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递上一封奏折，“敬陈管见”。他的“管见”，主要有三条：首先，请明降谕旨，宣布两位皇太后垂帘听政；其次，除了顾命八大臣外，再选择一二位亲王加入到领导集团；第三，为幼帝改派师傅。

前两条是赤裸裸的夺权。不但赤裸裸，还有找死的嫌疑。清代祖制，历来严格限制后妃、皇子、亲王、宫监干预朝政，敢于提建议破坏这种制度的大臣，标准量刑一定是死罪[1]。虽然顺治初期，出现过孝庄皇太后会同济尔哈朗、多尔衮两位亲王联合辅政，算是一个特例，但至少没有公开说这就是“垂帘听政”。咸丰托孤，把二后排除在外，无非也是遵从祖宗之制。凭这点，就可以说董元醇有找死的嫌疑。至于增派亲王进入领导集体，其意所指，当然是恭王奕訢和慈禧的妹夫醇王奕譞。辅政八臣内固然有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但是咸丰以帝王之尊，变动祖制，自上而下，属于违规；臣子倡言亲王辅政，则是自下而上，属于违法了。此条虽不至死罪，但也不是小过。

第三条则计及长远，为日后太后释权、皇帝亲政的平稳过渡做准备。当时，上书房中已经有了一个帝师，就是咸丰生前钦定的李鸿藻；董之所以要求改派，则考虑到帝师对幼帝的影响力，欲安排铁杆“后党”取而代之。就常人而言，童年时感受最真切的乃是母爱，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也多赖于母亲的教诲。但是生长于深宫之中的皇子，却非如此，甚至见到母亲的次数都不是很多。清代祖制：皇子一生下来，不论嫡庶，立即由保母抱走，归奶妈哺乳。每个皇子，都配备了八个奶妈、八个保母，加上针线、浆洗、灯火、锅灶上人，总共四十人的服务班子，由她们负责皇子的养护；所谓“养于妇人之手”也。断奶后，撤掉奶妈，替换内监若干人为“谙达”，教他吃饭、言语、行走和礼节。六岁，到上书房进学，跟师傅读书。从出生到十六、八岁结婚成人，皇子与生母并不住在一起，每年见面都有定时，十几年间合计不过百多次。见了面也不能说太多话，不能享受常人家庭那种承欢膝下、撒娇耍赖的天伦之乐。因此，皇子长大成人以前，与之相处最久、也最能产生感情的，不是其母，乃是其师。除了授读，师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用，就是为其弟子在太子资格竞赛中取胜进行无所不至的指导。皇子众多、竞争激烈的时候，其指导手段之高明与否，直接决定师徒俩的未来命运，一荣俱荣，一败俱败。同治的父亲咸丰，能当上太子，其师杜受田就立了大功。某年春，道光带众皇子到南苑打猎，恭亲王奕��射杀最多，咸丰却未发一箭，道光觉得奇怪，就问为什么不开弓。咸丰已经提前接受杜受田的嘱咐，乃从容回答：春天是鸟兽孳育的季节，“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大为欣赏，说：“此真帝者之言也”。于是，下定决心立咸丰为太子。同治已经继位，不用参与残酷的资格竞赛，但是十几年后他必然要亲政，辅政诸人不管是“后党”还是“肃党”，都要交回权力。如果幼帝在成长期间的老师来自另一阵营，或者不能确保来自己方阵营，那么，稍有疏忽，接受一点“反动教育”，辅政者下台后的日子必不好过，甚而会有性命之忧。董元醇提出改派师傅的要求，就是为辅政以后的退路考虑，所谓计及长远也。

这三条“管见”，衡以祖制、遗命，可以称得上“荒唐”、“放肆”乃至“悖逆”，智商七十以上，都不会在这上面找刺激，董云醇脑子坏掉了？当然不是。既然不是，此中必有阴谋。那么，是怎么样的阴谋呢？阴谋之所以为阴谋，无非故意隐藏或颠倒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和逻辑联系，有选择的暴露一些孤立现象，误导当事者的判断而已。明明是自上而下的“授意”和“讽示”，表现出来的却是自下而上的“劝谏”和“舆情”，颠倒因果，割裂逻辑，这就是“垂帘听政”事件之所以为阴谋的本质原因。只要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当日事实，我们就能把握事件的逻辑链和因果律，不着一字，尽得阴谋。

