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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本和我没有缘分，它是充军的地方。六八年在上海搭过一班送知青的列车，机车的汽笛一响，数千家长发出号哭的爆鸣，还见一个母亲晕厥在月台上，这景象永远留在我视听的记忆中。新疆意味着生离死别的遥远；可是绝情的政府，却将一列车一列车的稚男稚女送到那方去了。七一年在农村里劳改，一天听村姑们说，新疆接女娃子的车，昨夜停在成渝公路上，还说二大队的一个狠心女子，撇下了丈夫和孩子也去了；我也萌生过逃亡的想法，可是新疆有太多的男子缺妻，它只要女人。新疆也有我的亲人，七七年家里来了从未谋面的堂姐一家，自从伯父在战乱中“被我军镇压”后，她跑去了新疆，嫁给了奎屯农机厂的厂长，总算混出了个体面。只记得姐夫对我说，那里“不缺粮食，有白面”。
关於新疆，脑海里除了无际的沙漠，便是“遥远”、“缺女人”、“有白面”这样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这些年又听说那里在闹独立，很可怕。然而，最近我又做了些“西域历史地名”的研究，从此就自作多情地思念她，而且还眷恋得那末动情。今年夏天决心到那里去走一遭。直到行前，人们还在告戒我，那里很危险；北京的姐姐则说，那是“敏感地区”，“言论放肆者”不去为妙。可是非去不可，我要见见那里的山水和人文。

西出了阳关，又是故地和故人
我们一家人先飞上海，然后就奔乌鲁木齐。现代旅行是点点间的飞，辞别了高楼，便是浮云；当然也就暌违了河西道上的“左公柳”。黄昏时下飞机，就由“西域旅行社”的小马接着，迳直去了富丽堂皇的“海德饭店”。那头戴红盔的搬行李的小伙子的眼睛长得很俊，问他是不是维族？他却说是江苏泰兴人，祖父“支边”来的。进得二十七层上的房间，朝外望去，竟又是高楼四立、万家灯火。这真叫我困惑：莫非西出了阳关，又是故地和故人？
清晨早早醒来，下楼喝咖啡，就和那位领班的姑娘聊上了，她说今年生意不好，日本和美国的“团队”不多，倒是内地和台港的客人不少。问是那方人？她说是“新疆人”；五十多年前祖籍山西当兵的祖父就跟王震来了。自后又听无数人说祖上是“跟王震来的”，对新疆汉人来说，浏阳王震好似他们祖宗。我问她想不想回内地，清秀和气的她回答说：“没想过，这里挺好的，口里（指内地）人心太坏，我们不习惯。”
包租的丰田越野车八点准时来到，行程是吐鲁番、库尔勒、库车，然后横穿沙漠，至民丰、和田，终点是喀什。南疆太大，走马观花也要费九天时间。导游小马、司机小朱和我们一家三人，一路谈笑风生，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小马是鄯善人，祖上是陕西回族；问他做不做“功课”，他说“心里有那么回事就行了，只是闻了大肉就想呕吐”。他是乡里唯一上大学的，打从新疆师大英语系毕业，就给Marlboro做代理，赚了钱，又受了骗，於是才来当导游；我们就叫他“贼回回”。小朱寡言，爷爷父亲都是“跟王震当兵”的河南人。小时父亲见他不成器，告诉他人分两种，“坐轿子”的和“抬轿子”的。他回嘴说：“世上那末多人，总要有人抬轿子。”父亲气急，抓了一张板凳朝他砸过去。初中毕业后，闲散在社会上打群架，父亲只得送他去当兵，才学得了开车本事，成了个好人。

