩被革职，则算是咸丰小小出了口恶气。随即收复武、汉，则不得不令咸丰另眼相看，他在武汉克服的奏折上批示：“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持，叩天速敕民劫也”[97]。一个职分只是帮办团练的丁忧官员，竟然取得收复失地的大功，“意料”当然不及，“感慰”当然很深。
随后湘军一路克捷，围住九江、湖口两城，咸丰也就一路褒奖、授权，不在话下。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水师二千多人驾一百多艘小型战船冲入鄱阳湖清剿残敌，一意冒进，没有守护湖口水卡，遂被太平军堵在内湖，不得再回长江。二十五日夜，滞留长江的水师被太平军偷袭。由于轻便小艇都困在鄱阳湖内，余下大船不利近战，因此太平军的小划子穿梭其中，“火蛋、喷筒，百支齐放”，烧得湘军满江乱窜，曾国藩的座船也被烧毁，公私文牍全部遗失。水师此次失利，实际就是今后两年多湘军一直不振的重要原因。但在当时，实在不是咸丰“意料所及”，所以他批示：“此时偶有小挫，尚与大局无损。曾国藩自清严议之处，着加恩宽免”；并严厉谴责江西巡抚等官员，不能接应湘军，笔锋之间，已为曾国藩开脱了一番[98]。年终照样赏赐黄马褂、玉搬指等物，毫无责怪之意。五年正月初四，一百多艘停泊在长江的水师船只，被东北风吹撞，漂没撞毁七十多艘。剩下船只多数损坏，不可应敌，只得返回武汉修整。内外夹击，突破湖口的计划，短期不可实现，水陆并进，直下金陵的远景，更不可想象。咸丰的态度却还是那么温柔，支持还是那么坚定：“所称办理错误之处，如水师冲入内河，以至声势隔绝，诚不免锐进贪功。至武汉收复后，未能后路声援一节，则其势本有不及（其时湖北再度遭受攻击）……原定直捣金陵之计，即着迅速设法攻克九江，合军东下，毋得再存顾虑”[99]。五年六月，曾国藩以“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及其他“劣迹”为由，参奏同乡同年的江西巡抚陈启迈，咸丰二话不说，立即谕令革职[100]。九月，以“师久无功，自请严议”，咸丰“加恩宽免”[101]，不久还补授兵部右侍郎，将前此革掉的顶戴原样奉还[102]。
比较刚起兵时因不信任而遭受的讽刺气话，靖港之败时，按律革职，公事公办的态度，武汉克服后一连串挫败（战略意义的损害程度比靖港小败要严重的多）却得到了“优诏”、“温旨”和黄马褂等年终奖，我以小人之心度之：这个二十几岁的年青人未免太现实了点。
王闿运对此则有另外一番解释，他认为大乱初起时，对待失败统帅的态度，就可以判断出谁是“庸主”，谁是明君。秦二世、唐玄宗都是“庸主”，“以骄气乘之，促兵平讨，计日而定，一闻溃败则斩大将”，当时名将如章邯、高仙芝都因此砍头。咸丰能够体察失败的原因，不杀塞尚阿[103]、徐广缙[104]，“遂收曾、左之效”[105]。但是，他另外一段话，似乎又与此矛盾：“朝廷用法，严于满臣，以为优礼汉人，亦以为不足责也。军兴，未诛一将。独青墨卿[106]逾境受戮，胡咏芝继之，遂不敢退一步，以成大勋”[107]。青麟和塞、徐有区别：前者是地方大员，有守土之责，所谓城在人在，城破人死；后者则是钦命征讨之臣，配置了专门拨款和军队。以军事责任而论，后者所负，自然重于前者。以实际影响而论，青麟的罪过只是局部败退，赛、徐的失误则导致全局失控。斩罪轻的青麟，赦罪重的赛、徐，实在是颠倒黑白。再结合咸丰前后批谕，不能切实评判湘军胜败各役在全局战略上的得失，隔靴搔痒，雾里看花；可见咸丰终究只是略知人情而不懂军情，短视目前而不图长远的中人之才，尽管算不上昏庸，但远比不上后来慈禧和恭王表现出来的魄力和见识。就因为这种太现实太功利的市侩思想左右了咸丰的决断，所以他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给予实质上的帮助[108]，只是给些口头便宜，而在师久无功以后“恩眷渐衰”，又恢复了前此那种不信任乃至近于苛刻的态度。
五年冬，石达开大肆进军江西，连克数郡，曾国藩饷绌兵弱：署抚陆元烺对于拨款多采取拖延、哭穷之策，地方尽失，捐输自然衰减。塔齐布已于七月间病逝；罗泽南已经回援湖北；身边只有周凤山、李元度这种不堪将将的统领。不得不撤九江之围，保护江西省城，前此获得的战略优势至此全部丧失。咸丰不体谅当局者办事艰难，却下达谕旨严厉责备：“曾国藩水陆各军日久未闻接仗，虽鄱湖以内一律肃清，而九江终未克复。该侍郎岂不知饷糈艰难，日甚一日，何堪顿兵不战、坐耗军需耶！”[109]六年四月二十日，克复丰城县城，打了个小胜仗，奏上报功，咸丰连毫无实际的顶戴也吝啬起来：“贼先窜出，焉得谓克复？姑念其打仗奋勇，着准其酌保数人”[110]。十月，咸丰知道太平天国发生内乱，洪、韦、杨、石相互仇杀，遂以为形势大变，却不知石达开一股和陈玉成、李秀成的军队已经各自划分好势力范围，并未因此对攻，减损实力。乃不揆情实，旧调重弹：“着曾国藩等乘此贼心涣散之时，赶紧克服数城，使该逆退无所归，自不难穷蹙就擒。若徒事迁延，劳师糜饷，日久无功，朕即不遽加该侍郎等以贻误之罪，该侍郎等何颜以对江西士民耶！”