八月四日，北京，周祖培找到李慈铭，“嘱为检历代贤后临朝故事”，李慈铭记醜学博，一日内就举出汉、晋、辽、宋共八位“贤后”的事迹，“条议上之”[2]。中国人要办件事，第一个反应，就是翻翻史书，看看是不是“古已有之”。官当久了，不免“学殖荒落”，一时半会翻不着，所以，学士周（时任体仁阁大学士）不得不请教塾师李（慈铭当时在周家任家教）。李的东家是周，周背后的黑手，无疑就是恭王，恭的操作指令，则必来自慈禧。事情关涉重大，命令来自最上层，具体办理却交给远离政治核心的落魄“赀郎”[3]，其间“管理层级”甚多，奥妙就在于局外人一眼看不透其中曲折，一语说不破其中阴谋。这是阴谋家常用套路，古今一概；文革期间，往往因基层群众一纸“材料”，酿成举国震惊的大案，无非就是这种“政治智慧”活学活用的好例子。但是，李慈铭的“史料”，并没有被董元醇的奏折采用。这又是更高的一招。因为，董元醇虽然打响了“垂帘”起义的第一枪，但那只是火力试探，没必要暴露全部实力。李氏的“核原料”，要用来配置决定战局的“原子弹”，等到十月初才会引爆。我们先看看董摺在热河引起的哄闹，再来分析慈禧、恭王“欲擒故纵”、“以柔克刚”的精彩战术。八月十三日，守黑道人（“后党”军机章京的化名）致结一庐主人（朱克勤）书：

“千里草上书，十日未下。夸兰达下来，说西边留看。心台冷笑一声。十一日，叫见面，说写旨下来，叫写明发痛驳。夫差拟稿尚平和，麻翁另作，诸君大赞（原注：‘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等语，原底无之），遂缮真递上。良久未发下（他事皆发下），并原件亦留。另叫起耳君，怒形于色，上去见面，约二刻许下来（闻见面语颇负气），仍未发下。云：留着明日再说。十二日上去，未叫起。发下早事等件，心台等不开视（决意搁车），云：‘不定是，谁来看？’日将中，上不得已，将摺及拟旨发下照抄。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先解释信中的“瘦词”“术语”。“千里草”，“董”的拆字，指董元醇。“夸兰达”，满语太监的音译。“西边”，慈禧。“心台”，“怡”的拆字，指怡亲王载垣。“叫”、“叫起”，指帝、后召见大臣。“明发”，明发谕旨，相当于传达到乡镇一级干部的公开文件。“夫差”，春秋吴王，指军机章京吴逢年。“麻翁”，军机大臣焦佑瀛，脸上“痘痘”太多，人称“焦大麻子”。“耳君”，即郑亲王端华，“郑”字有“阝”旁，故称“耳君”。“搁车”，搁置。

再通述一遍。军机章京和襄赞大臣、军机大臣都在一块办公，所以此信不但记录事态发展，还记录了各人言语神态。董元醇奏折递上去，慈禧看了一天，没有表态。载垣“冷笑”，代表了“肃党”的态度，就是不屑，没当回事儿。第二天，二后、大臣见面，肃顺等人回来，说二后不赞成“垂帘”，由军机处拟旨驳斥，并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处理意见。吴逢年写初稿，语气平和，气势不足，肃顺等人不满意。焦佑瀛重写，定下“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的调子，非常严厉。拟旨交上去，二后认为话说得太绝，所以再次斟酌，甚而有“留中不发”意思，也就是低调处理，大事化小，不准备公开驳斥了。并叫端华去谈话，端华气冲冲去了，在谈话过程中很不理智，“声震殿陛”，把小皇帝吓得尿、泪俱下[4]。第三天，二后还没表态，于是载垣带领顾命大臣、军机处罢工，说不处理董元醇的摺子，别的事也不办了。直到十二日中午，二后“不得已”，同意公开批驳[5]。

这一仗，固然是肃顺等人胜利了，可是，全局却从此变坏。二后故意磨蹭几天，然后表态示弱，用意首先在麻痹“肃党”，其次则考虑到人在热河，身不由己，过早发生冲突，未免不能保障人身安全。而“肃党”果然入彀，以为经此一驳，底下不晓事的中下层干部不再敢发怪论，“垂帘”之事即可中止，顾命辅政的大局也就这么定下。而未意识到“垂帘”怪论实出于上峰授意，只是颠覆朝局这部阴谋交响曲的前奏。他们也不知道在京官僚们依然在恭王的布置下准备更言之有据的“恭请垂帘”摺，并讨论商定“垂帘”召见的礼仪细节。同时，面见二后时的嚣张言行，从热河传到京城，激起在京大臣们的公愤，他们中的多部分本就受过肃顺的气，由此，对“孤儿寡妇”的同情指数暴涨，对“悖逆亡法”的“肃党”更加痛恨。舆论既已如此，那么，违反祖制，支持“垂帘听政”，与违抗遗命，赞成“清君侧恶”，就可以并行不悖了。

