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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豕突狼奔》（一）

论坛：江湖谈琴作者：胡联网发表时间：2011-02-19 00:39

豕突狼奔

前言

已故历史学家王二写过一本小册子《红拂夜奔》。现在看来，它只是一部伟大历史著作的部分草稿。王二在写它的时候，没有指出所引史料的出处，这给一些心怀叵测的评论家留下口实，“史料不足，臆测太多”云云。据我所知，王二是个极聪明的人（这也许是他为什么写李卫公的一个原因），同时也极粗心。兴之所至，思之所向，随手写下许多精妙的文字，只是随写随扔。住过酒店，坐过的出租车，甚至上过的乡间茅厕，到处留下他的只言片语。有时是一张手纸，有时是一本小学生的拼音本，有时甚至是报纸、书籍的边角之处。刚开始，史学界并没有太重视这些文字，仅把它们当成是无意的、没头没尾的信笔涂丫。但近两年，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些文字中包含着王二的许多不易见到的、未加修饰的真知灼见，于是开始收集这些文字。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王二的历史巨著会重现在我们面前。在那个时候，我希望不会再有人对他的真诚和曾经付出过的努力表示异议。

另外，现在历史学界基本搞清了王二关于历史的写作惯例。大致分成三类，一类是“时代”，比方说，《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相当于史书中的“本纪”；一类是“记”，像《夜行记》和《变形记》，相当于史书中“志第”；一类是“奔”，比如《红拂夜奔》就是李卫公的“列传”。还有一些不好分类的，像《寻找无双》之类，有待专家进一步研究，给出确切的界定。

下面的这篇文字，是最近在王二曾经工作过的大学的一个废弃的自行车棚里发现的，写在他的《会计学原理》讲稿本的空白页上。可惜空白页太少，故事没有结束，殊为可惜。经过与他曾经同居过的小孙的辨认，基本可以肯定是王二的手笔。当然，也有部分同事认为是假冒之作，理由是它缺少王二文字中特有的略带夸张的却又恰到好处的幽默。

这段文字似乎是对《红拂夜奔》的补充，也可能是李卫公列传的平行表述，这是王二的历史方法学的一个特点：从多个角度描写同一件事情。它讲述了李卫公和洛阳城的一个野的司机花拉子密（中文名字叫花大成）之间的一段故事。希望这也是那本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得见的伟大史书的一部分。

第一章

在本章中，我将不止一次提到“花拉子密”这个名字。他不是那个伟大的阿拉伯代数学家，而是他的祖先。他在隋朝的时候来到洛阳，从事运输工作。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在这里遇到了李靖，并且从李靖那里学到了代数学，回到花拉子模之后，传给了自己的后代。二百年后，他的后代花拉子密写出了世界上第一本代数学专著《代数学》。

一

在一本小册子中，我提到过李卫公三十岁之前，是洛阳城里的一个流氓，这引起了史学界的喧然大波（这个词要用原意，否则要引起更大的波）。一些戴眼镜的、拿着放大镜的大方之家善意地提醒我去看看《旧唐书》、《新唐书》或唐人笔记，有一位甚至愿意白送我一套。一些好朋友也提醒我，不应该说得这样绝对，一点不给自己留条后路，隐隐约约暗示我不像个中国人。一般情况下，我只是嚅嚅地点点头。实在不行，我就说我来自匹芝堡，是海龟，那里的图书馆里没有英文的《旧唐书》，我只读过阿拉伯语的版本。但愿那些老先生能明白我的意思。

直到今天，我依然坚持自己看法。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李卫公是个美男子，极其聪明，用旧戏文里说法就是“貌若潘安,才比子建”。不仅如此，他还高大健硕，大约一米九十五到两米，长了个鹰勾鼻子，眼睛发黄，身上有很重的毛发，还有些狐臭。在我上国历史上，一个人，尤其是男人是不容易长成这样的。一般来说，我上国男人要么相貌俊俏，像卫玠、何平叔那样弱不禁风，要么健壮粗鲁，像樊哙、张飞那样拉硬弓玩大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如果即不漂亮，也无缚鸡之力，那就只好摇点笔杆子，卖点脑花，档次高的，写些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档次低点的，只好吟点儿“可怜数枝红艳好，不知今夜落谁家”，一句话，骗骗小姑娘。所以，尽管李卫公留着丑陋的山羊胡，脸用蓖麻油灯的烟墨涂得脏兮兮的，想把自己隐藏在市井之间，但当他拄着两丈来长的白蜡杆子，撅着个屁股在满是泥水的洛阳大街上飞奔时，他的身后面总是跟着一大群拄着长长短短的拐，以同样姿势狂奔的粉丝。当人们老远听见“皮啊皮啊”的像一群鸭子在污水沟里觅食的声音时，就知道撅屁股的“鹭鸶队”快到了，他们会把随身携带的雨伞撑开，等在大街两旁。他们的雨伞顶上，有一块方形的用刮得极薄的牛尿脬缝成的透明天窗，透过它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卫公双腿中间毛绒绒的一团，人们通常会打赌纹在李卫公龟头上的那只燕子是不是也在飞翔。从这里我们知道两件事，一是大隋朝的时候，人们还没有穿底裤的习惯，二是洛阳城的人闲得有些蛋疼。男士内裤是李卫公本人当了大唐朝的兵部尚书之后发明的，而闲得蛋疼的问题则一直到拖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所有人都讨厌李卫公从自己的头上跨过去。在我上国古代，这是列在“杀父”“夺妻”之后的第三位奇耻大辱。相信大家还记得韩信同志，只是因为年青的时候被人强迫从跨下钻过，一个资质平凡的青年人经过奋发努力居然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可以想见“胯下辱”该是多么大的一个刺激。李卫公没有机会受到这个刺激，这让他成名的时间推后了很多年。他的白腊杆是全洛阳城最长的，那个时候，洛阳城的树还没有全砍光，比他的白腊杆更长的树很多，但不是沉重无比，就是干脆易折。有一些泼皮试过用松树、榉树或柳树来做拐，高倒是高，但当他们得意洋洋地踩在拐上从房顶上飞过时，经常听到轻脆的“啪”的一声，人就像头猪一样从折断的拐上摔下来，像根标枪般直端端插在污洞洞的像锅黑米粥的淤泥中，过一会就连尸体也都找不到了。洛阳大街上那些黑色的淤泥，经过上千年反复的翻腾、踩踏和碾压，变得非常细腻，细过了吃豆面小孩子屙的纯净的屎。有时候，泥水匠收了政府的钱，却偷偷使用大街上的老泥去补城墙，省去了买黄豆的钱。就是这种老泥，人摔进去，马上就像有无数只小手把人往下拽，快到声音还没发出来，人就没了，连个水泡都不会冒出来。

因此，在洛阳大街上经常看到可以这样的情形：一只大黑鸟，带着一群小黑鸟从天空中乌拉乌拉地飞过，大街上的人听到声音立马紧贴着两边的墙壁站住，挣开雨伞，这就好像李卫公是个头头儿，带着跟班出游，所有人都拑口不言，禁声而立，府首恭送，就差让人敲锣开道，让人回避了。李卫公本人并不知道街面上的情况。这种情形，我能够理解。有一段时间，我发神经六点钟就爬起来晨跑。早上的曦光里，看得很远，风吹在身上，的确是身心愉悦。李卫公在天上飘过的时候，心情也很愉悦，他那像石榴仔般的无数个小脑袋止不住地都在思考世界上最复杂的数学问题，的确没有时间留意开裆裤下面大街上的那些凡夫俗子。