王洛宾在达坂城很凄凉
从乌鲁木齐奔吐鲁番，要经过著名的“达坂城”。高速公路的“达坂城出口”，正是戈壁滩中的一个大风口，盛夏扫兴的风竟把我们吹得直抖擞；没见着一个“达坂城的姑娘”，却在简陋的礼品点里遇上了一群掌柜的“湖南妹”，店里摆了好多好多关於作曲家王洛宾的书籍和他创作的歌曲磁带，店门外还立着一尊他的头象，很凄凉地被北风吹着。王老师生来命苦，活着想革命，却要被劳改；死了图安分，偏要迎风站。伴着他的是一辆水泥粗制的马拉大车，赶车的老汉和姑娘都象是逃荒的，却在那里引颈高歌。
很早就赶到吐鲁番，没进城，先去了高昌古城，那是由汉代戌边将士始建的，后来在成吉思汗的不肖子孙们的内战中毁了，剩下的是见不到头的土夯的残垣。回头路上经过火焰山，那是一溜赤红赤红的大土山，就象尊烧红了的巨碳，吸足了阳光中的卡路里，然后向周边发散。它热得名声大，山却并不美。那天，老百姓都说很凉快，却把我们热昏了头，拍了照就逃之夭夭。

“葡萄沟”上“反分裂”的课
中午时分就到了著名的“葡萄沟旅游点”，那是个“乡办企业”，老板就是乡长。一位维族的“古丽”（维语“花儿”，姑娘的名字都带着它）接待我们，她才从乌鲁木齐旅游学校毕业，还说得几句英文；因为儿子的中文有问题，我们还是让她说汉话。於是“古丽”背诵了一通反对民族分裂的课文，我们倒也受益非浅。维吾尔同胞个个无忧无虑、天性快乐，跟着古丽如舞般的轻盈步履，见识了种种明珠般的葡萄，简直愉快极了。
招待我们用饭的，是城里的两个汉族姑娘，初中才毕业，没事来赚钱。新疆的女孩说话都很文气，还带点久违了的女性的羞涩；这令我想起在文革中愁死了的母亲，她说话也是这般的温柔。其中一个姑娘说是山东青州人，文革时一家抽一丁“支边”，排行老大的父亲义不容辞地来了。现在家里有辆卡车，靠运输煤炭过日子；她去过山东，说那里的日子不如新疆，最近几个叔叔也到这里来谋生了。问她葡萄沟有那末多的维族姑娘，为什么要雇她们？她说维族会汉话的很少，而汉族游客又很多。
在新疆，维族只要会汉话，机会便大大增加，因此干部和知识阶层的子女都进“汉校”。记得飞机上那位美丽的“飞行古丽”，父亲是“自治区交通厅党委”的官员，问她爸爸的汉话说得好不好，她莞尔答曰“做党的工作，当然很会讲话罗”，幽默地表达了对世事的明白。关於政府想推行汉语教育，也真是个两难的问题，碍於“反同化”的国际舆论，就不能强制施加，在“维校”中只能设置有限的汉语课。於是，维族同胞中也就出了“抬轿”和“坐轿”的两种人。

吐鲁番的夜市
夜宿“吐鲁番宾馆”。新疆天黑得很晚，於是一行五人就去逛街，原以为这是个土地方，走上一遭才识了它“地级市”的“峥嵘”面目；城中马路宽畅、汽车穿梭，城中心还有座电视和通讯两用的高塔。“夜市”就在电讯大楼前面的广场上；它“泾渭分明”，一半“汉餐”，一半“回饭”。我们在“回饭”那拨上就座，叫了一份“大盘鸡”，再来上几碗“羊杂碎”，三十元钱（不到四美圆）就把五个人喂得人仰马翻。
出了夜市，在街边遇见买瓜的维族汉子，他头戴一顶镶着红色Marlboro丝带的牛仔草帽，一股子胡子拉咋的男子气，儿子用数码相机给他拍了照，他看了立等可见的相，高兴得不得了，又拖着我合影。他用汉话对我说：“把照片寄来给我，到我家来，我宰羊招待你。”他留下的地址和姓名是“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江格拉斯乡，六大队一小队，吐地•托合提”。

