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祺 祥 故 事 咸丰之后，年号为同治，今所共知。不过，咸丰、同治之间，还使用了叫做“祺祥”的年号 ，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这一篇，就讲讲祺祥故事。 皇帝家中，立太子始终是件大事，每到阿玛驾崩、阿哥即位之时，更是人心惶惶，机险百出。雍正的继位诏书，“传位于四皇子”和“传位十四皇子”的笔墨官司，早就脍炙人口，算是清朝最为著名的接班故事。咸丰皇帝继承大宝，也有一些“异闻”，而异闻的主人公则都是恭王奕訢。 咸丰帝奕詝是道光第四子，奕訢排行老六。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遵守立储家法，立奕詝为太子，将他的名字写在黄绫上，密藏起来。而奕訢天姿颖异，越来越招人疼爱，道光就有些后悔不该立了奕詝做太子，“几为夺嫡者数”。将死时，忽命太监传六阿哥进宫。恰好奕詝到寝门请安，“闻命惶恐”，赶忙跑到床前察看动静。道光见奕訢没来，奕詝来了，不觉失望，微微叹气，虽渐入昏迷，仍然不断传召六阿哥进宫。待奕訢赶到，他却已经咽了气，想说什么，谁也听不着了。这个“异闻”颇类似“戏说”，因为正史记载，道光死前，召来载铨、载垣、端华、僧格林沁等十人，开启保险箱，展示了四年前写好的手诏：“皇四子立为皇太子” 。政务公开，并没有私下交易。 另外一个“异闻”，则合情合理的多，说道光皇帝最先立的太子乃是奕訢，也是按照立储家法，将名字写上了黄绫，可是被一个内监看到“末笔甚长”，怀疑是奕訢的“訢”字，于是“其事稍闻于外”。传言被道光听到，以为奕訢暗自揣摩圣意，四处散播，明显不够成熟稳重，难以担当大任，故“知而恶之”，乃将奕詝代替奕訢立为太子。这个故事的逻辑更顺畅，也更符合史实。 空穴不会来风，相关“异闻”的主人公都是六阿哥，其命意取材，应该和咸丰帝和恭王爷之间先热后冷的关系有关。咸丰的亲妈死得早，恭王之母康慈贵妃受其母委托，康慈视同己出，关怀备至，因此咸丰和恭王从小就很亲近，更像一母所出的亲兄弟。咸丰即位，很快就让恭王入了军机，要秉承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古训，应付越来越乱的军国大事。咸丰五年夏间，已被册封为贵太妃的康慈贵妃病重，咸丰、恭王这对兄弟时常探问，某日，咸丰前去问安，太妃睡得迷迷瞪瞪，以为是儿子恭王，就说：“你怎么又来了？能给你的，我都给了。他性情不测，莫生嫌疑就好”；咸丰发现她说错了话，立即喊了声“额娘”，太妃定睛一看，原来是皇上，不是恭王，随即转身装睡，不再言语。自此，咸丰不得不琢磨这几句话的意思，对恭王生了嫌疑。又一天，咸丰问安，恰逢恭王从内出来，咸丰问病情如何，恭王哭着跪下说怕是没治了，就等着上皇太后封号，方能瞑目。咸丰面无表情，只是哦哦了两声，再没表示。谁料恭王随后就到军机处假传圣旨，命令臣僚准备了册封典礼。承办官员拿着封典方案来找皇帝，咸丰大为气愤，但不好明着拒绝，勉强同意了封号，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七月九日，康慈皇太后逝世。一周后，诏令恭王罢职军机，回上书房读书。皇太后的丧仪也被大大减损，据称是秉遵遗诏执行。咸丰和恭王的密切关系也到此为止。 恭王以后，军机重臣首推柏葰，但是，他却在咸丰八年被政治新秀肃顺以极高明的手法弄得身死家破。而肃顺则是咸丰死后托孤的“顾命八大臣”中最为嚣张的角色，并直接和慈禧、恭王对抗，成为“祺祥故事”的第一主人公。肃顺，字裕庭，郑亲王第六子。他的行事，有点像乾隆朝权臣和珅，不学而有术。但在用人、行政两方面，眼光之敏锐、体察之精准，则比和大人高明多了。行政的才能，主要体现在“兴大狱”，用人的眼光，则在于“亲汉疏满”。 满清一代，科举考试舞弊现象很普遍，如果考官也牵涉在内（所谓通关节），往往就会“兴大狱”，自上而下，死伤无数。顺、康两朝，天下初定，为警示、驯服汉族读书人起见，惩治尤为严厉（估计和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政策命意相同）。咸丰八年的科场案，则以受刑官员级别之高创了纪录。这年，文渊阁大学士兼军机处领班大臣柏葰担任顺天乡试主考官，考生罗鸿禩通过关系找到了柏葰的家人靳祥。柏葰年老，杂事都委托靳祥办理。柏葰阅卷，将罗卷定为副榜；录取称为正榜，获得参加会试的资格，副榜则入国子监肄业，不得参加会试。靳祥乃从正榜内取出一卷，和罗卷对调。乡试取中之卷，都要进行磨勘，也就是复审。而罗卷光错别字就有三百多，磨勘官一见大惊，但慑于柏葰权位，不敢公开批驳，只是私下告诉了御史孟传金。御史的职责就是纠察，遂以上奏。咸丰亲派太监到礼部取得罗卷，看到满纸错字，不禁大怒，立命罗鸿禩到南书房重试，端华、肃顺监考。重试的文题是“不亦乐乎”，诗题是“鹦鹉前头不敢言”，摆明了要看罗同学的笑话。罗同学前后如一，再次交上一份“疵蒙谬累” 的考卷，于是此案定性为“通关节”，交刑部“穷治”。靳祥吓得赶紧自杀，希望能保住老东家。但是会同刑部审案的肃顺毫不姑息，此案以外，又纠出花旦平龄枪替、副考官程廷桂儿子通关节等案，“问题试卷”五十多份。自柏葰以下，论弃市、流放等处罚者几十人，一审判决交给皇帝定夺，咸丰颇有念其昏老，宽恕柏葰的意思，肃顺按律力争，坚执不可。明年，柏丞相、罗同学、程公子等都在菜市口被砍下了脑袋。肃顺办此案，反对者视为“严酷”，有“倾轧”的嫌疑，但是不得不承认，自此以后，“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效果持续三十年之久，即使光绪中叶“弊窦复滋”，但也“终未至如前此之甚”，“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风气也” 。 科场一案，肃顺扬刀立威，大臣谈之色变，再加上他整顿户部卓有成效，浸然就有了天子以下第一人的派头。在用人方面，肃顺的眼光也不拘一格，赏识曾国藩，暗助左宗棠 ，是他最著名的事迹，但他平生未到过湖南，此前也未闻与曾、左有私交，怎么就和湖南人结下这么深的渊源呢？这就得说说“肃门五君子”了。肃顺身为满人，却最看不惯同族，对待满族下属，恣雎暴戾，如同奴隶，而对汉员则礼数有加。他曾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只笔厉害得很啊”；所以受贿也只收满人不受汉人的。碰到有才学的汉人，他以尚书亲贵之尊，颇能折节下士，因此幕府中网罗了大批才俊，其中尤以高心夔、王闿运、龙汝霖、李榕和黄锡焘最为著名，号称“肃门五君子” 。龙汝霖为其子师，高心夔是其谋主，李榕在他所管户部任事，王闿运和黄锡焘则是光扯闲谈不任实事的高级幕客。王闿运等人经常在法源寺宴集，肃顺每每派人送酒果助兴，王在三十多年后，还写诗怀念其中的“俄罗斯酒” 。五人中，肃顺最欣赏的则是高心夔。咸丰八年的科场案余震未消，十年会试，他就轻身犯险为高心夔“助拳”，浑不鉴及前次柏葰的惨状了。前一年，高心夔参加殿试，诗题限押“文”韵，而误入“元”韵，遂不与三甲之列。这年恩科会试，高心夔入了二甲，再次参加殿试。肃顺神通广大，考前一日探听到诗题为“纱窗宿斗牛得门字”，出处为唐人孙逖的《夜宿云门寺》。立即把高心夔叫来，嘱咐他连夜赶做，明天一定弄个状元爽一把。第二日入场，果然是这个题目，场中三百多人，几乎没有知道此题出处的。高心夔大喜，自命不作第二人想。匆匆写就，出来就找肃顺报喜。肃顺接过诗稿一看，顿足捶胸，大叫“完蛋！完蛋”。原来，押韵的八个字除了“门”字外，都押到了“十一真”韵，而“门”字在韵部却属于“十三元”。考试出韵，内容再好也要被淘汰，榜下，高心夔又列四等，没做成进士。同时落选的王闿运幸灾乐祸，送了他一幅对仗工整的对联：“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肃尚书办事再精密，也禁不住高举人如此疏忽，除了相对苦笑，就只能慨叹命定不是富贵之人了。 五人中，高为江西人，其他四人都是湖南人，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都有极真切的交往和认识。通过他们的介绍，肃顺知道了曾、胡等人的志行才学，自然全力在咸丰面前推荐揄扬，咸丰早已认可肃顺的办事才能，这些话自然都记在心上。所以胡林翼超擢湖北巡抚，曾国藩屡被优容，左宗棠由举人而超升四品京堂，大部分原因还在于肃顺的米汤灌得好。但是，肃顺后来伏诛，五君子仓皇逃窜，生怕被当作“肃党”惩治，功名利禄，俱化为泡影；湘军大盛，曾、左在内的诸将帅也因为这个缘故，不敢奏奖其居中援引之功。五君子回忆起高心夔的笑话，恐怕也都笑不出来了。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咸丰以三十岁之壮年，中道崩殂，与圆明园内号为“五春”者 荒淫过度固然算间接原因，太平天国气焰愈张也算间接原因，更直接的原因则还是受了英、法联军的惊吓。