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六

现在看起来，2003年应该是妹妹比较运气的一年。
妹妹考试的那天比较兴奋。早晨挺早就起床了。一个人在屋里看书。后来老爸老妈也起来了，陪她。他们说你别紧张，好好考。
妹妹说我才不紧张呢，我没事儿，真的真的。

妹妹考完试后给我电话。我们先聊了会儿别的，我问她考得怎么样。
妹妹说还成吧，基本上是自己的水平了，也就这样儿了。
我说那就好，对得起自己就行了。

春节过后的第六天，我回到北京做论文。妹妹给我电话说有朋友帮她在北京找了份儿工作，在某研究所做外事接待，其实主要是做翻译。因为这个著名的研究所的外事多半是跟大使馆和国外的媒体打交道。只是薪水并不高，不过是个临时工罢。
你觉得怎么样？
妹妹说她觉得挺好，她准备去面试。
那年开春妹妹和同学在玉渊潭附近租了间房子，无论考上考不上，她都准备在北京发展了。
和妹妹同住的有贾和莎。贾刚从英国拿到硕士学位，莎在北外学德语。下半年要去德国了。而妹妹，则是前途未卜。

面试很快就顺利地通过了。所长希望妹妹第二天就上班。妹妹在电话里说所长开出的工资比原来的要高。这让她高兴。妹妹说这工作对她来说并不难，她做得来。
我在电话里犹疑了一下，说可能我说话不对不过说的话你最好听一听。
妹妹收敛了口气，说，老姐，你说。
我对妹妹说这份工作不容易，她最好珍惜。我虽然不是太了解她的工作，但我知道这工作需要热情、礼貌，只有比心底里重视才能干好，把它当一事儿去做吧。
我说我自己身上毛病挺多的。比如不爱把自己的感情强烈表达，对人不爱表示热情。这不好。与人相处，这是个坏毛病。
妹妹说好，我懂。我知道。银行的工作是我的错，我没珍惜，从心底里没想着干下去。所以没干好。
那是妹妹第一次承认她的失败。我没让她说下去。我迅速地转移了话题。
我说你知道就行了。

妹妹在国际所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第二个月的工资又开始加了。也就是在那个月，研究生的成绩也陆续出来了。
航是我在学校里最要好的师弟。他是第一个查到妹妹成绩的人。他那时候在研究生院兼职。那天他打电话给我，我听了分数后第一句话是比她分高的人有几个。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妹妹的分数再高，只要有比她高的，她就没戏。而在这个地方，考出多少分数的可能性都存在。航犹疑了一下，说两个。
我说多多少。他说十分。
航是个做事情低调、冷静却极有理智的人。他想了一会儿说，“阿姐，有点悬，你要帮她有另外的打算。她的成绩这么好，去别的学校也不是没可能。”
在都比较优秀的情况下，总成绩的十分之差其实基本决定了妹妹在复试的胜算几乎为零。那两个同学教育背景并不比她差到哪里去。
我对妹妹说这些的时候，妹妹在电话那头沉默良久。
她说，我不是已经有复试资格了吗？我如果复试成绩比他们好很多呢？我会不会被录取？你说有没可能性？
我说当然会，但也有可能不会。
妹妹说，好，只要有可能就行，只要有一丝可能就行。我不会放弃的。不可能放弃。
妹妹在电话里说话，震得我耳朵痛。

那个周四的早上，妹妹在清早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她大叫我的名字说她咨询了相关老师，以她的分数，转专业会让她绝处逢生。因为她的分数要高于别人，这样她会占到先机。
你是说复试换个专业？
对。妹妹说。我要申请加试。我现在就做准备。我相信我自己。
妹妹说请你相信我老姐，我有这个实力，你帮我，帮我，一定。

那天傍晚，我去五道口的轻轨站去接妹妹，先是在永和吃了点东西，然后就讨论怎么样去申请转专业，讨论复试时会遇到的难题，怎么应对。复试老师的兴趣点有可能是什么，最近文化圈里比较热的话题，如果我是复试老师的话，我对妹妹这样的考生怎么样才感兴趣。怎么样才能难到她。
妹妹有时候拿笔记下来，有时候听我回答。后来我帮她写了些书目，然后带着她去图书馆借些相关资料。

妹妹说你骑车骑得真慢，我带你吧。被复试的希望鼓动着，妹妹骑车飞快。在一个小桥的路口，妹妹七拐八拐，没承想我的脚踝被撞在了大石头上。我哎哟一声就摔了下去，捂住脚，半天没再吭声，也站不起来。
妹妹蹲下来摸我的脚，疼不疼？
我摇头。
那一阵子我正经历着十年来最大的失败考验，心力交瘁。
我看着我妹妹，说，没关系，走吧。

妹妹在准备复试的日子里全是亢奋状态。她每天热烈地跟我讨论很多文学的话题，有时候我听起来觉得好笑。其实她知道的东西并不是特别多。但她那股热情和理想化的想法常常感染我。我想，复试的时候，也许可能就是这种东西最终让她占到了先机吧。
据说最后复试的时候，老师们跟妹妹谈到了她的学位论文，听她讲了讲奥斯丁和莎士比亚。
从复试的教室里出来，妹妹说，老姐，我有戏。老姐，我有可能成。

2003年的时候，妹妹复试的时候，正是美伊战争爆发。国际所每天都接到各种电话，传真和采访要求。妹妹每天都在尽量安排得有序。有时候我跟她讨论电视上据说某个专家说，她说别跟我说这个，好恶。
有一天我到人文学院去问被录取的学生名单，工作人员听我说到妹妹的名字，点点头说，噢，那个女孩子啊，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