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开始回忆童年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开始衰老的标记。我觉得我老了，应该有资格开始回忆。更何况我已经有了少小离家老大归的经历，那就从家开始回忆吧。

记忆里的老家有两处。

最早的老家的是一溜平房中的一间，里外两个套间。前面是一个小厨房，后面有一个小院。小院不大，但文化革命的后期，大家都失去了折腾的动力。里弄里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们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是有气无力的。於是小院里的家家户户都明目张胆地搞起了小块儿的自留地。种点青菜玉米向日葵之类的。也有养鸡的，但那要小心些，让哪个不顺眼的邻居告一下，居委会还是会来抓去杀了的。因为文革，学校里的领导们也都从天上栽倒了人间。我们那一溜平房里，就住了曾经和未来的校长，总务科长，汽车队长，医务科长，木匠，和几个普通的教师。所有的孩子都在一起滚泥巴打架扯弹弓砸玻璃无恶不做。

翻看着鼻子被点成许多红点的刘主席的漫画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最亲密的副统帅林副主席忽然摔死了，吓得大人孩子都不敢说话。头儿们指示，那是叛国，死有余辜。之后就很冷寂的几年，大家无所事事。忙了每天数了粮票肉票邮票年票香烟票菜票盐票火柴票油票。一切都是定量供应的准共产主义时代。没贪污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贪污过的总务处长半夜里被红卫兵小将从被窝里拖出来抄家然后顶了高帽子游街。然后忽然村里又热闹起来了。中青年中又有激动得双手乱抖的好像世界就要发生天翻地覆。广场上搭
了一排排的毛竹架子说是贴大字报，反击右倾翻案风。唯一记得的是说了各种方言的人太多，没地方上厕所，就在大字报栏附近圈了几个竹席棚。里面横横竖竖挖了槽供人方便。一个地方满了，就填上把席棚挪个地方再挖新的槽。过了段日子，朱德爷爷死了，大家没什么感觉；过了几天，周爷爷也死了，全村忽然都冷寂下来，到处是哭丧了脸的人；然后忽然有一天早晨，毛爷爷也没了。耳朵里都是放声痛哭的声音。哭了哭了，偷偷看看周围的小夥伴们有没有不再哭得，却发现大家都在偷偷斜了眼看周围的小朋友。当然也有哭得鼻涕眼泪一桌都是的，却没来得及因为对领袖的热爱而得到培养。因为没几天，说是毛爷爷的媳妇和几个我们从小就认定的领袖反对毛爷爷，被抓起来了。然后就又是游行庆祝。口号很热烈，但小孩子终於分不出谁是真的热泪谁只是顺口吆喝。

只知道又开始要念书了。我运气好，摊上了一个特好的班主任。每天全班早晨7点就得早自习。别的孩子都还在外面玩儿呢。可到了几年后恢复了高考，我们全班都考上了大学，还出了上海的状元和N个最顶尖的学生，於是大家都知道这老师确实有道理的。

到快上大学的那几年，知识分子忽然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校园里起了好几栋新的楼房。我们家居然在综合了父母的工龄，孩子的年龄，三代人共同居住在一小套间的现实等等一套复杂的打分计算后，得以成了那新楼的第一代住户。我已经不记得是怎么搬家的了。因为那年我考上了不错的一所大学，得意洋洋地去学校住校作大学生去了。姐姐告诉我，她拉了大板车搬的家。

四年的大学，当中每几个星期回家看看，洗洗脏衣服和拿点零花钱。然后毕业了去了医院工作，还是住宿舍，不怎么回去。然后有一天就拿到了签证，出国了。走的时候也不恋家，前面的路海阔天空，两个巨大的皮箱装满了10年也穿不烂的内衣内裤，走了。一走就是十多年。

等到再次回到我们村的时候。老的平房早已经变成了溜溜的楼房。附近有几栋特旧的房子，还能依稀辨认出当年的形状，也就能判断出老房子的位置。来往走动的人自然是都不认识了。而我没住过几天的第二个家，居然和一个时间宝瓶一样，完美地保留了我提着两个大皮箱出门时的一切。於是我回家了。灰头土脸地想把本就记忆不清的家打扫干净。拉开一个个抽屉，找出父母保存的我孩子时的记忆，往事如潮，从记忆的海洋深处串串气泡般浮出了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