尽管人们做好了安全措施，贴墙而站，也撑开了雨伞，但并不表明就没有危险，因为李卫公有时会发神经似地突然停下来。这一般发生在他突然想到某个数学定理的美妙证明的时候。这种事是洛阳城的大事，街道上一片混乱，瞭望台上的幺幺零钟声、烟雾、响孥，飞得满天都是，比高速牛车在泥水中奔过引发的交通骚乱更为严重。李卫公的体重比较大，要让自己停下来，两根白腊杆必须要在地上滑动一段不小的距离。如果白腊杆插在黑泥里，马上就会犁出两道又深又宽的沟壑，铲飞起来的黑泥，会把走在前面的高速牛车、出租车、癞猪疥狗和一些步行的人全部掩埋起来。要是白腊杆刚好插在大街旁边商铺门前的青石板上，后果更加严重，连着这间铺子的一片房子都会被白腊杆铲得片瓦不留。李卫公对这些事一无所知，只知道趴在房顶上写他的数学证明。写完之后，看到房子垮了一片，他会心中纳闷是不是刚刚发生了一场局部地震，然后会好心地俯下身来告诉围观的人，他发明了一个“蛤蟆仪”，可以预报局部地震。看着他一脸无辜清纯的样子，人们的心里总是恨得痒痒的。好几次，一帮泼皮准备拼死也要把他从拐上扯下来，让他消失在洛阳大街上的那些深深的千年老泥中。

对于泼皮，我要做一点解释。很多看书不仔细的人，以为泼皮和流氓是一回事，事实上，他们有很大的不多。流氓具有专业精神和专业技术，而泼皮则基本是自学成才。如果一个流氓要打断一个人的大腿，那么绝对只在大腿骨的正中点打出一个折断，比用尺子量出来的还准确，绝不会伤到你的膝盖或髋骨，因为伤其他的地方也是要收钱的，他们决不会做亏本买卖。当然，经济萧条的时候，可能出现买一送一，免费送一只手指头的情况也是有的。但是，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大群人把一个人压在地上，用大锤狠狠地砸一个人的腿，不仅大腿打成几段，连小腿也砸成软绵绵的肉团，膝盖骨也鼓了出来，这肯定是一群泼皮干的。打个比方，大家更容易明白，如果说流氓是党员，那么泼皮最多算是预备党员。有些人十几岁就申请入党，但直到八十岁才被批准，这充分说明了要成为一个流氓的难度。

我曾经提到过，李卫公多才多艺，不仅数学做得好，还会写淫秽小说，会作春宫画，他的大多数数学定理的描述和证明都是用香艳的春宫体或春宫画写成的。这些东西，包括费马大定理的证明，都写在一个小本子上，只有他和李二娘，后来是红拂看过。遗憾的是，当他成为李卫公的时候，按照大唐皇帝的命令，上缴了所有的小本子，一本也没留下。在皇帝看来，每个人都没必要保留自己的小本子，人是皇帝，你的话、你的字、你的思想，甚至你的屙的屎尿也是皇帝的。这是我上国的逻辑，每个人都认为天经地义。不知道太宗皇帝看过这个小本子没有，反正其他人再没有机会看到它。想来他也没有看过，他拥用长孙皇后、赵惠妃、武才人和大杨妃这样的极品女人，再看春宫画有点说不过去。

李卫公就是这样，毫无顾忌地撑在两只白腊拐上，伏在别人家的屋顶的长满苔藓的瓦或树皮上，旁若无人地写着淫秽小说，下面是老百姓、旅游者和一些街边画速写的艺人，仰望星空般观察着他双腿间展翅高飞的燕子，伸出大拇指，发出衷心的赞叹：高，实在是高。李卫公相当看重这个写满数学定理证明的小本子，专门让李二娘缝了个软牛皮袋子，吊在他的阴茎上。宝马配金鞍，那玩意的确适合系上根绳子，挂点东西不容易掉下来。自从挂上这个牛皮袋，当李卫公从高速飞行中停下来的时候，这玩意会在他的那个部位来回乱撞，噼啪作响，这让他的阴曩和屁股经常是红彤彤的。好处也有，飞起来的时候，牛皮袋拖在后面成为一根尾巴，就像是猫狗的尾巴，增加了稳定性，转弯的半径更小，动作也更加潇洒。另外，李二娘还在牛皮袋上缝了一个哨子，李卫公在空中飞过的时候，发出像警车般尖锐的哨声。人们很远就可以听到这声音，可以提前避让，这就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洛阳城里的年青人，大多数都以李卫公为榜样，以这种新潮的方式出行，对于行动不变的老年人、小孩和妇女，则只能坐出租车。在以前，我犯了想当然的错误，把它称为taxi，不能说全错，但不够准确。事实上，黑人在大隋朝被称为“狄”，顺便也把黑人这种交通工具称为“狄”。当有人要坐出租车的时候，会对着黑人的脑袋狠狠地打一巴掌，“蹲下。”如果坐车的人很矮，而黑人又很高，便对着屁股使劲一巴掌。为了方便人们拍打，大隋朝规定经营出租车的黑人必须剪成光头（只在后脑留个小辩子，像马的缰绳，乘客可以拽着它来指挥他们），并且露出光光的黑屁股。上下班或者下雨的时候，洛阳的大街小道上，打出租车的“啪啪”声此起彼伏，相当壮观。久而久之，洛阳人就把坐出租车称为“打狄”。尽管要被人拍头或屁股，有时还要被一些妓女骚扰一番，但收入不错，因此除了黑人，其他的人种，像阿拉伯人、犹太人、盎撒逊人，也有不少人伪装成黑人从事这个行业。这些人没有营业执照，不用上税，价格相对便宜，大度的洛阳人也不跟他们计较，默许了它们的存在。为了区别于纯种的黑色出租车，洛阳人把这些杂色的出租车称为“野狄”。