咸丰九年五月，英、法使者来换和约，僧格林沁“诱击”于大沽，获胜 。明年七月，联军复至，僧格林沁托大，不守水路，号称要“引夷人陆战，一鼓歼之”。孰料联军上岸，开花炮一响，清军人马自相践踏，“一鼓逃之”了。联军派巴夏利谈判，载垣“诱擒”之，解往京城。联军本为换约而来，无意进攻首都，由此不得不发。僧格林沁无法抵挡，乃密劝咸丰离京，说“战既不胜，唯有早避”；于是委派奕訢为钦差大臣，留京办理“抚局”。 八月八日，咸丰一行从圆明园出发，十六日，至承德避暑山庄。咸丰办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圆明园，每年正月初入园，冬至才回紫禁城过年。咸丰喜欢园居，不乐紫禁城，和宫中某条制度极有关系。宫中有个机构叫敬事房，其最重要的职责乃是管房事，所谓“专司皇帝交媾之事者也”。皇帝与后、妃的房事都归敬事房太监管理、纪录。帝、后每行房一次，敬事房太监都得记下年月日时，以备日后怀孕时核对验证。与妃嫔们行房，则稍微复杂一点。每日晚餐完毕，太监就奉上一个大银盘，里面盛了几十块绿牌子，每块牌子上都写着一个妃子的姓名。这天，皇帝若没有性欲，则说声“去”；有点意思，则拈出一块，翻过来背面朝上，再放进盘里。递牌太监出，将牌子交给另外一个太监——专负责背妃子进寝宫并一直送到皇帝床上的太监。届时，皇帝要睡觉了，则先上床，被子盖到踝关节，脚露在外面；那太监先已在妃子房中将其脱个精光，裹上一条大批风，背到龙床前，再扯去披风。妃子则从暴露在外的“龙爪”这头，钻进大被，然后，“与帝交焉”。当然，太监已经退出房外，和敬事房总管守候窗下，敬候事毕。为防止皇帝马上中风而死，时间稍长，总管就得在外高唱：“是时候了”，若皇帝兴致高，装聋作哑，则再喊一次。“如是者三”，皇帝就不能再拖延，得“止乎礼”，命太监进房。太监进去后，妃子必须面对皇帝，倒着爬出被子。君臣朝堂相见，臣子退下，是不能转背而行、拿脊梁骨对着皇帝的，得面朝皇帝，往后挪步，这叫“却行”。“臣妾”更不能拿光脊梁对着皇帝，所以只能这样“却爬”下床。太监再次用披风裹着她，背到门外。总管随后进来，问：“留不留？”皇帝说留，就拿出小本，记上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说不留，总管就出来，找准妃子腰股之间某处穴位，微微揉之，“则龙精尽流出矣”，实施人工避孕。避孕倘不成功，估计就得人流；因为本子上没有记录的房事，作了也是白作。这个制度的“知识产权”不归清帝所有，而是顺治实行“拿来主义”，从明朝学来，用以“制子孙淫豫之行”的。精力旺盛的皇帝对这个“祖制”肯定不满意，但是祖宗之法又不能随便更动，于是，往往选择在圆明园等不必奉行此一制度的行宫进行规避。 所以，对于咸丰帝大部分时间在圆明园进行工作、生活和学习，我们必须抱有一种“同情之理解”，不可一味责备其荒淫无耻。 除了大型礼节性活动需要他亲临主持外，咸丰都呆在园中。匪情日炽，圆明园的改扩建工程也未停止；虽然元年就有诏停止中外一切工程，可在圆明园内并未执行。所以连胜保也看不惯，要说“游观之所，焕然一新。小民窃议，有累主德”。园林修治完善，当然要用来享受，咸丰最喜欢的事情是驾一叶扁舟，悠然湖上。园规：岸上宫女见御舟行近，都要“曼声呼曰：‘安乐渡’”；只要咸丰在园，每每就听到“安乐渡”之声，此起彼伏，悠飏不绝。慈禧的儿子载淳，也就是未来的同治皇帝，当时还在襁褓，这句话记得最牢；几年后避难热河，也会学着说这句话给他阿玛听。咸丰轻抚其首，说了句：“今日无复有是矣”；言毕，潸然泪下。在圆明园，咸丰留下了作为帝王最美好的回忆，英法联军进京，竟然一把火烧个精光，他怎不潸然泪下，又怎能怡享天年？ 不过，圆明园是否为英法联军所烧，犹有一辨。或云联军到圆明园本只想擒贼擒王，把当家的咸丰给找出来，管园大臣文丰在园门前阻拦军队，说御驾已经离开，公园暂不开放，联军当时也就没有进去。文丰“知奸人必乘间起”，空园计演了一回演不得二回，入园劫掠的事情肯定会发生，他绝对阻止不了，于是自行了断，跳了福海。王闿运《圆明园词》中，那句被钱鍾书的老师陈衍斥为“打油体”的“即今福海冤如海，谁信神洲尚有神”，就是专为文丰抒发的感慨。文系主动殉难，可以称“烈”、称“忠”，王闿运为什么要用“冤”字呢？原来，京城虽然陷落，恭王很快就与联军交涉，达成和议，故大臣们或来不及死节，或没准备好死节，真正“主辱臣死”的，就只有一个文丰。和议签订得快，君臣上下，遂都讳言京城陷落这个事实。而文丰死事，也就不能公开褒奖为“殉国”，否则，咸丰就得算亡国一次，其他大臣就得算苟活人间，“死者不得为忠，生者乃可无愧也”。所以，文丰的事迹汇报上去，抚恤的诏书但模糊其词，说“突遭兵燓，深堪闵恻”而已；所以，王闿运要说“福海冤如海”而不信“神洲尚有神”了 。 文丰死后，联军才入园搜捕，苦主咸丰已走，园中空无一人。联军见宫殿“陈设巨丽”，都“相戒弗入”，生怕弄坏弄丢，事后赔偿不起，于是退到园外 。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借联军之名，入内纵火，然后“敌兵从之，火三昼夜不息”。此所谓“贵族穷者”，指在京旗民，谁带头已不可考。但是，另有传闻，则指名道姓，坐实了主持策划入园烧掠的“奸人”，共有两个人被列为候选。先拣稍微著名的说。龚橙，别名孝拱、刷刺、太息、小定、昌匏等等。他的名气不大，他爸名气很大，就是诗文都入选过语文教材的龚自珍，他自己则被当作文学素材，进了《孽海花》 。他之所以被嫌疑为“奸人”，事迹有三。一、自号“半伦”，说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都没有了，只剩下爱妾，故称“半伦”。这是所谓“名教罪人”。二、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关系极好，是威氏的《汉书》教师兼高级幕客，如假包换的“汉奸”。三、曾扬言：“中国天下，与其送与满清，不如送与西人”。由此三者，当时士大夫阶层都认定他是火烧圆明园的主谋；他也没有主动澄清过，于是这个“奸人”的嫌疑，半伦先生最大 。第二个“奸人”嫌犯，就没有什么名气，只知道姓李，其人籍贯履历，已不可考。据说鬼子进村，李某就是向导，后来此事暴露，被抓将官里，“下狱穷治，诛之”，家产籍没，全部赐给文丰的家属 ，福海之冤，算是稍稍湔雪一二。 历史就是这样，不一定要查明主从，才能延续下去。不管谁主谋，圆明园反正是烧掉了，而圆明园那把大火，不过是祺祥故事的背景，我们要追随御驾从圆明园到避暑山庄的七日行程，辨别出一路上隐伏的杀机。 这趟行程，是避难，或者叫战略退守。但是，公开说避难说退守就不好了，所以公开的说法是“谒陵”，也就是上坟扫墓。出发的当天，还有明诏，说要“君死社稷”，为已成前方的首都军民打气。前面说了，僧格林沁格于军事实力对比，首先建议撤退。日后中央内部讨论此行的得失，却说成了“事多出肃顺所赞画”，懦弱、误国、不识大体的黑锅都让他背上了。不过，他没有建议撤退，撤退路上的具体事务，倒真由他“赞画”，而“赞画”的结果，就把未来的两宫太后都给得罪了。肃顺先于大队人马离京，安排一路上的供应以及到达之后的安置。事出仓促，他只能尽量安排好咸丰的生活，其他人众，包括慈安、慈禧二后的供应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后妃不得食，唯以豆乳充饭”。而肃顺跟在咸丰边上，随身携带“食担”，酒肉俱全，两位爷一路吃喝拉撒，与出游无异。二位娘娘天天喝豆奶，纯属逃难级别的饮食标准，当然会“以此切齿于肃顺”了。所以到了承德，她们一肚子气没消化掉，都要出在皇帝身上。抵达承德，饮食恢复往日标准，慈安就说：“流离羁旅，何用看席？请蠲之”；意思就是老娘一路上没吃好，干脆以后也别吃好的了。咸丰说，对，我得吩咐一下肃六（肃顺在家排行如此）。肃顺多聪明的人，知道咸丰肯定不乐意喝豆奶啊，于是回复：娘娘说的对，资金确实有困难，应该节省。但是突然调低腐败指数，外人（包括承德的办事人员以及留京的办抚人员）必会“惊疑”，妄自猜测行宫的内部情况以及朝廷的财政实力，导致发生不可意料的事情。咸丰“心喜所对”，原来吃香喝辣全是为了“社稷”的安危，一席之义大矣哉！于是告诉头发长见识短的皇后：“肃六云不可”。可怜的肃顺，再次招致两位娘娘的嫉恨，“后益恶肃顺矣” 。 尽管吃得不错，咸丰的心情并不好。九月，和议成，是为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而俄罗斯趁火打劫，借口调停有功，也签了个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尽数吞并。剿匪方面，支撑东南半壁江山的骁将张国樑自几个月前大营溃散后，杳无下落，江苏“糜烂”，形势大坏。内忧外患，百感交集，所以心病引发身病，龙体大大不适。而圆明园被焚的消息，更是令人心碎，留下美好回忆的园池殿阁，如今都成了断壁残垣，独悼遗踪，情何以堪？本来议和成功即应回京收拾残局，由此之故，十月一日，诏：“天气渐寒，暂缓回銮”。 身体不好，就要安排后事。虽然这年刚满三十，但是“咳嗽不止，时有红痰”，兆头确实不好，为社稷国家考虑，早一点安排后事，确有必要。