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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Ω》之《自由意志》（推荐）

论坛：江湖谈琴作者：胡联网发表时间：2011-03-17 16:55

修改中，勿转贴。

自由意志

尽管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处于不停的选择之中，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它是人生的最大困境之一，常常置我们于两难的境地。

伟大的法国哲学家及文学家让·保罗·萨特在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描述了他一个学生在面对选择时的无能为力。

“……他的父亲正和他的母亲吵架，而且还有‘通敌’的倾向。他的哥哥在一九四零年德军侵袭时被杀，而这个青年人，怀着原始而激昂的心情，燃烧着复仇的愿望。他母亲和他单独住在一起，深为他父亲叛国的行为和长子的死亡而悲痛。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但是这个青年人这时却处于两种选择之间：到英国加入自由法军，或留在母亲身边帮助她生活。他十分清楚他母亲是为着他而活，他的消失，可能是死亡，会使她陷入绝望之中。同时他具体而真实地感觉到，他为他母亲所做的任何行为，将会有助于她生存下去，然而他为战争所做的任何事情，将如水渗沙，毫无作用……”

这个学生无法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因此他希望萨特能够给予他一些建议，甚或帮助他做出选择，但萨特告诉他，他只能给予一些忠告，选择必须由他自己做出。每个人必须做出选择，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换言之，我们都是选择成为自己的。这是萨特的哲学，选择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多数的选择是琐碎的，有些甚至是无聊的，比如，“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吃过晚饭，先洗碗还是先洗衣服。但有时，选择却相当残忍，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美国小说家威廉·斯泰隆著名的小说《索菲的选择》中，有这样的一个情节：一个醉醺醺的党卫军官要索菲在二个孩子中选择一个送到焚尸炉：

那医生有些站不稳。他手里拿着一个带夹子的记录本，朝一位下属俯过身去，嘴里一边喃喃地说着什么，一边用手抠着鼻子。伊娃紧紧地贴着萦菲的腿，开始哭了起来。“这么说，你相信基督这个拯救者啰？”医生口齿不清，也不在焉地说，像一位讲师审查着逻辑命题的细微方面。随后他说了一句让人捉摸不透的话：“他没有说，‘让小孩受难以来到我身边’？”

索菲张口结舌，极力想回答，这时医生说：“你可以保留你的一个孩子。”

“Bitte？”索菲说。

“我可以保留你的一个孩子，”他重复道，“另一个得走。你将保留哪一个？”

“你是说我必须选择吗？”

“你是一个波兰佬，不是一个依地人。这给了一个特权，一次选择。”

她的思维闪烁了一下，停止了。接着她感到双腿垮了下来。“我不能选！”她开始尖叫。啊，当时那是什么样的尖叫啊！受折磨的天使在地狱的烈焰上也没有这样的惨叫。“我不能选择！”她尖叫。

医生注意到引起了不愉快的注意。“往口！赶快选择，要不然妈的，我把他们两人都送到那边去。快！”

她简直不能相信这一切。她简直不能相信，她此时跪在坚硬、粗糙的水泥地上，拼命地把孩子往身上搂，以至于她感到他们的肉体似乎要嫁接在她的身上。她发现自己抬头祈求地望着年轻的小队长，那位憔悴，皮肤白晳的助手。他似乎也呆了，吃惊地睁大眼睛，似乎在说：这是怎么回事。

“不要让我选择，”她听见自己喃喃地恳求，“我不能选择。”

“那么把他们两人都送到那边去，”医生对助手说，“向左。”

“妈妈！”她从水泥地上跌撞着站起来一把把孩子推出去时，听见伊娃凄惨的叫声。“拿走这孩子！”她喊道。“拿走我的小女孩！”

这时，助手带着一种索菲难以忘记的温柔接着伊娃的手，把她带到了注定要灭亡的那一群人中去了。她将永远忘不了那模糊的印象，孩子不断地回头望着，企求着。但她的双眼被泪水蒙住，因而幸运地没看到伊娃脸上的表情。她最后瞥了一下逐渐消失的细小人影时，几乎疯了。

这种让人痛不欲生的选择不只在文学作品中才能出现。二零零四年九月一日，在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发生了一起劫持学生、教师和家长作为人质的恐怖活动。事件中有1200多人被劫为人质，最终有326名人质死亡。

二十七岁的别斯兰妇女扎莉娜·德赞达罗瓦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九月一日这天，她带着六岁的女儿阿拉娜和两岁的儿子阿兰一同参加十六岁小姑的开学典礼，遭遇到这起可怕的人质挟持事件。他们不幸沦为人质，与其他近千名孩子和家长被一同赶进了闷热难当的学校体育馆。进入体育馆不久，她听到两声巨大的爆炸声响。数名穷凶极恶的“黑寡妇”为了达到震慑的目的，引爆身上的炸弹，与一群身强力壮的男人质同归于尽。

九月二日，绑匪同意释放一部分人质。扎莉娜被告之，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

与扎莉娜同时关押的还有她那十六岁的小姑。想到自己带着两个孩子，而绑匪很可能只为每一位妇女分配一个“名额”，扎莉娜急中生智地将女儿阿拉娜推给了小姑。然而，这一小小的“诡计”没有躲过绑匪的眼睛。他们把扎莉娜和她的女儿分开，冷酷地告诉她，她只能带走儿子。扎莉娜失声痛哭，向绑匪苦苦哀求。绑匪残忍地告诉她，如果她不马上离开，她就和她的两个孩子都将留下来，被统统杀掉。

这时，扎莉娜意识到，绝不可能同时将两个孩子都带走，她必须面临今生最艰难的一次抉择：选择救出一个孩子而放弃另一个。

扎莉娜搂紧怀里的儿子，硬着心肠走了出去。她六岁的女儿阿拉娜在她身后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妈妈，别把我扔下，别把我扔下。”

绝大多数人不会有索菲和扎莉娜这样的痛苦经历，我们的选择比起她们的选择相比，显得无关紧要。去看场电影或足球赛，读马丁·科恩的《101个人生悖论》还是乔安妮·凯瑟琳·罗琳的《哈利波特》，晚上吃火锅还是去一家新开的鱼庄吃饭。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高考是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但就算是这样的选择，其实也不过就是仔细阅读硬塞到手里的大学宣传单，考虑学费、距离、气候和饮食，然后在志愿表上填上你想去的大学的名字。

所有的这些选择，重大的、细小的、残忍的、被动的，甚至不选择（萨特认为“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它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哲学前提：我们具有选择的自由。由于这些选择是由我们的意志做出的，因此，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具有自由的意志。

对于人们来说，自由意志几乎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此时此刻，我正在读这本书。它或许不是本好书，但还算是本有趣的书。它不是教科书，也不是技术报告或商业资料，我不会为工作或上级的命令而去阅读它。我在书店里看到这本书，它是关于数学的，却与小说结合在了一起，还算有趣，恰好我对数学也有些兴趣，因此我买下了它。或许有人对我提到过它，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买下它的确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实际上，在买它的时候，我的确犹豫了一会儿。它被买回来之后，被我忘记在书架上了几个星期，我一直没空读它。今天晚上，外面下雨，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我突然想起了它。是继续看《我的兄弟叫顺溜》还是看书，我想了想了，然后选择了看书。