下面我要讲的就是一个“野狄”司机花拉子密跟李卫公之间发生的事，在当时，这被称为“友谊”。

我们知道，李卫公是大隋朝（后来是大唐朝）最聪明和能干的人，他除了会数学、写小说、画春宫这些六艺之中的技艺之外，还会很多雕虫小技。比方说，他利用上厕所的时间发明了开根号的机器，在土耳其浴室按摩的时候发明了鼓风机，抽大麻的时候发明了机械萤火虫、机械蝉、机械苍蝇等等。另外，他在医院等待医生看他的阴曩搔痒症的时候，闲得无聊，翻着那些被人翻得缺页少边的外国杂志，学会了二十几种外语。他向外事府递过几次简历，希望做兼职旅游翻译，但大隋朝从国外回来的人才太多，根本轮不着他。为了不忘记这些外语，他总是轮流着使用这些语言，每天说一种语言。如果今天该暹罗语，那么说话、做梦、尖叫都是用暹罗语，明天是波斯语，那么说话、做梦、尖叫又都用波斯语。一个月下来，李卫公说中国话的时间就那么四五天。好在他的朋友不多，对他与人的交流不构成太大影响。只有两个不方便的地方，一是他去官府办事，必须等到他说中国话的这几天。二是作为一个收保护费的流氓，基本上只能每个月收一次保护费。这样一来，他的收入比起每天收保护费的流氓就少了很多，弄得他有一段时间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而且这还得在当天偷到了一些南瓜或土豆的前提下。不这，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由于李卫公一个月只收一次保护费，自愿到他这里交保护费的人反而多了起来。大隋朝法侓规定，每个商铺只交一次保护费，谁要是收你第二遍保护费，就可以判他“吃九族”，意思是你的九族可以到他家吃一年，这是比死刑还残酷的惩罚。因此，李卫公收了一个商人的保护费，别的流氓就不能再收了，这也是“保护费”的来由。这样一来，李卫公在洛阳流氓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有一天，李卫公拄着白腊拐在大街上凌空飞过，突然听到街道上有人用阿拉伯语在跟人说话。那天是他的“阿拉拍语日”，他有日子没跟人说阿拉伯语了，想练练口语，于是来了个急煞车。洛阳城的居民知道卫公经常来这手，大街两旁的商铺门口早不再放置真正的货品，只是用几块木板子画上货品的样子，写上价格和好处。即便李卫公的白腊杆把它们撞飞，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不过就是几块木板而已。况且，自己的板子飞了，卫公会把别外的板子撞飞过来，有时候还会多上一块半块的。这样一来，洛阳城大街两边的商铺里全是些木板做的宣传板，为了吸引人，有些还做得相当精致。来洛阳旅游的西方人，认为这是一个推销货物的好办法，传回了西方，借用木板被卫公铲倒的声音，叫它“咣当板”，后来以讹传讹，叫成了“广告板”。

当时，花拉子密拉了一个外地人到洛阳的太师府。这是个印地安人画家，来自遥远的南美洲，非要付给花拉子密一些漂亮的石头。花拉子密坚持要大隋朝的五株钱，这可是当年的硬通货，就像现在欧元。两个人站在街道边吵了起来，谁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眼见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花拉子密担心捕快很快要来，变得异常敏感和紧张，把手伸进了自己的衣服里。“野狄”司机为了应付大隋朝的捕快，身上都带有凶器。花拉子密的手已经握住了怀里的阿拉伯弯刀刀把了。

李卫公从两丈多高的白腊杆上飞了下来，在空中翻了两个跟头，为了避开街边的一块大“广告牌”，在空中转体720度，准确地落在了花拉子密的背上。他不会直接落在街上的烂泥里，他干净的麻鞋可不能沾一点黑泥。围观的人发出惊叹的叫声，就凭这个“下杆法”，在大隋朝就是头一份。大街上立马就有泼皮开始学习李卫公的这个后空翻转体下法。乒，乓，啊，噗哧，几个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小泼皮横七竖八的摔在了黑泥里，有一个甚至是倒栽葱，在一片惋惜声中，慢慢沉在了黑泥之中。和花拉子密争吵的这个人，一看这个架式，忙从背上取下一个板子，拿出一根竹签，蘸着街上的黑泥，开始在版子上画了起来，顺手把身上的石头袋子递给了花拉子密。花拉子密拉开布袋，里面只有几颗亮闪闪的石头，叽哩哇啦乱叫几声，就要把袋子扔回去。李卫公伏在他背上，用阿拉伯语说了句，“傻瓜，老值钱了，跑吧。”

李卫公伏在花拉子密的背上，连跟了自己几年的白腊杆也不要了。他当时的想法是，有了买宝马的钱，谁还骑自行车呢，再不济老子天天打两辆出租车了，坐一辆，跟一辆。花拉子密一口气跑到了李二娘住的酒坊巷，刚停下来，捕快就站在了他们的面前，手里还拿着李卫公的白腊杆，“收好，乱扔交通工具是犯法的。”在大隋朝，没有什么东西比捕快更快。

本来一切平安无事，两个捕快已经准备转身离开，其中一个突然像吃错了药纳闷地看着李卫公，“不对啊，你没有交通工具，是怎么到这里的？”

这一看就发现了问题。

“你的驾驶证？”捕快转头看着花拉子密，提起了水火棍。花拉子密又把手伸进了怀里。

李卫公很快摆平了这件事，代价是那个石头袋子。他告诉两个捕快，拿回去给小孩子当玻璃弹球玩。在大隋朝，贿赂捕快是要砍头的，但送几个玻璃弹球就没啥问题，而玻璃弹球不小心居然是钻石，买出高价那就属于商业行为范畴，属工部管，跟刑部无关，也跟送的人无关了。花拉子密很感激李卫公，李卫公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吱声，跨上白腊杆，飞奔而去。

二

有些生活阅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不怕没有理想，怕的是有理想却又无法实现，他们就会不安份，瞎折腾。汉高祖在咸阳看见始皇帝的威风，很大套地来了句，“大丈夫当如是也”，他的对头项羽不服气，专门跑到会稽去看始皇帝，更大套地来了句，“彼可取而代之”，然后，两个人就把好端端的中国打了个污烟瘴气。等刘邦得尝所愿，项羽被剁成几块，他们就消停了，don’t fuck around了，未央宫摆上几桌酒席，说几句“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哈哈一笑了事。三十岁以前，李卫公上厕所、作梦都在试图证明费马定理，也是个有志青年，反而弄得连个小流氓都做不好。

郁郁不得志这事儿搁在别的地方，也许人的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但在洛阳完全是另一回事。洛阳人从小就被老一辈教育，小时候要“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长大了要“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老了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因此，洛阳人差不多眼睛全都长在头顶上，自视甚高。左一个圣人转世，右一个帝王师出山，再不济也是个安邦定国的帅才，良将贤吏的胚子。在洛阳，一个人要是没点雄心壮志，每天不说两句豪言壮语，都不好意思出门。然而，这些个天才、枭雄、人杰，被洛阳城高耸坚固的城墙和排泄物的气息所包围，像便秘般全都憋在洛阳城曲里拐弯的肠道里，憋得人双眼通红，像一头头吊睛猛虎，时刻像要抓个人咬上几口。当然，他们不能抓本地人，人家也是猛虎想吃人呢，倒霉的自然是那些外来人口。

洛阳的普通老百姓除了必要的吃饭、睡觉外，最大的念想，就是有人来向自己请教，他们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机会。洛阳的大街两边，石榴和桂花树下，成排的小马扎上坐着乌央央穿着整齐的洛阳人，胸前挂着两袋水，背上背着两把伞，眼巴巴看着过路人。只要有人开口，他们会一下子蹦起来，紧紧抓住你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曾经出现过两个人同时跳起来，脑袋在空中“呯”的相撞，像两个西瓜撞得稀烂。后来，大隋朝规定，在街边坐小马扎必须戴安全头盔，这才避免了类似的事件的再次发生。

