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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甜蜜的家。[基调优美的，热情的，依恋的]

我说：“一定要去偷个西瓜，非不可要去。”

这是89年夏天最闷热的一天，南方来的热带低气压要把人摁在地上，要把你的舌头摁得吐出来。

“你干吗？”
“一定要去，明天我出远门了，走啦。”
我不再理会吴歌，迈出院门。

[司马里功德巷附22号]，我家的门牌号码。这里有一个真正的家，两人高的青砖围墙里面有宽敞的院子，院子里有大树、水井、凉棚、花鸟鱼，本来还有只名叫“老虎”的猫几个月前离家出走了，呼应着母猫的嘶叫去找爱情。经院子上台阶是一个堂屋，堂屋里有红漆的八仙桌和太师椅。

两扇古老的木门是通向外面的唯一出口——春天的潮，夏天的热，秋天的干，冬天的寒，风和雨，烈日和冰霜让木门生出无数皱纹一条条凸起。门上两个包铜褪尽的铁环衔在狮子嘴里，叩响它们就会有人出来开门。

沿着狭窄的功德巷走去，巷子很窄，只能容一辆运黄泥的板车和一个人并排通过。地面花岗石铺就，坑洼不平，常常大粪车经过流下一路淅沥的秽物气味难闻。几年之后，这些花岗石会被某个房地产公司重金收购，重新打磨之后成为摩天大楼的外墙。

我家在巷子北边，北边这一溜都是围墙围着的房子，有相似的大门，围墙的侧面挨得很近，墙之间堆满落叶和昆虫的尸体，无人能钻进去清扫。巷子的南墙一溜无比高大的水泥墙光滑平整，这是三次加高改建之后的结果，墙上头无数破碎的玻璃刺象猛鬼的獠牙，再上面是双层蒺藜铁丝网，肯定是通电的，即便白天，支着电网的木桩上挂着的小小灯泡仍昏黄地亮着。墙后面是公安局。小时候，另一条横街上公安局正门挂着三块牌子，一边是个大的——北区公安分局，另一边两个较小的——北区民兵指挥部，北区工人纠察队。现在只剩下一块牌子了。
在挂三块牌子的年代，高墙后常传出低微的尖叫，听到人心窝子发颤。那时还小，可也能分辨出是人被殴打时发出的声音。奶奶告诉我，挨打的是坏人，打人的是好人。我相信。有个表叔便是公安，他当然是好人。我曾经扯着表叔的衣襟问，“表叔表叔，你打坏人嘛？”表叔笑笑说：“当然打，一搞行动就要打，没办法。哎。”

一次亲身经历之后，我深刻认识到坏人的确该狠狠地打。

那时，南墙没后来这么高，中间有个小门——大概一个大人那么高，一个半大人那么宽。这个门给粪车用的。放学回家我碰上粪车停下来，连忙捂住鼻子贴向北边院墙。掏粪的是个女人，住在附一号，大家叫她“地主婆”，不年轻了也不老，看不清楚面目，因为她总是带着灰扑扑的白帽子和口罩。
“地主婆”放下粪桶粪瓢，咣当打开锁，轰一声，两个人就从门里面冲出来。他们跑得象两头疯牛，把我顶翻在地就消失了。爬起来的时候“地主婆”哭着喊着坏人跑啦！坏人跑啦！我拍拍衣服摸到一手大便，臭死啦。

奶奶闻声出来带我回家，也不敢牵我的手，平时奶奶是很喜欢这样做的，可这次她用两根指头拈着我领子，令我感觉自己象只臭猴子。
穿着小裤衩站院子里，爷爷吊起一桶桶井水给我冲洗，刚夏天，水很凉，可我愿意不停的洗，洗到皮肤红了那臭气好像还在，也许是那堆脏衣服上的味道吧。我的手伸进裤裆摸到冷得只剩下一点点的小弟弟，恨恨地说：“下回这种坏人应该打死他。”
奶奶用毛巾搓着我的头发啐到：“下回遇上坏人赶快躲远点，不然弄一身大粪臭死。”奶奶后来又对爷爷说：“哎，这两个人怎么能从粪坑里躲出来的呢？”