一切都是我们的选择，甚至我相信我有自由意志，也是我的选择。换言之，我选择了我相信我有自由意志。

对于自由意志，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难道真的有人傻到不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

且慢，先不要下结论。

我们先看看这个问题的各种可能的回答，以及这些回答本身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许这样会帮助我们对它的理解。

首先，我们来看看自由意志不存在这种回答。这种回答不是哲学家的凭空臆想，而是科学实践尤其是物理学发展的结果。在量子力学之前，所有的物理学都是决定论的，对于某个系统，只要给定某个时刻特定时刻的状态，我们总可能从物理方程得到下一个时刻的状态。这种情况，可以用莱布尼兹的话来概况：

“每件事按照数学进行……如果某个人对事物的内部有足够的洞察力，并具有足够记忆力和智力去考虑所有的情况并加以考查，那么他将是一个先知，并能像在一个镜子中一样看到未来就在眼前。”

在这种物理观之下，整个宇宙发生的事件都处在一个严格的因果链之中。当一个事件发生，必有另一事件作为它的原因，而它又导致下一个后果，因此宇宙只有一个可能的将来。由于人的头脑也是由物质组成，由原子组成，因此它的状态（即它所包含的所有原子的状态）也是被它以前的状态所决定。尽管我们可能不知道它的确切状态，但它在此时此刻只能是目前的这个状态，因而由它所产生的思想也必然是此刻的思想，尽管我们可能不知道某个人在此时此刻的具体思想，但这个时刻它必定有个思想，而且必须就是他头脑中此刻的思想，这就是决定论。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在做出一个选择，那么这个选择是必然的，是被你的以前的状态（历史、经历等）所完全决定。如果想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决定论者看来，你现在的想法是从宇宙大爆炸开始时，就已经决定了的，我们活着只不过是在等待一切来临而已。

这听起来似乎很荒唐，但荒唐并不能成为它不能为真的证据。量子物理学中有更多更荒唐的事，但它的确是真的。这种观点与其说是一剂清醒剂，不如说是一剂麻醉药，如果索菲和扎莉娜支持这种观点，那么她们或许不会为自己的选择如此痛苦。那么，除了表面的荒唐之外，坚持决定论，不承认人类具有自由意志，有什么真正的问题吗？

问题来自伦理学。从人类社会的非常初级的阶段开始，人们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你偷了东西，你必须受到惩罚；如果你在洪水中拯救了其他人，你的行为会得到赞扬并受到表彰。最极端的情形，如果你非法剥夺了别人的生命，在大多数人类社会地区和阶段，你也必须被剥夺生命。“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测。实际上，我们的法律系统完全建立在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基础之上。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意志，我们的行为是宇宙之初就决定了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辛普森完全没必要花钱请律师，费那么大的劲，他只需要站在法庭上说，“这是宇宙决定的，我没有责任。”

然而，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一个人在他的选择实际上已经被决定的情况下，他依然可能具有责任。

一九六九年哈里·法兰克福以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改变了关于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争论。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典型的例子：

文强是重庆司法局的局长，性贪，只要别人送钱就收，他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不收钱，就是他想到他收钱可能导致他以后被法律制裁的时候。黑社会头子黎强，为了保证每次他送钱，文强都会收，从而保证自己黑社会的安全，就是文强的脑袋里装了个装置，只要文强想到法律制裁，就激活该装置，强迫文强接受别人送的钱。然而，每次文强收钱时，从来没想到过要被法律制裁，都是自愿收钱，因此黎强的设备从来没有激活过。显然，文强要为他受贿的行为负责，因为他是自愿接受的，尽管实际上他并没有不收贿的自由。

因此，即使因果决定论是正确的，即使决定论去掉了不这样做的可能，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人们依然能够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对于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还有另外的一种立场，既坚持决定论，同时又认为人具有自由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不与物理学矛盾，也不与我们的伦理准则冲突。这看起来似乎不错，但仔细想想，问题依然存在。

纽康姆悖论是由物理学家威廉·纽康姆提出的，是目前争论得最多的悖论之一，它在一九六九年通过罗伯特·诺兹克的讨论变得普及。这是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假定世界是决定性的，因此一个超级预言家可能预言你的行为。他给你两个盒子：一个盒子里有一千美元，第二个盒子里或者有一百万美元，或啥也没有。你不知道是哪种情况，但预言者已经做出了选择，他或者把钱放进去了第二个盒子，或者让它空着。你作为一个选择者，有两个选择：你或者拿走第二个盒子，或者两个盒子都拿。你的目标，当然是钱，并不是理解宇宙。

预言者在游戏开始之前，对于你的能做出的选择做出了预言。如果他预言你将只拿第二个盒子，那么他把一百万放进去。如果他预言你会拿两个盒子，他会让第二个盒子为空。由于世界是决定性的，预言者的语言永远都不会错。现在轮到你选择了，你是那走一个盒子，还是两个盒子？

你可以这样考虑：无论第二个盒子有没有钱怎么样，你拿走两个盒子将比只拿一个盒子多赚一千美元。因为放在盒子里的东西已经被决定了，你拿走两个盒子并不能影响它。

你也可以这样考虑：由于预言者从来不会错，因此如果我只拿走第二个盒子，里面有一百万，而如果我拿走两个盒子，只能得到一千块。

两种选择都有充足的理由，但不可能都正确，它们是矛盾的，这表明同时坚持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会导致不可调和的矛盾。

罗伯特·诺兹克在他著名的文章《纽科姆难题和两个选择原则》中谈到这个悖论时说，“对几乎所有人，怎么做是完全清楚和显然的。因难的是，这些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分成了相等的两部分，大部分人认为另一半人简直就是傻蛋。”

既然决定论不能产生自由意志，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有自由意志，那么它从何而来呢？

一些哲学家把眼光转到了二十世纪新兴的科学：量子力学，它告诉我们物质世界不是决定论的，而是非决定论的。但是，非决定论的世界真的能一劳永逸的解决自由意志问题？

情况远不如初看起来那么乐观。大多数科学家都同意，量子力学的确指出了世界是非决定论的，它在某些时刻的确打破了因果链。从电筒里射出的光子，在墙上打出一个圆形光斑。光子出现在圆形之内的某点是没有原因的，没有被事先的状态所规定，它只是随机地（按概率）出现在那个地方。换言之，量子力学在指出世界是非决定论的同时，也指出世界的行为是随机的，但随机性并不直接导致自由意志。按照量子力学，我们可以说我们所做的选择不是事先决定的，但我们只能说它是随机的，而不能说是按照我们的意志自由做出的。比如，你拿不定主意，是去看电影还是看一场足球赛，但你又不想你的选择被某些因素所决定。一般情况下，我们总是通过抛硬币来决定。抛硬币的过程在平时总是被认为是随机的，但由于它是宏观物体，满足牛顿的力学定律，有些人对它的随机性存在疑问。我们可以用一个光子的双缝实验来代替它。我们一个一个的发出光子，如果它穿左缝，我们就去看电影；如果光子穿过右缝，我们就去看足球赛。按照量子力学，这种选择完全是随机的，是完全没有原因。当然，我们实际不必真正做这样的实验，我们头脑中的某些量子效应，或许完全可以完成这点。如何做到这点实际并不重要，我们只需要如下结论：我们的选择的确可以是随机的。

