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网俱乐部

[1] 同志，此处指同性恋的代称，以下同。

[2] 高信疆于2009年5月5日在台北去世。

[3] 指2009年6月，湖北市石首市民众不服警局对永隆大酒店坠尸案的处理方式，双方对抗升级，政府动用武警及防暴车，一度有7万民众与警察对峙。

关于台湾的笔记

郭玉洁/文

一

11月初，东北季风已到达台东。傍晚细雨过后，我们骑摩托车下山，来到都兰糖厂。

都兰是台东一个只有一条街的小镇，停在美丽的台湾东部海岸线。听说糖业兴盛时期，都兰糖厂曾是全台湾红糖产量最大的民营糖厂，红糖浓甜的味道和湿润的海风混溶，充盈小镇。糖业没落后，都兰糖厂在1991年停产。再过十多年，许多原住民艺术家离开都市，移居都兰，废弃的厂房被改建成为艺术空间和聚会场所。每周六，糖厂咖啡馆都有原住民歌手的演出，常常热闹到夜深。

那个傍晚，原住民艺术家们在聚餐。三三两两的人们端着盘子、碗、锅子，走进咖啡馆的院子。夜色黑下来，灯亮了，院子中间的大桌子上，放满各种盛菜的容器。周围或坐或站，大约有十多人。大部分人肤色黝黑，轮廓很深（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原住民的典型相貌）。气氛欢快、自由，常常爆发出笑声。像绍文所介绍的，台湾的原住民很幽默，喜欢开玩笑，尤其是东海岸的原住民。

穿着暗花长裙、身形如山、声音如大提琴一般的原住民歌手巴奈，请每一个人跟大家介绍自己带来的菜色。绍文指着桌子那边另一个身形如山、穿着深红色长袍、束发的男子说，那是巴奈的爱人那布。

轮到我们了，绍文，我的台湾朋友、此行向导，听起来有点底气不足：我叫绍文，我带了几位大陆朋友过来……这时，那布打断他问道：大陆？哪个大陆？美洲大陆还是非洲大陆？还是中国大陆？要说清楚嘛。

绍文结巴了一下：嗯，中国大陆。接下来的话，他更是虚弱：她们有从甘肃来的，也有黑龙江的，广西的……她们这次特别跟我说，不想一直待在台北，想要来原住民的部落，想来台东，听原住民朋友唱歌，所以我才带她们来这里……

我听得懂这段对话背后的含义：中国/大陆，这样的称谓，本身就意味着对两岸关系的不同理解；即使我们大部分人都住在北京，绍文依然强调我们各自的原籍，因为边疆身份能够淡化“北京”的政治涵义；而最后那段话，当然更是特地示好。

我顺着绍文的话，继续示好。话音落处，满桌无声，那布突然笑了，露出被槟榔染红的牙齿：祖国大陆来的嘛！您辛苦了！

这次一起去台湾的朋友，是在中国各地女同志[1]组织的志愿者，到世新大学参加两岸同志口述历史座谈会，之后到台东旅行。她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第一次来台湾，对台湾怀着各自的想象，但是基本上对这样的反应，有些不知所措。

和在台北时不一样，那天的晚餐终结于几乎完全的相互漠然。一方面，原住民朋友们有自己的议题，晚餐后，他们聚集在一起，观看一部关于美丽湾大饭店的纪录片，抗议东海岸被政府交付财团开发；另一方面，我们待在山上民宿连续几天无法上网，此刻搜索到无线网络，各自拿着手机闷头疯狂上线，聊QQ看微博，收信回信。弄得既爱原住民、也爱“中国大陆”、期待大家能互相做朋友的绍文在旁边干着急。

原住民对中国没有兴趣哪，在原住民部落工作的绍文很发愁地讲。到都兰之前，他跟那布说，要带几个大陆的朋友来，那布问，那我要不要挂国旗？当绍文转述给我们，来自黑龙江的gogo兴奋地问，真的？五星红旗吗？

我吃了一惊，回头看gogo，发现她不是在开玩笑。当然是中華民國國旗啊！绍文说。Gogo听了默不作声。

在台湾照例是天天喝酒。两天后，我们去台东的铁花村。这里原来是台铁的宿舍，现在也已成为一个音乐表演和创意市集的小聚落。夜晚的院子里，散落着喝酒聊天的人们。酒吧里传出民谣歌声。深夜，演出散了，刚刚认识的朋友们席地而坐，且酒且歌。gogo喝醉了。

