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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冷兵器制造的兴盛与衰落(书稿节选)

汗青

 

先放下中国明清到近现代的刀剑到底是什么水准的问题，在谈这个之前，我觉得应该先讲一下何以中国刀剑的制造技艺，会沦落到现在如此惨不忍睹的地步；又何以以中国数千年之古文明，竟然会没有自己的兵器制造技艺和兵器文化传承。

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这种现状，以及这种衰落轨迹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中华古文明源远流长，文化、科技的整体发展水准在先秦明显领先于世界绝大部分地区，是全球颠峰阵营一员。到明中期以后，在一些科技领域逐渐处于落后状态，到清，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已几乎全面落后于西方，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

但在金属冶炼和刀剑锻造上，我国的情况却比较特殊，与其他领域有很大不同。我国钢铁兵器制造技术自宋代起，就已早早地进入了衰落时期，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商、周、先秦的青铜器冶炼制造，在世界史上是一大奇观。由于冷兵器时代的特点，往往最先进的冶炼技术都反映在兵器上，而我国青铜兵器的代表作，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越王剑，可以说达到了青铜器冶炼和制造技术的顶峰，甚至打破了一些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常识。而秦汉时期的铜剑，尤其是秦兵马俑中的秦剑，长度从九十多厘米到一米多的屡见不鲜，最长的西汉铜剑甚至达到了近一米二之长，远高于西方常见的六、七十厘米，大大超出了铜兵长度的常规极限。

又譬如越王剑的复制，虽然倾全国最高学府和研究机构之力，也还是遭遇了巨大的困难，研制时间竟然长达一年之久。而且即使这样，我们能复制成功也全赖于当代各种先进科技手段。迄今为止，我们尚无法知道在当年如此落后的生产及科技条件下，先人们是如何制造出这种瑰宝的。如果完全还原当时的条件，我相信现在基本没可能造出同样的东西来。

铜兵制造颠峰之后，我国又掌握了钢铁冶炼和锻造、热处理等先进技术，譬如在汉代就已经非常成熟的炒钢法、灌钢法，譬如南北朝时期毋基怀文的宿铁刀锻造技术和使用两种介质的淬火技术，也就是现在还在普遍运用的双液淬火技术等等，都极其先进。其时中国钢铁刀剑自冶炼到制造等各项技术已相当完善，毫无疑问地处于世界领先行列。

到了隋唐时期，从日本保存的那几柄隋唐刀来看，更高一等的不同钢材之间的焊合技术对唐人显然早已不是问题，其热处理手法更有所发展，使用的正是到现在制造传统日本刀还必须使用的“敷土烧刃”技术，这已不是单纯的实用技术概念，而是到了能把实用和观赏这两大需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程度了。

我想可以这样说，中国隋唐时期的制刀技术，已远远领先于当时世界其他地区的顶峰水准，独步天下是个一点不夸大的事实。而且无论是从技术、工艺及审美上看，都几乎已臻完美之境。

自此后，哪怕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再也没有过本质上的突破，能有的也许仅仅只能是各种细节上的提高和完善而已。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也许可能的提高，在中国很快被证明并没有实现。不仅如此，此后我国的刀剑制造技术是每况愈下，到了宋代，一代文豪欧阳修（公元1007-1073年）曾写过一首《日本刀歌》，其曰：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鍮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虽然诗人写诗有其夸张之处，像其中的“切玉”等文学修辞手法，但除去这些修饰，欧阳修的这首诗依然告诉了我们很多相当重要的信息。

信息之一，就是在北宋中期，日本刀在中国就已经是一种昂贵、罕见的装饰精美的宝刀，能称宝刀，足见其品质之好。诗中“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鍮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这几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从这里可以知道，就普遍水准来说，北宋中期的中国刀剑品质，已然落后于日本。

信息之二，乃是宋人已经知道在日本保留了相当多中国已经失传或式微的文化传承。如“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几句，显然说明欧阳修知道在当时日本有着为数不少、在我国已失传的古代典籍；而“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两句，如联合上下文看，几乎等于明确指出了日本刀是传承自中国古代制刀技艺的产物。

且不管欧阳修此说是从何而来、如何得知的，通过这首诗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在宋代就应该有着日本刀制造技艺是传承自中国古造刀技艺这一说法，而且此说流传应该还比较广泛，最少也是得到了一定程度证实的，不然不太可能会被一代文豪欧阳修采入诗中后这么多年都没有被人指责，尤其是和他同时代的文人们。

当然，就现在知道的情况看，欧阳修的这一说法依然是正确的。日本刀剑的形制和制造技艺，从公元六年前后获取了中国江南地区的冶炼技术起，而后一直跟着中国一路学步向前，自汉代环首刀一直师从到唐刀为止，再之后，日本才开始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制刀体系。