快要走出巷子了，巷口有个西瓜棚，棚主是我小学同学“光洋”。
光洋小时就有鬼剃头的毛病，当时我们以为是癞子，或者癞子本来就是鬼剃头？癞子给人的感觉是肮脏的、不讲卫生的。他一块块露出来白白的头皮很象银元，我们都把银元称之为光洋。光洋的爸爸外号烟屁股，那个十指焦黄的老家伙一双风泪眼，在废品收购站负责过磅，人倒是和气，见人就笑得眼屎往下掉，收旧报纸秤压得低很受各家主妇的笑脸。老家伙烟瘾奇大，手上无时无刻都夹着香烟，他很穷，总是弯腰捡地上的烟头攥回去卷纸烟——喇叭筒。
光洋读书是个笨蛋，二年级读了三年，终于还是退学了事。我们都长大了，我是即将成为国家干部的大学毕业生，他卖西瓜。

“米哥，买西瓜啊？”
“红不红？”
“不红不要钱，开一个给你？”
“不要，我要偷一个。”
“偷？是抢吧？莫看你肥实，老子有西瓜刀，嘿嘿。”
光洋本要切瓜的刀子向我晃晃。
“呵呵，我自己挑。”
我嬉皮笑脸搬动西瓜，间中用中指弹弹。
“个个包熟，你这回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看你们太学生个个上街人五人六喊口号，那还不抓起来几个？”
“老子是党员，爱国，不跟流氓上街。”
“看不出来，你还是党员，难怪别人去游行，哈哈哈。”
“1，”我手指光洋背后。
“什么？”光洋回头看去，等掉头回来就冲我背影喊道，“小米，你还没买西瓜呢，怎么又不要啦？”

我张开双臂啪啪弹着响指，不回答也不能回头。我走向小巷深处的家，哈哈，西瓜偷到了——挑好一个秧子把又长又结实的西瓜放在瓜们最上面，就在光洋一扭头，我叼着西瓜秧子转身就走。
附3号院门吱牛一声张开，张家小妹“扑”地向青石地面泼出一盆脏水，一抬头扑哧笑了。她脆脆的笑声拨开一线沉闷的空气。我向她呲呲牙算是回应。

我想吟诗，譬如雨巷：展开双臂，弹着响指，逍遥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希望逢着一个树桩一样的，结着西瓜的儿郎。

西瓜后来被扔进深深的水井，扑，西瓜闷闷击在水面，水面晃悠一下，反射上来的阳光幽暗。

“你干吗那么无聊？真是的。”
“我就是无聊，不无聊干什么？”
吴歌站在面前，道德高洁义正词严象个末日审判官，同时也是个面目皎好身材精妙的姑娘。她坚持要去付款，态度好似如果买西瓜不给钱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念就会崩溃。
她走到井边仔细端详，然后说：“看来这瓜不小，5毛一斤，10块钱总归是够了。”

“快去快回，回来看我杀青蛙。”
我冲她飘飘隐去的背影喊道。

放好小板凳，一串铁丝穿着的青蛙扔在脚边，我背靠冲天的榆树坐下，手握一把厚背菜刀。
蝉在很高的树叶上响亮地抖动翅膀，那是它勾引异性的声音。有一件事情很没道理，整个功德巷每户人家的树都生长在院墙里面，我背后这棵榆树已经很高很高，树干粗壮，它靠着院墙，紧贴那些将来终究要松碎的青砖，我恐怕有一天，树干会挤垮整个围墙。很多年后因为无聊而去巴山蜀水散心，经过一个村落，村落里每户人家的屋后都种着一棵榆树，据村民说，谁家的榆树长得高，这家就一定比别人更兴旺，恍惚中我想起功德巷每户人家院子里都只种着那么一棵榆树。

我开始斩杀青蛙，这时爷爷正在破鳝鱼。鳝鱼是一种滑腻的动物，爷爷用两根关节布满赘皮的手指夹住鳝鱼脖子，甩着鳝鱼头狠狠抽打案板——它晕了，被大钉子钉在案板上，被弯弯的片刀划开两边，被挑起穿透整个身体的那根骨头，黏稠的血液浸透案板滑不留手。