我在洗手间找到gogo的时候，发现她在痛哭。我们相识五年，第一次看她哭成这样。她哭一会儿，打开水龙头呼呼洗脸，说一会儿话，再哭一会儿。Gogo白皙俊秀，此时本来就不大的眼睛艳肿如桃。

我以为她是想念在北京的女友，她摇头呜咽，你看，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欢迎我们，那天晚上他们说“祖国大陆来的”，其实是在嘲讽……我点头，当然啊。Gogo是个非常敏感的人，几天来，我们被台湾朋友的热情和善意包围，她第一次这样直接地碰到出于两岸关系的敌意。“可是另一方面”，她说，“我们那儿大部分人，肯定都还是那么想的，觉得要统一啊，包括我妈，X，她们就是这样的人，我即使告诉她们，她们也肯定不会理解的，你就觉得，她们是你最亲的人，可是你们根本没办法沟通……”gogo停了一下，“说是政府和人民分开，你说能分得开吗？”

gogo哭了一个痛快，我们走出洗手间，继续喝，继续唱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那天她的痛哭，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台湾朋友用热情和友善编制的保护层，那一刻被撕破了，两岸关系，汉人和原住民，那些本质的、却被我们避而不谈的问题被翻开了。

二

“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的一个大湖。

    “ 日月潭里有个小岛，把潭分成两半，一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一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两潭湖水相连，像碧绿的大玉盘,小岛就像玉盘中的明珠。

    “日月潭在台中附近的高山上，水很深。日月潭的周围是山，山上是茂密的树林。山林倒映在潭里，湖光山色，非常美丽。

“ 我爱美丽的日月潭。我爱祖国的台湾岛。”

这是我在小学二年级学的课文《日月潭》。在当时、以至今天的教学体制下，课文要熟记、背诵，进入潜意识。美丽的日月潭，因此成为中国观光客在台湾的第一目的地。而最后一句“祖国的台湾岛”，“祖国”没有被清晰指出，但通常这个词，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历史课本里，台湾被描述为先后被荷兰、日本殖民，1949年蒋介石败退之地——台面下的演义，是他被毛泽东打跑。大人们又说，收复了香港是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没能收复台湾，却是他最大的遗憾。

长大之后，看到很多人怀念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那时候有“白色恐怖”、官僚资本，但军阀枪杀学生之后，还懂得下跪道歉，那时候享有过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在思想论争中，有人反叛传统，也有人承继传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出产了不少了不起的诗人、学者。我们管那段时间叫做“民国时期”，却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政权至今存在，只是偶尔感叹，被革命年代连根拔起的中华传统文化，还在台湾。

对于台湾的印象因岁月而叠加了许多内容，有席卷我们日常生活的流行音乐，偶像剧，娱乐节目，有风格与我们不同的文学、电影，电视节目里会播放拳脚相加的议会——言下之意是，看，这就是台湾的民主——但是，我们总归血浓于水，同文同种。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中国如一只雄鸡，台湾和海南岛，是雄鸡的两只脚。

2007年，带着这些模糊的想象，我碰到了第一批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台湾人。

那时我经历累年累月，艰难接受了自己是一名同性恋的事实，并且非常缓慢地意识到，性身份不只是私人身份，而且是社会身份。我开始投身一些和同性恋相关的活动，却又心存怀疑。几十年的革命运动，让人们政治冷感，很怕被权力播弄，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以为独善其身，在贫瘠的土地上孜孜于文化重建，这才是我的使命，组织、活动（那时我还不会使用运动这个词），它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7月，在这种半心半意的心情中，我去珠海参加了一个华人拉拉志愿者培训营，这个集结了两岸三地、北美的华人女同志、双性恋、跨性别的营队，历时四天，成为中国女同性恋运动的重要里程碑。

对于中国的志愿者来说，第一个震撼就来自台湾。在分享各地区同志运动的状况时，台湾性别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苹播放了一个关于台北同志游行的短片，从2003年开始，台北每年都会举办同性恋大游行，短片结束时，在张惠妹的歌声中，象征多元性倾向的彩虹旗升起在市政府前。

一同观看的很多人，和我同样震惊。有人流泪了。在我们策划一次会议还要偷偷摸摸精心选址的时候，台湾已经连续五年举办同性恋游行，市政府不仅“批准”，而且拨款，上街的人数从两千渐至万人。一个戴镣铐的人看见身体舒展自如的人，难免羡慕，并且为“自由”果真存在而震惊和兴奋。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台湾。不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不是罗大佑的歌，不是侯孝贤的电影，朱天文的小说，更不是周杰伦蔡依林。