欧阳修时期的日本，正处于平安时代末期，日本刀刚刚开始脱离唐直刀的形制，走上了自己的发展轨迹。日本这个时期的造刀技艺，基本还和中国唐刀保持着一致，形制则是介于唐直身刀和后来整体弯曲的传统日本刀之间的毛拔太刀时期，也就是近乎直刃的刀身和茎形成大角度弯曲的时期，这是传统日本刀开始成形的初始阶段。因此从本质上说，宋刀不是输给了日本刀，而是是输给了留在日本的唐刀传承。

 

另外，欧阳修诗中“黄白闲杂鍮与铜”这句里的“鍮”字，是现在日本刀术语里的一个常用名词。日本刀外装金具和刀镡上，有一种使用很普遍的材料“真鍮”（しんちゅう），指的是铜和亚铅（あえん）的合金。日本人说的亚铅，就是锌。这种铜锌合金实际就是我国俗称的黄铜，无非其材料配比有一定浮动而已。

事实上“真鍮”这个词及用法，原本是从我国传去日本的。《四库全书》的《欧阳修集》中，在这句诗下有注曰：“真鍮似金，真铜似银”。

“真鍮”之名，早在三国魏初博士张楫的《埤苍》一书中就有之，并且对此作了详细解释，其曰：“鍮石似金而非金。西戎蕃国药，炼铜所成。有二种鍮石，善恶不等。恶者校白，名为灰折；善者校黄，名为金折。亦名为金折，亦名真鍮。俗云不博金是也。”

由此可知，“鍮石”在当时是来自西域的一种炼铜产品，其中品质差的色泽偏白，叫“灰折”；品质好的呈金黄色，也就是黄铜，叫“真鍮”，俗称“不博金”是也。

《太平御览》亦有引三国魏末钟会的《刍荛记》，曰：“秀生似禾，鍮石像金”。

实际上有关“鍮石”的记载，在中国一直不曾断过，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种高档器用材料。到了隋唐时期，这一产品开始普及，使用变得广泛起来，进入了普通人家。如唐元稹的《估客乐》诗中云：“鍮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说的便是用黄铜打造的臂钏。

黄铜在我国到底是什么时候冶炼成功的，目前还无确切定论，但其成品最早是自西域传入中原的这一观点，是学界普遍认可的。虽然此前我国有少量的铜铅锌合金也就是黄铜制品出现，但早期黄铜制品质量、产量都很不稳定，而矿石中一般都是铅锌共生且难以分离，所以很有可能系天然黄铜矿产品或偶然得之的产品，很难说是刻意为之。据新疆出土的高昌王国时期文献记载，在公元四、五世纪，我国大宗“鍮石”主要还是来自西域的舶来品。到了隋唐时期，已基本可以认为我国能自行冶炼一部分，并普及到了民间。此后我国自行冶炼产品逐渐增多。到明代，虽然还有继续引进，但国产“鍮石”无论技术、质量和产量都已达到了相当高度，黄铜成为一种极其普遍的器用材料。

而日本自派出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后，也将“鍮石”产品及“真鍮”这一名称一起引入了日本。按日本有关冶炼“鍮石”的传说，他们一直到文禄年间（公元1592—1596年），也就是我国的明万历中期，才成功自行冶炼出这一材料。传说中的那位在梦里得到神人指点、冶炼出“鍮石”的佛教徒，也成为了此后日本鍮石匠人的始祖。在此之前日本使用的“鍮石”，主要是依赖于从中国进口，哪怕在其能自行冶炼后，制造“鍮石”所需要的锌，也还是主要从中国进口的。

“真鍮”这个名称及“鍮”字的用法，在我国明代还能见到，到清逐渐少见，至近现代基本消亡。现在的中国，我想除一些专业历史研究人员、佛学人士和历史、收藏爱好者外，已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了。但在日本，“鍮石”和“真鍮”这两个词及用法，却一直使用至今。

欧阳修说“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真是贴切，至今依然。

 

图：日本古代真鍮地秋草图短刀镡。地，在日本刀装具里也是一个专用术语，其意近似纺织材料学中的“地组织”概念。如构成其基础的材料是真鍮，就叫“真鍮地”；如以赤铜为基，就叫“赤铜地”，以此类推。

 

那么，为什么日本会在唐之前一直跟着中国跑、到唐之后却开始发展出自己的制刀体系，而中国又为什么在唐代后制刀技艺就开始急剧衰落，在短短的时间内，仅只到了北宋中期就已经衰落至如此地步？

又为什么，隔海相望的两国制刀技艺的盛、衰之焦点，会一齐落在唐代呢？

答案之一，是和中国历代皇朝对民间持有兵器的态度有关。

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元代统治者为了防止民间武装反抗，对民间武器的管制，达到了一个变态的地步，甚至连菜刀都被管制起来了。当时规定以二十户为一甲，共用一把菜刀，这一甲的领导，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街道里的居民小组长。那把宝贵的菜刀，平时便保管在这位居民小组长手里，大家要用菜刀得去小组长家排队。后来大约是小组长们嫌麻烦，因此很多时候是把菜刀用链子锁在水井边的箱子里，要用就开箱子拿出来。我估摸着那辰光的一道风景，便是到了饭前的点，每口水井边就会有十几二十个姑娘大嫂老太太聚成一堆，一边洗菜一边排队切菜。因此那水井边，必然是个成功率极高的婚介场地。