“后党”都很冷静，知道他们这次的胜利，不过如朝露泡影，当不得真。此信的作者这评价他们：“二四者，可谓‘浑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可以远祸，可以求安，必欲独揽其权，是诚何心”；伯牛案：“二四者”，二四得八，即指顾命八大臣。“后党”知道己方的实力和布置，今日小挫，不过是欲取姑予的“不得已”，“垂帘”是迟早要发生的。八大臣懵懂，自作聪明，所以是“浑蛋”，将来的下场一定不能“远祸”。

“后党”、“肃党”以外的骑墙派，也能看出其中的趋势。“密札”中有一封不知写信人、收信人姓名的“套格”密札，根据内容判断，就是某骑墙派在此时所写：“此事不久大变，八人断难免祸，其在回城乎？”当然，“后党”要发难，必须在回京之后。而具体准备回京后的操作程序，就需要恭王、胜保，一文一武，来热河面谈了。

七月十七日咸丰驾崩，九月一日恭王才来热河吊唁，于礼不合。拖延一个多月的原因，“肃党”对之有戒心，阻隔他与二后的接触，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则是咸丰遗诏顾命名单并没有他的名字，他要避嫌（前述咸丰病中也不许他来探问，可知嫌忌之深）；还有一个原因，则是不甘心脱离政治中心，欲有所作为，必须先做一番布置（例如安排周祖培整理“国故”，搜集垂帘掌故），做一些沟通（军机章京通信可以让他与二后保持联络；醇王福晋往来热河北京，也可以传递消息），都需要时间，所以赴热河吊唁反而不在急上。而在董元醇奏折被驳斥以后，“肃党”志得意满，戒备松懈；己方准备工作也差不多完成，需要和二后面议落实，恭王再提出到热河吊唁，就水到渠成了。

很多笔记都说恭王赴热河见太后，被肃顺等人当面羞辱了一番，恭王唾面自干，忍辱负重，才见到太后，定下大计。比较有代表性的描述，可以看薛福成的记载：

“恭亲王先见三奸，卑逊特甚。肃顺颇蔑视之，以为彼何能为，不足畏也。两宫皇太后欲召见恭亲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且昌言于众，谓：叔嫂当避嫌疑，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肃顺拊掌称善曰：‘是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于公论，而太后召见恭亲王之意亦甚决，太监数辈传旨出宫。恭亲王乃请端华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曰：‘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王乃得一人独进见”[6]；

揣言摹色，颇有小说家习气。不但阻挠后、王见面，杜翰、肃顺甚至说开了“黄话”，亵秽不堪；而且“肃党”自动放弃共同进见、从旁监视的便利，尤不合逻辑。王闿运是“肃党”中人，所闻就接近事实：

“（恭王）、军机前辈也。至，则递牌入，谒梓宫，因见后”[7]；

恭王于咸丰三年入军机处，所以是“军机前辈”。他到热河行宫，亮出名片（“递牌”）就可以吊唁（“谒梓宫”）、面圣，并非如薛福成所记，历经磨难方能入见。最真切的见闻，则是当时身在热河的军机章京了，“后党”某章京的记述是这样的：

“恭邸今日大早到，适赶上殷奠礼，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盖自十七以后，未闻有如此伤心者。祭后，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约一时许方出。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连日颇为敛戢。……自十七以后，八位见面，不过二三次，时亦甚暂。今则见面一时许，足见自有主宰”[8]；

“殷奠”，大祭。“宫灯”，指肃顺，繁体“肅”字，形状颇似宫灯。信中说得很明白，恭王先去吊唁，然后太后召见。杜翰、肃顺羞辱恭王，必无此事，否则不会说“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恭王主动申请与端、肃等人入内，倒是事实（“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但是太后“不许”，而不是端、肃自动放弃。而且见面谈了两个小时（“一时许”），甚为从容。

“肃党”某章京的记载也差不多：

“六兄来，颇觉隆重，单起请见，谈之许久，同辈亦极尊敬之”[9]；恭王排行第六，故信中称“六兄”。

以薛福成为代表的笔记作者们因为各种原因，不顾事实，捏造恭王面见太后情状，并制造一种双方斗智斗勇的戏剧气氛（甚至有笔记称后、王见面被严密监视，不敢多言，乃通过太监安德海在御赐食物时传递小纸条，才得以联络[10]），无非是要说明“宫灯辈”气焰嚣张，目无尊上，其心不可问，其罪不胜诛，并以此作为旁证，为“后党”锄奸诛恶乃至垂帘听政的行为，提供必要性和合法性的借口[11]。诋毁政敌，无所不至，乃是我国“史笔”的一个特色，读者诸君碰到此种笔法，一定多留个心眼，不要稀里糊涂就被哄骗过去。

恭王在热河呆了六天，“连日面圣”，与诸“后党”都有接触（包括醇王奕譞及某些军机章京），无疑就回京后的大小事情交换了看法，决定了做法。捕杀“肃党”是最重要的议题，具体怎么谈，我们看日后的步骤就能知道。三人会面，谋划极为详密，连外交关系也讨论到了：“恭王对：‘非还京不可’；后曰：‘奈外国何？’王奏：‘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12]。