还处在草创阶段的中国同志尽管觉得遥不可及，却好像看到了未来，深受鼓舞。而我那一刻才认真地想到，这是一个已经实现了民主的地方，你可以上街游行，而社会运动，在台湾似乎有不同的含义，那又是什么？

    10月底，为这些好奇心驱使，经历了复杂曲折的签证程序，我到达了台湾。七天时间内，我在台北的街头马不停蹄，在咖啡馆，餐厅，甚至在整形诊所，采访，谈话，晚上回到饭店，仍热情激荡，必须立刻记下所见所闻才能睡觉。

那时我最大的问题是：台湾社会是如何改变的？如何从一个威权体制，转变为民主社会？社会运动到底是什么？一个从下而上的变化如何发生？在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何春蕤说，你问我就问对了。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1988年，在美国读书的何春蕤回到台湾，想要观察台湾社会的转型。二十几年来，她已经形成了一套话语，从1970年代的“党外运动”，到1980年代之后一波一波的社会运动，工人运动，住宅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同志运动，性工作者运动，她讲得波澜起伏，却又思虑清晰。权利不是赐予的，不是蒋经国一声令下，民主从天而降，权利是一点一点斗争出来的。在何春蕤看来，所谓“社会运动”，不是一两个人带领一群盲目的群众，而是如何让群众变得更有力量，成为运动的主体，“人的转化就是社会的转化。”她说。

在另一次采访中，社会学家夏铸九把台北命名为市民社会浮现的城市，“社会”逐渐壮大，与政府平等，市民成为城市的主人，懂得自己的权利是什么，并且参与改变。在我听来，比起总统直选制度，这是更了不起的变化。

回到北京后，我坐在办公室的桌子上，给同事们讲述此行。1989年之后，中国知识界对于政治现实十分冷漠，技术思维甚嚣尘上，追名逐利是最可能的选择，洁身自好吟风弄月，做个文艺青年已算好人，还去呼喊改变，不是太傻了吗？太多的聪明人，也太多的虚无和堕落。可是台湾之行让我看到，一种堂堂正正、坚实的热情是可能的，知识者应该去参与社会，每一个人都应该，而变化是会发生的。我看到了。

不止是我，那次同行的一个男孩，原本只想成为电影导演，在台湾被“洗脑”，回到北京后，很快成为同志运动的重要组织者。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次旅行。

三

那一次我对台湾的兴趣，还来自另一个命题：文化。

2007年7月，我在北京看到云门的舞蹈。这是林怀民第一次到北京，云门舞集展演了之前的许多舞蹈片段。有《红楼梦》、《白蛇传》一类的主题搬演，也有像《水月》、《行草》这样以东方美学的神韵，与现代舞完美融合的舞蹈。而“云门”一词，来自《吕氏春秋》，指黄帝时代的舞蹈。我被迷住了。

也是在那前后，我和一些朋友去黄永松的办公室喝酒。黄永松在1970年代台湾回归“乡土”的运动中，创立《汉声》杂志，到各地收集民间美术，1980年代之后，他开始到中国做同样的工作。近些年，他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来回奔波，时间分配一半一半。《汉声》在北京西坝河的办公室，有一张很大的实木桌子，平日工作，餐时就是朋友们聚会的地方。

那天在座的还有高信疆。高信疆在1970年代出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于政治高压下开辟思想争论的空间，还不能集会结社游行的时代，那是最重要的战场。他晚年既已被台湾遗忘，也无法如他所愿，在北京进行媒体革命，徒隐居耳。[2]那天见到他，深蓝色棉布对襟大褂，白发不乱，庄重幽默。听说他很难约，因为每天晚上被住在台湾的太太监督要在电话中祷告。

我们问亲身经历、并与同代人促成了台湾民主变革的高信疆，你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吗？高信疆说，当然有，从历史来看，只要有六十年的时间休养生息，中华民族就能翻过身来。我们立时增长力气，多喝了几杯。

喝醉之后，高信疆和黄永松站起来，高唱陕西小调。唱毕，平日悠易温和、一派佛气的黄永松大声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这两个人，带着某些珍贵的中国传统人格，温和坚毅，在大时代中勇于承担责任，时代过去后，他们仍有潇洒气度。这样的人，我以为只有古书里才会有。中国的革命年代摧毁了深沉复杂的传统，物质时代又把共产主义理想嬉笑唾弃，在一个粗俗的社会看到他们，我竟有和历史重逢的亲切与激动。