这实在是中国古代史和社会史、兵器史上的一大奇观。

要我说，这也许还应该是饮食史上的一件大事。

因为此举固然对中国冷兵器制造的传承打击巨大，对饮食文化传承的影响只怕也不小。君不见取材于宋元评话杂剧的《水浒传》中，那些梁山好汉们便个个都是大块吃肉的汉子，于我想来，这等描写固然有小说家们想表现好汉豪气的成分在内，但恐怕当时村野小店里的厨子，没有自己的菜刀可以切肉，于是只能直接把大块肉煮熟了端上来给客人吃更是其中的关键。

这一想，小说中那些好汉们由大块吃肉所表现出来的豪气，顿时失色不少。同时又想，当时人家里，温婉女子启樱桃小口大块吃肉大概也是常景，因此小说家们此举很可能只是一不小心的写实描写而已。

一念至此，我心目中一直以来因大块吃肉而来的好汉们之豪气形象，几乎荡然无存。

我还没写这一段时，曾以为写出来会很好笑，但写完后却一点都笑不出来了。

虽然我本来确实是想说笑一下的。

 

知道元朝禁私兵的人很多，不太为人知道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宋代比元代好不了多少，至多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事实上，中国历代皇朝对民间拥有武器这一问题，一直都是争论不休的。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赶紧销天下之兵而作十二铜人。到汉代，庙堂上有过关于是否要禁私兵的争论，类似争论唐朝也有；到了宋、元两代，统治者们终于将禁私兵这一讨论付诸于实施，且其表现出来的态度，在很短时间内就达到了登峰造极近乎于变态的地步。

其实汉、唐两朝的一些皇帝，对民间私兵这一问题是看得很透彻的，或者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的统治非常自信，对此并不是很在意，是以没有开展大规模禁私兵的运动。顾炎武的《日知录之馀》中，就有汉、唐时期两次关于禁私兵争论的记载。

其一发生于汉武帝时期。当时的丞相公孙弘上奏请禁止百姓拥有弩，他的理由是一旦十贼持弩则百吏不敢前，因此他认为只要禁了民间拥有弩，那么贼人就只能拿其他短兵了，这样一来官兵就可以大胆上前捉拿，贼人也就不敢作奸犯科了。

当时的光禄大夫吾邱寿王则表示反对，他说臣闻古人作五兵，不是用来为害，而是用来禁暴讨邪的。人们安居则以此制猛兽、备非常，有事则以设守卫、施行阵。秦兼天下以后，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于是虽然杀豪杰、销甲兵，但天下百姓还是以农具为武器汹汹而起，最后以乱亡。所以圣王才会重教化而省禁防，因为他们知道光禁防是不足恃的。现在陛下英明，治国有道，天下安定，虽然还有盗贼，但这是地方官的过失，不是因为民间有弩的缘故。而且《礼》有大射之礼，我只知道圣王有合射以明教化，没听说过他们要禁弓弩的。因此要禁的是地方上巧取豪夺和盗贼一类的行为，而不是兵器。不然的话，如果是坏人，那么坏人本来就不怕违法，所以依然会去持有弩，而好人自卫要使用弩却会违反法度，他们反因守法而失去了防卫的能力。所以禁弩不但无益于禁奸，还害得百姓没有了自卫的能力，又废了先王的大礼，让人们以后再也无法学习圣贤们传下来的大射之礼。

汉武帝于是用吾邱寿王的话去问公孙弘，公孙弘为之折服，汉武帝遂不纳公孙弘禁弩的建议。

在这里，汉武帝的态度其实是有很明显的倾向性的。书曰 “上以难丞相弘”，这个“难”字，表明了汉武帝一开始就不支持公孙弘的态度，是以他才会用吾邱寿王之语去“难”公孙弘。

这里得说一说汉弩。汉弩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其射程和精度都远远大于弓，说它是一种高精尖武器一点都不夸张。汉军之所以能克制匈奴，此物居功至伟。如汉名将李陵率丹阳兵而教以骑射，后孤军杀入匈奴，以五千汉军步卒对十万匈奴步骑混合军团，激战八天，杀伤匈奴过万，全仗此物。最后在距离汉关百余里处，因箭支耗尽外加叛徒出卖，致使全军被围而遭覆灭。余往往读书至此，憾之亦复恨之，如使李将军多十万箭，则不但匈奴无能为，且可立不世之功矣。

然如此凶物，汉武对民间私人可以拥有一事完全不以为意，足见其人胸襟之大、自信之高，而在此之外，于我看来更有其高瞻远瞩的一面。且不去说上古六艺和《礼》《诗》这些典籍的礼义，从吾邱寿王之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时至汉代，习射依然是当时礼法的一项常规内容，而正是这种自小要接受的全民射礼训练和百姓可以持有兵器的政策，使得汉人武勇之风不灭，中国的中原历代皇朝多不敌北方游牧民族，惟汉、唐两朝不但不惧，更能克之、征之，武力威振塞外，不可谓与此没有关系。