你一旦开口问他们问题，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他们会滔滔不绝从盘古开天讲到伏曦演八卦，再到神农尝百草，三皇五帝的四姑六姨，秦皇汉武的后宫传奇，三国两晋的争权夺利。天上的，讲日月金木水火土，地上的，讲江河东西南北中，人间的，讲夏商周春秋战国。北京人的头盖骨，仓吉造字鬼夜哭，神农尝药终丧命，女娲补天留个洞，直讲得山河变色，日月无光，这还只开了个头。他们连比带舞，绝不偷工减料，一招一势，就像是站在舞台上，具有相当的表演性，身为主，眼为帅，手为兵，脚为将。说到激动处，眉眼手足，像从几百年的历史画卷里走出来一样，带着些苍老的范儿。

如果你礼貌地表示出一些兴趣，那可了不得，他们会热情地请你到家里，好酒好肉免费吃喝，唯一的条件是你得听他从头道来。后来，一些带旅游团的不良导游为了吸引团员，会私下给团员发一本小册子《怎样在洛阳免费吃喝》，其中一个主要的办法就是问洛阳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册子里列出了常见问题top 10，比方说，为什么洛阳是宇宙的中心？洛阳的月亮是不是比别处更圆？等等。

对这种现象，我是这样理解的，这好比有气体憋在肚子里面，总得要找到一个出口。人上了年纪，就会变得絮絮叨叨，也是这个道理。因此，话唠只不过是一种发泄的方式而已，总比舞刀弄棍好。在大隋朝，政府是鼓励老百姓多说话的，说得多，还可以免所得税。政府怕的是你不说，暗地里使坏。

当然，也不是说了就啥事儿没有。洛阳城的捕快，也叫雷子，耳目众多，老百姓说的每句话都会被详细的记下来，必要的时候会作为呈堂证供。有多详细呢？打个比方，你在马路边被官府的快速牛车溅了一身泥，骂了一句粗口，你以为你用古印度语骂的，没人听得懂。你错了。你的这句话被你背后那个扫大街的大婶以最快的速度用条帚把注音写在泥地里，她是用古希伯来语写的，你才看不懂呢。对面窗户上的帐房先生，透过望远镜，很快抄下来，绑在一只信鸽的腿上，马上送到洛阳监听中心的翻译处，两个懂古印度语的小姑娘立刻翻译出来，在小本子上记下：某某某，骂政府官员一次，“操，当官了不起啊？”接着第二封飞鸽传书又到了：里面详细记录了你朝哪个方向骂的，声音是多少分贝，跺脚没有，有没有同党，有没有放屁，嘴里有没有蒜味等等。总共的时间不会花到五分钟，你的档案里就有了一条功击政府官员的记录。等这些记录到了一定数量，在某个漆黑的晚上，你可能被一群黑衣人拦住，拖上一辆停在街边的牛车里，你就永远消失了。政府不会做任何解释，因为它们是政府。

高效、有序地完成这些繁琐事情的正是洛阳的捕快。它们可能是我上国历史上最有效率和最玩命的捕快，正因为如此，他们个个胸怀大志，连皇帝老儿都不放在眼里。任何朝代，捕快早晨上班，都要背晨训，这是捕快祖师爷皋陶定下的规矩。一般的朝代，无非是“弹举官邪，敷陈治道”之类，碰到个倒霉的末代政府，随便点个卯，就可以回家继续睡回笼觉。只有大隋朝，几万名捕快站在巨大的天安广场上，四个高大的捕快举着雷神捕快旗，一人一个角，把它挂在用几十根竹竿接成的旗竿上，看着它同太阳一道冉冉升起，几万人同时振臂高呼“荡平乾坤界，抓尽古今贼”。就这一嗓子，不说人，就是那些长毛的畜生，天上飞的苍蝇、蚊子、麻雀，地上爬的臭虫、蛐蛐儿、老鼠，都吓得往洛阳城外跑。仰天大笑出门去，是个动物就怕官。

据我所知，洛阳城的捕快一般是在单位吃早饭。官办食堂的伙食相当不错，豆浆、油条、鸡子管够。大隋朝的政府知道，要想马儿跑得快，草料就得加得多。因此，捕快一个个养得肥头大耳、精力十足，提着桐油浸过白铁镶边的水火棍，身披大氅，足蹬厚底皮靴，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看谁不顺眼，就棍棒与臭骂齐飞，打得人屎尿与裤子同色。遇到个敢回嘴的（一般说来，这些人不是秀逗了，就是家里有些背景），不问青红皂白，抓进大理寺来个终身监禁。在大隋朝，说话写字要万分小心，几万个后补九门提督瞪大了眼睛，竖起耳朵，时刻找你麻烦呢。曾经有人把“广”写个“厂”，这还了得，敢割皇帝头，那就断你腰，大理寺一声令下：腰斩。还有个学写诗了，遇到极端天气情况，诗兴大发，哼了句“乌云滚滚退了位，明天早晨再登基”，还有两句没想出来，被捕快当街按在黑泥里，直接杖毙，离他九仗内的人全部当成他的九族，一块儿砍头。最倒霉的一个人，正好遇着一年一度的“严打”，看到一队黑衣红裤拧着水火棍的捕快凶神恶刹唱着“我们是捕快”冲过来，吓得往巷子里乱钻，不小心钻进了一家买豆腐人家的院子。家属求爹爹告奶奶，卖屋子借高利贷上下打点，才勉强轻判了个“商业间谍罪、抢劫罪、强奸罪、一级谋杀罪以及谋反未遂罪”，数罪并发，凌迟处死。当时的洛阳城，在这帮不得志的捕快的治理下，路不拾遗，门不闭户，可大隋朝还是只存在了三十七年就灭亡了。现在的史学界，对这点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叫做“足球队效应”。大意是说，如果一只足球队，队员踢得臭，赌球、踢假球、吃喝嫖赌样样都来，那么这个队的主教练就算差点儿，也吃点黑钱，但基本会没事，因为所有舆论、球迷的怒火会集中在队员身上，接下来会炒掉球员，制定不准夜不归宿、外出比赛不准带手机、不准开房等措施，但对主教练最多骂两句，位置会相对稳定。反过来，如果一帮球员踢得跟老马一样好，也不吸毒，不上夜总会，不拿气枪打记者，可还是连交趾足球队都要输，那对不起，只有换主教练了，有时候连整个俱乐部都会被一锅端。

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说，大隋朝的完蛋，全是洛阳捕快的功劳，那么洛阳全体公务员肯定会立马罢工，让你盖不了章，办不了身份证，无法出门。在大隋朝，如果上街没有带身份证，可以直接扔在黑泥里活埋。