然后，随机选择不是自由意志，否则，一个装有量子随机数产生器的机器人也可能称作有自由意志了。自由意志的意味着，我们首先有一些随机的可选择性存在，然后我们的意志可以自由地在这些可选择性之间做出选择。回到看电影和足球赛，首先这两种可能性必须是完全随机等概率的，然后自由意志在这两个选择之间自由地（可以有原因地）做出选择。换言之，无论我选择那个，我都有不这样做地自由。量子力学给出了随机选择，但依然没有解决自由选择的问题。

另外，伦理问题同样存在。我们怎么可能要求一个人对他的随机行为负责？假如有这样的一个人，他的选择（因而他的行为）是随机的，那么这人实际上就像个疯子。前一个时刻他可能安静地吃着冰激凌，而下一个时刻就向人群开枪，对于这样的人，与其要求他对他的行为负责，不如将它关进精神病院，实际上，我们的社会的确就是这么做的。在这种情况下，辛普森可以自我辩护说：“我的行为是随机的，我没有责任。”

非决定论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它威胁到了理性本身。我们需要确定性和因果性来建立真理、知识和自然律。所有时代里的大多数哲学家都投身于一个或多个决定论教义之中，拒绝任何非决定论或偶然性。他们把“非决定论是正确的”情形描述为理性的灾难。他们说偶然性是“人类理性无法领会的”。他们发现“在偶然和必然之间没有中介”。

许多科学家同意科学是基于严格的因果性和可预言性上的，没有它们，科学本身作为对因果律的探求，是不可能的。因此，非决定论虽然比决定论更靠近自由意志问题的解答，但依然离最后的解答有相当的距离。

二零零五年五月英国广播公司的在线节目《在我们的时代》发起了一个有点无聊的投票：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投票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高踞榜首的居然是卡尔·马克思，第二、第三位的分别是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和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弗里德里希·尼采、柏拉图、伊马鲁尔·康德、托马斯·阿奎纳、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卡尔·波普尔名列第四到第十位。对于这个排名大可一笑了之，马克思的第一名多少得益于网络的无厘头，以及他在中国的知名度。尽管如此，但公允的说，这个名单的确也包括了一些伟大的哲学家，然而普通人中有多少人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并了解他们的哲学主张？

必须承认，哲学在我们的时代早已被边缘化了。普通人多少知道一些二十世纪的伟大的物理学和数学家，只要受过高等的教育，就可以一边曲着手指念一边念出爱因斯坦、希尔伯特、玻尔、庞加莱、冯·诺依曼、海森堡、霍金、格罗腾迪克等人的名字。二十世纪的哲学家？罗素？维特根斯坦？然后，矫舌不下。物理学给这个世界带来直接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因此而改变，而对于数学，我们多多少少具有一些欣赏的能力，比如我们都知道哥德巴赫猜想和费马大定理，因而对能够证明这些伟大定理的人总怀有一份敬畏之心。然而，哲学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实在太过遥远，它不对我们的世界和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在善意的人那里，它褪化成一种调侃，而在某一些人口中，它被恶毒的攻击。在一个关于屠夫妻子的笑话中，甚至把哲学家描绘成“所谓哲学家就是这样一种人，他谈论某些他自己根本不知道的东西，并且使你认为是你不懂，或是你的过错。”

就算是偶尔我们像朱鹮、桫椤或腔棘鱼这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一样，听到哲学这个词，也往往跟在一些市俗的功能性语词后面，成为一种时髦的外衣，比如营销哲学、办公室哲学等等，但脱去这层外衣，它们所谈论的不过是把梳子卖和尚或者怎样避免上司的性骚扰之类的话题，这与人类曾经有过的对哲学的敬畏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在大学或研究机构里依然燃烧的哲学之火，往往进入了相当专业和狭窄的领域，除开专业人士基本无法理解。《口语隐喻的倾向性和真理》和《结构是不充分的吗？》是两篇哲学论文的标题，你能猜出它们是关于哪个方面的研究吗？不要说普通人，不研究该领域的哲学家也未必知道它们的大致内容。

那么哲学究竟是个什么样东西呢？它真的和我们离得很遥远吗？

堕胎是世界上的任何成年人都想过的问题，它也是这个世界上争论得最激烈的伦理问题之一（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大陆和非洲它是合法的，而在美国、日本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则不合法。在这些地方，如果某个医生私下做堕胎手术，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美国医生乔治·蒂勒甚至因为提供这样的手术，在美国的堪萨斯城遭人枪杀。反对堕胎的人的理由很直接，因为胎儿是无辜的，他有生存的权利，由于堕胎会导致胎儿的死亡，因此堕胎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甚至是有罪的。然而，哲学家朱迪丝·汤普森却为此提供了惊人的哲学思考，让人相信这种简单的推理并不像它表面上看赶来那样值得信赖。她设想了这样的一个情形：一个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比如弗里茨·克莱斯勒）突然进入了深度昏迷，一群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从医学记录中查到，只有你能拯救小提琴家的生命，办法是把你和小提琴家通过血管联接在一起九个月。这群人冲进你的家里，并在你正睡觉的时候，通过外科手术把小提琴家接到你的身体上。小提琴家深度昏迷，因而毫不知情，完全是无辜的。你醒来后可能想脱开小提琴家，但你则面临音乐狂热者如下的控告：小提琴家是无辜的人，有权利生存。脱开他将导致他的死亡，因此脱开他在道德上错误的。

你或许非常慷慨，愿意保持与小提琴家的联接，在床上躺九个月以挽救他的生命，然而你并没有道德上的强制非得这样做。换言之，你脱开联接，并无道德上的问题。这显然与堕胎的情形类似，由此看来，通常关于堕胎的论证未必站得住脚。起码，要让人们信服堕胎在道德上是不许可的，应该需要更强有力的理由。

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我们的语言使用的。

假定在宇宙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和我们的地球在各方面完全相同的星球，可以称之为“孪生地球”。同时，也假定它相关的环境也与地球一样，它也围绕着一个与我们的太阳完全一样的星球转动等等。在孪生地球上，地球上的每个人或物都有对等物。两个行星的唯一不同是孪生地球上没有水。在那个地方，有一种液体在外观上与水相同，但化学组成不一样，不是 ${H_2}O$ ，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分子，比如XYZ。孪生地球上的人把他们的语言称为“汉语”，把XYZ称为“水”。最后，把时间定在八百四十年前，那时在地球和孪生地球上的人没有办法知道他们所称的“水”是 ${H_2}O$ 还是XYZ。地球上人们关于水的经验与孪生地球上的人关于XYZ的经验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问题来了：当一个那个时代的地球人，比如宋朝哲学家朱熹，他念到“一湾流水，半痕新月，画作梅花影”的时候，他说到的“水”与孪生地球上的“朱熹”说到的“水”，意味着同样的东西吗？按照前面的题设，这两个人头脑中的分子完全一样，因而是完全相同的两个大脑，然而，当朱熹说“水”时，该术语指的是 ${H_2}O$ ，相反，当孪生“朱熹”说“水”时，它指的是XYZ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大脑的内容不足又决定他们所使用的术语的指称物，因为一个人必须去检查那些导致他获取该术语的因果历史，才可能知道语术语的确切含义。哲学家普特内姆对此做了一个著名总结，“‘意义’不仅在头脑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与别人争论问题时，我们对同一个术语总是很难得到统一的理解，你现在知道原因所在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哲学流派分析哲学的贡献。