皇帝的后事，最要者就是立太子。咸丰只有一个不到五岁的儿子，省去了定嫡的麻烦，但是更大的麻烦却随之产生，那就是如何防止太子生母侵权误国的麻烦。中国帝王自有其一套家学，不论国事、家事，都有列代明君圣主做榜样，预防像慈禧这样年富力强的幼帝之母，该拜谁为师呢？ 汉武帝过河间，有个媒婆化装成“望气”的术士，向他推荐了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赵姓“奇女”。找来一看，“两手皆拳”，武帝伸手一掰，伸曲自如，麻痹症竟然好了。“由是得幸”，给他生了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奇女”居钩弋宫，史称“钩弋夫人”。昭帝五岁时（跟载淳差不多大），汉武帝命画工作《周公负成王图》，挂在甘泉宫，“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不久，武帝自知大限将至，乃无故“谴责钩弋夫人”，夫人叩头求饶，武帝但说送去下狱。夫人临行回顾，使劲抛媚眼，武帝骂道：“趣行！女不得活”（伯牛案白话宜译为：快滚！你必死无疑）。钩弋夫人遂在云阳宫被杀。武帝杀了太子生母还不够，其他为他生儿子的妃嫔，“其母无不谴死”。左右群臣不解，问：“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武帝说：嗯，你们蠢人不能明白，这很正常嘛。以前国家为什么乱？就是因为“主少母壮”啊；寡后独居，必定骄蹇，必定淫乱，必定自恣，谁能管住她？你们就忘了吕后的故事么？补续《史记》的褚少孙对汉武帝这招赞不绝口：“岂可谓非圣贤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故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 读“相砍书”长大的后代君臣，没有不知道钩弋故事的，所以咸丰问身后之计于肃顺，说不日将效汉武故事，“卿谓何如？”肃顺给的建议就是应该照办。但是，咸丰毕竟不是“圣贤”，不忍在生前动手，而是病笃时写了封遗诏给皇后慈安，说慈禧若有不法，即可诛之 。后来，慈禧在自己身上割了块肥肉，煲了一锅高汤，给慈安进补，慈安一时激动，就把这道遗诏烧了 。清文宗（即咸丰）不是汉武帝的好学生，将来重修《清史》的衮衮诸公，在此段记载后务必仿照“太史公曰”的格式，加以批语，揭示妇人之仁足以绝后（同治就没有儿子）、亡国的教训。 但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午后，咸丰病重昏厥，吩咐内臣留岗加班，不得散去。晚间苏醒过来，于子初三刻召集慈安、慈禧二后，宗室载垣、端华、景寿、肃顺以及军机大臣穆廕、匡源、杜翰、焦佑瀛等人，交代后事：立载淳为皇太子；载垣等八人辅佐幼主，赞襄政务。怕日后口说无凭，各位请皇帝手写诏书为据，咸丰谕以病重不能执笔，故遗诏有“承写”字样。载垣等八人也就是俗称的“顾命八大臣”。按道理，恭王是咸丰同父异母之弟，少时感情又特别投契，顾命之事自当由恭王领衔承担；然如前所述，咸丰、恭王之间嫌猜已深，所以不太亲近的叔伯兄弟载垣、端华和肃顺反而得以“顾命”。恭王也曾为此努力过，当咸丰三、四月间病重，就说要来热河问安，咸丰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一口回绝。而慈安、慈禧不得参与顾命，则是遵从后妃、宫监不得与闻国事的祖训。所以，顾命八大臣成为钦派的下一代领导集体，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原则上来说，除非到同治长大成人 ，八大臣仍不归政于皇帝，那才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否则，在此之前，任何人侵犯、剥夺八大臣的辅政权力，都是抗旨犯上，应当视为“乱臣贼子”。但是，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 如果真有一个为了维护先帝咸丰授予的辅政权力不被侵犯而组织起来的紧密型政治集团，以肃顺为领袖 ，其余七位顾命大臣为附翼，某些留京官员为外援，并控制了一部分驻守京畿的军队，那么可以称之为“肃党”。但是，考察当时事实，我们发现，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集团。民国三年春末，肃顺的幕客王闿运重游北京，再次来到昔日游宴之地法源寺，和门生弟子辈举行了一次“留春宴” 。众人“感往欣今，斐然有作”，诗作汇而成集，由王闿运写序。序首，他提到了“肃党”：“其时（伯牛案指咸丰九、十年间）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主战，郭筠仙主和，俱为‘清流’。肃裕庭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 ；在同、光两朝，慈禧秉政的年代，“清流”专指“主战派”，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则为“浊流”。而王序将咸丰末年政见不同的尹耕云、郭嵩焘混而称之曰“清流”，“权臣”肃顺则“兼善”之，隐然已将肃顺视为当时“政府”。因为，不是“政府”，必有所偏；只有“政府”才能折衷取舍，不分清浊而俱为我用。所以，接下来“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一句，则是对政敌们用“肃党”一词，污蔑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肃顺“政府”为拉帮结派、招权纳贿的“政党”深表不屑。 反之，以慈安、慈禧和恭王组成的“锄奸团”，却实实在在符合前述的组党条件，称为“后党”，名正言顺。二后的野心在于垂帘听政，恭王的野心在于重返政坛，这是他们深相结纳、组成阴谋集团的政治基础。二后在热河，手头的资源只有“幼帝”；恭王在北京，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并可调动与之相关的文武大臣。内外合力，才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他们整合资源，妥协利益，夺取权力的政治战略。他们的群众基础，则是不满于肃顺“铁腕”的官员和旗民。 周祖培，前任户部汉尚书。某日，和满尚书肃顺同署办公，肃顺在审核其画诺公文时，佯问：“是谁之诺也？”司员告知为周中堂之诺。肃顺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于是将公文拟稿“尽加红勒帛”（就是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表示严厉批评），连周祖培的画诺（相当于今日领导批示“同意”二字）一并加上“红勒帛”。周中堂“默然忍受，弗敢校也”，后来找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去了 。同事如此，关联部门的领导人也如此；包括大学士祁寯藻在内的多位省部级高官，就都因不适应肃顺这种“粗犷”的办公作风，终日不安于位，汲汲求退。 肃顺瞧不起同族，对待满人高官，他的态度就更为严厉。高官而“刑死”，除了柏葰，还有一个耆英。耆英代表清廷签订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善后和约，出任两广总督，兼办各国通商事宜，是“资深外交家”；咸丰八年，英、法、美、俄联军犯天津，耆英随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前往议和。前此，耆英在广东与英人交涉时，往往以私人决定谎称为国家政策，既保持了“国体”，又“抚慰”了西夷。后来章奏被英人译出，发现他说尽假话，于是“深恶之”；这次重逢，英人乃拒绝和他谈判。耆英害怕因此翻出旧案，背上“矫诏”的罪名，遂“惶恐求去”，不等下旨就跑回北京。“于是欺谩之迹益彰”，从前两边讨好的伎俩全部曝光，下狱议罪，拟绞监候（即死缓）。肃顺上疏，认为拟刑过轻，请立即正法。咸丰虽觉其言过当，但欺君之罪理无可赦，只好“即赐耆英自尽”。 肃顺在户部作老大，对本部门的腐败现象一点也不包庇，涉案官员一律从重处罚。户部因军兴财匮，行以钞代钱之法，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为具体办理机构。肃顺查账，发现宝钞处与官钱总局数字不符，“奏请究治，得朦混状”，涉案司员与商人一并论罪，籍没财产数十家。前述肃门湖南五君子之一的李榕，时任户部主事，也在案内，肃顺不徇人情，依法办事，李因此判了徒刑；肃党被铲除，他尚在狱中，反被视为受肃顺“迫害”，不再追究“党附”罪名，倒是因祸得福。