另一边，苏阿姨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她要砍下一只老鳖的头，可老鳖实在太狡猾令事情很难进展。苏阿姨用筷子挑逗老鳖，老鳖伸出头一口咬住筷子。苏阿姨一脚踩住老鳖的背，一手扯着筷子，照道理，老鳖应该死死咬住筷子不松口，应该象一个信念坚定的人类那样坚忍不拔，然后被人手起刀落砍下头颅。可这老鳖只要筷子一紧立即松开口把头缩进壳中，它真是活得太久了。
我想，苏阿姨已恨不得用斧头砍开老鳖的背壳。不着急，这老鳖迟早会被砍下脑袋，被大卸八块，和着清水、胡椒、生姜、各种调料成为一锅汤。它死后会被高压锅狠狠炖烂。

我们都在为晚上的家宴做准备。按家族传统，男人长大了就应该离开家，离家之前，全家人为远行的人准备丰盛的宴席，让远行的人吃最喜欢的特色家庭菜肴，喝从泥土深处挖出来老酒。预计爷爷会说，多吃点，这些东西将来肯定吃不到，馆子里是做不出这样的东西的。

一直如此，这个家的男人都离开了，眼前能看到的只有爷爷，胡子头发雪白面庞泛红，他从很远的地方回到家里，等着更老更老。
这个家族的女人也都离开了，女人总是要离开的，但和男人不同。男人去远方，辨析道路，排除危难，搜寻财富、权势、美女、或者一无所获，女人去远方仅仅寻找男人。男人有一天会回来，衣锦还乡，或遍体鳞伤，或衰老不堪。只要不老，男人来了还会走。可女人总是一去不返，也许偶尔会有书信，或芳踪一现，只是女人的出现总带来不干的眼泪和琐碎的唠叨。

根据后来修缮的族谱，我们家族的分别来自山西和吴越之地，祖先们有时聚拢有时分散，曾出过些取得功名的官僚，也有些杀人如麻的将军，这些显赫的人最后捧着皇帝写的牌匾回到当年出生的地方用不义之财民脂民膏建起雕梁画栋的大屋广置粮田，然后繁衍下去直到出现某个著名的被后人记住的败家子或者遭遇天灾人祸千金散尽家破人亡。于是，一切从头再来。

家族最后的鼎盛据说是清末民初，爷爷和奶奶是最后的见证者，数千人共居在层层深入的一栋大屋里，阳光透过画着神话故事的窗框和门楣之后变得无比幽深。日本人的炸弹终于完整地消灭了整个家族的洞穴。从此，老屋成为传说，是家族成员回忆时叹息的根源。
爷爷这一支被认定是长房，很小的时候，奶奶告诉我，你是长房长孙。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肩负重建家园的责任或者对整个家族的成员都有不可推卸的权利和义务。不知道，后面的意思奶奶没来得及交待清楚就撒手西去。
再过几年，整个家族现存的人们会从五湖四海世界各地汇聚到无数次变迁之后被确认的家乡，他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实在无能为力的就来看看，混得如法的会粗声大气地发表意见，不那么如意的则穿着自己最好的衣装。这些血脉相通的人们商议之后集资购下一片当年祖先耕种过的土地，聘请当地土建筑队修造了一所可以住人和安放神灵牌位的祠堂，某个高小毕业精通古文的堂兄决定长期住进祠堂负责清洁祖宗牌位的灰尘同时修撰家谱，堂兄是个瘦小干枯脸上刻满皱纹但四十不到的独身男人。他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份工作呢？
恭请祖宗的时候，官为市长的另一位堂兄客气地对我说，“来来，你是长房长孙，由你领头吧。”
我一挥手说：“屁，你的官最大就是老大，你上。不要坏了江湖规矩。”
最后，一位留洋50年去过英国瑞士最后定居夏威夷的表叔爷被推举做了公祭人，78岁的表叔爷晚年潜心儒家哲学，可见家族之根依然文气郁郁，我辈无耻贪官桀傲枭商并不配入大雅之堂。

吴歌从街上回来精神气爽的样子问我：“你怎么把西瓜偷回来的，他说你没偷瓜呀？”
“那是我的秘密，不说。”
“求求你，告诉我吧。”她蹲下来，抚摸我执刀的手背。
“别别，小心我切自己的手。”
我一刀压进青蛙颈项之间，花绿蛙皮翻开，拈住往下一撕青蛙变得一身雪白肌肉饱满。真是大好青蛙啊，这样的青蛙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贵，不象童年时，随便哪个夏日的夜晚，拎着手电循着蛙躁之声就能照回来一背篓。
“呀，青蛙撒尿。”吴歌惊叫。
这只失去皮肤和脑袋的青蛙在这个生世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将冰凉的尿射在我和我女人的手背上，它新鲜的尸体注定会被油炸，掺和着红椒一起盛进景德镇制造的瓷器。