据我所知，大隋朝的公务员，是古今中外薪水最高的公务员。大隋朝的最流行的歌曲《一条运河波浪宽》里唱道：“宁做三年公务员，不做一世状元郎”，还有一出一直演到贞观年的戏叫《不做公务员，勿宁死》。然而，他们的薪水和他们的心气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现在的公务员，每年都要填绩效考核表，尽管我只是个教书的，也要填。我一般都非常谦虚，明明称职，也只写个“基本称职”，还生怕脸红被人看出来。据我所知，我周围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都是这个德性。但大隋朝的公务员不一样，他们表现得相当自信。在填绩效考核表的在自我评价一栏，写“治世能臣”算是最客气的，写“周公下马”或“管萧拾履”的比比皆是。周公旦看到他都要下马，管仲、萧何都要给他提鞋，这就有点癞哈蟆打哈欠，口气大了。这还不算，如果有人敢说皇帝这个职位也可以竞聘上岗，估计大隋朝一半的公务员都会在家里准备竞选演说。另一半是女公务员，会在家里生闷气，有点预见特异功能的，就会埋怨武曌怎么不早点降临人间。如果仅是薪水高，抱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那还配不上叫“洛阳公务员”。他们全都清廉无私到变态，一心为公到吐血。如果哪个公务员在早上五更之前没到办公室，亥时之前离开了办公室，都不敢见人，上愧对皇帝，下愧对百姓，唯一的出路是洛水上的天津桥一跃而下。如果谁没有点儿胃癌、肺结核或者肝硬化三期，那都只好自己消失，去找个大夫（下面我会讲到他们）开点药。

尽管我对他们的作法并不是很赞同，但我还是必须诚实地告诉大家，他们的这种变态行为有一定的客观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隋朝的公务员都没有表，因此不知道准确时间，为了不迟到早退，只能拼了命的早来晚走。很多公务员的办公桌里都有一个简易床和被包，实在太晚就睡在办公室。由于办公桌的空间有限，只能放下很小的床和被子，因此洛阳城的公务员都疯狂地练着瑜珈，为的是能把身体折叠起来塞进办公桌里。

公务员没表这事儿，听起来相当古怪，我得做点补充说明。事实上，李卫公上中学时就发明了表，而且一发明就是两种。一种是机械表，一种是低碳生物表。机械表有一个木质表盘，一圈刻着十二个时辰，一根鱼刺做的针在表盘上，指向当时的时辰。表盘的下面扣着一圈削得非常薄的竹蔑片。使用的时候，用手指旋动鱼刺，把蔑片卷紧。卷紧的蔑片慢慢弹开，给鱼刺提供了动力。低碳生物表外观跟机械表差不多，只不过提供动力的不再是竹蔑片，而是一只键硕的大蚂蚁，它在里面拉着鱼刺转动。表的侧面有一个可以旋开的小孔，隔一个时辰，要向里面塞一点麦芽糖，否则，蚂蚁可能会罢工，或者一气之下，反着拉。这样的话，可能午时刚过，鱼刺却指着下班时间，如果你架起拐回家去，第二天一定成为《公务员文牍》的头条，一世英名就毁了。低碳生物表最大的好处是对时间的时候，只需要把侧面的孔打开，把蚂蚁放出来，它们用触角碰碰，开个小会，再钻回去，大家的表就都一致了。

李卫公的“蚂蚁神机表”构思巧妙，又节药能源，不破坏环境，流行了一段时间，但缺点很快就表露出来。蚂蚁有时候会从出入口钻出来，爬到人的身上，让人浑身搔痒。如果是一般人，躲到一边挠挠也不是什么大事，可如果一个女公务员站在法庭上，一边念公述词，一边双手在身上挠得花枝乱颤，这就有点太不严肃了。慢慢的，人们把“蚂蚁”扔在了一边，开始佩戴西洋表。这些金属做的西洋表精致、准时，但相当昂贵。后来，有个管城市建设的公务员带了一只西洋表去上班，当天御史台就收到了超过一万份的举报和弹劾，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他戴的是西域名表江诗丹顿，需要二十年不吃不喝才买得起。大隋朝的法律很公平，钱折成时间，是多少年就判多少年，于是这个人被判了个充军二十年。从此以后，公务员就都不再戴表了。

大隋朝的公务员的另一个特点是很瘦，像竹杆一样，有时候你到衙门办事，会以为走到了一堆长长短短的竹竿里。这是因为他们从早晨工作到晚上，不吃一口饭，也不喝一滴水。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自己带的饭，用的什么包？肯定是非洲山羊皮制作的路易·威登包。你吃外卖？那一定是周记两头鲍鱼快餐。如果你还胆敢饭后抽只烟，那一定是波斯产的九五至尊。曾经有一个女公务员感冒戴着一顶毛线帽来上班，监察御史参了一本，说是九龙九凤冠，镶着四十几个眼睛大的钻石，最后被判收缴全部财产。好在她最后时刻明白过来，主动潜规则，才没有去籍充军为公妓，但这辈子也算是毁了。

上面我提到了大夫，没有做过多的解释，这里作一点补充。平心而论，大隋朝除了炀帝有点扯蛋以外，事实上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朝代。统一了中国，开通了大运河，创立了科举制度，正是它打下的良好基础，才有了唐朝的鼎盛。但是，我却有一点自己的不同看法，我个人认为大隋朝最大的贡献是医学科学的进步。

在大隋朝以前，各朝各代的大夫不过是照着《黄帝内经》、《本草》和《伤寒论》给人把脉、开方治病而已，只是到了大隋朝才进行科学的医学试验，这也就难怪大隋朝的大夫有点狂妄了。在洛阳城，一百个大夫里有九十九位认为自己是扁鹊重生或华佗再世，剩下的一位直接就认为自己是神农氏。我们都知道，大秦朝的时候，始皇帝把天下的书都烧了，只剩下些有关巫医卜蛊的书，因为他认为这些书还有些用，毕竟他的臣民是人会生病，要看医生；如果医生都治不了，就要服从于命运。但在大隋朝，连这些书也当成柴火塞进炉灶烧了。这次不是皇帝下的命令，而是老百姓自发烧的，他们认为这些破书没用了，过时了，大隋朝大夫的医术早就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朝代。每位大夫心中都有一恨，不是恨自己没见着黄帝神农，而是恨黄帝神农没见着自己，不能向自己请教。在大隋朝，如果一个大夫没有开宗立派，没有出版过几十本医书，都不敢承认自己是大夫，只敢说小时候跟过几天师傅。他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打倒权威，突破窠臼，改写医学。砒霜有毒？不能入药？看我的，不仅入药，而茶里加，饭里加，汤里加，年年加，月月加，天天加，时时加。不吃点砒霜，怎么见彩虹？巴豆大泄？错。大泄大通，不泄不通，通则和，和则顺，顺则气血充盈，阴阳平衡。当时，大隋朝军队的战斗力惊人，对付陈后主部队的时候，基本是以一当百。这些士兵能够在大隋朝的大夫的照顾下长大成人，只要不是想自杀，估计差不多就是所谓的百毒不侵、万劫不坏之躯了。当然，死人是难免的，哪个科学试验不死人呢？大隋朝的大夫说得很有道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许人间见白头”。好在洛阳大街上黑泥遍地，松软适宜，软而不黏，滑溜不滞，人可以随倒随埋。如果死在家里，也很方便，从窗口上往外一推，连口棺材都省了，一转眼的工夫，就沉入千年漆黑的历史之中，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说这么多，其实是个大家早就明白的道理：如果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在其位，不满足现状，那么这个社会就相当危险。大隋朝就是这么个状况，就连杨二公子，已经当了大隋朝的皇帝，也不满足，觉得自己离鸟生鱼汤还差点儿，于是修运河、巡张掖、开科举、发西域、征高丽，然而，人们记住的，只是他最后的一句话，“好头颅，谁将斫之？”

