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披露北京街头摔女童嫌犯照片。 （网络图片/图）

　　经过两天的抢救，受伤的女童还是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左一）悲痛欲绝。 （网络图片）

　　在韩磊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十字路口的意象。他曾反省人生“十字路口”的残酷，却以更残酷的方式，剥夺了一个尚未作出过人生选择的婴儿的生命。

　　因为偷自行车，被送进暴力蔓延的工读学校；因为偷汽车遭遇“严打”，而被判处无期徒刑。16年刑狱后的韩磊撰写了数十万字的自传体狱中小说，试图告别“昔我”，却在出狱仅9个月后便涉嫌摔死女婴。

　　遭遇女婴的夏夜，韩磊并未意识到自己再次站在了人生十字路口上。

　　这个39岁的中年男人刚刚与朋友聚餐，地点是离他住处不远的大兴区小红门路上的人民公社大食堂。这场老友间的宴饮从下午六点开始，持续了近两个半小时。2013年7月23日，伏天里的北京夜晚有一些燥热。兴致颇高的韩磊喝完二锅头，还开了七八瓶啤酒。此前，他已经在家喝过一顿了。

　　聚餐后，感到余兴未尽的韩磊又邀请朋友前往两公里外庑殿路上的天鑫龙KTV唱歌消遣。按照时间推算，韩磊和朋友到达KTV是晚八点五十分左右，服务生说没有车位了，让他们把车停到马路对面。

　　随后，韩磊乘坐的白色索纳塔轿车遇上一辆婴儿车。在和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争执之后，韩磊举起了婴儿车以及车中的女婴。婴儿车从近两米高度摔下。50个小时后，女婴死亡。

　　“假如那天没有在十字路口前徘徊，假如那天不是为了那顿该死的早点耽误了时间，假如那天没有遇到蔡伸，方冰坚信自己的人生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模样。”写于2012年出狱前后的自传体小说《昔我往矣》中，韩磊通过一连串的“假如”表达了自己对过往的痛悔，对生活的醒悟。然而，人生没有“假如”，九个月后他再度犯下不可原谅的罪行。

　　从“昔我往矣”四个字中，可以看到韩磊对自己过往人生的决绝态度。但命运的吊诡在于，信心满满的自我告别之后，韩磊却再次回到了他已经告别过的十字路口。

　　8月14日，韩磊已经被北京市公安机关移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如今身在看守所的韩磊信命，受到宗教思想影响的他深感犯下的罪恶不可救赎，自己已被命运所弃。

　　但这个舆论眼中的“暴戾之徒”口中的“命运”指的是什么呢？韩磊在他的小说中写道：“走出子宫的路是笔直的，通向死亡的路也是笔直的，但是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却充满了未知的十字路口。”

　　这个因偷车而获刑16年的大院子弟，留下了数十万字的自传体小说。顺着这些文字逆流而上，可还原韩磊人生经过的一个个“十字路口”。

　　自家的自行车丢了以后，韩磊从外面偷了一辆自行车回来。

　　1974年6月26日，韩磊在丰台东高地的航天部大院里出生，母亲范珍还记得当时是炎热的中午。

　　韩磊的父母，都是航天部的普通工人。母亲范珍是航天部下属某厂的修理工；父亲是该厂的木模工。

　　韩磊出生在那个年代一个典型的“鹊桥家庭”：他的父亲响应当时国家“三线建设”的号召，远赴四川万源的大山之中，一去就是十二年。剩母亲一人在京养育他和姐姐。

　　“当时我生女儿，他都没回北京。”范珍说，那时候丈夫极少回来，家里面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大院是个封闭的地方，那里界限分明。”张国新比韩磊大三岁，当时与韩磊家住楼上楼下，常在一起玩耍。那时候，大院跟城市联系还不紧密，东高地高大的苏式砖楼在低矮郊区民居中很显眼，而大院再往南就是农民的菜地。