画家陈丹青2008年到访台湾后，写下《日常的台湾》，感慨在大陆消失不见的“温良恭俭让”，在台湾找到了。“我不关心台湾曾经戒严与解严，也不关心那里如今实行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日常，普遍是在底线之上还是底线之下。”

这是许多人对台湾的感觉，小至日常生活的细节，大至文化、思想，人们传说，中华文化在台湾得到了继承。

而当时的我在想，我们处在无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当中，如何使中国传统与外来文化结合，生出真正的“宁馨儿”，是一百多年来未曾止息的文化命题，看起来在台湾，以云门、《汉声》为例，已经有了出色的例证。——这是我带到台湾的另一个问题。

可是当我到达台湾，却发现这个问题面临闭合。台湾正在身份的焦虑当中，“去中国化”轰轰烈烈的进行。站在台北的街头，朋友说，再往前是甘肃街，我这个甘肃人大喜：你们还有甘肃街？对啊，台北很多街道都是中国地名，可是这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朋友说。

在当时的采访中，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选举操作的省籍分裂。身为外省人第二代的朱天心最为激烈：我生长在这里，这是我的城市，为什么有一天却要被喊滚出去？她说，我不是在为国民党权贵抱不平，我在为那些老兵抱不平，他们一生背井离乡，到老不仅窘迫，而且被嘲笑说很“傻”——为什么主体意识落成，所有个人的际遇就都不存在了？

听了许多这样的故事，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当我提出问题，很多人也无言以对，因为我所赞赏者，正是对方所要离弃的。

回到北京后所做的文章，其实逻辑混乱，不成样子。在一篇短文里，我写道，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无暇攻打台湾，从而为中华文化留下了小小的喘息空间。蒋介石当年带走的大批学者，有深厚的国学修养，他们教出的弟子，二战后出生的一代，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英美之风的影响，两方文化的融合，造就台湾社会“黄金一代”——林怀民，何春蕤，夏铸九，张大春，朱家姐妹，等等。我当时未见清晰，也不一定敢讲出来的是，大概也就这一代，此后大概不会再有了，因为方向已改变。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的朋友、读者解释，台湾不再是你们想象中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要更复杂，它不仅在政治上就是一个独立主体，更重要的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已经成为总体认同，很多人不仅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急于和中国切割开来，更不用说原住民的冷感。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的台湾朋友讲，如果你使用一种语言，却排除这种语言背后的文化传统，这不是很矛盾吗？更何况，中华文化中有很多很棒的东西，你们不要，真的太可惜了。

有一次，一位台湾朋友在北京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吃饭，她讲起在埃及旅行时被海关官员误认为是中国国籍，她向对方大叫：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满座寂然。很久之后，其中的一位朋友这样描述他的感受，你以为我们是一家人，结果人家根本不这么想。

一方仍在一厢情愿，将政治问题（统一或者独立）与情感问题（我们是不是一家人）混为一谈，也在体量庞大、武力财力占优的自大情绪里没有自觉，另一方的抗拒却是越来越清晰。餐后，台湾朋友后悔自己太唐突，冒犯了大家的感受，我却觉得，正像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建交，台湾破灭了“反攻大陆”的迷梦——真相有一天必将到来。两者之间的鸿沟之大，值得gogo这样一次痛哭。

四

2007年之后，我一直热衷于谈论台湾，希望在各个可能的媒体制作台湾特辑。有一次，纪录片导演张钊维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台湾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看台湾特辑？

的确，对于台湾来说，中国是近在身边的庞然怪兽，经贸依存度越来越高，与飞弹共同威胁着台湾的存在，必须要去面对，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呢？

我没有办法说，台湾是一个精彩的地方，值得去了解——阅读已經变得越来越实用。而就我的观察，大部分中国人对台湾各有想象，却不一定真正想要去了解。很多人寄托了国家想象和政治情结——唯一一块没有被“解放”的土地，有人把它看成华人社会的奇迹——因为它的民主体制，也有很多人如前所述，把它看作中华文化命脉留存之地。无论如何，那是中国大陆的对照。