其实时至今日，欧洲瑞士政府一直在执行的武器持有制度，也足可证明我国两千年前这位吾邱寿王的观点的前瞻性。

制定于十九世纪、一直沿用至今的瑞士宪法第十八条规定，每个瑞士士兵，都可免费得到由国家提供的第一批武器、装备及被服等物，而其中的武器可以一直由士兵保管。因此瑞士人在服完兵役后，可以把在部队使用过的武器——包括冲锋枪在内，带回家保存。只要你出具一份不将这些武器用于违法行为的保证及一份无犯罪行为证明，在兵役完成前参加两次射台和野战射击演练就可以了。据瑞士政府2003——2005年的统计，瑞士人服完兵役后有30-40%的人选择将在部队使用过的武器带回家保存；而据我国新闻媒体的报道，2002到2004这三年内，瑞士政府因此将11万4千枝自动步枪和手枪发放给私人拥有。

与此同时，瑞士政府一直认为瑞士不存在因这一枪支保存制度带来的后果及问题。也就是说，瑞士政府认为其国家在与此有关联的诸如社会治安等各方面，和不发放枪支及禁枪的国家没什么不一样。

事实上，瑞士的社会治安确实相当好，它比世界上绝大部分禁止民间持有枪支的国家安全得多，甚至比禁止民间拥有刀剑、禁止拥有小匕首的国家还要安全。

一条很有意思的法律，一个很有意思的政府，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及人民。

我国两千年前这位吾邱寿王的观点，其实已极其透彻地揭示了私人拥有武器这个问题的本质所在，那就是民间持有武器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于统治者的治理不善，以及违法犯罪行为本身。

禁私兵，在我看来，是统治者非常不自信以及积弱的一种极端表现，因为他们惧怕老百姓对其不利。

可问题在于倘若你治理不善，那么老百姓哪怕拿着木棍都会站起来和你过不去，宋、元两朝甚至连祭祀用的带刃仪仗和菜刀都禁了，可人民起义依然不断就是明证。如果天下太平，你又何惧老百姓手中有些许自卫武器，再怎么样，老百姓的武力也不可能和拥有重武器的警察及军队比肩吧。

况且罪犯之所以是罪犯，恰恰就是因为他们不怕法、敢违法。既然罪犯不怕法令，那你这个禁私兵的法令对他们又有什么用？罪犯们依然是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难道你禁刀，罪犯就不会拿用起刀犯罪了？想凭一纸法令就让罪犯们因此不拿武器去犯罪的这种想法，实在太过幼稚，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亭林先生书中另一事，乃是唐时故事。说是当年唐中宗即位时，拜郑惟忠为黄门侍郎，朝中有人请禁岭南首领之家畜与兵器，郑惟忠曰为政者不可轻易革除民间习俗，晋人《吴都赋》里就说南方是“家有鹤膝，户有犀渠”，一贯如此，现在一朝禁之，岂无惊扰？于是此议不行。

所谓“鹤膝”，乃是指矛属兵器，“犀渠”则是水牛之类的牲畜。

这两位汉唐天子，一个认同禁私兵并不能减少犯罪，其胸襟和自信，绝非泛泛；一个以变易风俗扰民而不禁私兵，亦称宽厚。

 

然而从宋朝开始，中原皇朝自汉唐以来的雄风不再。有宋一代因所谓“重文轻武”而导致的积弱固然众所周知，但宋朝皇帝们大禁私兵的态度，对宋朝的国、民积弱所起之力，亦不可小觑。且在我看来，禁私兵和积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孰为根本，也不是那么好定论的。

金庸先生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开篇内，有一处写大宋百姓互相说笑，说是某甲道：“金兵有甚么可怕，他们有一物，咱们自有一物抵挡。”某乙道：“金兵有金兀术。”甲道：“咱们有韩少保。”乙道：“金兵有拐子马。”甲道：“咱们有麻札刀。”乙道：“金兵有狼牙棒。”甲道：“咱们有天灵盖。”往往读到此处，令人郁郁不能自解。

此固为小说情节，却十分符合宋朝重文轻武之积弱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实际上，大宋百姓确实只能用天灵盖去抵挡金兵的狼牙棒。

这甲乙二人，之前说的是官、兵层面，如金将金兀术自有宋将韩世忠抵挡，金兵的拐子马部队有宋军的麻札刀与之抵敌，还勉强两两相当。可到了民间层面，因为在大宋天子的严令和各级政府机构的威压之下，大宋百姓自开国起就失去了任何可以抵抗敌军的自卫兵器，所以就只能用自己的天灵盖去抵挡金兵的狼牙棒了。