吴歌最后没能拷问出我的偷瓜绝技，因为一只鸭子彻底转移了她的注意力，就是那只被割断气管放干热血浸泡在开水里的鸭子。本来这鸭子应该安静死去，羽毛在热水的浸泡下慢慢和皮肤脱离关系，或者由苏阿姨的手来帮助完成任务。它本应该成为落尽羽毛毛孔粗大皮肤洁白失去内脏的，嗯，我是说，它应该成为鸭子肉，最后剩下留着牙齿印的骨头。
这鸭子从热水中站起来，蹒跚地越过脸盆边缘，走下台阶，东倒西歪向水井走去。它的头被塞进翅膀底下，所以走的不是一条直线。
“真是太神奇了啊。”吴歌说。
“你也知道？”我问。
“知道什么？”
“哦，你不知道，我知道。”我囔囔对自己说，“我知道鸭子为什么爬出来散步。”
我又看到了很多年前水井周围那一地羽毛，鸡的、鸭的、鹅的，阳光照耀，羽毛轻轻飞起，离地三寸然后落下。

这个家住得实在很久，我几乎忘记自己来自北方的冰天雪地，那时我刚出生，没有记忆。听说出生那天鹅毛大雪满天飞舞，大地变得深不可测，每一步踏下去雪就堆积到大腿根。
奶奶接到我出生的电报即行北上，挑着一担青菜，包括辣椒、白菜、冬苋菜等等。她说，北方没青菜，不吃青菜我过不下去。青菜吃完后奶奶挑着我离开北方，一个箩筐装着襁褓里的我，另一个箩筐装着衣物、奶粉、毛主席语录和像章——我父母都是军人，当时正支左。
那时交通并不方便，回来的路程奶奶走了半个月，好在我们家族几乎在任何一个经过铁路的大城市都有亲戚，更重要的，奶奶是当年最后大屋的管家奶奶，所有家族成员或者他们的父辈都受过奶奶的恩惠或者结下仇怨，这好办，奶奶不会去找那些仇人寻求照料的。
回到南方我居然立即有了记忆，据说，不论任何四条腿的动物从面前经过，我就会张开小嘴，摇动圆乎乎的手指说：“马，马。”

能清晰记得最早的事情是这样的：我，爷爷奶奶还有九堂叔，一起挤在堂屋八仙桌之下，或蹲或坐，四周一片黑暗，我们等待警报响起。这叫做防空演习。本来居委会要求我们下乡疏散，但恰巧奶奶挂毛主席像从凳子上掉下来扭伤了腰。
什么也看不见，但周围有亲人的热气，爷爷和奶奶都抽烟，身上烟味很重，九叔是个画家，有一股墨汁的味道。八仙桌上铺着几床棉被，棉被被一捆捆书压着悬挂下来，奶奶说如果有子弹或者炮弹碎片飞进来，遇上软塌塌的棉被就失去了冲劲，就会无力地掉落在地上而不会伤人。
我希望飞进来的是子弹，这样就能捡到黄灿灿的铜弹壳。什么也没有飞进来，第二次警报响过之后，奶奶托着昏睡的我从桌子底下爬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我揉揉眼，然后被放进被窝继续睡觉。