花拉子密在洛阳呆了一段时间，少不了在洛阳的千年老泥里摸爬滚打，多少沾了些洛阳的地气，也就多少有点洛阳人的自命不凡。话说回来，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如果不适时地表现一点点野心，反而会被人瞧不起，或者被认为是有毛病。大隋朝站街的妓女，把嫖客接到屋里之后，首先是先泡上茶，磨上墨，把笔塞给他，让他先写篇命题作文：我的理想。如果你老老实实说，我就想多嫖几个，那么你会得到天底下最差的服务，她们甚至会在床上睡着。如果你大笔一挥，“唐婃宋姝，稍逊风骚。成天思汉妹，只识弯弯大鸟”，虽然她们不大懂，但立马会给你打个对折，再送半个钟的blow job。

久而久之，花拉子密也偶尔会在开车途中走神，莫名其妙来个急刹车，坐在他背袋内的人会“嗖”的一声飞出十几丈远。洛阳本地人对此相当有经验，他们的头上通常插着一把伞，这个时候会自动打开，像一朵蒲公英慢慢落在黑泥中。如果是不明就里的外地人，没有准备，就会像根棍子直挺挺地插在黑泥中，纹丝不动。大家都知道，这个家伙的脖子已经断了，就不会搭理他。过一会儿，他就会自己慢慢沉入到黑泥之中，像从来没有来过洛阳。洛阳人不会埋怨出租车司机，而是认为那个人运气有点背。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理想的权利。一个人现在是黑人，只是个出租车司机，但在未来，他们完全可能是个白人，大诗人、大军事家、大数学家。大隋朝的人都知道，人跟文学或数学相比，那是微不足道的。当然，如果被摔死的也是个大数学家，这就有点扯不清楚了。不过，对于洛阳人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他们天生乐观，会说，“不会这么巧吧？”

花拉子密当然也不会为他的那些倒霉乘客操心，他的脑袋里充满着伟大的理想和抱负。比方如，刚到洛阳的时候，他经常幻想用豆面掺和洛阳城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黑泥建个结实的雕楼，把路过的花姑娘通通拉进去；后来，他发现在大街上游荡的花姑娘都是些低档的妓女，漂亮的女孩要么是雷子，要么是太师府的歌妓，这个时候，他就幻想跟着虬髯公学会最上乘的轻功，飞过太师府高高的石墙，去偷窥那些个白得耀眼的歌妓。作为一个成年人，只幻想一番是远远不够。在洛阳，你把一个人摔断了脖子，而你竟然不唱两句“沧海一声笑”，居然不仰天长啸，会被人看不起，人们就会对那个被你摔死的人打报不平，就会叫来妖妖零捕快，在这种情况下，情况就变化了，有可能判你危险行驶，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打你板子。因此，当花拉子密把人仰八叉地摔在黑泥里时，经常扯起嗓子，用阿拉伯语一阵狂喊，“哎，我说小家巧，你怎么能懂得起我老雕的雄心壮志呢”；或者，“狗，富贵了都不会忘记我，何况人呢？”他的中气很足，那些在天上飞过的鸟雀们都躲得远远的，唯恐被他发出的声波和巨大的理想打成内伤。

喊完这几句话，花拉子密总是望着头，停上几分钟，避免眼泪从眼睛里掉下来。他不是被自己感动，那个时候的人还没有这种烂毛病。他只是水土不服，每次大声说话，气体会通过鼻子后的鼻泪管窜到眼睛里，把眼泪挤出来。这种时候，他偶尔会看到李卫公像头巨大的蝙蝠从天上凌空飞过的。花拉子密几次想打招呼，但卫公总是一幅屎快拉出来的着急忙慌样子，“嗖”的一声就没影了。这不能全怪李卫公，他那天可能没有说阿拉伯语，听不懂花拉子密的话，更主要的原因是那段时间，李卫公正在构思一个艺术品，几百个脑子瓜子里晃荡的全是设计图。

三

有些读过我的历史小册子的人，一直在给我写信，大部份夸我写得不错，也有个别的说我是“史坛外高手”。我知道他们在骂我，不过，即然是“屎”坛，在内在外，是不是高手，都是一身屎。我的专业是科学史，跑到别人的坛子里搅屎，有点怨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另有一些人，提出一些非常专业的意见，对这些人我始终心怀感激。

有一个人不只一次告诉我，我写了这么久的洛阳，却从没提过洛阳城的具体样子。我翻了翻以前的小册子，还真是这么回事。我想了想，却找不出原因。肯定不是因为洛阳城的结构不合理，反而有点像是太合理了，完美得像个圆，我不知道从何处写起。今天，我试着向大家介绍一下大隋朝的洛阳城。我对古代城市结构研究不多，错误在所难免，请大家原谅。

洛阳城基本上是个正方形，皇城也叫紫微城，在它的西北角，“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前面是龙门山，后面是邙山，左边瀍水，右边涧水，洛水穿城而过，象征天上的银河。从八卦上讲，西北是乾位所在，是生门，主万物生长、郁郁向上，但大隋朝没生，反而死得很快。紫微城的西边是神都苑，是皇帝贵族打马游猎的地方，有时候也在里面开些party。洛阳城的其余地方，像被快刀纵横各切了十二刀，变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方，这就是所谓的“棋盘式布局”。横为街，纵称道，铺面为坊，各有名字，仁风、从善、铜驼、玉鸡、景行、归义、思恭、清化、立德，不一而足。除了这些街坊，洛阳城水渠纵横。洛水从西向东，穿城而过，把洛阳一分为二。洛水北岸有漕渠、泄城渠、瀍渠、谷渠，洛水南岸有通济渠、通津渠、运渠等等。

洛阳城的老百姓对自己的城市相当自豪，尤其是豆青色的城墙、污泥簇拥的街道和巍峨的紫微皇宫，但从来不提及洛水。这是一件让人相当奇怪的事。据我所知，洛阳城的旅游手册上，把南北二城转了九十度，分别印在两页上，而分隔它们的洛水，就这样很自然地消失在页面的接缝中，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如果有旅游者道听途说，听到了洛水这个名字，一定要去看看，那么司机、导游和大街边的老头老太都会劝他别去。洛阳本地人，只有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在思顺、温柔、恭安、修业、修文这些著名酒坊茶肆没有座位的人，实在无处可去的时候，才会到洛水边去坐一会儿，一般来说还会戴个眼罩，怕别人看出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朝末年，唐朝最大的loser黄巢，被人打得无处可去，也跑到了洛水边的天津桥上。他怕别人认出来，剃了个光头，穿件百衲衣，提了根禅杖，打扮成游方和尚的样子。当时，他的脑子差不多坏掉了，把前人的几句诗东拼西凑，当成了自己的诗：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杆看落晖。