宋代自开国后，一直大力奉行防民甚于防川之政策，大张旗鼓地禁民间持有兵器、禁民众聚会等等，不但对民间私蓄兵器者处罚极严，甚至对造刀的工匠也要一并进行处罚。

那么，这个大宋政府要禁止持有的所谓的兵器又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看一看史书怎么记载的。

宋开宝三年（970），那位开国杆棒皇帝颁布了一条法令，曰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其后禁令波及全国连绵不绝，粗略简之，就可见有淳化二年（991），天禧五年（1021，景祐二年（1035），庆历八年（1048），嘉祐七年（1062），宣和六年、七年（1125）等一再颁布之各种禁私兵法度。

这些禁令，涉及面极广，不但禁了上阵用的武器，连山区百姓日常开山种田的工具刀都给禁了，如《宋史》卷一百九十七的兵志曰：“景祐二年，罢秦州造输京师弓弩三年。诏：‘广南民家毋得置博刀，犯者并锻人并以私有禁兵律论。’先是，岭南为盗者多持博刀，杖罪轻，不能禁，转运使以为言，故著是令。”

《宋会要辑稿·兵》里，则有仁宗年间的一份诏书，其曰：“仁宗天圣八年三月诏曰：川陕路不得造着袴刀。利州路转运使陈翼言：着袴刀，于短枪竿、拄杖头安者谓之拔刀，安短木柄者谓之畲刀，并皆着袴。畲刀是民间日用之器，川陕路险，全用此刀开山种田。”《宋会要辑稿·刑法》中，又有记载说徽宗宣和七年，朝廷再次下令禁断使用及锻造“博刀”等等（所谓“博刀”，其实与朴刀、畲刀、袯刀、刳刀、着袴刀等等，都是同一样东西，乃是不同地方、不同时间的不同称呼。这点我曾另有著论，因与本书内容关系不大，不在此赘述）。

按说既然禁的是兵器，自然是禁民家藏兵用之器，弩这种程度的高精尖武器自不用说，肯定算兵器，把长刀大剑算上去也不为过，可如果连百姓种田开路的随身工具刀都算是兵器的话，那就很有点闹笑话的意思了。

这种连工具刀都禁的仇民、防民政策，不仅腰斩了中国之前积累千余年的兵器制造技艺传承，也灭绝了中国兵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可能，使中国兵器从会当凌绝顶的世界顶峰水准瞬间跌落尘埃，从此被弃于世界名刃行列之外，沦为了既没有文化内涵也没有制造技艺传承的铁片子。

与此同时，宋自开国起还一直在严厉管制各种民间集会，如民间祭祀和庙会等，各地官吏上奏朝廷提请警惕和禁止各地祭祀、庙会、社会的记载于史不绝。由此又出台了一系列禁止在这些民俗和宗教仪式上使用仪仗兵器的禁令，如《宋会要辑稿·刑法》有天禧五年的诏曰：“神社枪旗等严行铃辖，如有违犯，内头首取敕裁，及许陈告。”到了宣和六年，朝廷干脆宣布只要是有刃的真家伙，就一概不许用，哪怕你是仪仗摆设。所以大家只能用竹木做成兵器形状，贴上蜡纸假假地算是刃拉倒，不然的话……官府抓你没商量。

在禁止民间持有和制造兵器的同时，官造兵器也被严格置于中央政府的管制下，对各地官军使用之兵器防禁极严。如《宋史》兵志说熙宁五年，“帝匣斩马刀以示蔡挺，挺谓制作精而操击便，乃命中人领工造数万口赐边臣”；元丰元年冬，“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乞给新样刀，军器监欲下江、浙、福建路制造，帝不许，给以内南库短刃刀五万五千口”等等，可见当时各地部队兵器的制造及供应，哪怕是边军所用，也被置于宋皇帝及其派出的太监直接管制之下。

另外，有宋一朝之义勇颇多，所谓义勇就是团练乡兵，乃是仿唐府兵而来，尤其是克制金人骑兵的弓箭手，有相当部分是义勇，因此宋各路有“弓箭社”这个组织，其实就是兵户和预备役一类。然而到了宣和七年，《宋史》兵志内出现了这么一条记载：“私有兵器，在律之禁甚严。三路保伍之法，虽于农隙以讲武事，然犹事毕则兵器藏于官府。今弓箭社一切兵器，民皆自藏于家，不几于借寇哉”，于是一切兵器要归公，弓箭统统收缴上去，让义勇们把弓箭带回家的官吏也被罢了官。

敢情在宋朝皇帝和官吏们眼中，大宋百姓，哪怕你是预备役士兵，只要有了兵器就等于是把兵器“借寇”了。这种视民为仇，把全部老百姓都当成潜在敌人和威胁来对待，畏民犹甚于畏敌的思想和态度，正是宋皇帝们禁私兵的根源所在。

宋家皇帝此等阴暗心思和小家气度，比之汉唐，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宋自开国起就呈现一派全面挨打的积弱气象，把两个皇帝搞进了五国城里坐井观天，后宫娘娘们进了洗衣局，最后更偏安一隅做了儿皇帝，良有以也。