此外，肃顺还查出官票所“内外交通”的黑幕，关防员外郎景雯等人革职，籍没官吏亦数十家。前后担任过户部尚书的祁俊藻、翁心存皆因此与肃顺意见不合，“齮龁不安于位而去。心存且几被重罪” 。 任户部尚书前，肃顺掌管都察院和理藩院，曾奏减八旗俸禄。于是，基层的旗民也被他得罪。 最上层是与之有“一饭之仇”的慈安，和因为“钩弋故事”引发猜忌的慈禧，中间是各级被他得罪的官僚，最下是广大的在京旗民，构成了反对肃顺等人广泛的群众基础。 发动政变，需要武装力量作为保障，“后党”的军事后援则是胜保。胜保出身举人，好誉喜事，在京任时“屡上疏言事，甚著风采”。咸丰二年，上疏论时政，批评皇帝赏罚不明，逸豫偷闲；咸丰优容，并未以此责怪 。此后，出京带兵，胜少败多，成效不著，十年，召回京城。正赶上英法联军犯阕，命带八旗军会合僧格林沁等军“勤王”。六里桥一役，带伤力战，裹创面圣，咸丰奖励他“忠勇性成，赤心报国”八个字，此后“每诵天语，感激涕零”，对咸丰个人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感。他的姐姐文殊保，是个小有成就的文艺女青年，慈禧入宫前就曾随她学书法。所以，胜保和慈禧，在政变前已有交情。咸丰死前，针对肃顺和二后的矛盾，他就说过要带兵前往热河“清君侧恶”的话；据说，慈禧听到，十分感动，特地绣了个荷包送给他，上有四字：精忠报国 。咸丰驾崩，留下孤儿寡母，他的立场自然偏向“后党”。胜保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地位，则令他的立场偏向具有左右大局的重要性。停战议和，各路溃军及陆续来到的勤王部队共万余人，都由他统领，随又奉命兼管圆明园八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改练“京兵”。那时，他成了实际上的“卫戌司令”，担负起原来“九门提督” 任内的责任。这就是胜保的特殊地位，能够在军事上保障“后党”在北京实行政变。 以上，分析了“后党”势力形成的原因。反观所谓“肃党”，除了顾命八大臣，几乎再没有别的实力派作为“党羽”，所能凭恃的，只有先帝的“遗诏”——仅为口诏，不是朱谕；“后党”事后推翻或者进行“宪法解释”，远比废除黄绫红字的“成文法”来得省力，以及身处热河的地理优势。“遗诏”既奉，更在主观上麻痹了顾命大臣们的警惕性，没有利用滞留热河的时间，在舆论、人事和军事方面加强戒备，以应不虞。他们怀抱“妇人之仁”，不敢设想政敌们敢于公然违抗“遗诏”，发动政变；以两个女人领衔的政敌们却秉承“最毒不过妇人心”的古训，不恤人言国法，结合阴谋暴力，获得最后的成功。 七月十七日，咸丰崩。八大臣辅佐幼主的领导体制开始运作。运作程序为：臣下奏章，顾命大臣与两位太后共同阅看，拟旨由顾命大臣率军机处负责，二后口谕则相当于以前的皇帝“朱批”。重要人事任命，由太后、顾命大臣和军机处共商确定。一般任命，则抽签决定。 圣旨用印，正文开始处用“御赏”印，结尾处用“同道堂”印，由咸丰临死前分别赐给慈安和同治；同治年幼，不可能看懂章奏，“同道堂”印的使用权便变相归于其生母慈禧。说起 “同道堂”印，还有一个小故事。一日，咸丰上班迟到（估计是淹留在某“春”居所醉酒所致），慈安大怒，跑到寝宫追问昨夜“侍寝何人”。元凶带到，慈安升座痛责之。退朝后，咸丰没看见皇后，知道大事不好，急忙赶回寝宫，只见“宫监森然侍立”，很有可能再说几句就有人要被“杖毙”、“赐缳”，于是吩咐宫监不要报告皇后（怕慈安闻信则先斩后奏），“潜步入”，慈安见咸丰来了，只好让座，由他来处理。咸丰打马虎眼，问慈安：这下面跪着的是谁啊？慈安不和他开玩笑，直接来了一篇大道理：自祖宗建国以来，天子的作息时间都有定制。今天皇上因为贪欢晏起，上班迟到；外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只会怪我不能管理内务，所以我要问问她为何拼命劝酒，坏了宫里的规矩？咸丰只好用“罪在朕躬”的办法蒙混过关：“此自我过。彼何能劝我？且宜恕之”；慈安不好再追究，只好留下一句狠话：“此主子宥汝。以后无论何处醉，惟汝是问！”咸丰自觉惭愧，“即索所佩”，当时只带了这颗“同道堂”玉印，因“解赐后以谢”，于是“同道堂”印就成为咸丰感激慈安赞成“帝德”的信物。现在此印从慈安转赠给同治（慈禧），也就蕴含了规制的深意。 抽签决定任命的程序，则如此操作：由吏部堂官选择候选官员，将姓名写在签上，密封进呈。抽签时，太后坐两边，幼帝坐中间，大臣立堂下，签筒交给幼帝，由他“掣签”。掣出后，太后用印，下发各部各省执行。 负责提名写签的吏部尚书陈孚恩，算是各部院实力派中唯一属于“肃党”的高官，他成为“肃党”的经历颇为辛酸，值得多写几句。陈孚恩，江西新城人。道光年间，依附穆彰阿，一直升到刑部尚书。道光三十年，咸丰即位，陈孚恩开始走霉运，原因则都与“肃党”有关。首先是“议礼”一事；道光皇帝觉得任内输了鸦片战争，列祖列宗颜面扫地，自己不配进入祖庙，享受后代祭拜，于是“遗命罢配郊祔庙”。咸丰“交廷臣议”，陈孚恩和怡亲王载垣意见不和，当着皇帝的面，戟指对骂。载垣“以失仪自劾”，咸丰没有过分追究，而“斥孚恩乖谬，降三级留任”。他大为失落，不久就以“母老乞养”告归。回乡后帮办团练，守城有功；七年，母丧后再回北京，明年，授兵部尚书。本以为咸鱼翻生，哪料到咸丰八年协助肃顺主办科场案，发现他儿子陈景彦牵涉在内，于是“自请严议，并回避”。其子终于褫职、远流。由此，他“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暱附（肃顺）诸人”，咸丰十年九月，由兵部尚书调任吏部尚书，登上个人仕途的巅峰。 披折子，选官员，是最重要的两项权力，太后虽然参与，但是实权都掌握在顾命八大臣手里。虽然这是秉承咸丰“遗诏”的运行方式，但是自负才情的慈禧是万不甘心如此的。慈安性情固然刚愎（因食物致恨于肃顺，因晏起大展雌威，可见一斑），可是见识、才能有限，所以，她要掌握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力，或者说就是盖章的权力。慈禧则不然，根据她日后的表现，不难猜测她追求的权力乃是一种事无大小、不分表里的全面掌控。当时肃顺手下某人致其友人信中说：“风闻两宫不甚惬洽，所争在礼节细故，似易于调停也”；其实，两太后所争，根本不在“礼节细故”，而是“垂帘”大计。“后党”某军机章京在八月十三日写信给在京的同事朱克勤，报告热河情报，说：“闻西边执不肯下，定要临朝，后来东边转湾。虽未卜其意云何，大约是姑且将就” 。“西边”，指慈禧；“东边”，指慈安。话说得很明白，慈禧坚持要“临朝”，也就是不满足于参加与顾命、军机之间的会议，而要直接上朝听政。作此信之“肃党”将这种信息解读为“所争在礼节细故”，政治上未免太不成熟了。而他的“不成熟”，则植根于其老板仗着“遗命”在身的的盲目乐观，反映了“肃党”内部的糊涂“共识”。 当然，“后党”能明确领会到慈禧“定要临朝”的意旨，是在董元醇奏请太后垂帘的折子呈递以后。“肃党”反应迟钝，判断失误，误解为“所争在礼节细故”，其时当在董元醇上奏之前。 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递上一封奏折，“敬陈管见”。他的“管见”，主要有三条：首先，请明降谕旨，宣布两位皇太后垂帘听政；其次，除了顾命八大臣外，再选择一二位亲王加入到领导集团；第三，为幼帝改派师傅。 前两条是赤裸裸的夺权。不但赤裸裸，还有找死的嫌疑。清代祖制，历来严格限制后妃、皇子、亲王、宫监干预朝政，敢于提建议破坏这种制度的大臣，标准量刑一定是死罪。虽然顺治初期，出现过孝庄皇太后会同济尔哈朗、多尔衮两位亲王联合辅政，算是一个特例，但至少没有公开说这就是“垂帘听政”。咸丰托孤，把二后排除在外，无非也是遵从祖宗之制。凭这点，就可以说董元醇有找死的嫌疑。至于增派亲王进入领导集体，其意所指，当然是恭王奕訢和慈禧的妹夫醇王奕譞。辅政八臣内固然有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但是咸丰以帝王之尊，自上而下，变动祖制，属于违规；臣子倡言亲王辅政，则是自下而上，属于违法了。此条虽不至死罪，但也不是小过。 第三条则计及长远，为日后太后释权、皇帝亲政的平稳过渡做准备。当时，上书房中已经有了一个帝师，就是咸丰生前钦定的李鸿藻；董之所以要求改派，则考虑到帝师对幼帝的影响力，欲安排铁杆“后党”取而代之。就常人而言，童年时感受最真切的乃是母爱，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也多赖于母亲的教诲。但是生长于深宫之中的皇子，却非如此，甚至见到母亲的次数都不是很多。清代祖制：皇子一生下来，不论嫡庶，立即由保母抱走，归奶妈哺乳。每个皇子，都配备了八个奶妈、八个保母，加上针线、浆洗、灯火、锅灶上人，总共四十人的服务班子，由她们负责皇子的养护；所谓“养于妇人之手”也。断奶后，撤掉奶妈，替换内监若干人为“谙达”，教他吃饭、言语、行走和礼节。六岁，到上书房进学，跟师傅读书。