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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伟大的人
①
有时我思考自恋问题。一个人通过镜子或水面看到了自己的影像，那让他迷恋的到底是什么呢？与其说他爱上了那美丽的面容，不如说他爱上了自我的凝视。他看到一个人的目光饱含热情和激赏，仿佛一个世界的大门如蓝色的花瓣一般打开，通过那道门，他可以窥见模糊的永恒。如此说来，自恋其实是一种主体间的交流和融汇，所不同的是，单独的个体在自恋处分裂了，他所看到的凝视其实是他的凝视本身，穿过虚弱的边界，他的目光和目光的幻象相互放大，最后导致了瞬间的迷醉。
如果自恋果真就是这么回事，那么世界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因为自恋无处不在。比如，在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1分10秒处就能看到自恋，感受到音乐家因为瞥见了自我的目光时，他难以抑制的心弦颤动。又或者一个蹩脚的摄影师对着世界胡乱按下快门，然后赋予自己的作品以神秘的意义，那也是爱上了自我的凝视。自恋没有对象，没有可以炫耀的客体，只有交流，只有主体间不断循环往复的电流，所以，德里达才说，没有真正的自恋和不自恋，只有程度不同的自我陶醉。

②
说到自恋，我想起八年前的一个夜晚和一个名叫忙蜂的酒吧。那时候，三里屯酒吧街还不像现在这么喧哗和俗艳，后海更是一片温暖、沉寂的无主之地，那时的我比现在年轻，经济上也比现在窘迫，晚上的时间大多是在读书和诗歌写作中打发的，所以，我已经想不起那天为什么会到忙蜂酒吧去，大概是因为一个诗歌朗诵会的缘故。忙蜂藏身于和平里的居民楼里，位置很偏僻，找起来很费劲，进门之后，我看到酒吧的装修比想象的要简陋很多，光线十分暧昧，不过，很容易就能察觉到一股风雅和骚动的气息在涌流不息。在不断走动、彼此寒暄的人群里，我认出了一些诗人，他们是当时北京乃至中国几乎最重要的诗人。围拢在原木桌子旁边的，还有一些刚刚露头的地下电影导演、身份晦暗的摇滚青年以及难以界定身份的艺术女性，他们似乎闻到了什么风声，齐聚在一朵黯淡的大花上，要啜饮时代的蜜——那种热闹、繁华、让人血液躁动的场面就像是八十年代的私生子，如今是很难见到了。
酒吧里的音响看样子是别人淘汰下的，效果很差，四周的墙壁还有回音。诗人朗诵的时候，麦克风有时忽然就失声了，这时，主持人就会跑上台去拧一拧连线，于是屋子里又响起了电流的嗡嗡声和诗神的哑嗓。现在想来，那种突然的短路就是一个寓言，它说的是，诗歌只有借助沉寂才能被听见，只有借助埋没和死亡才能被人记住。所以，关于那天的朗诵，我已全然没有记忆，我几乎没有听清过一个句子，就更别说理解了。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并不在意能否听得清，毕竟站在光线前端的是诗人和诗人的名字，更准确地说，是诗人的身份，只要让人知道你写诗就行了，至于你写过什么诗和写得如何，那倒在其次，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情形，它似乎预言着某种崩溃。
忙蜂的老板叫高岩，和我的年龄大抵相同，个子也并不高，皮肤比较黑，尤其是嘴唇的颜色很黑，仿佛刚刚偷吃了阴影似的。他的身上混杂着生意人的精明与热情、艺术青年的短暂疯狂、以及在场面上滚打出来的热络与冷漠。朗诵结束之后，高岩上台唱了两首自己写的歌，只有两把吉他伴奏。他唱得很卖力，很有些摇滚味道，唱到高音的时候，全身绷紧，脖子上青筋毕现，活像一只愤怒的蜜蜂在控诉，在讲述被掏空的花朵、改嫁的风和隐蔽的伤痕之类的故事。不过，他的激动也只是一瞬间的事，音响那么差，大家都在私下里唧唧喳喳，没有人在乎他唱了什么。
他唱的那首歌，名字叫做《像我这样伟大的人》。

③