再回到伦理学，哲学上的思考可能对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带来一些真知灼见。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两名少年在长江落水，中国湖北省长江大学十多名不会游泳的大学生手拉手站入长江去救援他们。两名少年得救，三名大学生献出了生命。这件事在中国再度引起“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激烈争认。

这个问题在哲学上有它对应的版本，叫做“有轨电车难题”。它说的是一辆有轨电车失去控制往前冲，在它的轨道上有五个人被一个疯狂的哲学家捆在轨道上。幸运的是，你能够急拉一个开关，它将把有轨电车安全地导向另一条轨道，但不幸的是，这条轨道上捆着另一个人。你会拉动这个开关吗？

一般来说，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会赞成，有些人会反对，然而，如果把情况改动一下，比如一个战斗机飞行员发现飞机失去动力即将坠落，并正冲向一个人口众多的区域。这个时候，他可以改变方向，让飞机冲向一个人口密度较小的区域，那么，绝大多数的人会赞成飞行员转向，并且一般来说飞行员也是这样做的。那么是什么理由导致一些人在“有轨电车难题”中反对拉动开并，而又赞成飞行员转向呢？

如果把情况稍稍改动一下，事情会变得更复杂。像前面一样，有轨电车失去控制飞速冲向五个人，你站在它上方的一座桥上，你能够通过在轨道上扔下一个重物而阻止它。当这个事情发生时，正好在你旁边有一个胖子，你让有轨电车停下来的唯一方法是把胖子扔下去，杀了他而拯救五个人。你应该这样做吗？

换一种情形再考虑一下。一个杰出的移植外科大夫有五个病人，每个人需要一个不同的器官，如果没有这个器官，他们都会死去。不幸的是，没有可用的器官去完成这五个移植手术。一个健康的年轻旅行者，刚好经过医生所在的城市，进来做一个例行的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医生发现这个人的器官刚好他的五个正要死去的病人的需要所匹配。进一步假设，如果这个年轻人失踪了，没人会怀疑医生。

一般来说，在第一种情况下，很少有人认为我们不应该把火车转向，但同时很少有人会认为医生杀死这个年轻人，获得他的器官却拯救另五个人是许可的。

这些例子中两个共同之处，一是智慧的力量，一是批判的力量。对智慧及理性思辩之爱是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哲学”这个词（英文philosophy）来自于希腊复合词汇philo + sophia，字面的意思就是“对智慧之爱”。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批判，它就像一把小刀，不断地对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概念和理解，进行解剖，挑战我们对世界的最基本理解。著名哲学家彼得·森格尔说，“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去挑战我们大多数珍爱的信仰”，波普尔也说过，“专业的哲学是（或者应该是）对日常生活中我们习以为常的理论进行批判性的检查”。对于一些问题，就像前面提到的“堕胎”问题和“有轨电车”难题，哲学或许并不能给出许多我们所希望的答案，但它的确提供了通向正确答案的真知灼见。

一次，美国哲学家科恩上完哲学导论课后，一名女学生向他抱怨：“科恩教授，听完您的课，我觉得您在我深信不疑的每一件事上都戳了一个孔，可又没有提供替代品来填补，我真有点无所适从了。”

“小姐，”科恩严肃地说，“你该记得，大力神赫尔克里斯干过许多差事，他清洗了奥吉斯王的三千年未打扫的马厩，难道非得再用什么把它填满吗？”

科思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哲学，尤其是现代哲学的批判本质。现代哲学很少试图介入人们的生活, 它经常被认为没有实用的重要性。作为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甚至认为如果我们从来没想到过哲学，我们可能会生活得更好。他认为哲学的目的类似于“向苍蝇展示逃出苍蝇瓶的方法”，还认为“哲学让一切如其所是”，意思是哲学从来不试图改变世界，只是澄清而已。这与马克思的话，“哲学家仅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世界，但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形成强烈对比。

但在哲学的早期，它却是与世俗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在古希腊时期，哲学被视为是引导人们生活的一门学科,哲学实践能改变我们的生活。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研究就是研究如何生活，他的格言“未经检查的生活不值得生活”如实地反应了当时的情形。

尽管哲学从出现到现代，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但核心的问题始终没变。主要有三类问题：一、什么是存在以及什么东西存在？二、什么是知识以及我们如何获得它们？三、我们如何生活？

第一类问题归于形而上学，具有很多形式。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这是一个人们总是寻求答案的问题，它困扰着人们—存在是什么？”第二类问题涉及到认识论，它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的哲学学说。第三类问题涉及价值理论，比如伦理学，美学等等。

一般来说，哲学研究与存在、知识、价值、理性、心灵和语言有关的一般的和基础性的问题。哲学与其他涉及这些问题的方法不同，主要是通过批判的、广泛系统的途径以及它对理性辩论的依赖。

自由意志问题是哲学中的重大而基本的问题之一，由于它与道德责任密切相关，因而是属于伦理学的重要问题，几乎每个重要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对它有着自己的回答。

大多数古代的思想家，无论东方和西方，在这个问题上，都试图在人类自由与超人类的上帝（或“上天”）对未来事件的预知和决定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一般来说，他们总是既承认我们的命运是由上帝（或“上天”）决定的，但人类又有着某种自我决定的自由。

“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表现出人类有把握自己命运的自由，而各种皇帝出生时的异象及传奇，比如，“白帝子杀赤帝子”，“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却又体现了根深蒂固的宿命论。

在西方的创世神话中，亚当受了蛇的诱惑，吃了“禁果”，第一次自己做出决定，人类的自由精神因此而产生。这个寓言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在上帝对我们的决定与我们的自由选择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预示着人类选择的困境。