 

回过来继续说正题。

也许有人会说，虽然宋代禁了民间造兵和持兵，可不是还有官造吗，而且制造数量如此之大，难道制造技艺就不能因此传承？

回答：问题就出在这个数量巨大上了。

这其实涉及到了中国兵器为什么会在唐之后衰落的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中国皇朝统治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古代的统治制度和他国都不太相同，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在中国，两千年来都没有血裔贵族的存在。秦汉时期分封建国制度的消亡，宣告了中国从此结束了封建统治，进入了皇帝集权统治时代，同时也宣告了中国贵族制度和血裔贵族们的彻底消亡。

中国失去了贵族制度后，那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特性，使得没什么世家和权贵能一以贯之地存在很长时间。哪怕是在同一朝天子手中，开国权贵到皇朝末期也基本消亡殆尽，更别说那些民间土财主了。

权贵如此，官家用的工匠自然也不例外，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中国成了千古不易的硬道理。上行下效，在各级政府机构里，一旦上司换了，下边的人也多半就换了，因此压根就不能指望中国的官坊内会有什么象样的传承，这和欧洲，尤其是日本完全不一样。

日本的天皇是不变的，皇室支系和公卿，大名和武士等等也都可以进行家族传承，而且一传就是几百上千年，完全不是问题。他们那些有名的匠人，很多都以低级贵族的形式存在，以家族来进行技艺传承，一代一代传下去。因此日本有很多刀匠有官职，像古刀期备前长船的彦兵卫尉、新刀期的丹波守吉道等等，有一大堆带什么什么尉什么什么守头衔的刀匠，这些虽然都是虚衔，但却可以保证其社会地位和一定程度的特权，给其提供了良好的技艺及文化传承的土壤和气候。哪怕是现在，一个注册刀匠在日本的社会地位，也要比一般大学教授来得高，更别提被纳入他们“人间国宝”制度下的那些匠人了。

再看欧洲，英国皇室的御用裁缝是爵士这事，很多人都知道。萨维尔街上这间世袭爵士的裁缝店现在依然，经常拿“金草莓奖”的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虎胆龙威》第一集里，那个一付绅士派头的头号大反派，穿的就是这家店的手工西装。只要你能在英国耗两个月，你就可以穿上英国世袭爵士裁缝为你量身定做的衣服。话说我倒是曾经动过心，可惜一打听至少得来回两次，而且其中一次最少要待一个月，于是只能打消了这个念头。

中国的政治土壤，显然完全不适用这种传承形式。

而且兵器在官造器物里，又是个很特殊的存在。

其他玩意儿，像瓷器、衣服一类，在中国因为皇上要用，民间也不禁，因此其传承在民间不会断，并且还会因贸易和时代发展等原因，不断日新月异。所以哪怕没有提供可以保证其传承的制度，官坊也可以不断从民间汲取新鲜血液，没有失传及退步之虞。

可兵器就不一样了。本来如果是民间用物，只要有人需要，就有生存空间，而有钱有势有文之人器不厌精的不是少数，故而作为一个行业存在，它能不断传承和进步。可一旦禁断了民造，维持传承的家族技艺在民间就没有了生存空间。

而官造兵器，因为中国军制的原因，需求向来十分巨大。中国历代常备军动辙以数十万、百万计，到了明朝，以黄仁宇先生的估算，已经达到了两百万之巨。中国历史上随随便便干一仗，军队数目都要以十万为单位，双方各拥兵数十万的对决不是什么希奇事。

面对如此巨大的需求，官造作坊如果像民间作坊给VIP客户定做那样精工细作，绝对能瞬间把国库掏空再倒欠好多年税收。因此别说是砍人的刀，就是用来保命的铠甲，也会在这种需求下被使劲压低成本，如《宋史》兵志载：“（政和）三年，……姚古奏更定军器，曩时甲二副，今拆造三副；曩时手刀太重，今皆令轻便易用；……从之，悉下诸路改造”。说刀太重要改轻点这个理由也还罢了，这中国铠甲本就是用铁叶子串起来的轻甲，不是欧洲那种板状重甲，再两套拆三套，铁叶子就更稀疏了，防护性能怎么样可想而知。

家族传承技艺在民间没了生存空间，官造兵器又只是数量巨大的廉价量产品，兵器制造技艺的传承和文化内涵在短期内消亡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因此所谓的官造兵器，到最后也只能沦为能砍人的形制统一的铁片子。故而到了明清两代，哪怕是皇帝用的天子剑，不过是外装豪华而已，譬如乾隆时期整的痕都斯坦玉具刀这种玩意儿，工夫全花在金镶玉的柄上了。想在刀身的制造技艺上再找点可取之处，好象很有点强人所难。

