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鲁迅的《译文序跋集》，有些感想，写在下面。
　　鲁迅说自己做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此对于已有定论的世界名著，他则不做翻译，以免附之不朽。这可算他翻译的宗旨。而纵观他翻译的作家，又以俄国、日本作家居多。
　　 对俄国作家，他屡屡赞叹，比如讲到契里珂夫：“他是艺术家，又是革命家；而他又是民众教导者，这几乎是俄国文人的通有性，可以无须多说了。”鲁迅自己倒也当得起“是艺术家，又是革命家，而又是民众教导者”这一行字的；讲高尔基，“译完这篇，觉得俄国人真无怪被人比之为‘熊’，连著作家死了也还是笨鬼。” ——在鲁迅的字典里，“笨拙”比“轻妙”要带褒义；讲到盲诗人爱罗先珂，他写道：“‘看见别个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则便是我们在俄国作家的作品中常能遇到的，那边的伟大的精神。”（《鱼的悲哀》译者附记）。
　　 在翻译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之中，鲁迅道：“造化所赋予于人类的不调和实在还太多。这不独在肉体上而已，人能有高远美妙的理想，而人间世不能有符其万一的现实，和经历相伴，那冲突便日见其了然，所以在勇于思索的人们，五十年的中寿就恨过久，于是有急转，有苦闷，有彷徨；然而也许不过是走向十字街头，以自送他的余年归尽。”以此可想见，鲁迅在他翻译的作家身上，如何印证、相照着自己的“急转，苦闷，彷徨”。
　　 再看他翻译的作家。
　　 安特来夫（通译安德烈耶夫），“所过的都是十分困苦的生涯。”“一九一九年大变动的时候，他想离开祖国到美洲去，没有如意，冻饿而死了。”“他的创作，又都含这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黯澹的烟霭里》讲的是俄国的革命党，“所以他那坚决猛烈冷静的态度，从我们中国人的眼睛看起来，未免觉得很异样。”
　　 迦尔洵，“是在俄皇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压迫之下,首先绝叫,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小说家”，“俄土开战，便自愿从军，以受别人所受的痛苦”，“晚岁为文，尤哀而伤。”“然而他艺术底天禀愈发达，也愈入病态了，悯人厌世，终于发狂，遂入癫狂院；但心理底发作尚不止，竟由四重楼上跃下，遂其自杀，”死的时候年方三十三岁。
　　 阿尔志跋绥夫，幼年即遗传到肺结核，终身不愈。中年时因为文字而被判死刑，后无罪释放。鲁迅说他“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绝望包围的书（即《工人绥惠略夫》）”，然而这个“厌世”的作家做的“绝望”的书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小说主角绥惠略夫“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终身战争……反抗而且伦灭了”。
　　 爱罗先珂，俄国的盲诗人，先在印度，因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理由，被英官驱逐，后到日本，又以宣传危险思想之由被逐，并被殴打。“他于政治经济是没有兴趣的，也并不藏这什么危险思想的期为；他只有着一个幼稚的，然而优美的纯洁的心。……他这俄国式的大旷野的精神，在日本是不合式的，当然要得到打骂的回赠，但他没有料到，这就足见他只有一个幼稚的然而纯洁的心。我掩卷之后，深感谢人类中有这样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狭的笼》译者附记）
　　 菊池宽，“他的创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是来。一得真实，他却又抚然的发了感叹，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视著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我也愿意发掘真实，却又望不见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家以真心的赞叹。”（《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
　　 鲁迅既引与自己相似的，同样彷徨苦闷的作家为同路者，也赞叹与他不同的，笨拙的，熊也似的俄罗斯精神，亦欣赏写童话的诗人的赤子之心。其实，他除了是“以战士身，率先绝叫，以一身来担人间苦”（他说迦尔洵的评论亦全可用于他自己），他又何尝不是诗人，梦想家，拥有赤子之心。
　　 他不太欣赏的文学趣味，仍然是轻巧。
　　 他评点芥川龙之介《鼻子》中的谐味，“不免有才气太露的地方，但和中国的所谓滑稽小说比较起来，也就十分雅淡了。”；鹤见佑辅，“因为从我看来，作家的旅行记是轻妙的，但往往过于轻妙，令人如读日报上的杂俎，因此倒减却移译的兴趣了。”；淑雪兼珂（通译左琴科），“但他的作品总是滑稽的居多，往往使人觉得太过于轻巧。”。
　　 除了轻巧，作品中的“冷”亦为他所不满，比如毕力涅克，“他的技术非常卓拔”，“惟在我自己，于一点却颇觉有些不满，即是在叙述和议论上，常常令人觉得冷评气息”。——不难想见，以鲁迅之智、之理性、而仍然能有如许之“热”，自然不满于别之作者之冷。
　　 可是，鲁迅虽有热望，却太过清醒，于是看到没有出路。这便是他全部的彷徨，急转，绝望之所在。
　　 中国的历史是一笔烂账，“当下”又是毫无指望，只好寄望于茫茫的“未来”，所以鲁迅说，“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然而当一个人革除了“以往”及“目前”之后，他立脚何处？他写的保加利亚作家伊凡跋佐夫小传中，提到一件轶事:“他爱他的故乡，终身惦记着，尝在意大利，徘徊橙橘树下，听得一个英国人叫道：这是真的乐园！他答道：SIRE，我知道一个更美的乐园！”鲁迅对中国的态度，掌掴痛处堪称霹雳手，时代太残酷，他容不得自己赞美。周作人做过一些美文，写他们江浙一带乡间风物小吃。鲁迅却不大有这样的余裕。然而，“爱憎不相离，”只是他对中国的爱，已经变成他心头的溃肿毒瘤。
　　 而“未来”到底也让他发生怀疑了，于是他又说，“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自己的腐烂的尸骸。”（《娜拉走后怎样》）
　　 过去，现在，未来，全都是无出路，于是他又在《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中写道：“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婴孩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虽然有冷淡，有动摇，甚至因为依赖，因为本能，而大家还是向目的前进，即使前途终于是‘死亡’，但这‘死’究竟已经失了个人底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这便是没有出路的出路，是“意义在于行动”，他从虚空之地，因绝望，而挖出一条通道，通向同样是20世纪的巴黎的存在主义者们。
　　 鲁迅先生已经死了六十二年了。而他们舍弃“当下”与“过去”，“唤起许多人来受苦”，来为子孙们预约的“黄金世界”并未到来。而且因为我们是后来者，看的比他们较多，而怀疑也许那黄金时代永远不会来临。倒是被他们舍弃的“当下”在我们的视野中熠熠生辉。也许那就是黄金时代，是苦闷，急转，彷徨，绝叫，然而个人挺身而出，以一身来担世界苦的精神的黄金时代。这也许就是人类在残酷时代中能有的尊严，是行动的意义。
　　 这本书，像鲁迅翻译的那些作家及他自己一样，是沉重的，寒冷的，虚空的，痛苦的，残破的，是旷野里下着大雪，然而有人将自己燃为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