从这里可以看出，洛阳人是不待见洛水的，至于原因是什么，史料上完全没有记载。洛阳的大街上堆满污泥，水渠里乌漆麻黑，漂浮着说不清楚的物质，臭气熏天，但洛阳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却感到心情舒畅。那些污黑的泥土，充斥在他们周围，就像是一层泥壳包裹在他们的皮肤上，让他们感到充分的安全感。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多少有点像山林中的野猪，喜欢在泥水塘里把自己弄得全身是泥，他们才觉得舒服。然而，洛水却是个异类，相当的干净、清亮，白花花的，在太阳下像一道由晶莹的玻璃珠子组成的河流，又像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剑，没经许可就直端端捅进了洛阳城的心脏，让洛阳人的心里堵得难受。他们从心里不待见这么一条干干净净的河流，拼命把各种脏东西往洛水里倒。早晨，洛水两岸全是倒马桶、涮马桶的人群，两边的河水被染成金黄色，臭味盘旋在空中，传出几十里地。每个初次到洛阳旅游的人都会感叹，洛阳真的很伟大，一晚上竟然会产生这么多灿烂辉煌的屎尿。等太阳升起来，各种烂菜、煤渣、剩菜剩饭、泥砖碎瓦、生活垃圾，一车接一车，一筐接一筐，全都倒进去。可这些东西全部都被洛河水静静的冲走，一丝也不会留下，它依然干干净净。洛阳城的环境保护局，有个洛水管理处，专门负责制造垃圾，用来弄脏洛水，但处长的脑袋砍了一个又一个，被扔进洛水，但它还是那样清清亮亮，一尘不染。

旅游者在洛阳旅游时，一定小心慎言，千万不要赞美洛水的干净。否则，你会在坐出租车的时候，被故意掼在黑泥里；坐在牛车里的时候，牛会突然发疯，撞向路边的石狮子，牛车四分五裂，而你可能会挂在石狮子上。最好的办法，是站在天津桥上往洛水里撒一泡尿，当然，你能拉一泡屎，洛阳人是最高兴的。事实上，天津桥的一边已经改成了公共厕所，免费不说，还提供午饭，就是希望人们尽量把屎尿拉在洛水里。当然，如果你有把它弄脏的好办法，那更好，千万直接说出来，你会得到洛阳政府最高规格的接待。如果措施的确有效，你还有可能被授与“洛阳荣誉市民”的称号，那可是大隋朝至高无上的荣誉。在花拉子密到洛阳之前，只有一位来自陈朝的书生获得了这个荣誉。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即然我们不能把洛水搞脏，那我们就挖一些小的支流，先把这些支流搞脏。这个措施被证明相当有效。很多从洛水挖出的支流，它们被成功的搞得污黑恶臭，和大街上的千年污泥相映生辉。洛阳人很满足这种效果，当一个洛阳人吐出一口浓痰，看着它会冒着热气，浮在黑色的河水上慢慢的漂向远方，内心总是会充满极大的自豪感。

我得承认，随着我对洛阳城越来越了解，我就越发感到，尽管李卫公的行为有些怪异，但在洛阳城中，他算得上是一个相当正常的人。收保护费的工作不算太差，研究数学的业余爱好也相当高端，一个月收一次保护费足显他的善良（当然有客观原因），如果他不是一个流氓，他甚至可以成为良好市民的侯选人。然而，正常人在洛阳的唯一结果，就是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洛阳的高级茶坊一般开在污黑透亮、散发着恶臭的沟渠边上，干净的洛水，大家都避尤不及，只有低等的小茶馆，由于付不起昂贵的租金，才开在它的岸边。有时候，李卫公工作一天，不仅收不到一文钱，而且连水也喝不上一口，这个时候他就会到洛水旁的上林楼喝口茶，歇口气。

有一天，他刚喝了茶从里面出来，用长大的袖子遮着自己的脸。在这种地方喝茶，如果被人认出来，基本上就无法在流氓界混了。这里的大街上黑泥不算厚，是洛阳比较干净的地方，不少叫花子躺在这里晒太阳。头的一半沉在黑泥中，只有脸露在空气中，在太阳光下，像扔在黑泥里的一个面具。在洛阳的其他街道，由于黑泥太深，这样躺着，一不小心就会沉到黑泥中消失不见，相当的危险。李卫公已经上了拐，突然瞥见一个小叫花躺在黑泥里，不知是脑袋太小，还是病得奄奄一息，黑泥已经淹没他的嘴巴和鼻子，只有一些小泡泡在泥面上有一下没一下的冒着。他叹了口气，从拐上下来，用白腊杆把小孩子像头死猪挑到街边。他拿出钱袋，掏出一枚黄闪闪的五株大钱，一下一下把敷在小叫花鼻子嘴巴上、眼睛上、脸上的黑泥刮下来，小叫花的呼吸顺利起来。刮黑泥就是这大钱最管用，瓦片、竹片都不行，道理大家都明白，钱本来就刮地皮刮出来的。等到泥刮得差不多了，小叫花一个骨碌爬起来，抢过卫公的钱袋就跑。看来，小叫花是混城北的，不知道李卫公是南门有名的“拐上飞”。李卫公苦笑了一下，腾身上拐，像个老鹰一样扑了过去。小叫花一个转身，撒腿就跑，七弯八扭，到了漕渠的边上，钻进了毓财坊。

在洛阳城，拐是不能扛进公共场所的。拐刚流行的时候，大隋朝允许人带着拐进入商场、饭店和娱乐场所，但长长的拐经常让人卡在上下人力梯里出不来，或者把蓖麻油灯挑得乱飞，引发不少火灾。买东西的时候，大家挤作一团，不小心就会把售货小姐的肚子捅暴，串在上面像一串烤青蛙。吃饭的时候，你的拐碰我的拐，经常是桌子已经掀翻三次，还没吃到一颗米。更严重的问题是，经常有小偷扛着拐进来，实际上却是一付梯子，把挂在屋檐上的祖传腊肉、宝刀、藏宝图和记录同事不良行为的小报告本，全都一扫而空。

因此，大隋朝后来规定每个公共场所的大门前，必须安装有数量不等的 “寄拐柱”，否则安防检查不予通过。那是些直直的铸铁筒子，旁边有一把锁，打开后可以把拐放进去，锁上以后万无一失。这一排排二丈来高的黑铁柱子，巍峨地耸立在广场上，像一排排不冒烟的烟囱。曾经也试过简易的“拴拐石”，一块大石头，上面一根大铁链，用的时候，把拐往链子上一锁就行了。可是洛阳城的小偷，尤其是那些大麻瘾君子，偷不走你的拐，便一截一截锯掉，拿到北市当柴火换几文钱。经常是二丈长的拐，喝完酒出来，就只剩下双截棍了。更可怕的是，如果你的拐木质比较好，像紫檀、黄花梨、红豆衫，一些老头老太会用小刀子从上面刮木屑。拐是活木，沾了各种地气，木屑便成了一味中药，叫“神行太保”，专门用来作药引子。加了它的中药，药力会直达腰部和足部，产生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没有它的中药，药力会慢腾腾在身体里散步，最后找不着路，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付二丈来长的拐，等波斯女服务员给你按摩完，你在门外的拴拐石上可能只能看到一双筷子。

李卫公花了点时间存拐，进入毓财坊的时候，小叫花已经没影了。

毓财坊是座赌场，李卫公早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但很少进来。漕渠是离洛水最近的支流，经过洛阳人多年的努力，终于变得污黑发臭了。它在年初刚通过了洛阳环境局的“臭烘烘”二级认证，换言之，只是入门级的臭，刚脱离无政府主义的臭，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臭，但离臭豆腐那种具有艺术魅力的臭还有一段距离。从这点我们可以知道，毓财坊只是一个低层人士来得比较多的赌场。