然而，既然上帝是全能的，能预知人类所有的行为（也包括亚当受到蛇的诱惑），那么人类何来自由意志呢？这个问题显然被神话的缔造者们抛在脑后，从未认真地去追问和挑战。

当人类跨过蒙昧的鸿沟，便逐渐感到是我们自身而不是上天（或上帝）在替我们做出决定。是我们自己决定去狞猎驯鹿，而不是野猪，是我们自己决定把骨头磨成骨针，把狞鹿的身上的韧带取下来做线，也是我们把石珠、砾石、兽牙、鱼骨和海蜕壳磨光、钻孔，用绳子穿起来制成项链，绳子上和装饰品的颜色是我们用一种红色石块（即赤铁矿），用石器刮磨成粉末制成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换言之，我们的行为“依赖于我们”，它们不是事先决定好了的，不是由命运（上天）、逻辑必然性和自然因果性所决定的。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很多事情发生了，就一定有原因。河里的水涨了，是因为春天到了，山上的雪化了；树叶枯黄，孤雁南飞，是因为秋天到了；花开花落，云卷云舒，都有一定的规律。希腊的哲学家和宇宙论者把物理世界背后的原因，总结成某些理想的“规律”，认为它们控制着物质现象。第一个宇宙论者是阿那克西曼德，他创造了术语“物理”，以及“宇宙”（作为有组织的自然）和“理性”（作为自然的规律）。赫拉克利特是研究变化的哲学家，他认为在所有变化背后都存在规律或规则，并且这些规律是普适的，因而能够解释从天体的规则运动到人类的思想背后的自然原因。

唯物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留伯基，具有非凡的先见之明，声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东西，都由空间中的原子组成，而单个原子的运动由因果律严格控制，因而人类的行为也为因果律所控制。德谟克利特原本的目的是想把控制人类命运的权利从专断的上帝手中夺过来，使得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更有责任。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和留伯基创造了两个伟大的决定论教义：物理决定论和逻辑必然性，它们直接导致了现代的自由意志问题和决定论。

留伯基表述了第一个教义：绝对的必然性，它没有在宇宙中给偶然性留下任何空间：“没有随机发生的事情，每件事情都有一个原因，并且必然发生。”

因此，按照留伯基的看法，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被事先决定的东西，因而也就没有所谓的人的“自由意志”。

亚里士多德或许是第一个令人信服地为某些非决定论进行了辩护的重要哲学家。

他首先描述了一个回溯到第一推动者或第一因的因果链，他精心构思了四个可能的原因，物质因、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他不赞成“每个事件具有一个（单独的）原因”的简单想法。他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指出存在由“偶然性”产生的“意外”。在《物理学》中，他清晰地思考了原因中偶然性。他或许已经把偶然性增加为第五因，它是一个无前因的原因，或者自我为原因的原因，一个他认为是两个因果链意外合在一起时发生的原因。他注意到早期的物理学家已经发现在他们的原因中没有给偶然性留下空间。

亚里士多德把他的偶然机会与必然性对立起来：

“对于一个意外，没有确定的原因，只有偶然性，即不确定的原因。”

“显然，存在一些原则和原因，它们离开产生和消灭的实际过程是可以产生和消灭的。因为，如果这不是真的，那么任何事都是必然的。”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因果链的打破，允许我们感到我们的行为“依赖于我们”。他知道，基于习惯和个性，我们的许多决定是完全可预测的。然而，如果我们的个性本身以及可预测的习惯在过去是自由发展起来的并在将来也是可改变的话，那么这些决定的自由性不会更少，我们的责任也不会更少。

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伊壁鸠鲁论证说，当原子穿过空间移动时，它们会偶然地从它们已经决定的路径中“突然逸出”，因此开创一个新的因果链。他认为这些逸出允许我们对我们的行为更有责任，而这在每个行为被决定论地引发时是不可能的。对于伊壁鸠鲁来说，对专断上帝的偶尔干预比严格决定论来说更优越。他认为人类行为者具有超越必要性和偶然的能力。

“……一些事必然发生，另一些事偶然发生，还有一些事通过我们的自主性发生……必然性消灭了责任，而偶然则变化无常；相反，我们自己的行为是自主的，称赞和责备自然地附着于其上。”

自然定律控制所有事物（包括人的思想）的决定论教义，是由斯多噶哲学学派确立起来的，它支配着现代科学和哲学。斯多噶学派著作中的大多数已经失传，或许是由于他们把上帝等同于自然，而这视为诅咒了基督教教会。教会同意上帝律就是自然律，但上帝和自然是不同的实体。斯多噶学派把逻辑学和物理学从古代的迷信中释放出来，他们明确地拒绝把亚里士多德的偶然性作为一种原因。

克吕西普是斯多噶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他取消了严格决定论的边界。如同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他想加强道德责任的论证，特别是保护它远离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的非决定论的偶然原因。与过去之不可更改相反，克吕西普论证一些未来的可能事件的发生不会必然地单独依赖于过去的外部因素，它可能依赖于我们。我们可以选择去赞同或不赞同一个行为。

克吕西普说，我们的行为是被决定的（部分由我们自身作为原因）和命中注定的（由于上帝的预知），但他也正确地说，它们不是必然的。克吕西普即坚持决定论，又承认我们具有自由意志，这种观点在今天被称为相容主义。

现代哲学开始于勒奈·笛卡尔、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和巴鲁克·斯宾诺莎。他们被称为现代的，是因为他们试图使用理性去建立真理（包括宗教）的必然性。笛卡尔在精神中找到了人类自由的王国，他认为精神是不同于物质身体的实体。他主张精神/身体二元论，其中物质或身体是被决定的，而精神或心灵则是自由的，并且由于它的本性而是不可约束的。斯宾诺莎反对笛卡尔的自由，因为它涉及了一个无前因的原因，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斯宾诺莎的自由是与必然性相容的。

英国经验论哲学家乔治·贝克莱、约翰·洛克、大卫·休谟，本质上都发现偶然性或非决定论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要对我们的行为负责，而这显然需要决定论。作为一个现代的怀疑论者，休谟怀疑必然知识的存在性，并向因果关系提出疑问，他正确然而不一致地认为我们的行为来源于我们个性中的原因。自由意志充其量是在如下意义上与决定论是相容的：我们的意志引起我们的行为，尽管有意的行为是先前原因的结果。一个无前因的原因，或一个考虑先前的条件的随机产生的自由行为，被认为是荒谬的或不可理解的。休谟说，“在偶然性和绝对必然之间不可能允许存在任何中间状态。”

约翰·洛克喜欢自由和自主的思想，但关于“自由意志”的令人困惑的争论让他烦恼。他认为将意志本身描述为自由的是不恰当的，只有人才是自由的。“我认为意志是不是自由的问题（而不是人是不是自由的）是不适当的。”“然而，这种说话方式是占优势的，如同我猜则的，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困惑。”

经验主义者在自然科学中看到了严格因果性和决定论的新证据。艾萨克·牛顿关于运动的数学理论能够在起始点、速度和力的知识的基础上，预言物体将来的运动。无疑地，控制天体的力也控制着所有其他的事物，包括我们的思想。因此，决定论的原理从神学或宗教决定论转回到希腊宇宙论者和原子论者的物理/因果决定论。皮尔利-西蒙·拉普拉斯曾设想过一个聪明的妖精，他知道宇宙中所有原子的位置和速度，并使用牛顿的运动方程去预言未来。拉普拉斯之妖已经成为物理决定论的陈词滥调。

对于牛顿决定论以及大卫·休谟对仅基于我们感官感觉获得必然知识的批评，伊马鲁尔·康德做出了回应。他承认决定论在物理或现象世界中是正确的，但他对这种决定论设立了范围。康德把因果性和决定论归入他的纯粹理性之下。的确，他把决定论作为理性思考的先决条件。但他在实践理性上设定范围，以便为上帝、自由和不朽留下空间。

