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友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凡的一件作品。"
要怎样的友情才包含这样感激和景慕，能让一个人自称是另一人的作品而不觉卑微。
在读无题往事这一章时，总会想到三个火枪手中的一个情节: 达尔大尼央拒绝了红衣主教黎赛留的招纳。面对巨大的威胁利诱，他已快要失去勇气。支撑他坚持走出门的最终是阿托斯的友情。
"这时，阿托斯那庄重严肃的面容出现在他的眼前：倘若他接受了由红衣主教向他提出的协议，阿托斯不会再和他握手。正是这种恐惧挽留了他。" 达尔大尼央对阿托斯视如父兄的崇敬使得达尔大尼央宁可冒生命前途之险，也不敢不忍令阿托斯失望。
这样的情感不仅仅在传奇小说中。
徐晓写到 "在挫折甚至灾难面前，我也有过软弱，但却没有逃跑，没有倒下，起码没有背离自己。我不能让那些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特别是一凡，因我而增加一分失望。"
"以后，每当我遇到那种因社会的不公而遭遇挫折，变得消沉颓废、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甚至自甘堕落、不可救药的人，我总在心里十分惋惜地想：在面临人生转折的时候，他们身边如果有一个一凡那样的朋友该多好！"
这就是大仲马的感叹"一个具有真正伟大品格的人，对他周围一切的影响是多么地强大呀。" 不过真的很少人能有幸拥有这样的朋友吧。友情是五伦之一，虽为最末但不由外力纯以心交，倒是五伦中最可能纯净的一种。如龚半伦者毕竟寥寥(自言其无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道，平生只爱一个小妾，故曰半伦)。
大概自定交始两人便常长谈，
"一凡总是坐在窗下的写字台前，我坐在侧面一把专门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以后很多年，我和一凡常常这样坐着谈论生活，谈论书本，谈论人生，好像今生今世我们就是为了这样坐着谈话而出生而活着。从下午到黄昏，从傍晚到深夜，话题永远不会枯竭。"
青年男女能如此相投，却可足于友情，也是借那个时代之风吧。回想当年还是少年的自己也曾和一位要好的女同学谈历史，谈哲学，大声朗诵自己喜欢的诗篇，滔滔8小时而不觉天色渐晚。当时觉得那种情感也可天长地久。
只是，就像大多数少年男女的友情一样，最终都被岁月洗成路人。
便如Auden所说:
" He was my North, my South, my East and West,
My working week and my Sunday rest,
My noon, my midnight, my talk, my song;
I thought that love would last forever:
I was wrong."
后来在电影"四次婚礼和一次葬礼"中看到马修在盖瑞夫的葬礼上念到这首Funeral Blues。再次大受感动。这也是我看过次数最多的爱情电影。
不过徐晓的友情就幸运得多。可以维系终生，只因那还是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这种心神之交使得即使身在囹圄也有所寄托。
"借两三个月洗一次澡的机会，我故意走到看守站的平台底下，用小石块在砖墙上并排写上我和一凡的名字。我多么希望一凡能碰巧看到我的名字，能知道在这高墙深院里有我和他在一起。"
这样的友情不像爱情那样令人迷醉，却常常更持久而醇厚。 甚至能在人已故去后，由生者代为延续。虽然作者懊恼 "能够使我们永不中断联系的，惟有代表着他精神的毕生收藏，而我却无意中将它断送了，再无法凭借什么使一凡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得到延续。我懊悔、恼火、心痛欲裂，"
但事实上的确是延续了。
人在成长期时能碰到一位兄长般的朋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那些指导因饱含友情和热情而无可替代，那不是师长父母能给与的。徐晓讲述她从他那里取得的文学资源和思想资源。
"我想没有一个二十岁的人会读《牛虻》而不被亚瑟的魅力所迷醉的。" "我把《相信未来》抄在笔记本上背诵：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的呼唤，温暖着一代人的心。"
即使没有类似一凡这样一位指导者，我还是很庆幸自己也在20岁读到了牛虻。伟大的勇敢的坚强的智慧的迷人的牛虻啊。我当时几乎背得出牛虻被捕到就义前那半本的篇章。当时英文总是不及格的我，居然找来英文原版咬牙从头看了一遍。那就是偶像对少年的巨大魔力。
虽然晚了一些，我也在2000年左右时读到了"相信未来"。 那就象一道光！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一下子就理解了为什么现代诗歌史中屡屡提及食指，那么多人总会去探望久已神经错乱的食指。不要说在1968年写出，单单在干涸迷惘而理想盛行的70年代读到这样的诗就可以称得上奇迹吧。是不是当时每一个读到它的绝望心灵都会受到拯救？
我相信这绝不会是仅仅温暖一代人。