可是在我看来，台湾还意味着别的。

我想起2008年3月，藏人在西藏暴乱。4月，许多八零后年轻人在MSN签名之前加上“红心”图标，来标识自己的爱国情绪，反对“西方社会分裂国土的狼子野心”。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的情绪是如何熟练地被政府操纵，但是如此整齐划一的反应，仍然令我惊讶。我在困惑，他们去过西藏吗？他们曾经和藏族人交谈过吗？他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也曾经是其中一员。1996年，中国最红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可以说不》，我是一个被书中民族主义情绪轻易煽动的读者。那时候和同学聊起台湾问题。我忧心忡忡地说，如果现在不能统一，越往后越难，因为老人们还对大陆有感情，可是年轻人一定越来越淡。同学是一心掉进古书的“古墓派”，她的反应很淡漠：那又怎么样呢？干嘛一定要统一？我怒起来：你怎么这样想？一时之间却又想不出不让她那么想的理由，突然灵光一现：如果台湾独立了，那新疆怎么办？西藏怎么办？同学不说话了。

过了几年，我跟同学讲，其实独立也没有什么。换她激动起来：如果台湾独立了，新疆怎么办？西藏怎么办？我傻了：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她说：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差不多同时，我和一位在美国读书的同学谈起台湾，她给予同样的答案：如果台湾独立了，新疆怎么办？西藏怎么办？你以为美国是省事的啊？你别天真啦。

时至今日，想起这些对话，我不以为自己天真，也不以为每一个普通的学生——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读书，有必要去替官员考虑国际战略问题，那只是我们以大陆为中心、汉族为中心的国土想象。

没有多少人在乎台湾人怎么想，西藏人怎么想，新疆人怎么想，只是历史叙述告诉我们，自秦以来，统一集权是好的，分裂是不好的，版图大是好的，征服是好的，而我們，處於這個好的中心。

2009年，我参与音乐家朱哲琴的工作组，去边疆地区采集民族音乐。常常花几个小时驱车到大山里，听几百年、上千年来流传的歌声，诧异身为汉族的我，从来不知道这些美丽的文化，再看他们几乎被汉化、实则全球化了的日常生活，深感多样文化的被毁灭，是我们所有人之祸。

7月，我们到达新疆。在去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路上，听说乌鲁木齐发生了维汉仇杀事件。之后翻越天山山脉一路南行，恐惧、愤怒、不解越来越深地卷入工作团队，像一个逃亡的队伍。

当我回到北京，发现人们对此事并不关心，它的影响不超过一个新闻标题，尽管近两百人死去，一千多人受伤，尽管我的朋友们多半供职媒体，对于独裁体制、民生艰辛自有该有的政治判断。我向他们解释新疆见闻，讲到当地吏治贪腐严酷，无论维汉回都十分痛恨，朋友说，对啊！我们石首[3]人民也这样啊！某个程度上，我同意他所说，可是把问题归结于政权，看起来是越来越安全，越正确，可是身为汉族人，作为中国文化、经济、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又怎能无视文化的强势同化，历史上的压迫、掠夺，甚至屠杀？

在拉萨，我们邀请强巴喇嘛带我们参观布达拉宫。他推掉早已安排好的“林卡”（意为郊游），为我们一一解说。结束之后，他带我们到他所在的色拉寺喝奶茶。2008年3月以来，武警进驻色拉寺，人身控制很严。强巴喇嘛一直以来最大的愿望是去印度走释迦牟尼之路，可是政府不发给他护照。他离开拉萨想回家乡，却在公路被关卡拦截，不许通过——那些天只要是黝黑藏人相貌，都会被盘查，汉人则不用，“是我的土地，我的家，为什么不许我通过？你说是吗？”

当日我无法回答这个善良、智慧的喇嘛，今日我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何看待台湾，如何看待西藏，如何看待新疆，意味着如何能从几百年来受苦受难的悲情意识，与突然迸发的自大傲慢——这两种情绪毫无规律可循的交替中解放出来，愿意去看见、理解他人，真正成为开放、健康的人；也意味着我们是不是能放下虚妄的国家想象，“大国梦”，放下强/弱，大/小对比、成王败寇的功利与奴性思维，真正平等对待不同民族和文化，也平等对待自身内部的成员；如果不是这样，不过是一轮又一轮的暴政轮回。

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绍文说，我理解原住民艺术家们的冷感，或者说是敌意，这敌意来自两个层次，一层是过去几百年来汉人对原住民的欺压，另一层中国对台湾的威压。我尊重这样的敌意，它来自受伤的民族意识，而一经觉醒，就有可能复苏。