政变需要主持大局的谋主，也需要震慑敌人的武将。恭王揣着会议纪要回了北京，一周后（九月十四日晚），胜保装着“决心书”来到了热河。不过，他来之前，后、肃二党的矛盾就公开爆发了。起因在批驳董云醇的明发谕旨里面有“是诚何心”一语：

“皇考于七月十六日子刻特招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又何敢显违遗训，轻议增添？……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由“御史”说到“亲王”再说到“是诚何心”，言外之意，便骂到了恭、醇等王，所以奕譞大怒，说：“俟进城讲话”；口不择言，无意中泄露了机密，惇亲王奕誴在旁，立即“喝止之”[13]。后人都说醇王是个草包，看他“进城讲话”这句，就知此言不虚。当日他们俱在热河，虽然大计已定，但只要没回北京，就无时无刻不有杀身之祸。心狠手辣一点的政客，没有他这句话，也能通过蛛丝马迹发现他们的阴谋，有了这句话，一定“杀无赦”；全盘计划被他这句话打乱，并非不可能。小不忍则乱大谋，说的就是奕譞这种草包。草包不打自招，以肃顺办事疾如鹰隼、猛如雷霆的风格，他怎么毫无所动，继续一步步走进“后党”的圈套呢？

肃顺对“进城讲话”的反应，现在不得而知。但是，进城后载、端、肃三人被捉，关在宗人府，他“瞋目斥端华、载垣曰：‘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据此可知，或在此时，或在否决垂帘提议时，或更早时，肃顺就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而动了杀心，只是以端华、载垣为代表的大多数“肃党”反对，才没能利用掌控热河局面的有利条件，在进京前果断行事，粉碎“后党”的阴谋。他们的选择很多：例如，既然驳斥垂帘的明发谕旨已经下达各部、省，那么趁机纠出一两个口出异议的“亲王”，如醇、恭即可，罗织一些皇亲“干政”、违反祖制的罪名，就可取到杀一儆百，威慑在京“后党”的效果；或者，直接用“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明发谕旨中语）的理由，软禁二后，彻底接管中枢权力，亦未尝不可。成王败寇，反复无常：洞烛机先，先发制人，则是诛吕后、扶汉室的刘章；失机昧时，则是谥为叛逆的徐敬业。区别只在于做不做，而不在于该不该做，所谓“尽人事，安天命”矣。什么都不做，就只有束手就擒，身死名灭，为天下笑了。肃顺为乱党“领袖”，却不得行其志，乃被“肃党”所误，与之俱亡，其中冤屈，罄竹难书，后辈读史者能不扼腕太息、掩卷而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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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闿运《湘绮楼文集》卷九《祺祥故事》：“继而高延祜上请垂帘，本后意也。以示顾命臣，肃顺即言：‘按制当立斩’。孝贞心怍焉，即曰：‘我辈不用其言足矣，不必深求’”。王此处误记董元醇为高延祜，吴相湘辨之甚详，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

[2] 他把这个条陈称为《临朝备考录》。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十月朔日记。

[3] 李慈铭中进士前，捐了个户部郎中，于是自称“赀郎”。但是一直补不到实缺，没地方开工资，生计甚为潦倒，他曾自书一联挂在寓所门口：“保安寺街藏书三万卷，户部员外补缺一千年”；可见他的落魄。

[4]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日。

[5] 密札中那封“套格密札”也记述了当时情景：“是日见面大争，老杜尤肆挺撞，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语，太后气得手颤。发下后，怡等笑声彻远近”；“老杜”，顾命八大臣内的军机大臣杜翰，即咸丰老师杜受田之子。“怡”，指怡亲王载垣。

[6]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咸丰季年三奸伏诛”条。

[7] 王闿运《湘绮楼文集》卷九《祺祥故事》。

[8] 九月初一日，樵客致黄螺主人札。

[9] 此批书信中有一封“黄笺密札”，即前已引用者，确信为“肃党”某人所作，

[10] 沃丘仲子（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11] 咸丰十一年十月六日谕旨，宣布“肃党”罪状，就有“屡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在离间”之语；咸丰七月中刚死，肃党未尝不阻止恭王来见；但是九月恭王来热河，肃党并未阻止。圣旨故意语焉不详，诸笔记也就发挥“想象”，大肆进行“文学创作”了。

[12]王闿运《湘绮楼文集》卷九《祺祥故事》。九月初二日信（无写信、收信人姓名）也说：“昨见面，后以夷务为问，邸力保无事，又坚请速归”；与王文互相印证，若合符节。

[13] 九月十六日，守黑道人致结一庐主人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