天山路上忆往昔
从吐鲁番去南疆，要经过托克逊，再翻越天山。当年左宗棠的悍将刘锦棠带领着“老湘军”和董福祥的“回军”，就是从这条路杀进南疆，次第克服焉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然后一路打到阿古柏匪帮的巢穴喀什噶尔，新疆遂告光复。那个董福祥后来很有名，他本是个回回造反头，被左宗棠招安去征西。戊戌至庚子拱卫京师，“拳乱”时杀日本领事杉山彬，护驾慈僖光绪到西安，“辛丑条约”点名的“首恶”，都是他；民国时期西北军阀的祖宗，也是他。
我们一早辞别了吐鲁番，又回到了风区，这才想起吐鲁番是低於海平面的地方，出了“海面”，自然就有了风浪。大概因为有了南疆铁路，库尔勒又有了通北京的飞机场，这条号称“三一四国道”的“刘锦棠路”就再没人赏脸了，面子很不好看。车朝南开，远远就望见白云下的横亘着的天山，山前有一线树林，小马说那就是“托克逊绿洲”，我思忖它只是条“绿线”。走近一看，果真有大片纵深的庄稼田。托克逊是个农业小县，进得城中，却也是柏油路、电视台，四五层的楼房也不少见；但与吐鲁番比，毕竟小得不可攀。不由得遐想，劳改时如能逃到这地方，“通缉令”也未必能追得过来；然后埋名教书，娶妻生子，天山脚下倒也挺清净凉快。车一颤，惊了梦，身边坐着跟我苦了三十年的妻子，和在哈佛学医的儿子，不禁羞涩；过了六十的人，竟想哪儿去了？

孔雀河养育过美女如云的“楼兰国”
入得山中，是层层嶙峋的赭色石林，此生从未到过这般美境，可惜它不上照，只能劝君自己去走一遭。出山就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亦即古“焉耆国”的地方。天山上流下的条条雪水，在那里聚敛成“博斯腾湖”，蒙古语的“巴音郭楞”就是“富饶的河流”。玄奘说：“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国。……泉流交带，引水为田。”正是这番景象。“阿耆尼”就是“焉耆”（亦作“乌耆”）。入湖的干流叫“开都河”，满盈了的出湖水雅称“孔雀河”，它本要一路慷慨地流到“罗布泊”，养育美女如云的“楼兰国”，可惜它断流了近百年，“罗布泊”周遭成了干枯的“无人国”。
中午时分，到左宗棠奏折上提到过的“乌什塔拉”地方，在路边一排饭铺门口就座，享受了一顿博斯腾湖出的鲜鱼。当地各族民众均着汉服，不少人兼通蒙、汉、维三语；旁桌是一位著西装、有气派的蒙古汉子，人人都向他打招呼，恭敬地站着与他说蒙古话。问得他是本地方的乡长，就请教他蒙古族常见的人名，他用蒙文信手写了二十几个，再教一位不识蒙古字的蒙族女服务员转写成汉字。他还告诉我蒙、藏两族人名有时相通，藏名“才增”，就是蒙古人的“车臣”。

博斯腾湖边有“兵团”扎寨
出了乌什塔拉，离和硕县城不远的地方，洪水把铺在卵石滩上的路基冲断了，十几米宽的缺口汹涌着山水，拦住了成百的大小车辆，看来三天两头没有修复的望头；青天白日下的我们，顿时满面愁云。於是大家分头下水，摸石探路，沉着的小朱见一辆大轮的拖拉机冲了过来，他心中有了底，就叫我们统统上车；只见他驱动了四轮，几脚油门就爬上了对岸，於是告别了这些“太富饶的河流”，匆匆地朝“博斯腾湖”奔去，再去与它们会合。
博斯腾湖，号称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我们登汽艇沿孔雀河逆行，才到了它西南角上的的出口“零公里”处，湖水清澈见底，周围是无边无际的芦苇荡，据说每年要产芦苇几万吨。驾艇的小伙子说，冬季湖面结冰可行汽车，雇四川来的民工在冰上采割，装车运走去造纸。远眺南山下有几座高耸的烟囱，我问“那是什么地方？”答曰：“二十八团副业连。”这才明白“农垦兵团”星罗棋布之态势，也顿然悟出“疆独运动”绝无成功之可能。