从出生到十六、八岁结婚成人，皇子与生母并不住在一起，每年见面都有定时，十几年间合计不过百多次。见了面也不能说太多话，不能享受常人家庭那种承欢膝下、撒娇耍赖的天伦之乐和骨肉之情。因此，皇子长大成人以前，与之相处最久、也最能产生感情的，不是其母，乃是其师。除了授读，师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用，就是为其弟子在太子资格竞赛中取胜进行无所不至的指导。皇子众多、竞争激烈的时候，其指导手段之高明与否，直接决定师徒俩的未来命运，一荣俱荣，一败俱败。同治的父亲咸丰，能当上太子，其师杜受田就立了大功。某年春，道光带众皇子到南苑打猎，恭亲王奕䜣射杀最多，咸丰却未发一箭，道光觉得奇怪，就问为什么不开弓。咸丰已经提前接受杜受田的嘱咐，乃从容回答：春天是鸟兽孳育的季节，“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大为欣赏，说：“此真帝者之言也”。于是，下定决心立咸丰为太子。同治已经继位，不用参与残酷的资格竞赛，但是十几年后他必然要亲政，辅政诸人不管是“后党”还是“肃党”，都要交回权力。如果幼帝在成长期间的老师来自另一阵营，或者不能确保来自己方阵营，那么，稍有疏忽，接受一点“反动教育”，辅政者下台后的日子必不好过，甚而会有性命之忧。董元醇提出改派师傅的要求，就是为辅政以后的退路考虑，所谓计及长远也。 这三条“管见”，衡以祖制、遗命，可以称得上“荒唐”、“放肆”乃至“悖逆”，智商七十以上，都不会在这上面找刺激，董云醇脑子坏掉了？当然不是。既然不是，此中必有阴谋。那么，是怎么样的阴谋呢？阴谋之所以为阴谋，无非故意隐藏或颠倒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和逻辑联系，有选择的暴露一些孤立现象，误导当事者的判断而已。明明是自上而下的“授意”和“讽示”，表现出来的却是自下而上的“劝谏”和“舆情”，颠倒因果，割裂逻辑，这就是“垂帘听政”事件之所以为阴谋的本质原因。只要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当日事实，我们就能把握事件的逻辑链和因果律，不着一字，尽得阴谋。
恭王以后，军机重臣首推柏葰，但是，他却在咸丰八年被政治新秀肃顺以极高明的手法弄得身死家破。而肃顺则是咸丰死后托孤的“顾命八大臣”中最为嚣张的角色，并直接和慈禧、恭王对抗，成为“祺祥故事”的第一主人公。肃顺，字裕庭，郑亲王第六子。他的行事，有点像乾隆朝权臣和珅，不学而有术。但在用人、行政两方面，眼光之敏锐、体察之精准，则比和大人高明多了。行政的才能，主要体现在“兴大狱”，用人的眼光，则在于“亲汉疏满”。
满清一代，科举考试舞弊现象很普遍，如果考官也牵涉在内（所谓通关节），往往就会“兴大狱”，自上而下，死伤无数。顺、康两朝，天下初定，为警示、驯服汉族读书人起见，惩治尤为严厉（估计和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政策命意相同）。咸丰八年的科场案，则以受刑官员级别之高创了纪录。这年，文渊阁大学士兼军机处领班大臣柏葰担任顺天乡试主考官，考生罗鸿禩通过关系找到了柏葰的家人靳祥。柏葰年老，杂事都委托靳祥办理。柏葰阅卷，将罗卷定为副榜；录取称为正榜，获得参加会试的资格，副榜则入国子监肄业，不得参加会试。靳祥乃从正榜内取出一卷，和罗卷对调。乡试取中之卷，都要进行磨勘，也就是复审。而罗卷光错别字就有三百多，磨勘官一见大惊，但慑于柏葰权位，不敢公开批驳，只是私下告诉了御史孟传金。御史的职责就是纠察，遂以上奏。咸丰亲派太监到礼部取得罗卷，看到满纸错字，不禁大怒，立命罗鸿禩到南书房重试，端华、肃顺监考。重试的文题是“不亦乐乎”，诗题是“鹦鹉前头不敢言”，摆明了要看罗同学的笑话。罗同学前后如一，再次交上一份“疵蒙谬累”[4]的考卷，于是此案定性为“通关节”，交刑部“穷治”。靳祥吓得赶紧自杀，希望能保住老东家。但是会同刑部审案的肃顺毫不姑息，此案以外，又纠出花旦平龄枪替、副考官程廷桂儿子通关节等案，“问题试卷”五十多份。自柏葰以下，论弃市、流放等处罚者几十人，一审判决交给皇帝定夺，咸丰颇有念其昏老，宽恕柏葰的意思，肃顺按律力争，坚执不可。明年，柏丞相、罗同学、程公子等都在菜市口被砍下了脑袋。
科场一案，肃顺扬刀立威，大臣谈之色变，再加上他整顿户部卓有成效，浸然就有了天子以下第一人的派头。在用人方面，肃顺的眼光也不拘一格，赏识曾国藩，暗助左宗棠[5]，是他最著名的事迹，但他平生未到过湖南，此前也未闻与曾、左有私交，怎么就和湖南人结下这么深的渊源呢？这就得说说“肃门五君子”了。肃顺身为满人，却最看不惯同族，对待满族下属，恣雎暴戾，如同奴隶，而对汉员则礼数有加。他曾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只笔厉害得很啊”；所以受贿也只收满人不受汉人的。碰到有才学的汉人，他以尚书亲贵之尊，颇能折节下士，因此幕府中网罗了大批才俊，其中尤以高心夔、王闿运、龙汝霖、李榕和黄锡焘最为著名，号称“肃门五君子”[6]。龙汝霖为其子师，高心夔是其谋主，李榕在他所管户部任事，王闿运和黄锡焘则是光扯闲谈不任实事的高级幕客。王闿运等人经常在法源寺宴集，肃顺每每派人送酒果助兴，王在三十多年后，还写诗怀念其中的“俄罗斯酒”[7]。五人中，肃顺最欣赏的则是高心夔。咸丰八年的科场案余震未消，十年会试，他就轻身犯险为高心夔“助拳”，浑不鉴及前次柏葰的惨状了。前一年，高心夔参加殿试，诗题限押“文”韵，而误入“元”韵，遂不与三甲之列。这年恩科会试，高心夔入了二甲，再次参加殿试。肃顺神通广大，考前一日探听到诗题为“纱窗宿斗牛得门字”，出处为唐人孙逖的《夜宿云门寺》。立即把高心夔叫来，嘱咐他连夜赶做，明天一定弄个状元爽一把。第二日入场，果然是这个题目，场中三百多人，几乎没有知道此题出处的。高心夔大喜，自命不作第二人想。匆匆写就，出来就找肃顺报喜。肃顺接过诗稿一看，顿足捶胸，大叫“完蛋！完蛋”。原来，押韵的八个字除了“门”字外，都押到了“十一真”韵，而“门”字在韵部却属于“十三元”。考试出韵，内容再好也要被淘汰，榜下，高心夔又列四等，没做成进士。同时落选的王闿运幸灾乐祸，送了他一幅对仗工整的对联：“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肃尚书办事再精密，也禁不住高举人如此疏忽，除了相对苦笑，就只能慨叹命定不是富贵之人了。
五人中，高为江西人，其他四人都是湖南人，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都有极真切的交往和认识。通过他们的介绍，肃顺知道了曾、胡等人的志行才学，自然全力在咸丰面前推荐揄扬，咸丰早已认可肃顺的办事才能，这些话自然都记在心上。所以胡林翼超擢湖北巡抚，曾国藩屡被优容，左宗棠由举人而超升四品京堂，大部分原因还在于肃顺的米汤灌得好。但是，肃顺后来伏诛，五君子仓皇逃窜，生怕被当作“肃党”惩治，功名利禄，俱化为泡影；湘军大盛，曾、左在内的诸将帅也因为这个缘故，不敢奏奖其居中援引之功。五君子回忆起高心夔的笑话，恐怕也都笑不出来了。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咸丰以三十岁之壮年，中道崩殂，与圆明园内号为“五春”者[8]荒淫过度固然算间接原因，太平天国气焰愈张也算间接原因，更直接的原因则还是受了英、法联军的惊吓。咸丰九年五月，英、法使者来换和约，僧格林沁“诱击”于大沽，获胜[9]。明年七月，联军复至，僧格林沁托大，不守水路，号称要“引夷人陆战，一鼓歼之”。孰料联军上岸，开花炮一响，清军人马自相践踏，“一鼓逃之”了。联军派巴夏利谈判，载垣“诱擒”之，解往京城。联军本为换约而来，无意进攻首都，由此不得不发。僧格林沁无法抵挡，乃密劝咸丰离京，说“战既不胜，唯有早避”；于是委派奕訢为钦差大臣，留京办理“抚局”。
八月八日，咸丰一行从圆明园出发，十六日，至承德避暑山庄。咸丰办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圆明园，每年正月初入园，冬至才回紫禁城过年。其间，除了大型礼节性活动需要他亲临主持外，都在园中。匪情日炽，圆明园的改扩建工程也未停止；虽然元年就有诏停止中外一切工程，可在圆明园内并未执行。所以连胜保也看不惯，要说“游观之所，焕然一新。小民窃议，有累主德”。园林修治完善，当然要用来享受，咸丰最喜欢的事情是驾一叶扁舟，悠然湖上。园规：岸上宫女见御舟行近，都要“曼声呼曰：‘安乐渡’”；只要咸丰在园，每每就听到“安乐渡”之声，此起彼伏，悠飏不绝。慈禧的儿子载淳，也就是未来的同治皇帝，当时还在襁褓，这句话记得最牢；几年后避难热河，也会学着说这句话给他阿玛听。咸丰轻抚其首，说了句：“今日无复有是矣”；言毕，潸然泪下。在圆明园，咸丰留下了作为帝王最美好的回忆，英法联军进京，竟然一把火烧个精光，他怎不潸然泪下，又怎能怡享天年？