高岩在跟诗人西川打招呼的时候，坐到了我这一桌。西川把我介绍给他，说是某报纸的记者。高岩就热情地和我握手，然后到吧台给我拿了一张名片。我原以为他会顺便给我拿一杯啤酒，但他没有，于是我那下意识地想占人便宜的念头就落空了。这样也好，我就不用欠他人情。他跟我说起大仙，大仙我当然认识了，我还在报社做实习生的时候，大仙就在楼梯上拿我打岔，问我是不是学古典文学的，他还不知道我早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在校园的朗诵会上和游行的队伍里见过他。后来，他把那些抒情的日子写成了一本书，名字叫做《先拿自己开涮》。他送了我一本，我看到里面有不少感伤的段落。不过，当我坐在忙蜂酒吧里的时候，我和大仙还没有真正谈论过文学，我和他在走廊上相遇，他嘴里总是嘟囔着某个女诗人的名字，我总觉得他那忠厚的外表之下，似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忧伤与凶险，所以我往往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高岩说，大仙前两天还来过，他经常在忙蜂里泡着。我知道，他想要拉近我和忙蜂的情感距离，就很配合地笑了笑。高岩又提到，再过两天，这里要办一个记录片的放映活动，问我能不能在报纸上发表一下？他说“发表”，意思是刊登一条新闻消息，那样能多招徕一些客人。我想了想，难度不是太大，就痛快地答应了下来。我本来就不善于拒绝，人家要我帮忙的时候，我即使心知做不到，嘴上也死活说不出半个不字，何况是这种小事呢。
我的不善拒绝在那天晚上还将给我带来麻烦，只是我对此缺乏预见。高岩借故走开了，他有很多客人要应酬，过了不一会，另一张大桌子旁边有人喊西川，西川对我笑笑说，翟永明在那边，要不过去一起坐坐？西川真是个好人，我在诗歌圈里厮混的那些年头，西川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就像一列不会脱轨的火车，保持着适当的速度与激情，带着金属的声响，向着很稳定的大诗人交椅奔驰而去，他对周围的大小诗人和他们的作品都有合乎美学的看法，但他并不在随便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谈论别人。几年后，因为年轻的诗人们起来造反，诗歌圈子开始了揭老底活动，我终于看到西川按捺不住，写了一篇激烈的迎战文字，很有锋芒。又过了几年，《书城》杂志做西川的专访，记者问了一句关于芒克的话，西川又一次罕见地、激烈地回答说：“不要把我和芒克相提并论，他只知道吃吃喝喝。”西川说得不假，芒克给我的印象就是和蔼的，吃吃喝喝的，捏年轻而漂亮的女人的小屁股的，但凡有人在小说里以不恭的语气写到诗人，我总是下意识地联想到芒克。事实上，我自己也在《水果》里拿芒克做了一个次要人物的原型，明眼人毫不费力就能看出来。有时我感到困惑，西川为什么在年轻时能够那样沉稳，在步入中年之后却能保持锋芒？
我没跟着西川走。翟永明虽然有着一双异样迷惘的大眼睛，但她并不适合我。我想我还是单独坐一会比较合适。忙蜂里的桌子制作粗糙，甚至连桌面都没有刨平整，不过，那个年头正是以粗糙作为时髦的记号的，就像男人留胡子是艺术和性欲旺盛的标志一样。光线很暗。每当我看到漂亮女子的时候，我的目光就会在某个方向多停留一会。在我的日常生活里，在地铁里、大街上、快餐店里，甚至是在北京人艺的排练厅里，我都很少看到漂亮女人，但在这个阴暗而暧昧的时刻，在地点偏僻的小酒吧里，却聚集着许多年龄不等的漂亮女人。那是一个伟大年代的尾声，虽然不像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巴黎那样名流辈出，那样激动人心，但是漂亮女人环绕着艺术家的美好气氛却是近似的。那几年一晃而过，伟大年代就变成了一段死去的盲肠，看漂亮女人需要买门票了，要不就得往老鸨的怀里塞票子。这不仅是艺术家的不幸，几乎也是艺术的不幸，如果我们自大一点的话，完全可以说成时代的不幸，不过在艺术之外的人们看来，这是十足的、不可饶恕的自大。