外无援兵，内缺饷需，手下是周、李弱旅，所当则是石达开、林启容这等悍将，中央毫不体恤就罢了，还说尽风凉言话，纯是一幅市恩忘义的市侩嘴脸。任何人都会寒心，一有机会必然要逃离苦海，脱卸这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曾国藩挺经讲得再好，当此挺无可挺之时，也只有往旁一让，请咸丰这个“卖货郎”自己去走那条独木桥了[111]。父亲的死，无疑就是解脱的机会。咸丰七年二月十一日，闻讣。十六日，发报丁忧摺[112]，请假守制。不待批准，二十一日离营，二十九日抵家。咸丰也是心灰意冷，报忧摺到，并不因军务繁重“夺情”，而是批了三个月假。五月二十二日，假期将满，曾国藩恳请终制[113]，要求补足二十七个月的丧假[114]。鉴于一年来逐渐冷淡的态度，衡以前次准假三个月的心情，咸丰不会觉得江西少了个曾国藩就“运转不灵”。但是，湘军的营制决定了将领之间互不统属，全军听命于曾国藩一人，他一离开，群龙无首，就运转不灵了。湖南、湖北援军固然接受胡林翼、骆炳章（实际指挥权在左宗棠[115]）的指挥，但是江西距二省尚有距离，书函往来，犹需时日，没有曾国藩现场指挥，会防、会剿这些需要“整合资源”才能做好的事情，进行的就不顺畅。王錱、刘腾鸿、周凤山、曾国荃等人之间就经常产生矛盾和误会。江西巡抚及接办军务者更是没办法调动湘军[116]。而曾国藩除了办理军事调派以外，最大的作用就是为各军筹饷，他一走，军饷的申请、调拨就变得紊乱，各军军心由此动摇，甚至发生闹饷哗变的事情。有此两种，江西军务运转不灵，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格于形势，咸丰不能不出言挽留[117]。
咸丰二年腊月，旨派曾国藩帮办团练。他那时尚丁母忧，本也作出了不出的姿态，经朋友郭嵩焘一劝，老父曾麟书一命，也就不再坚持[118]，并以“自别于畏死者之徒”为词[119]。这次丁忧，则与上次情况大不相同。上次知道“理宜出而保护桑梓”，时势之“理”胜于家门之“礼”；这次军情紧急，双方处于相持阶段，互为消长之机，稍瞬即逝，时势之“乱”更胜于家门之“丧”，“夺情”出山的理由比前次更充分。前后行事逻辑一致的话，当然应该奉旨回营，否则就只合“人”情而不合“事”理了。上次有父亲和郭嵩焘等劝说，可以俯顺家严之命和诤友之言，这次则严命换成了圣命，郭嵩焘换成了左宗棠[120]，也不妨俯顺人言，仰报君恩。再者，主持江西军务并不是钱多事少的肥差美缺，而是忧劳困苦的脏活累活，天下皆知，此次赴任必不受不守孝道、贪图权柄的批评。总之，再次“夺情”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奉旨起复，看来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出乎大家的意料，曾国藩没有接旨。六月六日，写了一封答复“夺情”谕旨的复奏，拒绝任命，吁请开缺[121]。同日，又写了一封诉苦的专摺，“沥陈办事艰难”[122]。既然辞谢任命，自然就该拂袖撒手、作绝情科，为何还要沥陈办事艰难，俯躬作揖、念思凡白呢？我们先看看他的“念白”表的是什么情。
主题：在江西几年，“殊有艰难情状无以自申者，不得不略陈于圣主之前”。
内容：办事艰难，主要有“三端”。
第一、湘军兵将的待遇没有落实，实际上处于被歧视的地位。湘军兵将积累战功，经保举，奉旨批准，人数众多。可是，由于和绿营不属同一系统，军衔虽高，补实职的却少之又少。没有实职，就发不了实薪，“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饷额，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按照湘军营制，虽然官衔到了二、三品，月薪却还按实际职位发放。例如，哨长月薪九两，十长（即队目）月薪四两八钱；而与之同等品级的绿营将领，所得却远高于此十数倍[123]。而与巡抚、总兵商量补缺，则迟迟不获回应，“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
第二、不能插手地方事务，导致筹饷不济。驻扎地方，办理军务，防剿等军务固然不必与地方官员发生关系，筹饷诸事（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却都要经州县办理。而州县往往掣肘：办厘卡，影响地方税收，州县阻挠；办捐输；州县“于已捐之户”，“另行勒逼”。欲加惩办，则因为权属巡抚，不得越俎。农民蔽困，为了多收捐款，只能先减掉若干漕折正税；民风疲软，为了提升士气，应该申请添加学额。但是，这都由巡抚专政，不得置喙。与之协商，巡抚都推托借口，不予合作。
第三、有“差”无“职”，且未奉“明发谕旨”，与地方官办往来公务，常被“讥议”。从咸丰三年正月“钦命帮办团练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关防到五年十月换刻的“钦差兵部右侍郎”关防，一年之间换了四次公章，但是授命形式都是廷寄，而不是明降谕旨[124]。所以有的说曾国藩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有的说“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甚至把他当作提了一包公章的皮包公司经理，“疑为伪造”[125]。帐下将领外出办事，也因此被怀疑为撞骗，甚至遭受地方官的“羁押”和“刑辱”。由曾营办理的捐生执照，也不被地方认可，甚至当作“假文凭”而“加之鞠讯”，或者宣布作废，重复“勒捐”。得不到基本信任，尊严屡被侵犯，办理军务公务，都不顺畅。