不过，圆明园是否为英法联军所烧，犹有一辨。或云联军到圆明园本只想擒贼擒王，把当家的咸丰给找出来，管园大臣文丰在园门前阻拦军队，说御驾已经离开，公园暂不开放，联军当时也就没有进去。文丰“知奸人必乘间起”，空园计演了一回演不得二回，入园劫掠的事情肯定会发生，他绝对阻止不了，于是自行了断，跳了福海。王闿运《圆明园词》中，那句被钱鍾书的老师陈衍斥为“打油体”的“即今福海冤如海，谁信神洲尚有神”，就是专为文丰抒发的感慨。文系主动殉难，可以称“烈”、称“忠”，王闿运为什么要用“冤”字呢？原来，京城虽然陷落，恭王很快就与联军交涉，达成和议，故大臣们或来不及死节，或没准备好死节，真正“主辱臣死”的，就只有一个文丰。和议签订得快，君臣上下，遂都讳言京城陷落这个事实。而文丰死事，也就不能公开褒奖为“殉国”，否则，咸丰就得算亡国一次，其他大臣就得算苟活人间，“死者不得为忠，生者乃可无愧也”。所以，文丰的事迹汇报上去，抚恤的诏书但模糊其词，说“突遭兵燓，深堪闵恻”而已；所以，王闿运要说“福海冤如海”而不信“神洲尚有神”了[10]。
文丰死后，联军才入园搜捕，苦主咸丰已走，园中空无一人。联军见宫殿“陈设巨丽”，都“相戒弗入”，生怕弄坏弄丢，事后赔偿不起，于是退到园外[11]。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借联军之名，入内纵火，然后“敌兵从之，火三昼夜不息”。此所谓“贵族穷者”，指在京旗民，谁带头已不可考。但是，另有传闻，则指名道姓，坐实了主持策划入园烧掠的“奸人”，共有两个人被列为候选。先拣稍微著名的说。龚橙，别名孝拱、刷刺、太息、小定、昌匏等等。他的名气不大，他爸名气很大，就是诗文都入选过语文教材的龚自珍，他自己则被当作文学素材，进了《孽海花》[12]。他之所以被嫌疑为“奸人”，事迹有三。一、自号“半伦”，说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都没有了，只剩下爱妾，故称“半伦”。这是所谓“名教罪人”。二、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关系极好，是威氏的《汉书》教师兼高级幕客，如假包换的“汉奸”。三、曾扬言：“中国天下，与其送与满清，不如送与西人”。由此三者，当时士大夫阶层都认定他是火烧圆明园的主谋；他也没有主动澄清过，于是这个“奸人”的嫌疑，半伦先生最大[13]。第二个“奸人”嫌犯，就没有什么名气，只知道姓李，其人籍贯履历，已不可考。据说鬼子进村，李某就是向导，后来此事暴露，被抓将官里，“下狱穷治，诛之”，家产籍没，全部赐给文丰的家属[14]，福海之冤，算是稍稍湔雪一二。
历史就是这样，不一定要查明主从，才能延续下去。不管谁主谋，圆明园反正是烧掉了，而圆明园那把大火，不过是祺祥故事的背景，我们要追随御驾从圆明园到避暑山庄的七日行程，辨别出一路上隐伏的杀机。
这趟行程，是避难，或者叫战略退守。但是，公开说避难说退守就不好了，所以公开的说法是“谒陵”，也就是上坟扫墓。出发的当天，还有明诏，说要“君死社稷”，为已成前方的首都军民打气。前面说了，僧格林沁格于军事实力对比，首先建议撤退。日后中央内部讨论此行的得失，却说成了“事多出肃顺所赞画”，懦弱、误国、不识大体的黑锅都让他背上了。不过，他没有建议撤退，撤退路上的具体事务，倒真由他“赞画”，而“赞画”的结果，就把未来的两宫太后都给得罪了。肃顺先于大队人马离京，安排一路上的供应以及到达之后的安置。事出仓促，他只能尽量安排好咸丰的生活，其他人众，包括慈安、慈禧二后的供应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后妃不得食，唯以豆乳充饭”。而肃顺跟在咸丰边上，随身携带“食担”，酒肉俱全，两位爷一路吃喝拉撒，与出游无异。二位娘娘天天喝豆奶，纯属逃难级别的饮食标准，当然会“以此切齿于肃顺”了。所以到了承德，她们一肚子气没消化掉，都要出在皇帝身上。抵达承德，饮食恢复往日标准，慈安就说：“流离羁旅，何用看席？请蠲之”；意思就是老娘一路上没吃好，干脆以后也别吃好的了。咸丰说，对，我得吩咐一下肃六（肃顺在家排行如此）。肃顺多聪明的人，知道咸丰肯定不乐意喝豆奶啊，于是回复：娘娘说的对，资金确实有困难，应该节省。但是突然调低腐败指数，外人（包括承德的办事人员以及留京的办抚人员）必会“惊疑”，妄自猜测行宫的内部情况以及朝廷的财政实力，导致发生不可意料的事情。咸丰“心喜所对”，原来吃香喝辣全是为了“社稷”的安危，一席之义大矣哉！于是告诉头发长见识短的皇后：“肃六云不可”。可怜的肃顺，再次招致两位娘娘的嫉恨，“后益恶肃顺矣”。
尽管吃得好，但是心情不好。九月，和议成，是为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而俄罗斯趁火打劫，借口调停有功，也签了个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尽数吞并。剿匪方面，支撑东南半壁江山的骁将张国樑自几个月前大营溃散后，杳无下落，江苏“糜烂”，形势大坏。内忧外患，百感交集，所以心病引发身病，龙体大大不适。而圆明园被焚的消息，更是令人心碎，留下美好回忆的园池殿阁，如今都成了断壁残垣，独悼遗踪，情何以堪？本来议和成功即应回京收拾残局，由此之故，十月一日，诏：“天气渐寒，暂缓回銮”。
身体不好，就要安排后事。虽然这年刚满三十，但是“咳嗽不止，时有红痰”，兆头确实不好，为社稷国家考虑，早一点安排后事，确有必要。皇帝的后事，最要者就是立太子。咸丰只有一个不到五岁的儿子，省去了定嫡的麻烦，但是更大的麻烦却随之产生，那就是如何防止太子生母侵权误国的麻烦。中国帝王自有其一套家学，不论国事、家事，都有列代明君圣主做榜样，预防像慈禧这样年富力强的幼帝之母，该拜谁为师呢？
汉武帝过河间，有个媒婆化装成“望气”的术士，向他推荐了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赵姓“奇女”。找来一看，“两手皆拳”，武帝伸手一掰，伸曲自如，麻痹症竟然好了。“由是得幸”，给他生了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奇女”居钩弋宫，史称“钩弋夫人”。昭帝五岁时（跟载淳差不多大），汉武帝命画工作《周公负成王图》，挂在甘泉宫，“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不久，武帝自知大限将至，乃无故“谴责钩弋夫人”，夫人叩头求饶，武帝但说送去下狱。夫人临行回顾，使劲抛媚眼，武帝骂道：“趣行！女不得活”（伯牛案白话宜译为：快滚！你必死无疑）。钩弋夫人遂在云阳宫被杀。武帝杀了太子生母还不够，其他为他生儿子的妃嫔，“其母无不谴死”。左右群臣不解，问：“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武帝说：嗯，你们蠢人不能明白，这很正常嘛。以前国家为什么乱？就是因为“主少母壮”啊；寡后独居，必定骄蹇，必定淫乱，必定自恣，谁能管住她？你们就忘了吕后的故事么？补续《史记》的褚少孙对汉武帝这招赞不绝口：“岂可谓非圣贤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故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15]
读“相砍书”长大的后代君臣，没有不知道钩弋故事的，所以咸丰问身后之计于肃顺，说不日将效汉武故事，“卿谓何如？”肃顺给的建议就是应该照办。但是，咸丰毕竟不是“圣贤”，不忍在生前动手，而是病笃时写了封遗诏给皇后慈安，说慈禧若有不法，即可诛之[16]。后来，慈禧在自己身上割了块肥肉，煲了一锅高汤，给慈安进补，慈安一时激动，就把这道遗诏烧了。清文宗（即咸丰）不是汉武帝的好学生，将来重修《清史》的衮衮诸公，在此段记载后务必仿照“太史公曰”的格式，加以批语，揭示妇人之仁足以绝后（同治就没有儿子）、亡国的教训。