正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一个影子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旁边，坐在西川刚刚坐过的原木凳子上，我一扭头，她吓了我一跳。刚才我注意过她，她一直坐在吧台靠墙的圆凳上，身边既不十分热闹，也没有落单的时候，这说明她虽然不太漂亮，也不能算是年轻，但至少还有几分魅力，跟这个圈子也算得上熟悉。我仓促地对她笑了笑，有点不好意思。我好像还嘿了一声，但是不知道她到底听见没有。她也对我笑了笑，奇怪的是，她也有点不好意思，她笑起来的时候，嘴角的纹路很深，我心里想着，她是不是吃过很多苦、在夜里哭过很多次呢？这样揣测别人是我的毛病，一点点细小的迹象就会向我打开一部厚厚的历史，我一眼就能看到第一页和最后一页。有时我以此自豪，以为直觉惊人，有时又觉得自己完全是个神经病。内心的这种高蹈和跌落一定在我的脸上留下了痕迹，只不过我自己辨认不出罢了。
“你是橡子对吗？”
“啊？”我以一种夸张的惊讶看着她，“你怎么会认识我？”
“刚才有人告诉我的。”她可能看出了我的失望，马上安慰我说，“我在《窗口》杂志上读过你一篇文章，是关于浪漫主义的，我很喜欢。”
别人夸我的时候，我会不知所措，但这次不以为然。我是写过那么一篇文章，其中充满了郁郁不得意的怨愤、不合时宜的强烈抒情，我自己不小心读到的时候都会反感，谁要是因为那篇文章而喜欢上我，我是决不会领情的。我说，那是写着玩的。
她并没有因此受挫，还是笑着说：“我还看过《漂泊的太阳》，你信不信？”这回我是吃惊了。那本小书出版已经很多年了，印数非常小，我自己的手里一本都没有，她怎么会读到呢？她是北大毕业的？她也写过诗？她和我的某个朋友很熟？后来，我的这些怀疑一一得到证实，只是她不写诗。她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比我高了几届，也在一家报社做记者，主要是对口跑妇联的，但她说自己也是玩艺术的，准确地说，她玩的是摄影。她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观念摄影，我摇了摇头，我虽然大致想得出那是怎么一回事，但毕竟不知就里，还是装傻比较明智一些，免得她问起某个摄影家来，我一无所知。
那段时间我的生活有个缺口，刚好过着单身生活，当她邀请我去看看她的摄影作品时，我那好奇和不善拒绝的双重弱点暴露无遗。我和她走出忙蜂，下楼梯，经过一段阴暗的街道，来到大街上。一辆黄色的面包车驮着我俩在大街上飞奔，司机很粗野，拐弯的时候像劳改犯一样充满怨气，好几次，车辆的惯性把她扔在我怀里，或者迫使我歪倒在她身上，但我心里没有像我渴望的那样，生出异样的感觉。她不漂亮，脸上有沧桑的痕迹，看人的时候眼神带着一丝讥诮，但那并非她对人有什么恶意，而是出于自卫。她的身材也很一般，当她偶尔和我碰到一起的时候，我对她的身体已经有了基本的印象。她瘦，乳房不大不小，小腿没有充分发育。在街灯的闪烁中，她的皮肤看上去很白、很细腻。

④
那几年，北京的出租大都是面包车，一律被刷成黄色，北京人管那叫面的，胡同里的老北京索性就叫它蝗虫。那种车跑不快，很容易抛锚，开出租的司机以社会闲散人员居多，还有不少是从牢里放出来的，不仅脾气大、性子野、说话粗鲁，拒载、绕道和宰客的事情也经常发生。那天晚上的面的司机剃着板寸，脖子很粗，看不清长相，话虽然不多，但是说起话来很损。比如，她说要去光华路，司机先是装作没听清，连问了两次，然后嘴里咕哝起来：“干吗不叫光滑路呢，多光滑啊。”此后，他一路上都在唧唧呱呱的唱着：“光滑路，多光滑，要多光滑多光滑。”一边唱，一边还从后视镜里打量我们。我注意到他在窥视，也忍不住去看镜子中的脸，几次和他的目光撞在一起，每次都是我先转过头去。他的目光说不上是邪恶还是淫猥，更主要的还是粗鲁，不尿任何事情的那种粗鲁。他让我想起了博尔赫斯在小说里写过的上海黄包车司机，最后把“我”骗到郊外杀死的那个貌似忠厚的家伙。如果有必要，我相信这个脖子粗硬的家伙也会毫不犹豫地把我拉到沙河，用最简单的方式弄死我，随手就把我丢在一堆垃圾里，甚至不屑于把我埋起来。我能感觉到他的仇恨，就像隔着一层薄雾能触摸到的火山似的。
