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美国人出版了一部叫《树上人家》的写真集，目的是说，当人有了一颗回归的心，人便不再是人，是鸟人。一些厌倦城市的人家在寒冬过后跑到外边的大树上建一所房子，学人的祖先——始祖鸟——过着“春上村树”的生活。这本写真集和它写真的生活受到了有钱人的欢迎，他们纷纷摔门而出，去找一棵承载自己肥胖身躯的大树。

　　动静最大的是英国的诺森伯兰公爵夫人。公爵夫人计划在英格兰恩威克古堡的家族古邸花园兴建世上最大的树屋。树屋总面积相当于两个奥运标准泳池，楼分三层，由32棵巨大的莱姆树支撑，上面有一家可容120名宾客的餐厅及两间教室，还有专供乘坐轮椅人士使用的坡道。屋内安全舒适，卫生设备和暖气系统一应俱全。建造这样一个巨大的树屋，最少花费应在50万美元之上。所以“鸟人”具有一定的阶级性。

　　公爵夫人家里那样的大树并非随处可见。一间完美树屋的建立对树干的形体、粗细、间隔和对称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尤其重要的是，要有大片的森林来为树屋穿上一件自然主义的外套。

　　对于厌倦城市文明的部分人来说，树屋的全部意义应该是瑞典诗人特郎斯特罗姆说的“一片只有在迷路时才能找到的林间空地”。倒霉的是，这些人活在了人类的21世纪，如今要在城市的不远处找到几棵象样的大树并不容易。即便有，一两根肢体发达的百年老树，也是孤独得不成体统。据说古罗马时期一只猴子从罗马出发，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脚不落地地前行，可以一直到达西班牙。

　　这个“据说”让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兴奋得睡不着。他最终在小说《树上的男爵》中让哥哥柯希莫一生都呆在树上，并从孤独的意大利一直跑到了西班牙贵妇人的床上。1767年6月15日之后，柯希莫因为反对父亲而开始了自己的树上生活—— 一个高于我们三米的生活，三米以上是否有另一种生活我们不得而知——在以后的五十多年里，他读书、恋爱、学习、打猎，到死都没有走下大树。别以为他就是个孤僻的人，恰恰相反，他积极参与革命社团，加入地方武装组织，甚至完成了《一个建立在树上的国家的草案》。这个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的人说：“我为一些连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生活在树上。”

　　卡尔维诺建立树上国家的理想被人类的进化论打得粉碎。有点想法的猴子都不当猴子了，树上实在没有什么搞头。别说从树上跑到西班牙，就是有一天人一觉醒来，伸腿弯腰吐口唾沫然后攀着树枝去上班也实在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当树越来越少，“树屋”的日常性必然降低，其观赏性远远大于实用性。如今被普遍应用的树屋大多出现在旅游景点，像它本身一样，比我们的生活高出三米。中国人认为“树高千尺，落叶归根”，何况三米？因此树屋在中国没有环境。惟一成点气候的三亚海边的南山树屋也是由美国人投资，多是给外国人租住。真让人气馁，人的想象力就这么被物业管理了。

　　真正能够“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树屋，是电影《没事偷着乐》里穿过大民床上的那棵大树。不同的是，人家树包着屋，我们是屋包着树。两种包法都是被城市生活逼出来的结果，同出于人类对生活两面性的伟大实践。总有一天，我们会搬到想象中去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