在他的实践理性中，康德认为有两个世界（另一种思想/身体二元论）：现象的世界和思想的“本体”世界，这是柏拉图的形式、关于永恒上帝的经院和文艺复兴思想以及笛卡尔思想范畴的一个精巧的变体，在其中康德奠基了关于自由、上帝、不朽以及价值的信仰。

康德时代以后，极少有哲学家对调和人类自由与物理决定论提供真知灼见。对于大多数思想家来说，物理决定论蕴涵着因果性、必然性、必要性以及与决定论一致的对可能未来的可预言性。

威廉·詹姆斯在《相信的意志》中，简单地声称他的意志是自由的。作为他对自由的第一个行动，他说，他选择去相信他的意志是自由的。他在《决定论的困境》的讲座中，创造了术语“强烈决定论”和“温和决定论”。他没有把偶然性描述为这两者之一，而是把它描述为“非决定论。”他说：

“决定论者论据的要点是对偶然性想法的憎恶……这个选择可能性的概念，即若干事情之一可以实现的许可，毕竟只是偶然性的转弯抹角的名字。”

詹姆斯是第一个清楚阐明了两阶段的决定过程的思想家。首先，在当下具有随机选择的偶然性，然后导致一个选择，它把许可授予一个可能性，并把模棱两可的将来转变为一个不可更改的简单过去。先存在未定的选项，然后是被决定的选择。

“我说，我对讲座之后从哪条路回家的选择是不明确的，是偶然的事情，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神圣林荫道和牛津街都被想到了，但仅有一条街，这条或那条将被选择。”

在他于一九二七年的吉福德讲座中，亚瑟·史坦利·爱丁顿描述自己没能“建立起任何不同于决定论的规则或因果序列的满意理论”。当时，爱丁顿已经是领先的新的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解释者。他的关于光线通过太阳时的弯曲的天文学测量，已经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

一年之后，为了回复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爱丁顿修订了他的讲座，以《物理世界的本质》出版。在里面，他宣称“物理学不再誓守决定论定律，这是量子理论来临后的结果”，并且热忱地把非决定论等同于自由意志。

但爱丁顿让受到自伊壁鸠鲁时代以来的就有非难：偶然性不能等同于自由。他显然不知道威廉·詹姆斯的工作，他们把深思熟虑分成两个阶段：首先是随机的可能性，然后是选择。十年之后，在他一九三九年的书《物理科学的哲学》中，他勉强得出结论，在随机性和决定论之间没有折中办法，这是休谟的“在偶然与绝对必然之间没有中介”的回声。

尼尔斯·玻尔在一九二九年提到了自由意志和因果关系的讨论，但他说得含糊，带着他的互补性的洞察力，并把它们看作是类似于主观和客观意见的东西：

“正如同自由意志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经验范畴一样，因果性可以被视为理解的一种模式。通过它，我们把我们的感官印象整理得井井有条……感受到意志和对因果性的需求是主客体关系中同等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构成了知识问题的核心。”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这场争论中与许多物理学家关系紧密，并对其中一些产生了深刻影响。卡西尔也影响了在其他哲学家中的占主导地位的决定论观点，这些哲学家没有受过物理学训练，试图理解量子非决定论对他们的哲学的隐含意义。在他一九三六年的书《现代物理学中的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中，卡西尔指出：

“所有符合道德的行为必须来自于确定的伦理个性的统一性和持久性。这本身向我们显示，对于伦理学来说，把它本身束缚于，并像它曾经那样把它抛向，无限的非决定论的臂弯是致命的。”

马克斯·玻恩第一个看到了偶然和概率是量子力学的本质，像它们已经是波尔兹曼之后物理学统计定律的本质一样。不幸的是，玻恩受卡西尔的强烈影响，这个非科学家的哲学家说“我们不能废除决定论概念的指导”。玻恩有点辩证地得出结论，自由意志仅是主观现象。

“我认为自由意志问题的哲学处理将经常苦于来自主客观之间不充分的区分。”

玻恩赞同地从《现代物理学中的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最后一章中引用卡西尔：

“［无论］自然的因果性是被视为严格的‘动力学’定律，还是仅是一个统计定律……在两种情况下，都没有给由伦理学断言的‘自由’留下开放的空间。”

大多数其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和他们的哲学解释不能把量子力学和不确定原则与人类自由调和起来，仅得出结论：严格的决定论肯定不是物理或现象世界的事实。

爱因斯坦是一个特例，他坚持完全的决定论，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他说，“我是一个决定论者。我不相信自由意志。犹太人相信自由意志。他们相信人们能够塑造自己的生活。我拒绝这个原则。在这点上，我不是一个犹太人。”他认为，“科学家的目的在于揭示不变的决定现实的规律，为此他们必须拒绝神和意志，或人的意志在违反这个宇宙因果性中起着作用。”他对于因果决定论的信仰，是与人的自由意志的观念不相容的。

爱因斯坦相信，一个人的行为仅是由像撞球，行星或星体决定的。“人类在思想，感受和行为上不是自由的，而是像星体的运动一样受到因果关系的束缚，”他说。“每个人不仅在外部的强迫下，也与内部的需要一致而行为，”他在他著名的信件中写道。“叔本华的格言，‘人们可以做他想的，但不能决定他想的’从我年轻时起就给我以启发；它一直是面临我自己的或别人的生活艰辛时的安慰，以及宽容的无止境源泉。”

这种决定论让他一些朋友吃惊。马克斯·玻恩认为这完全破坏了人类道德的基础。“我不能理解你如何能把完全机械的宇宙和伦理学个体结合起来，”他写信给爱因斯坦。

对于玻恩来说，量子不确定性提供了这个困境的一个出口。像那个时代的一些哲学家一样，他把量子力学中本质的不确定性理解为解决了“伦理学自由与严格自然律之间的差异。”

但爱因斯坦的回答是把自由意志看作是某种对文明社会有用的，确实必要的东西，因为它导致人们对他们的行为负责。“我被迫像自由意志存在一样去行为，”他解释，“因为如果我希望活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我必须负责任地行为。”他甚至坚持人们对他们的善行和邪恶的责任，因为那即是实际的又是明智的生活方法，同时他依然相信每个人的行为是预先决定的。“我知道，在哲学上一个凶手不必为他的行为负责，”他说，“但我不愿意和他们喝茶。”他相信，道德的基础从“仅是个人的”上升到以有利于人类的方式生活。他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事业，在鼓励美国建造原子弹打败希特勒之后，又勤奋地工作去找到控制这种武器的方法。他筹集金钱去帮助同类的难民，对种族公正发表演说，公开支持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他尝试着带着幽默、谦卑、简单和愉快去生活，甚至在他成为这个星球上最著名的人之一的时候。他说：

“一切被决定了，从开始到结束，被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昆虫和星辰被决定了；人类，蔬菜或宇宙尘埃，我们全都跟着在远处吟咏的神秘的曲子舞动。”