五

从台东回到台北，参加了“秋斗”——由台湾工人运动传统而来的游行。年轻人站在宣传车上高喊慷慨激昂的口号，让我想起我们的某个年代。一辆宣传车上赫然写着“实现社会主义”，吓了我一跳，后来才知道原本想写“实现社会正义”，结果写错了字。

我在游行队伍里不停看到朋友，也被介绍新的朋友，台湾于我，有了更深的情感牵绊。没有了上一次上天入地，想要把这座城市翻遍的强烈好奇心，坐在台大附近的咖啡馆，温润，闲散，只想一直坐下去。

和1980年代末、1990年代相比，台湾社会运动处于低潮。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本记录二十年来台湾社会运动历史的书《秩序缤纷的年代》出版。书的副标题是《走向下一轮民主盛世》。编者在导言中指出，这本书不是怀旧之作，这一趟历史导读，也是帮助自己看清楚未来的挑战和方向。“如果中国是19世纪崛起的大德意志国，那么，如何让台湾在战略位置上成为荷兰和比利时（位居强权间的战略要地），而不是捷克与奥地利（德国的囊中物），可能是未来最关键的命题。”

书中最后一章《第三种中国想象》，作者吴介民梳理了自己对中国的观察，提出台湾国内政治依然摆荡着拥抱大陆与排拒中国的两头，此时的釜底抽薪之计是，逆向思考，反守为功，经营民主与社运的“价值高地”，以争取泛华人社会的“文化领导权”。

文章的结尾处，作者写道：“台湾历史中，有无数人为了追求美好而民主的生活付出了代价。前人的付出，换来我们这代人的幸福安逸。但是，台湾社会不可能永恒偏安于世界的一隅。我们的生活也不可能冻结在目前的时空。台湾要在下一轮民主盛世中站稳脚步，前提是，以人类社会为尺度，贡献台湾自在而独特的价值。换言之，就是将台湾社会的价值，置入普世价值的视域：我们不必过度放大自己历史命运的特殊性；台湾人民过去与当前正在经历的苦楚，曾经得到世界人权工作者的关照和守卫，同样的，民主化之后的台湾，除了努力保全自己民主生活的果实，还须思考如何回馈世界。

“把这个问题意识带回两岸关系的思索。中国的成就，是人类的成就；中国的腐败与罪恶，是人类的腐败罪恶；中国的苦楚与难题，也是人类的普遍困境。这是普世的真正意义。倘若我们无法从过度特殊化的视野中解放出来，就难以了解面对‘霸权中国’所需要的、不卑不亢的从容气质，将要从何而生。台湾社会需要认真思考，面对‘经略中国’这个历史课题。……经略中国要从社会运动这个价值高地入手。社会运动是实践的场域，目的是促成中国建立自由而民主的公民社会。从这个角度，中国可以借道同属华人社会的台湾，进入世界公民社会之列。这正是台湾可以贡献于华人社会文艺复兴之处；这也是我提出呼唤的，台湾积极争取华人公民社会文化领导权的切入点。”

开始读这本书时，我已回到北京，不可思议的新闻接踵而来，让人如鲁迅所说，怀疑自己所居是否人世。越来越多的人自焚以保卫家园，而无论老幼，只要握有一点小权力，就变得不可一世。回想在台湾的日子，像一场梦一样。

我在不同的场合，阻止朋友们说出“反正都要统一的”，“都是中国人”这样的话。有人说，你这个台独分子。我说，就现在这个中国，还是不要把任何人拉进来受苦了吧。

随后我觉得一阵心酸。若别人不该受苦，那么，难道只因为我生在中国，生在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任意一个偶然的点上，我就注定要承受不自由、不平等，我的父辈、我的同辈，我的下一辈，都要作为一个渺小、而没有尊严的个体，就命定要被权力碾过，也只能看着未来往更坏的地方沉沦？同时还要被评判，被推拒，被拒绝理解，被看作这个庞大机器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有血有肉的复杂体？

因此我读到《第三种中国想像》时十分惊喜，那不仅在于我再次看到了自信开阔的气度，也是因为，那是我期待的坦诚的对话，同情的理解，让我们从“人”的境遇出发，真正的结盟。我已是台湾以社会运动“反攻”的受益者，又有何理由不相信新的道路？

我想，我们大概是生活在一个理想都不会实现的年代。时代在变坏，也许会越来越坏。我们所做的努力，在权力面前往往像螳臂当车。是什么让我们还坚持在此生执著？是一些不得不为之的执拗信念，还有彼此深深的连结与支持，是知道你也在那里的踏实——那带来的力量无与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