如果真有一个为了维护先帝咸丰授予的辅政权力不被侵犯而组织起来的紧密型政治集团，以肃顺为领袖[2] ，其余七位顾命大臣为附翼，某些留京官员为外援，并控制了一部分驻守京畿的军队，那么可以称之为“肃党”。但是，考察当时事实，我们发现，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集团。民国三年春末，肃顺的幕客王闿运重游北京，再次来到昔日游宴之地法源寺，和门生弟子辈举行了一次“留春宴”[3] 。众人“感往欣今，斐然有作”，汇而成集，推其为序。序首，他提到了“肃党”：“其时（伯牛案指咸丰九、十年间）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主战，郭筠仙主和，俱为‘清流’。肃裕庭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4] ；“清流”在慈禧秉政年代，专指“主战派”，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则为“浊流”。而王序将政见不同的尹耕云、郭嵩焘混而称之曰“清流”，“权臣”肃顺则“兼善”之，隐然已将肃顺视为当时“政府”。因为，不是“政府”，必有所偏；只有“政府”才能折衷取舍，不分清浊而俱为我用。所以，接下来“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一句，则是对政敌们用“肃党”一词，污蔑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肃顺“政府”为拉帮结派、招权纳贿的“政党”深表不屑。 反之，以慈安、慈禧和恭王组成的“锄奸团”，却实实在在符合前述的组党条件，称为“后党”，名正言顺。二后的野心在于垂帘听政，恭王的野心在于重返政坛，这是他们深相结纳、组成阴谋集团的政治基础。二后在热河，手头的资源只有“幼帝”；恭王在北京，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并可调动与之相关的文武大臣。内外合力，才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他们整合政治资源，进行政治交换，夺取统治权力的政治战略。他们的群众基础，则是不满于肃顺“铁腕”的官员和旗民。 周祖培，前任户部汉尚书，满尚书肃顺在审核其画诺公文时，佯问：“是谁之诺也？”司员告知为周中堂之诺。肃顺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于是将公文拟稿“尽加红勒帛”（就是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表示严厉批评），连周祖培的画诺（相当于今日领导批示“同意”二字）一并加上“红勒帛”。周中堂“默然忍受，弗敢校也”，后来找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去了[5] 。包括大学士祁寯藻在内的多位省部级高官，也多被肃顺这种“粗犷”的办公作风所得罪，终日不安于位，汲汲求退。 前面说过肃顺瞧不起同族，对待满人高官，他的态度就更严厉了。经他手论斩的满族高官，除了柏葰，还有一个耆英。耆英代表清廷签订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善后和约，出任两广总督，兼办各国通商事宜，是“资深外交家”；咸丰八年，英、法、美、俄联军犯天津，耆英随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前往议和。前此，耆英在广东与英人交涉时，往往以私人决定谎称为国家政策，既保持了“国体”，又“抚慰”了西夷。后来章奏被英人译出，发现他说尽假话，于是“深恶之”；这次重逢，英人乃拒绝和他谈判。耆英害怕因此翻出旧案，背上“矫诏”的罪名，遂“惶恐求去”，不等下旨就跑回北京。“于是欺谩之迹益彰”，从前两边讨好的伎俩全部曝光，下狱议罪，拟绞监候（即死缓）。肃顺上疏，请立即正法。咸丰虽觉其言过当，但欺君之罪理无可赦，只好“即赐耆英自尽”。 肃顺在户部作老大，对本部门的腐败现象一点也不包庇，涉案官员一律从重处罚。户部因军兴财匮，行以钞代钱之法，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为具体办理机构。肃顺查账，发现宝钞处与官钱总局数字不符，“奏请究治，得朦混状”，涉案司员与商人一并论罪，籍没财产数十家。前述肃门湖南五君子之一的李榕，时任户部主事，属于涉案人员，肃顺不徇人情，依法办事，以此被判徒刑；后来肃顺被杀，他尚在狱中，反因此视为被肃顺“迫害”，而不追究“党附”的罪名，也算因祸得福了。肃顺又查出官票所“内外交通”的黑幕，关防员外郎景雯等人革职，籍没官吏亦数十家。前后担任过户部尚书的祁俊藻、翁心存皆因此与肃顺意见不合，“齮龁不安于位而去。心存且几被重罪”[6] 。 任户部尚书前，肃顺掌管都察院和理藩院，曾奏减八旗俸禄。于是，基层的旗民也被他得罪。 最上层是与之有“一饭之仇”的慈安，和因为“钩弋故事”引发猜忌的慈禧，中间是各级被他得罪的官僚，最下是广大的在京旗民，构成了反对肃顺等人广泛的群众基础。 发动政变，需要武装力量作为保障，“后党”的军事后援则是胜保。胜保出身举人，在京任时“屡上疏言事，甚著风采”。咸丰二年，上疏论时政，“言甚切直”，批评皇帝赏罚不明，逸豫偷闲；咸丰优容，并未以此责怪[7] 。此后，出京带兵，胜少败多，成效不著，十年，召回京城。正赶上英法联军犯阕，命带八旗军会合僧格林沁等军“勤王”。六里桥一役，带伤力战，裹创面圣，咸丰奖励他“忠勇性成，赤心报国”八个字，此后“每诵天语，感激涕零”，对咸丰个人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感。咸丰驾崩，留下孤儿寡母，辅政的却是一贯对满人不满的“权臣”肃顺，他的立场自然偏向“后党”。他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地位，则令他的立场偏向具有左右大局的重要性。停战议和，各路溃军及陆续来到的勤王部队共万余人，都由他统领，随又奉命兼管圆明园八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改练“京兵”。那时，他成了实际上的“卫戌司令”，担负起原来“九门提督”[8] 任内的责任。这就是胜保的“特殊地位”，能够在军事上保障“后党”在北京实行政变。 以上，分析了“后党”势力形成的原因。反观所谓“肃党”，除了顾命八大臣，几乎再没有别的实力派作为“党羽”，所能凭恃的，只有先帝的“遗诏”——仅为口诏，不是朱谕；“后党”事后推翻或者进行“宪法解释”，远比废除黄绫红字的“成文法”来得省力，以及身处热河的地理优势。“遗诏”既奉，更在主观上麻痹了顾命大臣们的警惕性，没有利用滞留热河的时间，在舆论、人事和军事方面加强戒备，以应不虞。他们怀抱“妇人之仁”，不敢设想政敌们敢于公然违抗“遗诏”，发动政变；以两个女人领衔的政敌们却秉承“最毒不过妇人心”的古训，不恤人言国法，结合阴谋暴力，获得最后的成功。 七月十七日，咸丰崩。八大臣辅佐幼主的领导体制开始运作。运作程序为：臣下奏章，顾命大臣与两位太后共同阅看，拟旨由顾命大臣率军机处负责，二后口谕则相当于以前的皇帝“朱批”。重要人事任命，由太后、顾命大臣和军机处共商确定。一般任命，则抽签决定。 圣旨用印，正文开始处用“御赏”印，结尾处用“同道堂”印，由咸丰临死前分别赐给慈安和同治；同治年幼，不可能看懂章奏，“同道堂”印的使用权便变相归于其生母慈禧。说起 “同道堂”印，还有一个小故事。一日，咸丰上班迟到（估计是淹留在某“春”居所醉酒所致），慈安大怒，跑到寝宫追问昨夜“侍寝何人”。元凶带到，慈安升座痛责之。退朝后，咸丰没看见皇后，知道大事不好，急忙赶回寝宫，只见“宫监森然侍立”，很有可能再说几句就有人要被“杖毙”、“赐缳”，于是吩咐宫监不要报告皇后（怕慈安闻信则先斩后奏），“潜步入”，慈安见咸丰来了，只好让座，由他来处理。咸丰打马虎眼，问慈安：这下面跪着的是谁啊？慈安不和他开玩笑，直接来了一篇大道理：自祖宗建国以来，天子的作息时间都有定制。今天皇上因为贪欢晏起，上班迟到；外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只会怪我不能管理内务，所以我要问问她为何拼命劝酒，坏了宫里的规矩？咸丰只好用“罪在朕躬”的办法蒙混过关：“此自我过。彼何能劝我？且宜恕之”；慈安不好再追究，只好留下一句狠话：“此主子宥汝。以后无论何处醉，惟汝是问！”咸丰自觉惭愧，“即索所佩”，当时只带了这颗“同道堂”玉印，因“解赐后以谢”，于是“同道堂”印就成为咸丰感激慈安赞成“帝德”的信物。现在此印从慈安转赠给同治（慈禧），也就蕴含了规制的深意。 抽签决定任命的程序，则如此操作：由吏部堂官选择候选官员，将姓名写在签上，密封进呈。抽签时，太后坐两边，幼帝坐中间，大臣立堂下，签筒交给幼帝，由他“掣签”。掣出后，太后用印，下发各部各省执行。 负责提名写签的吏部尚书陈孚恩，算是各部院实力派中唯一属于“肃党”的高官，他成为“肃党”的经历颇为辛酸，值得多写几句。陈孚恩，江西新城人。道光年间，依附穆彰阿，一直升到刑部尚书。道光三十年，咸丰即位，陈孚恩开始走霉运，原因则都与“肃党”有关。首先是“议礼”一事；道光皇帝觉得任内输了鸦片战争，列祖列宗颜面扫地，自己不配进入祖庙，享受后代祭拜，于是“遗命罢配郊祔庙”。咸丰“交廷臣议”，陈孚恩和怡亲王载垣意见不和，当着皇帝的面，戟指对骂。载垣“以失仪自劾”，咸丰没有过分追究，而“斥孚恩乖谬，降三级留任”。他大为失落，不久就以“母老乞养”告归。回乡后帮办团练，守城有功；七年，母丧后再回北京，明年，授兵部尚书。本以为咸鱼翻生，哪料到咸丰八年协助肃顺主办科场案，发现他儿子陈景彦牵涉在内，于是“自请严议，并回避”。其子终于褫职、远流。由此，他“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暱附（肃顺）诸人”，咸丰十年九月，由兵部尚书调任吏部尚书，登上个人仕途的巅峰。 