自由意志问题远未取得最终统一的答案，尽管如此，通过不同哲学家对它的思考，我们知道自由意志的最终解答需要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

首先，我们必须要满足自由意志论者的要求，要保证自由所需的不可预言的选择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应该能满足决定论者，要保证意志、它的行为和满足因果的决定的恰当的决定论，这对于道德责任是需要的。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随机性是世界（包括我们的思想及行为）的基本属性。我们必须承认，存在偶然性，非决定论是正确的，这些都是二十世纪物理学教会我们的。同时，我们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甚至对我们本身而言）。有时，我们会说“我都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这样干”，这是真实的情形。我们的经历还告诉我们，我们具有选择可能性，除了已成为的事实，我们能够以其它方式行动。

第三，我们不能把决定论抛在脑后，尽管我们不再需要严格的因果决定论，但恰当的决定论以及温和的因果性是这个世界必须的，尽管我们具有不可预测的行为，但我们的大多数行为还是符合决定论的要求的，我们的意志是被恰当决定的，不是完全随机的，我们的行为是由我们的意志因果决定的。尽管我们具有自由的意志，但一旦意志做出选择之后，我们的行为是由该选择完全决定了的。否则，我们的行为将是无源之水，将滔滔流向云深不知处。然而，自从伊壁鸠鲁时代以来，我们就知道，偶然性不能成为行为的直接原因。

在满足上面的条件之后，道德责任是随机性和恰当决定论的共同推论。因为我们总具有选择可能性，因为我们能够有意地说明，我们能以其它方式行动，并且因为我们的行为由我们的意志因果地决定并依赖于我们，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行为具有道德责任。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美国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内森·利奥波德和理查德·洛布共谋绑架了洛布的十四岁表弟鲍比·弗兰克斯，并用一把凿子杀死了他。它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凶杀案之一，仅次于辛普森谋杀案。

两位凶手出身豪门，智力超群。利奥波德当时十九岁，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法律，并且打算到哈佛法学院进一步深造，同时，他已被公认为科克兰莺（一种濒临灭绝的鸣禽）的国家级权威，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过两篇论文，而洛布年仅十八岁，已经从密歇根大学毕业，是当时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毕业生。他们绑架杀害弗兰克斯的动机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比普通人聪明，是尼采哲学意义上的超人，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制造一起完美的谋杀而不被人抓住。但他们很快被抓住了，利奥波德把他的眼镜落在了犯罪现场。

克拉伦斯·达罗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律师之一，他被两位凶手的家族聘请来为他们辩护。达罗强烈反对死刑，并希望通过这次辩护能说服美国公众反对死刑。他为两位凶手在动力精神病学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这种学说强调幼稚性欲和潜意识冲动的力量，否认人能够自由选择并理智管理自己的行为。个人行为更多被童年经历阴影主宰，而非自由意志的结果。达罗的结论是，假如一个人的行为是早已注定的，那么他怎么能够为他的行为负责？他说：

“人的本性是强烈而无情的。它以神秘的方式运作，而我们都是它的牺牲品。我们自身并没有多少能力去驾御它。本性将这一能力牢攥在它自己手中，我们只能扮演我们自己的角色……那男孩又怎能控制这一切呢？他不是他自己的父亲，他也不是他自己的母亲……而所有的这一切却都交到了他手上。他并没有选择将自己置身于女家教和财富的包围中。他并没有选择出生。然而他却被迫要为这一切付出代价……”

在他著名的结案陈词中，达罗实际上做出了一个求助于宇宙决定律的论据。“是什么影响了这些孩子去做这些事？是哪种基因或环境影响导致他们犯下如此罪行？”

如果你同意达罗的说法，这无疑是一个很难被反驳的理由。约韩·卡维里法官显然受到了影响（尽管他否认这点），他最后“考虑到两名被告的年龄”，以绑架和谋杀罪分别判处利奥波德和洛布九十九年监禁和终身监禁。

我们真的如达罗所认为的没有自由意志吗？我们的行为真的被潜意识所决定吗？在一九二五年，尽管有一些精神病学上的证据，但神经生理学尚未出现，这些理由并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当利奥波德和洛布他们走进监狱，准备在监狱中渡过这漫长一生的时候，不会想到八年之后，一个年轻人会走进他们的母校，并在几十年后，为人类是否具有自由意志，提供直接的实验证据。

这个人的名字叫本杰明·里贝特。

里贝特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二日出生于芝加哥，全家在祖父哈里·里比特斯基的带领下，为逃避参加日俄战争于一九零五年从乌克兰基辅附近移民到美国芝加哥。哈里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裁缝，全部用手工缝制男人西装，里贝特认为自己的显微外科技艺显然遗传自祖父优异的针线活能力。里贝特的父亲莫里斯·里比特斯基和母亲安娜·查罗夫斯基于一九一五年结婚，里贝特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全家在家里说依地语。

里贝特从小就喜欢在学校里读书，对他来说，许多课目都相当简单。他的母亲非常支持他学习，并且完全相信他能够在学术工作以及其他活动中做得很好。这给了里贝特很大的信心，使得他能够从容面对学术问题以及生活中的其他问题。关于里贝特母亲对他的信心，还有一个小插曲。澳大利亚神经生理学家约翰·埃克尔斯于一九六三年获得诺贝尔奖金，里贝特的母亲和妹妹多萝西知道里贝特曾经与埃克尔斯一道工作。于是多萝西问他的母亲，“猜猜谁得了诺贝尔奖？”，他的母亲肯定地回答，“本。”

里贝特十二岁时从公立初中毕业，十六岁时从约翰·马歇尔高中毕业。他于一九三二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一九三六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也是在这年，一九二四年凶杀案的罪犯之一洛布，尽管逃过了死刑的惩罚，但在监狱中被一名叫詹姆斯·戴的盗窃犯刺伤，伤重不治而亡，年仅三十岁。另外一名罪犯利奥波德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十三年，一九五八年获得假释。获释后，他移居波多黎各，修得了一个硕士学位，教授数学，并且在医院和教堂里工作。他还写了一本名为《波多黎各的鸟类》的书。他于一九七一年死于心脏病，死后他的眼角膜捐献给了两名病人。他未能活到看到里贝特的实验。

里贝特于一九三九年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他是芝加哥大学历名上最年轻的博士生之一。当他从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赫钦斯手里接过博士文凭时，校长吃惊地打量着他，因为他看起来似乎还不到二十岁。

在里贝特于一九三八年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时，他的姓引起了麻烦，他必须决定是否保留家族姓氏里比特斯基。他的导师拉尔夫·杰拉德和系主任安东·卡尔森告诉他，在一九三九年（正处于大萧条时代）本来就只有很少的工作机会，他的姓氏会让他在一些反犹太人的地区，即使在大学里也无法找到工作，他因此改名为里贝特。

里贝特先后在奥尔巴尼医学院、宾夕法尼亚医学院、芝加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教书并从事神经生理学方面的研究。他是一个实验科学家，主要是用实验来验证或说明各种与大脑有关的现象。