那时附22号有四户人家，如今院子里种满花草的地面上曾经有一间房子，屋顶是牛毛毡而不是青瓦，墙面是石棉瓦。这户人家比我更早入住。这家户主到底姓什么一直不知道，大家叫他祥哥。祥哥很大年纪，样子吓人——左边脸上有两条深深的疤打个交叉，左眼因此翻出了浅红的眼皮。有次跑得太急擦着他，从此远远看见就放慢脚步，他象块铁，沾上就让人疼。他天天外出，用沙哑的嗓子喊着：“收鸡毛鸭毛鹅毛！收鸡菌子乌龟板子甲鱼壳，墨鱼骨头哦哦。”
这户人家有两个女儿四个儿子，妈妈是个头发稀少的老妇人。如果阳光很好，这个老妇人就用撮箕兜着各种羽毛和骨头摊开在水井边晒，那些东西蒸腾着难闻的气味——骚气或者臭气，羽毛中总夹杂着粪便。他家大女儿一屁股坐在井口上奶孩子，一个奶头被干瘪且常常在深夜毫无节制嚎叫哭喊的孩子叼着，另一只乳房一半挂在衣襟上，黑黑的奶头象只苍蝇。小女儿靠着榆树晒太阳。她是个天生的瘫子，不能站起来，坐在一块木板上，木板底下有四个轴承，她用双手划动木板行走。阳光下，四个比我年纪更大更强壮的祥哥家的儿子们无休无止地撕打，他们个个一身黑皮衣衫破烂精力旺盛，地上一张玻璃糖纸就足以引发一场血战——有一次，从四方的窗户玻璃中我看到祥哥家小四仰着脸鼻孔朝天，暗红的血仍顺着嘴角往下流，他那么仰着脸，走到树下妹妹的身边，将一张玻璃糖纸给了妹妹。妹妹高举糖纸望向太阳，脸上露出笑容，小四低下头，鼻子已不再流血，于是返身加入兄弟们的战团，继续殴打倒在地上的小三。
这都是阳光下发生的事情，阴雨天或者寒冷的冬天，这家人收拾起羽毛和骨头，统统塞进那间简易的屋子，他们不出来，只有一些听不清晰的喊叫、哭声和榆树的树叶一起飘落在院子里，水井中。

祥哥的家和我们共在一个门框里，但之间存在界线，这条界线就是堂屋外面的台阶，总共三级花岗石，祥哥一家从未走上过台阶，曾经祥哥家老大打架累了一屁股坐在台阶上，背着一袋羽毛走进院门的祥哥一直冲到老大跟前，一脚把老大踢得在台阶下旋转得像个陀螺。祥哥沙哑地说：“滚回你自己家去。”

奶奶和爷爷很不喜欢祥哥一家，也不和他们说话，即便在窄窄的院门撞上，我们家的人一定侧过身子让路，祥哥总会客气地退后说，老太太老爷子请。我们家的人就摆正身子昂首走过。
客气的祥哥永远也不会得到我们家大人的好感，夏天的夜晚，爷爷坐在躺椅上，望着台阶下那些安详的羽毛和骨头，用蒲扇驱赶蚊虫，叹气说：“这些东西招蚊子啊，臭。”我曾说，“郁郁乎蚊崽。”爷爷奶奶哈哈大笑，说，“没那些臭东西，就没蚊子。”
最糟糕的是后来祥哥家老婆开始处理废油漆桶，我的天哪，铁刷子刷在坑洼的油漆桶上，那声音简直让人发狂。实在受不了，放下手中的毛笔——我每天要写四页大字，对照着[黄自元间架结构帖]，我用一个孩童不够悠长的气息尖声大叫对抗屋外拼尽了死老太婆全力的刮嚓声。这注定是无用的，只有在老太婆力气不够停手歇息时，我才能听到自己尖细的声音。
这声音同样也让爷爷受不了，他在屋子里不停地转，用卷起来的书敲打大腿，奶奶放下手中的针线牵起爷爷的手拉他在床沿坐下——那时，我们家只有底楼东厢房两间，一家人白天活动的厅房里也有一张宽大的床。奶奶拉着爷爷的手并排坐着，轻声说：“不要烦躁不要烦躁，总归慢慢就习惯了。”这种情形经常发生，看着他们长着老年斑的手握在一起，我觉得温暖、温柔或想起某个好词。

这种噪音真的被我们习惯，后来这家人搬出院子，我突然觉得空空荡荡。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进了小学，凭着好听的童音成为红小兵合唱团的成员，再大些成为花儿少年合唱团的领唱，终于一天，在高中课堂上即将下课之前，老师的黑板刷尖叫着滑过玻璃黑板，我站起来，冲着窗户高声唱起“太行山”，一声高亢的“太行山”，停住，听到玻璃发抖的响颤，同学们目瞪口呆鸦雀无声。无休无止的铁与铁的刷嚓声在我脑海里变得无比温顺。