而在日本和欧洲那些公国的封建领主制度下，全国的骑士、武士以及普通职业战士就那么点人，打起仗来大部分士兵是临时招募来的农民，如果一次战斗出动几千上万骑士和武士的话，那绝对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级别。像日本战国时期的那些著名战役，什么五次川中岛“大战”之类，其实最大规模的一次也就上杉家的八千人对武田家的一万八，再大点的就是大坂冬之阵和夏之阵了，两边一堆大名带的部队全加一起也没超过二十万，换句话说当时日本全国分成两拨对打，也就十来万人的规模。而这其中真正的武士，我估计最多占十分之一，其余全是他们带来的拿竹枪的农民，也就是所谓的足轻。

再譬如欧洲百年战争中著名的阿金库尔战役，法国一共出动了多少人一直不确定，但一般认为直接参加战斗的最少不下两万五千人，其中至少有八千名是贵族骑士。英国佬则少得多，最多不到六千人，因为当时的动员令只有四十天的有效期，这对海外作战极其不利，有很多领主走到阿金库尔村，手下已经走了一大半。因此亨利这次还进行了大规模募兵，干脆给大家发钱给薪水打仗。在这一战中，法国的贵族骑士被亨利手下及招募来的英格兰长弓手在半小时内干掉了五千多，俘虏一千多，这直接导致了法国军力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为衰弱，英国人一路凯歌节节推进，一直到圣女贞德的出现，局面才有所好转。

对身为贵族的骑士和武士们来说，哪怕再低级他也是个贵族，这些人又是以战起家的，对武器的重视自不待言。说白了，此事体大，直接关系到自家性命，容不得半点马虎，除非他活腻了才会这上面偷工减料。据说中世纪欧洲重骑兵一身上等装备（包括马具在内），需要一个成熟威尼斯工匠一年时间才能制造完毕。不过福兮祸所依，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法国人居然死在了这些精良而沉重的铠甲上。由于人马装甲过于沉重，导致他们被陷在刚下过雨的泥沼里挨箭，从马上掉落地面后又因为铠甲太重而爬不起来，结果被那些英国泥腿子们上前揭开头盔面罩，一匕首一个轻轻松松干掉了无数，还有个倒霉蛋贵族干脆被只有膝盖深的小溪给淹死了。

欧洲骑士的装备固然很贵，日本武士们喜爱的好刀也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的。很多人都知道，日本幕末时期赫赫有名的新选组头目近藤勇大人，用的刀号称是二代虎彻长曾弥兴里的作品，他还为此写过一首诗，大意为“今夜虎彻饥渴，欲饱饮鲜血”，专门点出了自己使用的是“虎彻”刀。不过可惜的是，这柄“虎彻”是柄众所周知的伪铭刀，是当时山浦刀工源清麿造的赝品。日本刀的铭好切，刃文和地景实在太难仿造了，尤其是这种大家作品，即便是由清麿这样优秀的刀工来仿造，一旦落在懂刀人眼里依然会无所遁形。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情形，原因就是因这位警察局长大人用不起真的“虎彻”刀，真的对他来说太贵了，而他又要面子，于是……

图说明：虎彻大鉴所载之虎彻作品。

 

图说明：近藤勇坐像

 

要想用这种水准的装备把中国上百万常备军给列装了，我估计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财政状况都很危险。

两种不同的军制，使得兵器、装备在需求和制造上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说到这儿，大概又有人要说了，那么唐代呢，难道唐代的军队就少了？还有汉代呢？大家都一样规模，凭啥他们的兵器就没那么垃圾？

首先，我得说明一下，所谓的垃圾，是和古代比，没说和现代比。如果发展了一千年，战刀的性能和品质还依然如故，那是不是可以说很垃圾？

其次，是我又要说车骨碌话了。之前我说过，中国钢铁冶炼和锻造技术，自汉代起开始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汉代是中国钢铁兵器制造技艺发展的第一个高速发展阶段，使用当时的高新技术炒钢法，已经能直接造出质量不错可以使用的刀剑。当然，这所谓的质量不错，只是针对汉代而言，搁现在那就是我说的能砍人的铁片子，因此其费用并不大，政府的财政完全负担得起。

另外汉代军阵最主要的战术，是以大量步兵持弩对抗匈奴骑兵，所以士兵们的铠甲和肉搏武器，确实不太需要极高的水准。而且即使这样，他们的装备也要比匈奴人精良得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真没说错。

再就是从上文对百炼钢刀剑的考据也可以知道，汉代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需要高超冶炼和锻造技术的精品刀剑，但那不是一般人用得起的。江苏徐州出土的东汉“五十湅”剑上“直千五百”的铭文，就明确表明了这是柄价值四个人一年口粮钱的民造高档商品。

由于其时不禁民造、民蓄，故兵器的产品结构十分完整，高中低档产品齐全，允许民造和民蓄武器，对汉代钢铁兵器的发展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至于唐，唐的问题是它的军制是寓兵于民的府兵制，如果做个直观比较的话，现在瑞士军制和这个制度很有点相似。关于府兵制的论著非常多，这里不再赘述，只简单说一下与本书有关联的问题。