铁门关前怀古的几百步
车往库尔勒走，我却朝梦中行。“铁门关”前才被叫醒，在关门口买观光票，说时间已到，只准看五分钟。那是孔雀河流经的一个峡谷，湍流边只有几尺宽的一条行商僧侣和十万大军必过的小径，整修一新的关门，还有古建筑的味道，石壁上的“铁门关”三个大字，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团长”的手笔，想必是个盛世才的部下，关东的才子。儿子觉得索然无味，我却珍惜分秒，在张骞、班超、玄奘的足迹上，印上怀古的几百步。
从“铁门”返归正道，就进了“库尔勒”城，它本即古“渠犁国”，元代称作“坤闾城”。旅行指南说“库尔勒”是维语“眺望”的意思，还说孙悟空偷吃的“蟠桃”，就是当地盛产的香梨，读了不禁失笑。新疆地名其实多是北方民族的部落名，如“渠犁”即“敕勒”；“库车”即“高车”；“焉耆”当即北狄族名“兀者”，或西戎族名“月氏”之别译。
许多考古出土证明，南疆地区的上古先民，应属西方人种，他们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上经商务农。约从三千多年前开始，蒙古人种的游牧部落就不断地入侵，而且长期统治了这片地区；焉耆和渠犁正首当其冲。话说族名“维吾尔”即是九世纪从蒙古高原迁出的“回鹘”之名。因此维吾尔族民众之面目，有的象西方人，有的象东方人。在喀什旧城我们到一维族人家做客，见姐姐有“洋气”，妹妹有“土气”，母亲就象个蒙古人；这都是各种融合了的祖先血缘，在后代身上“露真容”。

石油系统成了“国中国”
自从“塔里木盆地”里发现了大油田，库尔勒就成了大都会，据说人口已过四十万。进得城中，那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景象，真要羡煞吐鲁番。我们下榻的“石油宾馆”，水准不差伦敦、巴黎的星级饭店，却又见不着一个维族员工。天将黑，进夜市，这里的回汉不分家，汉族卖“麻辣鸡”，维族售“烤羊肉”，我们吃了羊肉，又吃螺丝，他们一并算帐，互相帮助，这两族贫苦民众的水乳交融，就是“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景象。那些汉族小贩都是来自四川南充、达县地区，那里革命的年代出红军，改革的今日生流民。
库尔勒是巴音郭楞州的首府，州长是蒙古族，百姓还是维族多，如今“大庆”、“辽河”、“川中”诸大油田，都搬到这方来搞“西气东送”。只见石油系统盖饭店、造医院、兴教育，俨然成了个“国中国”，地方政府就只能甘当小配角。后来在乌鲁木齐街头，与几个纳凉的维、汉干部聊天，方才知道现在就业难，各系统都用“子弟兵”，莫说维族进不了石油系统，兵团里的汉族也只能世世代代挖泥巴；而石油系统每年只缴百分之四的钱给自治区政府。
不知这“百分之四” ，究竟是“产值”还是“利润”？看那石油系统包办一切的大派头，真怀疑它还有几块铜板是剩头。若只许它管生产，而要把百分之二十的产值缴地方办事，各族民众对“开发西部”就不会是“被掠夺”愤怒，而是“参与”的劲头，而前者也正是可能动乱的一个源头。后来在喀什参观火车站，惊喜地见到有个维族中年女子在发号令，原以为她是本乡人氏，问了才知她是在哈密入的“铁路国”。说来这些“世袭”或“斥异”问题的解决，还得学习美国：立法勒令所有企业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

“疆独”头头受过高等教育
离开了现代化的“渠犁国”，取道“轮台”，去今名“库车”的“龟兹国”。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它作“屈支国”，说那里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馀人”。他受到盛情款待，却又说屈支王“智谋寡昧，迫於强臣”。那是他坚持不受“小乘戒律”允许僧人食用的“三净肉”，而引起了误会。南疆原是个信佛的地方，去库车就是为参观“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焉耆—库车一带，古代也称“吐火罗”地方。二十世纪初，那里出土了不少於七、八世纪用一种怪异语文写成的佛经。经验证，这种“吐火罗语”与欧洲语言有亲缘关系。对人类学极有兴趣的我，当然想见见“库车人”的尊容。
轮台到库车的公路，有很长一段被开膛破肚，说是个“拓宽工程”。这种事情本该一段一段、半边半边地干，但共产党凡事都要“全面铺开”；於是我们就得在尘土飞扬的“便道”上颠颇几十公里。为官的蠢人们或许没想过，万一天下有事，他误了军机，又何罪之有？在库车城外，入得一个大村庄，小朱说当地“疆独”与“公安”发生过枪战，县公安局长就牺牲在这里。问“疆独”是些什么人物？小马说，头头都在北京和乌鲁木齐受过高等教育。当然，有了知识就会产生“理念”；多数人成了“清官”或“污吏”，少数则成了政府的“死敌”。难怪会有人说“知识愈多愈反动”。