祥哥一家临走前发生过一桩大事，那是79年的夏天，祥哥四个儿子从各处乡下回到城里，已经驼背的祥哥和老太婆在屋角灶上用滚油爆炒辣椒、豆豉和猪油渣香气直冲天庭，我想，那一定是非常好吃的东西。
他们一家人在水井边摆开方桌开始吃饭。
后来听说打架起因是小四和小五的筷子夹到了同一片辣椒。我看到的是小三一脚踢飞用双手劝架的小妹，小妹其实比我年纪还大，只是因为天生残疾长得很小，穿着用两片毛巾缝的裙子，她飞起来掉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像死了，其实没死。她日后会跟着一个四处流浪表演的马戏团远走他乡，学会用双手在地上拿大顶和走路，又有人说，她去了广州，在火车站的地面双手划动有滚轮的木板乞讨旅客的零钞，晚上则在出租屋里向盲流出卖肉体。
总之，祥哥家的小妹没有死，小三则被小四抽出屁股下的小方凳狠狠拍在脑门上，当场气绝。

人们为什么如此暴力，我无法解释。我是那种男人，身体生长很快，可是大脑跟不上发展。12岁那年，因为奶奶故去，我成为缺乏教养的孩子，皮糙肉厚，无法无天，每个星期至少逃课三天，多数是逃票搭乘公共汽车去到城郊，那里有乡镇邮政所原价出售新版邮票，我大量收购，回到城里的集邮市场用高出一半的价钱出售牟利。干这种勾当的半大孩子不少，自然会有利益冲突，最后终于需要血战的谈判。
那个年代，即便准流氓也有相当的骑士风范，象写小说一样约定时间地点，召集哥们，以决斗方式开战，以混乱的厮杀和警察来了的呼叫告终。
作为一方首领，我年方14，身高马大，当伙伴畏惧对方的实力而畏怯的关头，我高举爷爷收藏的日本军刀，口中发出悠长浑厚的嚎叫——如同当年死老太婆铁刷子在油漆桶上造出的声音，就这样，我一身煞气好似地狱脱逃的吃人魔鬼有前无后地扑过去。对手们不等我接近已然拔腿狂奔。我穿越街道一路追杀。一个跑得几乎气绝的家伙停下来，马刀划开他的衣背接着立即撕开屁股上的皮肉。他扭头望着我，呻吟道：“米哥，饶命，再也不敢了。”
我把刀背搁在肩头，希望刀尖上的热血更多一些可以滴达在地上。
暴力，让男人笑傲长街。对不起，我就不叙述当时这个少年男人的鸡巴是否翘起来了。

即将离开家的这天，一只顽强的鸭子把脑袋夹在翅膀底下倒在井边一命呜呼，也许是听从无数羽毛的灵魂的召唤吧。

院子里整个下午的忙碌卓有成效，那些被称为食物的动物和植物的尸体终于颜色分明香气四溢，成为青花瓷器中的佳肴。红色的酒倾进刻着暗花的玻璃杯，名为状元红。家宴开始，爷爷在上首，我在爷爷左首，吴歌在右首，苏阿姨还在忙进忙出，围裙未解。
家宴设在堂屋中，南方老房子底楼的东西厢房之间必有个堂屋，堂屋里有楼梯通向楼上的睡房。从前，附22号有四户人家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我，爷爷奶奶住在东厢房，西厢房住着九堂叔，堂屋公用。那时苏阿姨还在乡下，九堂叔呢，他是怎么来的？

四人帮打倒之后3年，四姑带头出面从政府落实政策全面收复整个院子，九叔则去世3年了。爷爷曾说起九叔的父亲自己的堂兄弟号称全城最大的资本家，一个做大米生意的老板。文革期间，九叔一家被抄家，九叔的父母被游街揪斗殴打之后失踪。关于下落的传说有三种，其一，九叔的父亲被红卫兵失手打死，于是红卫兵继续杀人灭口，将死的老公和活的老婆一起扔进一口深井，封了井。这口井坟到底在什么地方无法考证。城市中传说某个学校后面地下常常有算盘声响起，那曾有一口井文革期间被填没了，这是九叔死后才有的传说，自然无人扛上锄头去挖地三尺，政府估计也不会许可。第二种说法是九叔的父母在一个深夜逃出红卫兵的魔爪，一路辗转逃到海边，他们抱起4，5个充气球胆横渡台湾海峡，大风吹过，他们一起沉入深深的海底，因为他们的手腕子用绳子绑成了一串。这个传说的由来是因为我们家族真的有人这么干而且成功了，这个祖国的叛徒当然死在台湾骨灰没资格进入祖坟，但这个叛徒活着的时候声音从那边的广播传回大陆——跟随在甜腻腻的播音员“大陆同胞们，这是复兴基地……”的断续的声音之后，那是一种让大人捂住小孩的耳朵的可怕声音。第三种说法是，九叔的父母偷渡香港后来去了欧洲。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但存在。