里贝特最著名的实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行的，该实验表明头脑中无意识的脑电过程（称为准备电位）先于有意识的决定，这意味着无意识的神经过程领先并潜在地导致有意识的行为。行为是被实验者“回想”起来的，并让实验者感到行为是被有意识地激发的。该实验挑战了关于自由意志的前科学的哲学和宗教的观点，引起极大争论。

为了测量无意识的大脑活动、意志以及行为的主观感觉之间的关系，里贝特需要一个客观的方法去记录实验者体会到的有意识的“行为决策”的时间，即“何时决定去行动”，然后将该时间与记录大脑在同一时间的脑电活动的数据相比较。

八十年代初，计算机尤其是个人电脑即使在美国也不是特别普及，因此里贝特使用了示波器。他把示波器安排成像一个定时器，不再显示一系列波形，而是输出一个在屏幕上作圆形运动的亮点，像绕着钟表面运动的秒针。这个“钟”比一般的钟快25倍，因此一格等于40毫秒。

里贝特使用脑电波仪来记录大脑的活动，它的小电极放置在头皮的不同点上，用于测量大脑皮层中的神经活动。

为了测量自主运动行为的实际时间，在实验者前臂的皮肤上安装上电极，一个肌电图仪通过这些电极,记录被激活肌肉的运动。肌肉被激活的时间被设为零时间，其他时间相对于它而被测量。

研究人员要求每个参加者坐在桌子边，面向示波器定时器。实验者被要求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周期内，完成一些小的、简单的运动，比如按一个按钮，或者弯曲手指头或手腕。对于实验者在这个周期内完成行为的次数，没有限制。

同时，实验者会被要求，当“他/她第一次意识到想行动或行为冲动时”, 记住点在示波器上的位置。当实验者实际按下一个按钮时，通过电子方式自动记录下点在示波器上的位置。通过比较实验者按下按钮时的时间和他们意识到想行动的时间，研究人员能够计算出实验者最初的意志到行为之间的试验的总时间。平均来说，在按下按钮的意志的首次出现与按下按钮之间，差不多两百毫秒的间隔。

研究人员也分析每次试验时脑电波仪的记录，他们注意到，涉及发起一个行为的大脑活动，主要集中在辅助运动皮层，平均来说，它差不多要早于按下按钮五百毫秒。这即是说，大脑活动出现在实验者报告第一次意识到行为的意志之前约三百毫秒。换言之，有意识的行为决策明显地被大脑的无意识脑电活动所领先，这个脑电活动逐渐被称为“准备电位”。

这个小实验展现了惊人的内涵：自由意志可能并不存在，至少在动手指这个简单任务上。我们的大脑决定了行动，而意识仅仅是紧随其后。

里贝特的实验就像巨钟鸣起，震撼了科学界和哲学界。

支持他的研究者认为，自由意志可能根本就是一个幻觉。人以为自己是独立而自由地做出各种决定，但事实上，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没有一个负责全面指挥的司令官。大脑完成的所有工作，是大脑本身生理过程的产物，做决定的结果取决于你的大脑是如何构成的和它是如何处理信息的。自由意志只是个事后的产物，就像一个傀儡。

这种观点在众多崇尚自由意志的哲学家看来，无疑是胡说八道。他们坚持说，如果人的行为是由无意识决定的话，那么人根本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这个实验出现在一九二四年，克拉伦斯·达罗或许可以把它当作法庭上的论据。。

但是，这如果不是断章取义的话，那也是对这个实验的粗暴对待。支持里贝特的科学家完全不否定自由意志的作用，他们认为自由意志虽然无法控制动作的发生，但是却可以投否决票，最终叫停这个动作。这个傀儡政权并非懦弱无用，它在必要时候有绝对权力对令它不满意的事情说"不"！

里贝特在解释他的实验结果时说：

“意识的潜在可用功能是停止或否决意志过程的最后前进的可能性，以便没有实际的肌肉行为发生。有意识的意志因此影响到意志过程的结果，即使该过程是由无意识的大脑过程发起的。有意识的意志可以阻止或否决该过程，以致没有实际的行为发生。”

按照里贝特的说法，意识并非仅仅听取汇报后就默不做声，如果它觉得这个行为不合适，就会发出紧急命令，将已经下达的行动指令扼杀在摇篮里。在“意识知道”和“手指动”之间有200毫秒的延迟，这是"意识"判断并作出是否要叫停的时间，一旦有必要，它就会快速制止这个行为。“制止”才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存在意义。换言之，在里贝特看来，人类无法决定“自由做”什么，只能决定“自由不做”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关于自由康德是怎么说的：“自由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能够不做。”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哲学家的智慧。

当然，也有的科学家完全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声称意志不过是一种幻觉。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韦格纳，写了一本《意志的幻觉》的书，通过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神经学上的大量研究，严肃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不是一本哗众取宠的书，而是一本严肃的科学著作。

一般来说，我们的意志是控制我们行为的一种力量，是我们意志的选择导致了我们的行为，但韦格纳认为，实际的情形是，它“仅是一种感觉”。比如，我想，“我准备喝口水”，当我稍后这样做的时候，我把这个感觉认为是喝水的原因。但我们都知道相互关系不等于原因。

神经学家用电刺激病人大脑中的特定区域，让他们的四肢肌肉收缩，这个时候病人经常坚持说他们想移动胳膊，甚至发明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神经学家称这些错误的事后解释为虚构症，韦格纳称之为“意图发明”。他提出，当我们把我们的形为解释为我们意志选择的结果时，我们就是在发明意图，因为我们的行为实际上来源于无数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原因。

关于里贝特类型的实验，韦格纳认为意志就是一个马后跑，“它在大脑已经开始准备行动之后才参与进去。”

韦格纳引用了伟大的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定律之一，“任何非常先进的技术，初看都与魔法无异。” 按照韦格纳的说法，因为我们不可能理解我们颅骨内这个充满幻想的复杂机器是如何工作的，所以我们只好使用如此愚蠢而玄秘的诸如“自我”以及“自由意志”这样的概念来解释我们的行为。我们对于个人的认同感以及自我控制的信仰，的确有它的用处，韦格纳同意这点，因为没有它，“我们或许很快就会穿上彼此的内衣。”

然后，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意志，为什么我们感觉我们具有一个单独地意识经验流？在韦格纳看来，这或许是一个关于自我的错误模型，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因为把我们身体的行为归因于一个内在的自我，依据精神力量和非物理行动者去看待这个世界，对于人类过去的生存是有用的。或许有可能通过练习观察自己的思想去抛弃这些幻觉。

然而，我们的法律系统很大程度上基于自由意志信仰，如果否定自由意志，是否我们的法律系统将被摧毁？地狱之门将洞开？韦格纳认为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法律系统惩罚一个人，不是因为他自由地做了坏事，而是因为这种惩罚是有效的，会让这个人在将来行为得更好，并让其他人不会仿效这个坏的例子，这也为监狱的以及其他判决的更建设性的使用建立了基础。

在韦格纳看来，尽管自由意志是幻觉，但这种幻觉非常重要，并且科学知道得越多，它将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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