“龟兹国”里的百姓真纯可爱
那天正逢库车城中赶“巴扎”（集市），满街跑着驴车，车上坐着身穿红色衣裙的妇女和古丽。我们在去“乌恰乡”的路口找饭吃，烤羊肉的“乌烟瘴气”，把我们引到长长的朔料布遮顶的摊挡里。和气生财的掌柜，先端上了“淡如水”的茶，里面点了几小块冰糖提味。新疆各地物价低廉而统一，直径一尺的“馕”，才一元钱一个；串着六、七块寸方大的烤羊肉，仅两元钱一串。想起那咬上去“吱吱”发声的肥油，今天还叫我口水长流。
儿子又用数码机照相，旁座的妇女惊呼“亚克西”，这又招来了一群民众看希奇，於是再照一张集体相，人人都在里面找自我；这次那妇女却没找到她自己，很失望地说：“没有我，可惜，可惜。”然后悻悻地离去。小马听懂了她的话，很动情，直说维族百姓真纯可爱。我心中也祈祷，愿他们丰衣足食的日子长久。行笔至此，想起美国政府最近也认可“疆独”是恐怖组织，但愿共产党再不要搞“扩大化”，百姓们与他们没干系。

克孜尔千佛洞美誉“第二敦煌”
在“龟兹宾馆”报了到，就去拜城县境内“克孜尔千佛洞”。车沿一条铺设得很好的曲曲弯弯的柏油路，攀越一座红色的“雀尔达格山”；山前是无际的孔穴横生的奇丘怪石，近一看，都是非沙非岩、不松不软的地层；它们原本是隐埋在海底的沉殿，跟着天山山脉的上升，也浮出了陆面；於是就被世俗的干风摧残了几十万年，才形成了这学名“雅丹地貌”的风蚀景观。
克孜尔千佛洞的层层佛窟，凿於“木札提河”北岸的悬崖上，它们大部建於四至八世纪，中西学者认定它就是古籍上的龟兹“耶婆瑟鸡寺”。三十年代初，德国人勒柯克从这里掠走了大量的壁画和塑像；可是尽皆毁於柏林的兵火。中国政府於一九七二年方以少量的资金予以开发。青年学者姚士宏身体力行，带领着维汉员工，清除了千年积土，今已登录了二百三十六个洞窟，壁画尚有一万余平米劫后余生。后有宿白教授率学生亲临指导研究，而今“克孜尔千佛洞”声名雀起，已有“第二敦煌”之美誉。
在那些飞天的壁画和佛传的故事中，记忆最深的画面和故事，是释迦牟尼前世为猕猴王时，舍生救群猴。猴群面临深涧，而猎人将至；猕猴王用手脚攀住两岸的树干，以身体超渡了众生。一个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女生做讲解，她与丈夫一同在这里做研究，娇柔的身躯上斜背着一支手电筒，用清脆的声音讲述着古人修行的淡泊故事，专业地回答了一切乃至刁难的问题。在谈到佛容的特征时，她竟敢拿毛泽东的“女相”来比照一通。