为了从他的邪恶里解放出来，我在她的耳边问道，“你经常到忙蜂酒吧去玩吗？”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意义，但它脱口而出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竟可以如此轻易凑近一个陌生女人的脸，轻易做出这种亲昵的动作，却不感到紧张和难堪，原因在于，当我贴近她的时候，我心里想着的是那个出租司机，我意识到的也是那个司机，我在她耳边说话的目的并不是寻找交谈，而是在躲避，我的邪念和由此引发的紧张在此刻荡然无存。这种短暂的无邪真是轻松得惊人，它甚至带来了一丝甜美。
在街灯的明暗交替中，我若有所悟。

⑤
她住在一套老式的楼房里，似乎是某工厂的宿舍，她拉亮楼道灯的时候，我看到过道上横放着许多自行车，有的已经被丢弃多年，积满了灰尘，但好像有人施了魔法，以致于没人想起要把它们搬走。屋里还算整洁，回身关上房门的时候，看到门背后写了几条注意事项，大致是关煤气、带钥匙、带钱包还有顺手扔垃圾，显出她在单独生活中积累下来的强迫症。在起居室中间放着一个简单的画架，上面有一幅没有画完的油画，几乎是刚刚开了个头，连事物的轮廓都没有显露出来。屋里如果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看不到有男人生活过的痕迹，连一双男人的拖鞋都没有。我随口问了一句，“你老公呢？”她又露出了那种招牌式的笑容，带一点调侃地回答说：“干吗问这个？我就不许没有老公么？”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她递给我一杯水，“他常年在外面出差，很少回来。我有个女儿，跟着她姥姥，所以我几乎是过着单身生活。”
坐在沙发上，我慢慢感觉到有点闷热。北京在入夏的时候，总有几天是窒闷的，然后一个踉跄就暴热起来，偶尔落下骤雨的日子，是最适合约会的。她进到卧室的时候，我漫无目的地四处打量，几件女人的衣服，既不时尚也不陈旧，放在门边的三双塑料拖鞋，另一双布拖鞋被她穿走了，桌子上放着几个白色的陶瓷水杯和一壶晾好的白开水，她应该是每天都回家的。我没有看到相机，哪怕是一架玩具相机。我想着她刚才以很快的速度说出的那番话，思忖着，她是在暗示什么呢？让我放心地呆在这里，还是告诉我、我可以随心所欲？我应该顺着她的暗示主动做点什么吗？在这种揣摩之中，我不知不觉地开始紧张，我估计自己很可能硬不起来，更别说做点什么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开始出汗。
好在我内心的僵局没有恶化下去。她穿着齐膝的睡衣出来，睡衣上有紫色的小花。她走到我面前，低头看着我的喉结，“你要喝酒吗？我这里好像还有一瓶啤酒，不过不凉。”不凉的啤酒怎么喝呢，我坚持继续喝水，她好像一时也无所适从，原地转了一圈，似乎在找什么，还看了一眼她那荒废的画架，然后又回到沙发附近。我一伸手，似乎要帮她似的，勾住了她的腿弯，她的睡衣真柔软，拂在手背上痒痒的。她嘴里咕哝着“干吗”，但也并不抗拒，依了过来，就势靠在我双腿中间。我还是出汗，好像已经迈入了自己挖好的坟墓，难堪的坟墓，女人脱光了而我依然不举的坟墓。虽然我知道那是坟墓，但我已经无可退了，从我坐上面包车、看见司机那粗硬的脖子时就已经注定了，从我撞到自行车的脚踏板就注定了，坟墓并非从我冲动地伸手去摸她才开始的，坟墓一直在我心里，我把她搂在两腿之间，只不过是把它的门拉开了一道缝隙。