　　东高地大院的往事后来成为石康、王朔等作家的故事来源。“文革”期间航天部分成了“915”和“916”两派，大字报、批斗、武斗很激烈。“知识分子们面子薄，自杀也是常有的事儿。”张国新和韩磊懂事时，“文革”已经结束了，但大院特有的青春伤痛与残酷却依然触手可及。

　　大院孩子最喜欢玩“攻山头”和“警察抓小偷”这些游戏，韩磊喜欢扮演“解放军和警察”。韩彩英记得弟弟韩磊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做警察，爱收集弹壳这些东西。东高地、三角地曾是大院子弟聚会的地方，戴着小军帽、背着军挎包的张国新和韩磊也没少去，玩游戏机、看小人书，或者就是看那些元气淋漓的青年们游荡、打架。

　　但韩磊少年时期所接触和感兴趣的，并非只有拳头。张国新注意到韩磊开始接触古代诗词，并开始模仿写作。张国新觉得那正是韩磊内在寻求的开始，韩磊经常关在家里学习诗词韵律。

　　拳头，写小说，写诗，这是韩磊的青春期最热衷的东西。学习成绩自然一落千丈。韩磊在以自己为主人公的小说中写道：“好结交所谓的社会人，讲些江湖义气，也就少不了干些江湖上打架争胜的勾当。”当时，他同父母的关系也很紧张，一连几个月都不去上学，“退学就像上学一样简单”。

　　张国新说，韩磊退学后仍然受到伙伴们的佩服，他讲兄弟义气，也能挑事儿。一旦韩磊做了坏事儿，做木工的父亲抄起床底下的木板就开始揍他。

　　韩彩英觉得韩磊从那时就有些怪，有人夸他有文采，他就把那些诗歌全烧了。

　　“他父亲回家时，他九岁了，已经管不下来了。”范珍说，那时候她也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1988年，家里面添置的一辆自行车被盗，这相当于一年的积攒化为泡影。范珍万万没想到，儿子韩磊居然去偷了一辆自行车。

　　被勒令去工读学校读书的韩磊，在这里遭遇了他从未经历过的暴力。

　　韩磊后来总结自己的少年生活是“无忧无虑得几近苍白的”。他认为自己有解决问题的方式，他在小说中写道：“胆大妄为曾经让他遇到过的所有难题全部迎刃而解。”可这种解决难题的方式，带来的后果却是苦痛的。

　　偷自行车，是韩磊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他的偷窃行为被居委会工作人员发现，很快警察来到家里，他被处以行政拘留13天。之后，被勒令前往工读学校就读。

　　多年以后，媒体披露了当年工读学校暴力蔓延的内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工读学校被整个社会视作一种消极的教育模式。而14岁的韩磊走进了这个微型的暴力社会。

　　“当时工读学校离家很远，他很久才回家一次。”韩彩英记得自己有次上学经过这个学校，发现一群学生在打群架，抡着砖头和棍棒往对方头上打，当时她想到弟弟韩磊也在这里，不由得内心一紧。果然弟弟回家告诉她，他经常被大孩子们欺负，有一次从暖壶倒水喝，里面居然是尿。

　　韩磊不想回工读学校，但伤透脑筋的父母希望他在学校里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老师当着我的面说，拿皮带抽过他，这孩子嗷嗷地叫。”范珍说，有次去学校看韩磊，他趴在桌子上哭，说想回家。后来，韩磊就逃走了，他躲到山上。韩彩英说，当时韩磊脚上有刚做手术的伤口，他用刀片剜肉把线割了，脚上都是血。

　　这次之后，韩磊就回家了。背着“不肖子孙”的名头，他每天以看书和写作自娱。他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个高面白，清瘦。他在小说中自嘲：“儿子大了当爹的也打不动了，因此竟一路蹉跎到了十八岁，专以安心吃父母，闲居在家为业，胸中自然毫无抱负可言。”

　　这段时期，是韩磊人生的另一个十字路口。韩彩英说，那个时候韩磊期望自己成为一个作家，他留下了大量的文稿。当然，游荡的生活也仍在继续，其间又因为帮朋友打架再度被行政拘留。

