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网俱乐部

采写：吴虹飞

（一）网络成为先锋，媒体在后跟进

对我来说，网络的传播比主流媒体的传播意义更大。我和张闳合编的书《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一卷），试图收集各个文化领域的批评成果。其中不少文章是网上首发的，或者至少也是在网上张贴过的。我希望它能够成为一种“国风”式的文本，

媒体改变了原先的学院批评的封闭状态，话语变得更加活跃，对受众的影响也变得更加深远。媒体批评除了内在的思想以及见解的独特，我们更为注重感性和可读性的一面。这是一个重要评判的尺度。

我们还发起创办了一个网上资讯平台――文化先锋网。这个网站有三年的历史，在知识界已经颇有影响。去年还被《南风窗》评为中国最杰出的虚拟组织。我每天都会上去看一下，修正一些细小的错误。许多学者如萧功秦和夏中义等，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这个网站查看当日资讯。如果我们在文化上能够给别人提供一些资讯服务，也算是做了一件“功德”吧。有朋友建议我们把网名的第三个字改一下，叫“文化雷锋”，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没有报酬的，而且我们还要自己往里贴钱。但正是这种状态，为网站的独立民间立场提供了保障。

有一批上海的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义务地更新网站的内容。他们尽可能选取较有价值的文化新闻，几乎所有的标题都要进行“改造”，重新加以阐发，令其获得新的意义。这种“改造”能力无疑是要经过专门训练的。我认为他们大都很有才华，做得不错。他们在努力发挥“标题阐释学”的功能。这种话语策略现在看来是卓有成效的。

如今，互联网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传统媒体，网络是资讯的先锋，为媒体批评开拓了新的空间，而媒体则密切地跟进，继续扩大战果。从去年来看，网络的先锋作用十分卓著，从政治到文化，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令人振奋的变化。民意借助网络发出了嘹亮的呐喊。

（二）学院是腐朽、无能、平庸的代名词

我是学院的教师，可能对学院的问题看得更多一些，对我而言，头号敌人可能还是学院本身。我从来不在学报上发文章，这些学报基本上是腐朽话语的载体，在上面发文章纯粹是浪费时间。我不在乎职称问题，也拒绝接受来自这方面的任何束缚。

我试图使我的批评具有学院式的学理和逻辑，同时又具有媒体和网络批评的感性。回国两年多来，我先后在《中国新闻周刊》、《经济观察报》、《南风窗》等开过专栏，而现在则在《南方周末》上继续写专栏。媒体写作是我目前的主要状态，因为它介于学院批评和网络批评之间，能够兼顾两者的优势。

我的批评和规范的学院批评显然有很大差异。虽然曾经接受了完整的学院教育，我还是很少采用纯粹学院的书写方式。中国的学院和外国的学院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已经是腐朽、无能、平庸和消灭创造力的代名词。令人痛心的是，甚至“学院”本身也正在沦落为一个遭人讪笑的贬义词。

（三）媒体批评正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90年代的媒体批评是由报纸编辑和记者充当的，他们代替专家行使着批评的职能，其结果是大量低劣的批评文字充斥媒体，并且形成了畸形的话语垄断。这种情况这些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除了媒体自身的评论员以外，更多地是邀请专家和作家参与，这就显著提高了媒体批评的质量，总体上说，中国的媒体批评正在朝着健康的方向行走。

媒体的炒作是基于“娱记”报道的夸大其辞和不负责任，比方说“手机事件”、“黄健中事件”和“张铁林丑闻”等等，但大部分媒体批评还是比较节制的，它们通常会出来指出并修正“娱记”的偏差。

“手机”事件中的是非姑且不论，崔永元接受采访，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只是新闻事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媒体批评。而陈思和籍此写了文章来批评“媒体批评”的失误，这显然是对媒体批评的误解。陈思和混淆了基本的逻辑对象：他所要批评的只是崔永元这个人，而并非“媒体批评”本身。

我当然不想回避媒体批评所存在的弊端，你也看到，其中许多专栏文章是“应景之作”和获得低廉稿费的途径。在中国开专栏往往不超过三个月，打几枪便换个地方，没有恒久的品牌意识，这样容易滋养一种不负责任的批评姿态；此外，国内稿酬偏低，不足以养活一个专栏作家，以致一些人不得不到处开设专栏，疲于奔命，滥竽充数。我认为这方面有必要借鉴西方的经验。美国媒体的一个作家专栏通常可以开上20～30年，直到写不动为止，而且稿酬相当丰厚，足以令作者衣食无忧。专栏作家为了确立个人品牌，便会对自己的名誉和书写负责，每一篇文章都会精心打造。这样的良性循环，必要会造就优秀的媒体批评家及其文本。纽约日报书评专栏，为我们提供了卓越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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