一个民族的同胞，见见也没有关系
回到“龟兹宾馆”，结识了艾哈买提江•卡斯木先生。见过世面的他五十出头，长得一米八十的高佻身材，和一副酷似德国人的相貌。他在经理位上提前退休，拿七百八十一元的月金，还在厅里设了个柜台，卖点纪念品赚钱。他十三岁进乌鲁木齐艺术专科学校学舞蹈，是文化革命把他的学业糟蹋了。妻子也从法院退休在家，拿钱比他还要多。新盖的家在一条巷子里，日子很过得去，但心里烦着子女的就业问题。一个儿子化了许多钱读乌鲁木齐的政法学校，毕了业竟无事可做，只得在城里开了一家卖磁带的小店。
问他去不去清真寺？他说“古尔邦节”是大日子，县长去他也去；总之共产党员去多了“影响”不好，还是那“七百八十一元”最重要。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他说此生总要去一次，问题不是中国政府设限制，而是沙特阿拉伯有配额。当务之急是要让岳父先去，老人家在地方上有威望，他自己又在阿克苏地区有关系，今年拿到配额是“盖了帽”（“铁定了”）的，当女婿的还得去北京为岳父办签证；他叹息说：“我们出门吃饭不方便，要背上一大口袋的馕。”
库车县长是维族，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是汉族，这些或许都是免谈的人事话题。我只问他“计划生育”搞得怎么样？他说汉族一家只许生一个，城里维族一家两个，农村三个。我问农村里还管得住？他说现在实行分田到户，超生就没收土地，就没有人再敢造次了。乌鲁木齐的事情他也很清楚，说新疆歌舞团到台湾演出，有人与吾尔开希见了面，回来要做检讨，但又有个大官说：“一个民族的同胞，见见也没有关系。”於是皆大欢喜。
在艾哈买提江家里吃了“手抓饭”，出门已是午夜时分，他后悔没找文工团的演员来给我们唱歌跳舞；我倒建议他可以做做招待游客的家庭生意，他说也想过这份事情，但库车城里还没有先例；只要有人开头，他就会跟进。临别时，他告诉我们明天该走的路线：出库车南门，到“东胡乡”，那里有一条直通“沙漠公路”的“石油专用线”。
第二天启程，很快就到了一个“墩阔乡”，村口还停着几辆出租汽车，原来维语“阔”、“胡”不分，是我将“墩阔”听成了“东胡”。村里有个小铺子卖馕和矿泉水，老人们闲坐着喝茶聊天，几个年轻人在宰羊，那个剥羊皮的小子，长得就象一个憨憨的欧洲人。村民们都很和气，问我们从那邦来，小马代答是“美国的汉族”。出村不远，就是那条柏油铺的“石油专用线”，只见两侧土地湿润，但又不生庄稼，原来是大片的盐碱地。石油系统过了河没拆桥，却听任盐碱和水气，把它拱成了一条“搓板路”，越野车抑扬顿挫了两个小时，终於到了一个有武警把守的大路口，左方指着“轮台”，右手指着“沙漠公路”。