李卫公除了收保护费，还在一家夜总会兼职，由于写得一手好字，负责给那些姑娘抄名牌。这个工作是白班，因为名牌一到晚上就会在一群有钱人的手中转来转去，没工夫再写。一般情况下，李卫公下班后，会脱掉黑色的流氓制服，洗个澡，换上一身白绸的休闲装，把头发松下来披在肩上，跑到小酒馆或者土耳其浴室一类的地方，和波斯人、土耳其人，还有其他一些可疑人物讨论星相学、炼丹术等等，有时还要抽一支大麻烟。他在骨子里自认是知识分子，瞧不起没有技术性的工作。他有时候不太明白，赌博这么简单低级的东西，怎么有这么多的人乐此不疲呢？

关于赌博，我要作一些补充。在我看来，赌博是我上国的重大发明，远早于四大发明，并可与它们相提并论。有记载的赌博早至殷商的武乙和西周的穆王满。武乙是商朝的第二十八个皇帝，对治理天下没啥本事和兴趣，对赌博到满在行。他自己发明了一种赌博工具“偶人”，也叫“天神”，然后与它对赌。用现在的话说，就如同自己写了个计算机赌博程序，然后跟机器赌博。大约这个皇帝闲得脑袋有点毛病，程序输了，他就一个劲儿的辱骂它，你牛啥？还不是输给我了。诸如此类。周穆王满在历史上记载不多，但其中就有一条，说他有一次到邴国，与一个叫井公的人赌，赌了三天三夜不睡觉。看来，他是个赌瘾比较大的人，体力也不错。

到了春秋战国，赌博基本就已经成了我上国城市居民的必不可少的娱乐了。我们现在把一些能说会道的人叫大忽悠，在战国时代，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叫“纵横家”，其中苏秦和张仪是两个最有名的大忽悠。大忽悠苏秦在忽悠齐宣王的时候，说临淄有七万户居民，除了吹芋鼓瑟、击筑弹琴，就是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说得通俗点儿，就是一天到晚啥事儿不干，天天开大party，边玩边赌。斗鸡走犬，我们都知道，蹋鞠呢就是高太尉玩得出神入化的玩意儿，你要愣说是足球也可以。知道六博的人少一些，它是我上国发明的最古老的赌具。据传，它的棋盘四四方方，涂上白漆，上面用红漆描上、和的标记和圆点。棋子也是方的，六黑六白，大的叫“枭”，其余叫“散”。还有箸，就是现在的骰子。两个人玩，轮流掷骰子，根据的骰子的点数行棋。这棋有点像现在的象棋，杀死对方的枭棋就获胜。上国历史上玩这棋的人不少，但用来赌博，它就显然有点麻烦。王公贵族一般用它来消磨时间，带点儿彩头，就像现在棋院里，跟人下棋，多少带点儿彩头是一个道理。

樗蒲和双陆也是两种我上国历史上有名的赌具，也是以行棋的方式来玩。还是骰子、棋子儿和棋盘，只不过棋盘上的标记不同，行棋规则不同而已。相同的都是通过掷骰子行棋，需要排阵布势、精密计算、见机行事，需要相当的技巧和耗费大量的时间。

这些赌博方法对于有闲阶层的老板大款、公子小姐、富二代，是满适合的，但对于那些缺乏闲情逸致，只希望几把就捞一千万的赌徒来说，就不适合了。东晋的时候，出现了掷骰子定输赢的简便赌法，仍叫樗蒲。据我所知，周文帝宇文泰最喜欢这种玩法，曾经用这种方法把金腰带都输掉了，裤子输没输掉史书上没说。然而，由于大隋朝的天下是篡后周得来的，因此凡是后周朝的娱乐，大隋朝全面禁止。掷骰子赌博当然也不行，违者要株连九族，这可苦了一帮赌徒。因此，在大隋朝的赌场里，你只能看到最简单、最直接的赌博方式。

李卫公非常熟悉洛阳城的黑泥和兑了小孩屎的城墙的臭味，有时候还真的觉得好闻，但毓财坊里的那些热腾腾、活生生的骚味、汗臭却差点把他熏出来。在他的面前，全是人的大腿和屁股，赌徒们都站在凳子上、桌子上，有几个实在挤不下，用绳子把自己头冲下全吊在梁上。他们光着上身，只穿条裤衩，铜板用绳子串成圈挂在脖子上，有两人一组，有三人一组，有多人一组，听着赌场中央几个精壮小伙的口令。这些人的前面站着一人，举着小旗，指挥着大家。“一、二、三，剪刀、石头、布”。一下子安静了，赌徒一只手伸出去，一只手背在背后，直挺挺立住，一动不动。这个时候，乱动有很大的风险，有可能被认为是作弊，被赌场监督在背后兜头一哨棒打死。有鉴于此，大隋朝规定，赌徒在进入赌场之前，必须在雷电交加的晚上，到恶臭熏天、蚊虫充斥的沟渠边，在训练班上几次课，练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蚊虫叮全身而目不瞬，拿到“赌照”才能进赌场。等赌场监督检查完输赢，付钱交割，然后接着下一轮。赌场只抽一厘的水钱，换言之，如果你有一百文钱，你和你的对手今天赌了一百次，那么这一百文就不见了。你们都没输，但钱就是不见了，这就是赌博的奥秘，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怕吵，也挤不上中间的那些桌子板凳，躲在边上的几张小桌子前，安静地赌着正反面。一个着皮裙露出大长腿的姑娘，抓起开皇五铢钱，懒洋洋往天上一抛，落下时用手掌盖住，大家便往桌子上两个表示正反的圆圈里扔钱。还有几个，显然是喝了一些酒，躲在角落里，敲着棒子，有气无力地嚷着“棒棒棒棒—棒，虎/鸡/虫/棒。”

一般的知识分子碰见这种情形，尤其在有人围观的时候，会端着架子，自抬身份骂一句“弱智”，转身离开。但李卫公不是一般人，否则，他的名字也不会在几十年后写入凌烟阁。他忘记了那个小叫花，石榴般的脑花儿开动起来，全方位、多方面、深层次地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和综合。当他在毓财坊前面黑烟囱里取出自己的白腊杆时，他已经有了结论：

1.赌博是我大隋朝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

2.这种方式显然具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3.如果找到一种合理的赌博方式，并且需要一点点技巧，那么我应该可以利用自己的数学知识赚到足够多的钱。

多少算足够呢？李卫公认为就是不用像收保护费那么辛苦，可以省出时间去思考数学问题。从这可以看出，李卫公是个比较容易满足的人。

他在黑泥道上飞奔的时候，大脑中便开始了设计。由于太过专心，他完全没有顺着道路行驶，而是随心所欲地在房屋顶上掠过。几个眼尖的捕快发现了这个状况，向他追了过去。这些家伙的拐比卫公的短，也比屋子低，他们必须用力的蹬腿往上蹦才能看到在前飞奔的李卫公。跑了一段路之后，天开始下雨，在雨雾缥缈的天空上，一只黑色大鸟贴着屋顶飞过，几只麻雀一蹦一跳跟在后面扑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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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联网于2011-02-19 00:48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