"不能苛求每个人都真理在握，但愿每个人都信仰在心。" 这是徐晓为自己慢慢不十分认同一凡，而为他为己做的原谅。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而生存环境的差异使得后来者常难理解。而这不理解反倒常常是被上一代所先理解。
如一凡于她。
"正如邵燕祥先生发表于一九八一年的文章《我死在一九五七》中所写的：“年轻的后来者！你们也许惋惜、同情、怜悯我，你们也许讥诮、奚落、蔑视我，以为我是盲目、愚昧的白痴吧！你们这样做，是因为你们不理解像我和跟我有相似经历的同志，而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有值得你们嫉妒的炽热的爱，燃烧着对党和人民的信心，即使在我们的天真、幼稚、轻信和形而上学的错误里，也伴随着高于个人荣辱与毁誉的执着的追求。”我想，这就是当年一凡要对我做的解释。他终于没有明白地说出来，是因为他比我更分明地看到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并为这差异而痛惜。”
也如她于后人。
"如今的年轻人到了中年将无从体验这种失落的痛苦，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所了解和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使他们仍然可以阅读我们读过的书，仍然可以像我们当年那样彻夜畅想，但是他们思维和感受的方式已经不同了。孙子无法理解祖辈，儿女无法理解父母，就像我无法完整地理解一凡。他们不了解，甚至也不愿意了解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从想象的存在。在他们的身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误。"
所以她大概不会感到奇怪，在豆瓣年轻人中对此书最热的评论却是 :
"我宁愿把这样的生活看成一种悲剧，一种在政治无所不在而个人被普遍忽视的时代，有所追求的年轻人必然要走上的不归路：因为对现实政治和虚假宣传的怀疑，他们建立起自己的信仰体系并为之奋头甚至牺牲，他们陶醉于戳穿皇帝新衣的喜悦，甚至带着追求真理的悲壮感，却没有想到无论他们的创见还是牺牲，其实都不具备那样坚持的意义"
"《半生为人》里当然没有写到张志新、林昭和遇罗锦，但徐晓他们的精神与这些人是一致的——以今天的观点看，张志新、林昭和遇罗锦的精神是可敬的，而他们所坚持的理念，不过是一种常识，以那样一种牺牲去捍卫常识，够悲壮，但悲壮本身不能改变常识就是常识的本质，不能提升那种思想的意义。"
这评论读来的确有些悲剧的味道。
不过这悲剧并不属于徐晓那代人。他们有令人羡慕的友情，值得骄傲的青春热情，体会过刻骨的悲欢，度过艰难但不曾停止向往美好的岁月，懂得什么是理想和信仰，能并不羞愧的回首往事和思念故人。
一个艰难时代过去了，留下了历经磨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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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读奥登，献给我也曾有过理想的青春岁月。
Stop all the clocks, cut off the telephone,
Prevent the dog from barking with a juicy bone,
Silence the pianos and with muffled drum
Bring out the coffin, let the mourners come.
Let aeroplanes circle moaning overhead
Scribbling on the sky the message He Is Dead,
Put crepe bows round the white necks of the public doves,
Let the traffic policemen wear black cotton gloves.
He was my North, my South, my East and West,
My working week and my Sunday rest,
My noon, my midnight, my talk, my song;
I thought that love would last for ever; I was wrong.
The stars are not wanted now: put out every one;
Pack up the moon and dismantle the sun;
Pour away the ocean and sweep up the wood,
For nothing now can ever come to any goo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Funeral Blues by W. H. Au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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