上述三者，“其端甚微，关系甚巨”，所以，曾国藩不得不把话挑明，开口要官：“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查吏之权者，绝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绝不能兼及筹饷”。原来，他是以此“要挟”皇帝，不给实实在在的地方职位，就不出来办事。“夺情”不是不可以，应诏不是不可以，关键不在理，也不在礼，而在于权。马仔藩被逼无奈之下，硬着头皮和老大“讲数”，老大詝哥会痛痛快快喝下这杯“讲茶”么？
奕詝叹息一声，一言不发，放下茶杯，离开了谈判桌。
六月十九日上谕批复，对具体“办事艰难之处”不置一词，只针对其终制、开缺的请求表示“着照所请”。重阳日，曾国藩复奏致谢，并附片声明“此后不轻具摺奏事”。朱批：“知道了”[126]。
-------------------------------------------------------------------------------- [1] 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谕。 [2]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统筹全局摺》 [3] 曾国藩全集·诗文，《罗忠节公神道碑铭》 [4] 《清史稿·列传》卷一百九十四。 [5]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四年八月十五日《致严仙舫》：“罗山，一老学究耳。与宗棠素尝论学，持论平实稳惬，作事有条理；可见者不过如此。及其将兵，胆略俱壮，随机立应，竟为宿将所不及”。 [6] 曾国藩全集·批札，咸丰三年七月《批管带左营湘勇候选县丞王錱禀》：“以极疲弱之卒当极骁之贼，而能尽力苦战，大获全胜，真可爱也”。 [7] 胡林翼全集·一·奏疏，咸丰六年十二月三日《敬陈湖北兵政吏治疏》 [8] 胡林翼原话不可见，但是通过左宗棠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给他的回信中可以知道他曾经有屠城的念头：“崇、通、兴国、通山，天下之乱国，鄂省之贼子也。取而坑之，乃足快意！然古今无仇民之理，……”；终于还是被左宗棠劝阻（左宗棠全集·书信·一）。 [9]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与李元度》。左宗棠也说：“江西士民以畏贼之故媚贼，且为贼效死以捍援师，居然别一天地矣”（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六年《答王璞山》）；甚至袁州被围攻，太平军拟弃城而去，城中绅士竟筹资挽留（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致胡润之》）。 [10]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六年《与王璞山》，就说镇守崇阳的曾天爵是“贼中之循吏”，镇守广济的宋关佑是“贼中之孝子”，“民心颇向之”。 [11] 罗惇□《太平天国战记》：“开科取士，试者二万余人，状元王弢”。 [12]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纪先师容纯父先生》 [13] 清朝的正规军队，本分为八旗和绿营。八旗由旗人组成，绿营由汉人组成。咸丰以前，八旗兵约二十五万，绿营六十四万。入关以后，旗兵就开始腐化，逐渐丧失战斗力。康熙以后，国家统治，几乎就全依靠绿营了。但是，嘉庆年间，没有团练帮助，不能抵抗白莲教起义；鸦片战争时期，建制军队还不如三元里的市民更能重创英军。这就说明咸丰以前，绿营的生命力就差不多消亡殆尽了。而太平军广西起义，不过万人，其中死党能战者不过三、四千人。驻广西绿营额兵，当时有二万三千多人，土兵一万四千人，随即从云、贵、湖、广等邻省陆续调来十几万绿营兵，竟然还不能将太平军封锁在广西境内，任其北上东下，声势暴长，酿成十几年的动荡局面。可见当日的正规部队，实在只是聊胜于无。参看罗尔纲《绿营兵志》。 [14] 《秋蟪吟馆诗抄》卷三《椒雨集》 [15]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派宋梦兰办皖南团练片》。 [16]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元年三月九日《议汰兵疏》 [17]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摺》 [18]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派宋梦兰办皖南团练片》。 [19] 王先谦《东华录》，咸丰三年正月八日谕内阁。 [20]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八月三十日《与江忠源》 [2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九月十七日《与吴文镕》 [22]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三年八月十三日《移驻衡州摺》 [23] 罗尔纲《湘军兵志》断言王錱的《练勇刍言》在曾国藩创立营制两年后才完成，认为王定安《湘军记》所谓“湘军规制多采之王錱《练勇刍言》”是错误的判断（见其书附考二《湘军渊源辨》）。