九叔是个画家，从北方就读的学校逃回故乡举目无亲，为什么会允许他在我们的西厢房居住，这很奇怪，唯一的解释是：九叔会在墙上书写字体酋劲的大红标语，也能攀在楼梯上一手提着油漆桶，一手用刷子画下巨幅宣传画，那些画小时候到处大墙上都有：一些抱着宝书、刀枪或镰刀锤子，浓眉大眼表情严肃的工农兵群像矗立在画面醒目位置，幅员广大，一些獐头鼠目缩成一团的坏分子则在画面的下方角落中发抖。画面上有一些力度十足的字眼：铁拳、灭亡、打倒、消灭……

就因为这，九叔住进西厢的一间半房，堂屋成为我们家吃饭的地方也是九叔的厨房。九叔的厨房其实只有一个炉子和一个铝锅。九叔从来不和我们坐一张桌子，虽然我奶奶她婶婶多次邀请，可这位脸色苍白身子骨单瘦的年轻人从来拒绝这份好意。他长年穿发白的军装，吃猪油捞面。在将自己封闭在房里之前，他中午准时生炉子，煮开水，下挂面，在一只写着造反有理的搪瓷盆里撒下盐、味精和一块猪油。我从来没见过他的吃相，他用筷子搅拌面条，向正要开饭的一家人微笑致意然后闪入房中。

小时候我很好奇，喜欢窥探周围人家的隐私，院子里祥哥家我经过时偷偷窥过几眼，那里面实在太挤，除了几个自制的三层床架，即容不下这一家人的艰难也放不进我探秘的目光。但九叔的房间不同，我不但从门缝偷看过——偷看是不好的，奶奶发现会警告偷看会让眼睛长出疖子，门缝里的风具备保护主人隐私的杀伤力。还进去过。有一天，九叔拉开门看见，就伸手拉我进去，所以我永远觉得九叔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年轻人——他死的时候不超过30岁，自然永远年轻。

九叔的屋子里有床——床在半间亭子间里，头顶是楼梯的轮廓。外屋有一大排柜子，柜子一格格放着无数卷轴，看过一些，都是风景、山水、动物和花鸟，当时不清楚这些国画到底水平如何。对于画画，那时认为附21号的胡子老头水平最高，他专门给人画寿相，就是人死了之后挂在亲人房间墙壁上的那种黑白相。胡子老头画过的人不计其数，包括我的爷爷奶奶。胡子老头的画跟活人的脸毫无二致——类似后来西方超级现实主义，画家甚至会用针头去制造雕塑上逼真的毛孔，被画的人回家仔细研究一番所得立即收起来以备死后仍能在家族的天地里注视后人的生老病死。
九叔无数的画中连一个人影子也找不到，至少我看过的都这样，当然，街上那些宣传画除外。我去看画的次数很少，因为不久九叔神经了。
九叔因何而神经没有任何说法，某个初夏的一天，他出门画宣传画，这是街道居委会主任的命令，回来不停发抖之后躲进房间。九叔的疯癫被发现因为两件事：从此中午九叔再不出来煮面，一个深夜，奶奶被堂屋的响动惊醒，披衣出来一看，九叔正在生火。那之后，夏天渐深，一股奇特的臭气弥漫整个院子，不是祥哥家晒羽毛的味道，而近似人类粪便的气息。

当时，堂屋的楼梯已被封死，堆积着我们家的杂物，台阶的侧边新修了一个楼梯，每一级台阶很高，斜度很大，楼上住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两大两小，小孩一男一女，男的比我大，女的比我小。
这家户主是个戴黑边眼镜的青年男人，不论天气多么炎热总是着深蓝中山装，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记忆中，他很象四人帮里的张春桥，只是没那么老。这人不是秀才，虽然出入夹一公文包，有车在巷子外面等候。他曾经在文革初期名声显赫——在城边旧教堂的钟楼上，他一人抱住两挺机枪死死控制住两条入城的道路，这致使号称百万的农革协无法增援城里口才宣传能力最劲红学联，而工造司在几番血战之后全面镇压反动派进入革委会成为主流。他叫梅林，市革委会高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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