她坐在我旁边，几乎是半躺在我怀里，肯定能闻到我的汗味。我摸索，她果然没穿胸罩，乳房刚够一握，但乳头微微挺立着。带着几分绝望，我庆幸地发现她竟然还穿着内裤，虽然内裤的质地非常薄，但还是能摸得出它的存在，它是我跌进地狱的烈焰之前唯一的救星，倘若我不动手脱掉它，我就能保持一点脸面……她很轻柔地问我：“要不要我脱掉？”我的心突地一跳，当然要啊，为什么不要呢，干吗不要呢。我一再嘟哝着，下意识地拖延着时间。她仰过身子，把内裤褪了下来，然后抬腿，先是右腿、后是左腿，完全脱掉了，她的下半身已是空荡荡的，仿佛一首写完的诗。我绝望地怀念起自己的少年时代，想起自己那些坚硬而锐利的梦境，从十六岁时起，我就可以轻易刺穿泡桐树的树干，当我在河滩的细沙上飞奔的时候，我挺立的男根几乎在热风中哧哧作响，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如此容易紧张，如此容易就被自己的思想捆住、变成一条软绵绵的水蛭？我的那根烙铁、那根红缨枪、那牛皮烘烘的鸡巴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
她也是干燥的。我收回了手，有点释然。“我紧张，硬不起来。”她抬起头来，眼神异常明亮地看着我，那半带调侃的笑容又浮现出来。“不会吧，看你不像啊。”她抬起左手，摸我的喉结，玩了半天，又下意识地摸我的鼻子，好像她是个雕塑家或者马贩子。“你知道吧，男人喉结要是很大的话，下边也会很大。鼻子若是很硬呢，下边也该很硬。”我开她的玩笑，“你懂这么多呢。”我回想了一下，还没有哪个女人提示过我，我的身体与别的男人有什么不同，我在澡堂子里洗澡的时候，看到周围都是蔫头耷脑的玩意儿，有的甚至被乱糟糟的毛发完全埋住了，但我自己的也并没有什么不同，我确信自己的下身没有任何特异之处，它可能硬过、非常硬，但此刻却丢人地疲沓着，没有丝毫要拯救我的迹象。
此后，事情沿着两条时间线，向着不同的方向展开。按照我后来学会的术语说，存在的幻象在这个节骨眼上分裂了。其中一条线被我写在了《水果》里，它和蚂蚁的故事混淆在一起，仿佛要暗示最原初的生殖力，因为蚂蚁的力量古老而盲目，令人恐惧。不幸的是，那些蚂蚁被整窝移进了一个透明的大玻璃花瓶里，那种欲望和生殖力一旦离开了大地，很快就枯萎了，迷惘的小女孩眼睁睁地看着蚂蚁死去，成群地死去，花瓶内外到处都是蚂蚁的尸体，可她既不伤感也不绝望。多年之后，虽然她自己也被隔绝，受到缺钙的折磨，她的欲望并未消失，而是积攒得更加凶猛。在《水果》里，她在那个年轻男人的身上凶猛抖动，仿佛把一辈子的高潮都耗尽了，仿佛她打算在高潮之后死去。最后，她抬起头，疲倦而羞涩地说：“很疯狂吧。”
我后来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写《水果》的时候，烟火气很重，不把戏剧性推向极致就无法罢手，仿佛有个魔鬼导演在身后推我，仿佛他用一把蓝色的火苗烧着我的屁股。如此一来，我所理解的生活总是与生活本身有出入，我以写作篡改生活，并且遮蔽生活自身，好像我不懂得生活到底有多朴实、多坚硬，就像眼前的这个女人，穿着简单不过的睡衣，睡衣上的紫花也叫不出名字，她不妖冶，不放荡，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把她从生活中麻醉，然后带进小说里，而生活往往就由这样的女人构成。在由所有那些普通事物环绕着的生活里，她真的会表达出那么蓬勃的欲望么，她的欲望真会那么戏剧性地释放出来，仿佛要赞美那个年轻的男人（其实就是我的化身）？我的那个化身依据什么力量解放了她，把她带到了她所渴望又很匮乏的高潮里？那种伟大的机遇从何而来呢？长久封闭之后的一个裂缝？还是神话般闪现的爱情之光？令人生疑。

⑥
她摸了摸我的下身，感到很意外，是的，我真的没硬起来。如今回想起来，我确信这是真的，无论是由于在她的屋子里没有感受到亢奋，还是由于我内心的紧张与沮丧，当时我的确是疲软的。我想起海明威的小说里的某个主人公，他在战争中挨了枪伤，丧失了性能力，虽然他能感受到爱情，也能体会到冲动，可当他和心爱的女人拥抱在一起，他仍然无能为力，谁也帮不了他。阿莫多瓦的电影里那个退役警察同样如此，虽然他仍然很强壮，但他也被一颗子弹打中了下身，所以只能用自己的嘴和舌头为女人性交。无论是海明威还是阿莫多瓦，他们的恐惧都是相同的，丧失了性能力就意味着末日，只不过海明威的末日是赤裸裸的，阿莫多瓦的末日则带有幽默意味。