披折子，选官员，是最重要的两项权力，太后虽然参与，但是实权都掌握在顾命八大臣手里。虽然这是秉承咸丰“遗诏”的运行方式，但是自负才情的慈禧是万不甘心如此的。慈安性情固然刚愎（因食物致恨于肃顺，因晏起大展雌威，可见一斑），可是见识、才能有限，所以，她要掌握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力，或者说就是盖章的权力。慈禧则不然，根据她日后的表现，不难猜测她追求的权力乃是一种事无大小、不分表里的全面掌控。当时肃顺手下某人致其友人信中说：“风闻两宫不甚惬洽，所争在礼节细故，似易于调停也”；其实，两太后所争，根本不在“礼节细故”，而是“垂帘”大计。“后党”某军机章京在八月十三日写信给在京的军机章京朱克勤，报告热河情报，说：“闻西边执不肯下，定要临朝，后来东边转湾。虽未卜其意云何，大约是姑且将就”[9] 。“西边”，指慈禧；“东边”，指慈安。话说得很明白，慈禧坚持要“临朝”，也就是不满足于参加与顾命、军机之间的会议，而要直接上朝听政。作此信之“肃党”将这种信息解读为“所争在礼节细故”，政治上未免太不成熟了。而他的“不成熟”，则植根于其老板仗着“遗命”在身的的盲目乐观，反映了“肃党”内部的糊涂“共识”。 当然，“后党”能明确领会到慈禧“定要临朝”的意旨，是在八月十日董元醇奏请太后垂帘的折子呈递以后。“肃党”反应迟钝，判断失误，理解为“所争在礼节细故”，其信写寄，当在八月十日之前。 注释： 1 同治十二年正月乙巳，两宫皇太后以亲政届期，下懿旨宣布归政于帝。丙午，同治亲政。这年，同治十八岁。八大臣倘若不被铲除，辅政的期限也当在此年。 2 八大臣排名固然以载垣领衔，实权却掌握在肃顺手中。远在两年前，肃顺就是这帮人的领袖了：“肃顺恃恩眷，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为附和，挤排异己，廷臣咸侧目”（《清史稿•列传》一百七十四）。 3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民国三年三月十八日日记。 4 王闿运《湘绮楼文集》卷九《法源寺留春会宴集序》。 5 清代六部编制，尚书二人，侍郎四人，满、汉各居其半。内阁学士位置虽高，其实无权；若未入军机处或未兼部门尚书，则跟退休差不多。 6 祁、肃不合，对湘军曾、胡的不同态度，也是主要原因。“军兴财匮，议者试行钞法，又铸当百、当五百大钱，皆行之未久而滋弊。尚书肃顺同掌户部事，尚苛刻。又湘军初起，肃顺力言其可用，上乡之，俊藻皆意与龃龉，屡称病请罢，温诏慰留。四年冬，复坚以为请，乃允致仕”。翁、肃之争，则纯为“反腐倡廉”有以致之。“十年，户部迭兴大狱，肃顺主之，多所罗织。怡亲王载垣等会鞫，谓司员忠麟、王熙震以短号钞兑换长号，曾面启心存。心存回奏：部院事非一二人所能专政，断无立谈数语改旧章之理。载垣等遂请褫顶带归案讯质。文宗鉴其诬，仅以失察议处，免传讯，议降五级，改俟补官，革职留任。复以五‘宇’商号添支经费，心存驳令议减，未陈奏，司员即列入奏销，下严议，革职留任”。（具见《清史稿•列传》一百七十二） 7 《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咸丰二年，因天变上疏论时政，言甚切直，略谓：“广西贼势猖獗，广东、湖南皆可忧。赛尚阿督师无功，请明赏罚以振纪纲。河决不治河员之罪，刑轻盗风日炽，应明敕法以肃典常。臣工奏摺多留中，恐滋流弊。一切事务，硃批多而谕旨少。市井细民，时或私论圣德。”疏入，下枢臣传问疏末两端，令直言无隐。覆奏曰：“硃批因事垂训，臣工奉到遵行，他人不与闻，非若谕旨颁示天下。近日诸臣条奏虽依议，而原奏之人不知；交部重案，覆奏依议，外人并不知作何发落。古者象魏悬书，俾众属目。似宜通行宣示，以昭朝廷之令甲，而杜胥吏之蔽欺。至愚贱私议，或谓皇上励精之心不如初政，或谓勤俭之德不及先皇。今游观之所，焕然一新。释服之后，必将有適性陶情之事，现在内府已有采办犁园服饰以备进御者。夫鼓乐田猎，何损圣德。然自古帝王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书曰：‘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诚不可不察也。”文宗不怿，明谕指驳，以其意存讽谏，不之罪也。寻因自行撤回封奏，降四品京堂。 8 九门提督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的简称，又称步军统领。武职从一品。历来由皇帝亲信的部院大臣担任，主要任务为卫戌京城和维持京城治安。直接接受皇帝指挥，不隶属顺天府。 9 此二信及下文陆续引用的“密札”，共有十二封。此批信件从朱克勤家流出，民国间被张元济主持的涵芬楼收购。民国二十一年，日军空袭上海，涵芬楼毁于火，此批信件也随之消失。但是，此前吴庆坻、高劳、黄濬等人都有所钞录。吴氏《蕉廊脞录》节录数函，黄氏《花随人圣庵摭忆》则全部抄录了高氏的整理笔记，自己也有注释。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利用这些珍贵的材料，最大限度接近热河当日政争的真相。
-------------------------------------------------------------------------------- [1] 此篇综合《清史稿》、王闿运《湘绮楼文集》、薛福成《庸庵笔记》、文廷式《闻尘偶记》、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吴庆坻《蕉廊脞录》、徐珂《清稗类钞》、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李孟符《春冰室野乘》、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徐仁钰《一士类稿》诸书，参杂成文，不复一一标注。 [2] 《清史稿·本纪》卷二十一《穆宗本纪》一：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定年号祺祥。 [3] 《清史稿·本纪》卷十九《宣宗本纪》三。 [4] 清制，考卷评语，由高到低分为优通、明通、平通、有疵、荒谬、不通六等，疵蒙谬累则比“不通”更差，考生要罚停两科，正、副考官没有先行点出，则要扣三个月工资。 [5] 二事参见叙曾、左事迹之专章，此篇不赘。 [6] 又有所谓肃门湖南六子者，在五人以外，加上一个严咸。严，字受庵，湖南溆浦人。见《清代野记大观》。 [7] 王闿运《湘绮楼诗集》卷十七《夜雪后集·周甲七夕词六十一绝句》第十四首及自注。 [8] 圆明园中侍起居者有“五春”之名。天地一家春，慈禧所居。其他四春，分别是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则都是汉族女子居所。王闿运《湘绮楼诗集》卷八《圆明园词》所谓“袅袅四春随凤辇”，即谓此四女。严格来说，慈禧是贵妃，其他四春出身汉族，例不得封为妃嫔，不可与相并论；合称“五春”，当是民间传言，不太顾及等级尊卑的区别，立说不尽严谨。 [9] 王闿运生动描写了当时“诱击”的场面：僧格林沁托名团练，在大沽布防。敌舟近岸，见陈兵，问此是何军。曰：团练也。问：欲战乎？曰：本备他盗。问：汝僧王何在？曰：不知也。于是敌兵上岸，僧军开炮，击沉两艘，击坏两艘，其余船只逃走。（见《湘绮楼诗集》卷九《独行谣》自注） [10] 王闿运《湘绮楼诗集》卷八《圆明园词》及自注。 [11] 见王闿运《湘绮楼诗集》卷八《圆明园词》“敌兵未爇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自注。 [12] 小说中说他有二妾，当他著书写作时，一妾磨墨，一妾画格子，“极人世之艳福”。 [13] 《清代野史大观》就明说：“英法联军入京，内阁中书龚自珍之子龚橙导之毁园”。 [14] 其事见杨圻《檀青引·序》。 [15] 《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司马贞《史记索引》、裴骃《史记集解》。 [16]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或传咸丰时，大学士肃顺曾秘疏请文宗行钩弋故事，故孝钦听政，首除肃顺”；伯牛案“秘疏”似不可信。此等密要之事，面谈可矣，不宜书奏。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引惜阴老人言，谓李文田云，咸丰末年，文宗厌慈禧专权，谋于肃顺。肃请用钩弋故事，文宗濡需不忍。无何，醉后漏言此事，慈禧闻之，遂恨肃顺。伯牛案：此似近于事实。 |
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