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夏晓虹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8月第1版

1907年7月15日，在浙江绍兴的轩亭口，秋瑾因谋反罪被当众处斩。消息传出，各民间媒体开始进行连续不断的追踪报道，将秋瑾死事的每一细枝末节均毫无遗漏地公诸报端。因这民间声音的存在，官府在行动时受到牵制而不得不有所忌惮。一个直接的证据是秋瑾被杀案的主要责任人的张某、贵某的仕宦前程因此断送。张开始时是称病乞退，后被调补至江苏巡抚。但引发了苏省绅学界颇具声势的拒张运动，尚未履任再被改派山西，不久于任，以病免职。贵某，先是调往他处，但也步了张之后尘。入民国后，只好易名而存世，终生难逃解脱。

在秋案的风波中，另一个值得提出的事件是山阴县令李钟岳。在秋瑾逝后，眼见同情秋瑾、痛骂凶手、拒斥张某的风潮日起，李每天受到良心谴责。“人虽亮我，其如良心责备何”。表现了一位良心未泯的官员身在官场的无奈与可悲。经过两次自杀未遂后，死志已决的李终于在秋瑾死难三个月后自缢。而被民间认为的告密者胡道南也为革命党志士所暗杀。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的最后一章《身后纷纭事》，以秋瑾之死为“事件核”，细密勾勒了一幅国难当头，志士们慷慨悲壮，侠风激扬的晚清图景。今日读来不禁唏嘘。当然，令人动容的不仅仅是秋瑾之死，也在惠兴之死、胡仿兰之死的个案研究中，而对班昭、批茶女士、罗兰夫人的个案研究，也做了精心考量，令人耳目一新。

在正规的历史课学习中，近代史给人的共同印象莫不是一部列强瓜分、清廷卖国的屈辱史。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应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定性之下，革命成为正当合理的社会改造的首选手段。――所有的社会矛盾与进步只能依靠革命来完成，于是，晚清社会的凝定不变与死气沉沉必须成为一个前提。但是，在这本《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更为鲜活而生动，也更贴近历史本来样态的图景。

想来，这世界上的偏见并不仅仅是种族和民族歧视这样的现实政治和社会感觉，在知识生产领域，它们也乔装打扮，渗透到人们的认知方式里面去，并且血肉化到使得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偏见的程度。这一幅关于晚清死气沉沉的高度抽象化图景在某种程度上何尝又不是一种偏见呢？现代的社会学知识告诉我们，任一社会的组织与运行机制都是那么复杂，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那许多被革命话语过滤掉的丰富细节，其实本来也都蕴涵着引导社会走向的可能。无视对象自身的脉络，只是依靠外力来裁决对象，那么，无论怎样强调“客观规律”，其实都不过是无视客观的主观行为而已。

在阅读时，常常想到何为历史的问题。用沟口雄三的话说，历史事实并不是使用钓竿钓上来的一条一条的鱼，而是正在流动着的鱼群。历史的事实是鱼群的生态，它不能被历史学家钓出水面，而是邀请历史学家潜入水底，展现在他的面前。单独观察一条鱼而绝不可能了解的鱼群的生态或者鱼群生息的海底生物链。

所以，在我看来，这一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作者就是那位引领着我们进入水底的历史学家，避免宏大叙事而从个案研究入手，从女性社会、女性典范、女性之死三个部分，用详实的资料、充分的论据以及不愠不火的叙述态度，向我们展示了别一幅的晚清图景。这图景如此逼真，以至可以让我们回到一百年前社会并与之对话。

需要指出的，为勾勒出这幅幅生动的晚清图景，本书主要依赖于晚清众声喧哗的报刊。其实，也正是由于报刊们在彼时的烛幽发覆、推波助澜，使得今日重构晚清历史成为一种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彼时的报刊们，使得那些或慷慨赴死或含恨地下的女性之死不仅仅在当时也在当下具有了意义。报刊之深切影响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而今已有目共睹。而由其形构的公共空间，对于改变国人的思维、言谈、写作定势以及交流方式，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一个必要而难得的条件是报刊作为舆论空间所应具有的相对独立的品格。

老实说，在对这本书进行长时段的研读中，常常生出今昔互映，不知何年的感觉。想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日所亲历的各种媒体，又何尝不是存在于这漫漫的历史之海洋中呢？只是不知，面对我们今天的媒体以及它发出的声音，一百年或者更往后的历史学者，会作出什么样的评价？
更进一步，我们的媒体及公共知识分子，是否真正意识到他们的责任并能担当起这关注当下，书写历史的责任？他们会被人评价具有什么样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