其实，早在咸丰三年十二月前，王錱的《练勇刍言》就已经有了雏形。这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复书王錱，就说：“足下所著之臆说也者，又得沈研细究。……仆于此等处亦颇究心，兹将仆之营制与所以位置诸贤人君子之助我者，逐条胪列。……所订条款，务望遵从。即小处或有不当，亦当委曲商酌，不可遽尔违异”；可见，《练勇刍言》不但早已成文，而且已经应用到实际的训练、管理。而曾国藩在咸丰四年制定的营规也不是最终定本，直到咸丰十年在祁门军中刊刻，湘军营制才算最终确立。所以，王定安、罗尔纲二人的说法都不正确。我们只能据此认为曾、王的制度是二人分别独立完成，并有过参考、讨论。而非要厘清月日，分清先后，则并无实际可靠的证据。 [24] 胡林翼全集·书信，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复庄受祺》 [25]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二月《复欧阳兆熊》 [26] 王闿运《湘军志·曾军篇》。 [27]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二月《与徐玉山》 [28]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四月十六日《与陈源兖》 [29] 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 [30]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朱批 [31] 王闿运《湘军志·曾军篇》 [3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二月《与魁联》 [33]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摺》、《请将长沙协副将清德交刑部治罪片》和《保参将塔齐布千总诸殿元摺》 [34]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35]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十一月六日《与仓景愉》 [36] 王闿运《湘军志·曾军篇》 [37]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九月六日《与吴文镕》 [38]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八月二十日、二十九日《与王錱》，三十日《与江忠源》 [39]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十一月六日《与仓景愉》，事发数月以后，省城官吏还是认为他在处理兵勇争斗事件上“操之过蹙”，他气愤地说：“总之，平昔有相信之雅，则臭腐皆变芬芳；平昔有相疑之端，则见闻无非荆棘”；可见积怨已成，双方都无法排解。 [40]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与王錱》 [4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十一月九日《与骆秉章》 [4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与彭洋中》：“夫己氏之材，以弟观之，亦不过百夫之长；即其相背，，亦未必能大贵”。 [43]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暂缓赴鄂并请筹备战船摺》 [44] 实际上，在奏请办理水师的当天，他就附片奏请截留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军饷。因为湖北戒严，此款共计十万两的军饷正好滞存在长沙，他申请从中抽提四万两。奏上，立即获得批准。当时湖南省库也就三万余两的现金储备，他一举获得此笔巨款，立即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请截留粤饷筹备炮船片》）。 [45]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请提用湖南漕米片》 [46]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请捐输归入筹饷新例片》 [47] 原则上，没有来自中央的命令，各省团练不得擅自出省征剿。咸丰三年正月癸丑上谕就说：“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王先谦《咸丰东华录》卷十九）。湖南一省既然受命派遣曾国藩湘军出境，自然毋庸再行调派王錱了。 [48] 江忠濬已经带领一千人往援安徽。故此次出征陆军限额五千人，以符前此奏闻的六千之数。 [49]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十一月六日《与王錱》 [50] 最先提出“分统”概念的是胡林翼（见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十胡林翼《致官使相言立小统领》），初行于李续宜军中。后来被曾国藩借鉴，咸丰十年已经实行，写入营制（《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致沅弟》；《曾国藩全集·批札》同治元年十月《批鲍提督禀》）。 [51] 王錱病殁之前，所部称为老湘营。 [52] 左宗棠接管老湘营后，所部称为楚军。 [53] 例如，骆秉章信中说：“见之行事，犹是独行。已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引身而退”（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复骆秉章》）。正月间，骆秉章再度派遣王錱往援湖北，曾国藩致信郭嵩焘，还有愤懑之气：“偏才而全用之，恐未宜也。仆既过誉于先，省门诸公又过信于后，仆亦不复相沮，恐人疑我为忌才妒功耳”（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四年正月二十日《复郭嵩焘》）。二月间，他向刘蓉诉苦：“近日友朋致书规我，多疑我近乎妒功嫉能、忮薄险很者之所为，遂使我愤恨无已”（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四年二月七日《与刘蓉》）。可以代表当时的舆论倾向。 [54] 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又给王写了一封长信，语气稍微和缓，但是前此宗旨毫无改变。王亦不松动，但说要请假还乡（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复骆秉章》）。 [55] 咸丰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给罗泽南写了一封长信，主要内容为解释他和王錱的矛盾，并邀请罗泽南随军远征。年底二人又在衡阳、湘乡面谈过两次。罗泽南终于谢绝。 [56] 鉴于水师不敌湘军，太平军于咸丰五年才开始办水师，其式样、战术，全部照搬湘军程式，速度甚至更快，唯一的缺陷就是船炮射程不及湘军（《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咸丰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水师近日接仗情形摺》）。 [57] 骆秉章、曾国藩《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摺》（《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 [58] 当日定计之时，大致分为两种意见：一、全力收复靖港，再图湘潭；二、先攻湘潭。议论相左，群推彭玉麟决断，遂定攻湘潭（王闿运《湘军志·曾军篇》；襟霞阁主编《彭玉麟家书·军事类·靖港之计（禀叔书）》）。 [59] 此段综合王闿运《湘军志·曾军篇》、襟霞阁主编《左宗棠家书》咸丰甲寅《与周夫人》、《左宗棠全集·诗文·〈铜官感旧图〉序》等文内容。 [60] 襟霞阁主编《左宗棠家书》咸丰甲寅《与周夫人》 [61] 坊间小说谓王闿运晤见曾国藩，说檄文内容不稳妥，劝勿张贴、公布，曾国藩然之，令撤下已贴布告。而遗命进呈，以明心志，毫无遮遮掩掩的意思。是可知小说家言不足信也。 [6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六月十六夜二更《致幕友》。按，此处日期编定错误，当编为四月某日。 [63] 李详《药裹慵谈》卷四。作者自言左宗棠调笑语闻之张伯斌；伯斌，长沙人，张伯熙族弟。 [64] 骆秉章、曾国藩《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摺》（《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 [65]这份奏折无疑是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写成的，叙事毫无技巧，因果关系混乱，咸丰批语：“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愦耶？”（《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靖港败溃自请治罪摺》）后来神智恢复，他又补写了一份，简明扼要，条理清晰，把“上下胜败、异地同时”的故事再讲了一遍（《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四年五月八日《复陈湘潭宁乡靖港胜败情形片》）。 [66] 王闿运《湘军志·曾军篇》。 [67] 遗摺、附片各一，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一，139页，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湘乡曾氏文献》补入。 [68] 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咸丰四年：“湘勇屡溃，恒为市井小人所诟侮，官绅之间亦有讥弹者。公愤欲自裁者屡矣。” [69]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三日《与李元度》 [70] 王闿运《王志》卷一《论道咸以来事》：“曾侯始起由穆鹤舫，大用自肃裕庭，皆世所诟訾者。其扼之由祁、倭两文端，皆时所宗敬者”；按，穆彰阿是道光朝有名“权相”，肃顺是“顾命八大臣”之一，也曾权倾一时，后被慈禧、恭亲王合谋诛杀。倭仁和祁寯藻，则都是所谓“理学名臣”。据李详《药裹慵言》卷四记载，湘潭大捷后，咸丰帝有意专任曾国藩训练乡兵，不许各省督抚牵制，向祁寯藻咨询，祁说：“以在籍侍郎号召乡兵长驱东下，非国家之福也”；曾闻之，对刘蓉说：“祁某京师旧交，何中伤之如此！” [71] 《清史稿·文宗本纪》所谓：“辅弼充位，悉出庙算”；就是说他很有主见，而不太咨询其他人的意见。 [72] 《清史稿·本纪》卷二十《文宗本纪》就说他：“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 [73] 这次，就是太平军吃了不懂行军规则的大亏，在顺风逆水的情况下全军覆没。 [74] 袁黄，就是写了四篇《诫子书》，后来被称为《了凡四训》的袁了凡居士。 [75] 《曾国藩全集·日记》道光二十年四月廿二日日记。 [76] 《曾国藩全集·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一日日记。 [77] 《曾国藩全集·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日日记：“为人好名，可耻。而（己）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倭仁批语：“此心断不可有”。 [78] 《曾国藩全集·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八日日记：“复黄晓潭信，伪作亲厚语，意欲饵他馈问也。喻利之心，鄙极丑极。即刻猛省痛惩，换写一封，作疏阔语”；倭仁批语：“迁改勇甚。可敬”。 [79] 《曾国藩全集·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日记。 [80] 《曾国藩全集·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日记。 [81] 《曾国藩全集·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日记。 [82] 《曾国藩全集·日记》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五日日记。 [83]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授礼部右侍郎。九月，署兵部右侍郎。时年三十九岁。 [84]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元年《复罗泽南》 [85]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86]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一《曾文正公国藩传》 [87] 清代各部按照实权、利益排序，一般以户部为最优，其次为吏、刑、兵、礼、工。曾国藩由礼而兵而刑，所调部门越来越“优”，就是遵从这个惯例。这种优劣划分，并没有明文规定，却是为官者心知肚明的“故事”。 [88]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筹备水陆各勇赴皖会剿俟粤省解炮到楚乃可成行摺》。 [89]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复骆秉章》 [90]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十二月初七日《复骆秉章》 [9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复邹伯韩》 [9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复朱蓂》 [93]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复骆秉章》，《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咸丰四年正月二十日《复严正基》 [94]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沥陈现办情形摺》 [95] 曾国藩尝云欲著此书。李鸿章在与曾国荃、彭玉麟等人书函中则屡屡提及“挺经”。曾劼纲女婿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则转述过一段《挺经》故事，云语出李鸿章。今日坊间有以《挺经》名书者，据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