府兵制始自北魏，到唐代，其制度大致是各地预备役人员轮番进十二卫宿卫，除京师及周边少数几个州府外，其他地方的府兵也可以交钱来代替宿卫。据一些学者估算，唐全国府兵总数约为六十八万，其中京师所在的关中地区兵力约占二十六万。另外，京师还有一些常设的府军，也就是禁军性质的部队，如“南衙军”等，他们每月十五天上岗值勤，十五天搞训练，其他没有任何负担，实际就是职业军人，因此战斗力极强。京师地区的这些番上宿卫和禁军构成了唐皇帝的常设直属部队，也就是中央军，是唐军的中坚力量。只不过他们人数不多，所以一旦打大仗，唐军的主力军就不够用，经常需要进行募兵，像唐太宗征高丽，就使用了不少募兵。

另外，宿卫府兵们实际上是轮番使用一套兵器，只有当他们上番宿卫时，才会从武库领出兵器来用，下番了就得还回去，给后面来接班的人用（这种兵器管理方法，和日本兵库锁太刀的管理很像，以至我直接怀疑这也是日本从唐朝抄袭回去的）。由于这个原因，唐中央军需要的兵器数量并不很多。

而散于各地的普通府兵的装备，都是他们自备的，这点和古代欧洲军制很像。当然，所谓自备是指他们出装备钱，由政府提供统一的制式装备。不过府兵们和其家里可以获得其他方面的补偿，譬如役税方面的减免优惠等等。

府兵自备装备对个人肯定是个负担，但在当时还不至于负担不起。唐刀的制造工艺很复杂，这个问题前面说过，从日本那些传世隋唐刀来看，唐刀造法用的是多种材料复合锻造，热处理是过程复杂、需要很高技术水准和经验传承的的敷土烧刃技术。但从前文提及的唐横刀价格看，由于冶炼和锻造技术的发达，当时的生产成本和价格已经相当低。即使到了开始衰落的唐天宝年间，一口国产上品钢横刀的市场价格也才九百文，还不到一人一年的口粮钱，中、下品就更便宜了，这与汉代百炼钢刀的价格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仅为其四分之一价格。哪怕是接近奢侈品的豪华刀具，像全部用进口材料制造的镔铁刀身、黄铜装饰的上品横刀，也不过才二千五百文，大约是两、三个人一年的口粮钱，依然抵不上汉代百炼钢刀的价格。

这几方面原因综合起来，使得唐军能大规模列装精良兵器，最起码，唐中央军是完全可以靠国家财政使用精良装备的。苏定方能只以两万唐府兵、募兵就大破十万突厥兵，其甲胄兵器之精良，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时的突厥，弓只是曲木骨衬弓，甲是轻甲皮甲，从出土实物来看，其铁兵的冶炼和制造技术均落后于唐，譬如其良刃主要依赖于从当时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汗国进口。当他们碰上使用射程达300-400米的弓弩，穿着板状明光铠和铁叶战裙，手持复合材料锻造经过敷土烧刃热处理唐刀的唐府兵时，基本就和民兵VS集团军甲种师没什么区别。

正是因为自汉至唐都没有实行严厉的禁私兵和禁民造武器法度，且有些朝代还持鼓励态度，因此兵器制造技艺和兵器文化能得以飞速发展，终于在唐达到了我国冷兵器制造的颠峰。

冷兵器时代，兵器文化一定程度上对整个国家及民风有着相当的影响，宋之积弱与其禁民间私兵、重文轻武、大违之前历朝尚武习气关系颇大。反观汉唐，武力为中国历代皇朝之翘楚，汉骠骑远击匈奴，一个小小边将就能喊出“犯我明汉者虽远必诛”这等豪气盖世的口号，唐军更是灭突厥甚至一度欲远征中东，与其民风尚武不无关系。而这两代的钢铁兵器制造技术，也是中国历代皇朝里发展最快、成就最高的。

然而仅仅到了北宋中期，只短短一百余年时间，中国竟然已把学步于唐的日本刀目为宝刀了，衰落之快、之烈一至于斯，可见宋之禁私兵制度对我国钢铁兵器制造技术和兵器文化摧残之剧。

 

而与中国、高丽隔海相望的日本，在平安朝中期以前，对兵器是实行一定管控的，但只是实行军品官造，并不禁民间拥有。到了平安后期及镰仓时代，由于幕府和武家制度的兴起及各地战乱频发，武器需求量急剧增加，这一制度逐渐消亡，民间出现了大量以造刀为生的工匠，并逐渐形成了刀工集团，之后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以地域划分的各刀工流派，使得造刀技术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镰仓初期后鸟羽上皇设立的“番锻治”制度更是极大地提高了刀工地位。由于以上一系列原因，日本从平安后期到镰仓初期这一很短的时间段内，造刀技术及制造业得以快速大规模发展并马上稳固下来，一举超过了原来的学习对象、现在却处于急剧衰落甚至倒退时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