　　1993年，韩磊终于在出版社找到一份校对的工作。那个时候，1980年代遗留的文学的热浪当时还没过劲，韩磊试图通过文学作品证明自己。出版社的老编辑很欣赏韩磊的文字，打来电话询问，韩磊的父亲觉得是骗钱的。“韩磊当时拿来一书包他写的东西，让我发表。”范珍觉得儿子头脑发热，发表要二三万块钱，家里也出不起。后来，范珍就把那一书包的习作全扔掉了。

　　“人生的一切痛苦都来自于欲望，而人生的一切欢乐也同样来自于欲望，自己如今的处境皆缘于当初的一个错误的欲望。”韩磊在小说中曾反思自己的贪婪，是因为自己得不到。张国新也觉得，虽然韩磊有过人的才华，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

　　这一次，欲望把韩磊引到了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1996年1月23日深夜，韩磊与朋友张策、苗某潜入丰台区万源西里盗取一辆白色尼桑公爵王轿车，他获利3.2万元。花了4000元买了一把手枪，韩磊还购买了自己喜欢的《古琴曲集》、《中国通史》等书。剩下的钱，他则打算用于出书。“他当时穿着警察服，带着枪很神气。”韩彩英说，当时韩磊满足了自己儿时的愿望，却因为如此招摇，在一个半月后被捕。

　　韩磊一直举报“牢头狱霸”、“抽烟喝酒”等监狱违规行为，因而经常被殴打，但他并不悔改。

　　韩磊回顾往事时常说：“我的时间凝固在了22岁。”犯案后，他的书没有了，女朋友也离开了自己。

　　1995年夏至1996年年初，北京市内接连发生鹿宪洲持枪抢劫银行及白宝山抢枪杀人等数起重大案件。之后，声势浩大的“严打”就开始了，全国开始对犯罪活动进行“从严从快从重”打击。在量刑时，韩磊偷的那辆二手尼桑车被认定为41万元。1996年10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韩磊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严打”的浪潮里，韩磊起初以为自己会被判死刑，听到无期徒刑的消息，他松了一口气。在此之前，他甚至计划着逃跑。

　　“他用力按住手里的钥匙拼命转动着，盼望着哪怕它能够稍微带上一点力就可以打开铐子了。牙膏皮在锁孔里拧成了麻花状，时间流逝的瞬间，急切、渴望、焦躁和恐惧袭上心头。虽然是隆冬季节，但是他听到了‘滋滋’的汗水声从脸上的汗毛孔里挤了出来。”在小说中，他描摹了一个逃脱者的心理状态。他认为逃脱是“努力挽救自己的命运，正在挽回一个错误的选择”。

　　在自传体的小说里，韩磊将主人公设定为一个18岁的少年，因被冤卷入一起绑架案，被判处无期徒刑。主人公一直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因而极度渴望自由。韩彩英说，小说源自韩磊的真实经历，但他不愿意面对盗窃的耻辱。

　　李伟是韩磊在监狱时的舍友，两个人住上下铺。韩磊被分派到李伟所在监区时曾引起一阵轰动。韩磊此前一直举报“牢头狱霸”、“抽烟喝酒”等监狱违规行为，不仅狱警因为被处分为难他，就连犯人也不喜欢他。韩磊经常被殴打、电击，也不悔改。李伟也曾遭到电击，几天身上没力气，电击的皮肤处都是水泡。

　　韩彩英曾去探监，韩磊告诉他，他已经难以承受，有时候洗澡时他会把头埋在水池里哭一会儿，免得被人看见。韩磊成了全监狱有名的“针儿爷”，见到不平他就举报，韩彩英、张国新都帮他传过举报材料。“去年，他还让我举报过监狱里一些间谍犯继续传递情报。”张国新说，韩磊觉得这些人危害国家安全，不能不重视。

　　李伟觉得韩磊平常是个讲理的人。“我们吵起来，他也会把我的杯子扔掉，但过五分钟他就会默默捡回来。”李伟说，韩磊从来不说道歉。

　　李伟和韩磊成为了朋友，他发现这个小伙子像小孩没什么城府。“他会弹古筝、吹笛子，还偶尔自己写歌唱给我们听。”在监舍透光的窗台上，韩磊种上绿色的吊兰、桔子树，绕在黑色的栏杆周围。