事实上，在那种尴尬的时刻，要保持幽默感是困难的。我开了一句玩笑，但我到底说了什么，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了。那不会是一句高明的玩笑，如果我能说出真正的玩笑话，我就能够勃起，我的不举和我的匮乏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来自同一个源头，那也许是紧张，也许是内心的深深沮丧，就像目睹自己在一个噩梦的旅馆里走向一个错误的房间，而一个长相陌生的女人在门口迎接我，说她等待已久了。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吗？你能对她说什么？“对不起，我只是路过。”或者，“你认错人了，我只是鼻子长得像他。”无论说什么，都不能保证自己能够脱身，都不能如愿终止噩梦，因为噩梦是由自己导演的，自己的意愿和抵抗、以及对抵抗的抵抗就像几种颜色的油彩泼在一起，没有什么办法把它们分开。
如果是在今天，我也许有胆量说“你让我不安”，但那时我还做不到。我的窘迫一定让她觉得好笑，但也可能打动了她。我猜想，女人有时渴望在男人脸上看到她有必要加以保护的东西，比如天真、羞涩和假装的无耻。她又给我倒了一杯水，这回换成了磨砂玻璃的杯子，无论何时，我总能注意到这些细节。她的手不再润泽了。当我拿住那杯清水时，她的双手用力掰了一下我的肩膀，意思是让我放松一点。我吸了一口气，身体松了下来，就在那一瞬间，她已经帮我脱掉了牛仔裤。她的动作很流畅，有着梦幻般的速度，她松开我的皮带，解开扣子，刷地拉开了金属拉链，在她往下拉裤子的时候，我配合着抬起了屁股，转眼间我那条便宜的本地产牛仔裤就扔在了沙发边的凳子上，皮带扣和沉重的钥匙撞在一起，嗡嗡作响。没有秘密可言。我站起来，把水杯放在桌上，索性脱光了自己。
“形状还是挺好的，我没有看错你。”她看了它一眼，满意地说，“你去冲个澡吧。”她把我带到了卫生间，指了指水龙头，告诉我电热水器已经烧好了水。卫生间很窄，小心别把水溅到了洗衣机上。海棠牌洗衣机。掩上门的时候，她递给我一条淡黄色的毛巾。我懒洋洋地调着水温，心里的兴奋、激动和悲伤慢慢沉淀了，细密的水流从胸脯冲刷而下，沿着肋骨和腹部两侧流向大腿中间，卷曲的毛发顺从了。水总是给我安慰，让我想起曾经拥有过的悠闲时光，云朵和大地，河流从两道山梁之间穿越而过，鱼儿嗖地跃出波浪，像一束光滑入水底潜行。柳树和栎杂的气息弥漫上来，我忘记了自己的欲望和反抗，然后，不可思议地，它硬了起来，而且越来越硬，直挺挺地斜举着。我擦干水，走出卫生间，像是扛了一杆红旗。
她惊奇地问我，“你做什么了？”我摇头，困惑地笑了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蹲下去，凝望着它，又抬起眉头看我，仿佛要证实什么。她用左手握住中间部分，稍微用了用力，她翘起的小指像一只鸟钻进了我的毛发。那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手势，有恰当的力量和激情，包含着驯服与挑逗，它让我兴奋。我觉得我应该脱掉她的睡衣……她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只避孕套，往里吹了一口气，就把它套在我那东西上面，然后她后退了两步，端详着那个蠢头蠢脑的、被一层透明的胶皮包裹起来的玩意。
她的手里多了一个相机，黑色的μ2，拉开盖子，镜头就嘶嘶地伸出头来。“我给它拍几张照片，名字已经想好了，就叫《像我这样伟大的人》。”
看到她的屁股撅了起来，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了“观念摄影”。我对自己说，要坚持住，千万不能软掉。
（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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