　　2004年开始，刑期过半的韩磊开始急切地想要出狱，由于较少参与劳动，他想到通过考学来减刑，当时监狱规定获得一门自学考试文凭就减刑9个月。“他总能考得不错，脑瓜子聪明啊。”李伟说，韩磊记忆力不错，考试也很拿手。几年内，韩磊获得了心理学、汉语言文学、新闻学等五个文凭。他告诉韩彩英，他希望通过学习心理学了解自己，并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学习之余，他还手写编辑了一本七百多页的古汉语词典。

　　“2012年初，他手骨骨折硬是不愿做手术，就想早点出来。”韩彩英说，当时可能会落下残疾，但韩磊觉得在监狱住院，会让出狱的日子推迟。

　　他的“昔我”意味着14岁进工读学校，22岁获无期徒刑，38岁靠疯狂考文凭减刑出狱，39岁再次因为涉嫌剥夺一个年幼的生命而面临死亡。

　　2012年10月5日，偷车者韩磊完成了16年的刑期出狱，回到了北京城。他甚至比外地人更对这个城市感觉到陌生。

　　韩磊觉得时间紧迫，一方面他要迅速找到饭碗融入社会，另外他也想将自己多年来的经历写成一本书，算是对过去的告别和总结。他将监狱生活作为素材写成了几个章节，并将草稿拿给李伟看，李伟看完笑而不语，良久说了句“这个应该不能出版吧”。迈十七年的牢狱生活使得韩磊的文字中浸满了血泪和灰暗，但李伟觉得很真实。他问小说叫什么名字，韩磊说叫《昔我往矣》。

　　“他回到家里来，看到我胃病，就赶紧帮我倒热水吃药。”范珍现在回想起来，忽然觉得是自己对不住儿子，没有教育好他。“我嗓子大，脾气暴，我和他父亲说不到三句，就会吵架。”

　　但在韩磊的小说里，母亲却是温柔的，他经常在冰冷的夜晚里想起母亲对自己温柔的关爱。在小说写到爱情时，母亲会催促“他”带女朋友回家，而且还会被母亲套话，母子间其乐融融。

　　阔别正常生活多年，韩磊对社会的认识还停留在他年轻的时候。“有次吃饭，他说现在有钱了，吃得不安全。”张国新回忆说。韩磊萌发了养羊的想法，他想假如自己如果能养出高品质的羊，肯定能卖钱。

　　在内蒙古找到种羊之后，韩磊在山东德州当起了羊倌儿。“他不怕脏累，经常电话他时，他都在除粪、割草什么的。”张国新说，韩磊的羊长得不错，但出栏之后却卖不出去。韩磊不懂市场，也不了解行业的规则，没有销售渠道。

　　羊只能贱价卖了。韩磊开始借助自己在大院里的人脉，搞一些废品的回收。7月23日，他刚刚签了第一单生意。兴高采烈的他打电话邀朋友吃饭，张国新在当天下午五点接到了邀请。他赶到大兴与韩磊一起吃饭，并祝福了老友，饭毕张就先回家了。接着，他就听到了韩磊出事儿的消息。

　　时间回到9个月以前，韩磊借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说道：“方冰闭上眼睛祈盼着夜色永远没有尽头。对死亡的恐惧时刻折磨着他。越是年轻，就越是怕死。”那时，他刚从狱中出来。

　　“然而活着意味着什么呢？”韩磊在《昔我往矣》中问自己。他的活着意味着14岁进工读学校，22岁获无期徒刑，38岁靠疯狂考文凭减刑出狱，39岁再次因为涉嫌剥夺一个年幼的生命而面临死亡。

　　“他闭着眼睛体会死亡的味道。鼻子里闻着酸腐的汗味，耳朵里听见起伏的鼻息声，脑海里闪回着自己短暂人生的一幕幕经历，这些都不是死亡的味道。死亡，就是永远的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