三千年的胡杨木，何人堪比？
我们朝右转进，车行不远就到了久仰了的“塔里木河”，它的源头是北山上泄出的“阿克苏”，即是积雪融化成的“清白的水”；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缘，它一路又汇合了无数滋润了块块绿洲后的涓涓细流。我们步行走过“塔里木河大桥”；从桥上望去，这条母亲河有三百米宽的胸脯，我原以为她已经老弱干枯，今年她的乳汁却来势汹涌。然而，她只是一味盲目地流去，最后默默地消失在沙漠的东方尽头。
南行几公里，就到了“沙漠公路”的拱门口。当家人舍得化钱立牌坊，却舍不得放个活动厕所。话说回来，这地方“活人”都要变“干尸”，莫非屎尿就能叫“沙漠变良田”？纪念碑前，有个南阳诸葛在卖西瓜，还有个和田维族在卖古董。我戏言河南人的瓜是“假瓜”，他说：“我有造假的本事，就不到这鬼地方来了。”那套要价八百的“和田古董”，是一个竹节状的笔筒，一个酒杯和一个小碗，真象是在地下被埋没了一千年。我还价五百；小马小朱大声呼冤，说这才都是假货。我念他千里迢迢到这里，无非是要想撞着一个“冤大头”，就让他高兴高兴算了，最后还是小马做主以三百元成交。
刚进沙漠，路边还有大片与沙同色、奇形怪状的“胡杨”树林，其中枯死的多，鲜活的少，看去真有末日无望的凄凉。据说，苦命的胡杨们靠着润吸深沙中的丝丝水分，竟能存活一千年，死了还要傲立一千年，倒下再要烂上一千年。朝沙漠深处走去，它就愈见愈少了，但又始终不绝；哪里有一息水气，它就能在那里挺立。说来，用酒肉滋养的众生躯体，生前还有斤斤计较的名利；然而只一百年，却统统都要化做烂泥。惟独永垂不朽的思想，才能与这些寂寞的胡杨相比。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那般壮丽
世界上真正的流沙沙漠，规模首推非洲的“撒哈拉”，其次就是这个“塔克拉玛干”。淆称“沙漠”（desert）的“戈壁”或“内华达”，不过是些砾石滩而已。蓝天下的金色流沙，比水天一色的海洋更美丽。那是洁净实沉的细沙，被轻薄的风儿吹起，飞过了迎风的丘顶，又快快地坠落下去，那丘顶的尖角就成了一弯光滑的月弧。爬上那弧顶，却恨足迹踏破了它的完美。朝四方望去，绵延起伏的丘与弧，一直展伸到遥远的天际；这莫非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一盘散沙，却又那般的壮丽。
“沙漠公路”是从轮台起的头，过了塔里木河，还要穿越五百几十公里的流沙，才能到“西域南道”上的民丰城。建得成这条“沙漠公路”，堪称中国有绝技，原来是用博斯腾湖出产的芦苇杆，编织成孔方七、八寸的大网，钉扎在公路两边沙丘的底座上。这样一来，就如将“丘庙”的位置固定了，再不怕跑了几个“沙和尚”。凡事说来都很容易，当初却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才悟出了这个浅显的的真谛。
过了正午，到公路的中点“塔中”，出车就象进烘炉，此刻它头上悬着的必是世界上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塔中”没有“假日旅馆”，却有铁皮搭成的“四川饭店”和“清真餐厅”。我们一家好川菜，达县来的老板让儿子到后院去挑一只活鸡，只化二十多分钟，就将它烹成了“两路口”上的“重庆辣子鸡”。招待我们的是个新疆姑娘，说家在“二师”，我略费了心思，才悟出是“农垦第二师”。还有个内蒙古来的女青年来搭讪，说爸爸是蒙族，妈妈是汉族；奇装怪扮的她，想必是在这里做“特种生意”。她非常和蔼可亲，绝不象巩俐在戏中扮得那末有刹气。

霍英东应该回馈沙漠
说到“沙”，不禁想起香港人物霍英东，此人年轻时候有江湖义气，抗美援朝时办了许多禁运的西药支援志愿军；共产党知恩图报，让他一个人炒作了五十年的黄沙生意，如今家资已有几十个亿。我想，他对沙漠一定很有情谊，若叫他搞什么“西沙东送”，会叫他折本；但请他拔几根毛，造上几个厕所，清理一下环境，引得大批海内外观光客，也该是件饮水思源、回馈黄沙的好事情。
再行几百里，见胡杨渐多，不久又出现大片的芦苇，沙漠公路必定已快到尽头。只见路边停着六、七架驴车，车上垒着一人多高的枯柴，那是维族农民深入沙漠，拣回来的三千年的胡杨枝；还见有个小伙子在清水溏里沐浴，要涤尽浑身的尘土回家去。我们停下车来与他们攀谈，摄影留念；其中有几个汉话说得还很不错，他们都是“民丰县热克亚乡劳光大队”的淳朴村民，年长的那位叫“阿外克力•考西马克”。
出沙漠路，朝东就是且末、若羌、楼兰和玉门关，随着北疆的繁荣和罗布泊的枯竭，这条回归中原的“南道”早就被废弃。我们是朝西走，在不远的民丰城过夜。维族百姓叫这片地方“尼雅”，玄奘记之为“尼壤”。它得名於一条源於昆仑山，北流湮灭在大漠里的“尼雅河”。查“民丰”是“一九四五年从和阗县析出”的县置，必是某汉官为它取了这个脱离群众的好名字。人说民丰是新疆最小的县，一共只有三万人。

斯坦因盗宝和杨老师的辛酸故事
一九零一年，英籍匈牙利犹太人斯坦因发现了“尼雅遗址”，“尼雅”之名就沸沸扬扬，从此盗贼慕名蜂至。这片干枯了的绿洲，在民丰城北一百三十多公里的河尾处，南北二十公里长，东西最宽六、七公里。古城中有官署、民宅和佛庙。斯坦因前后来过四次，掘走了的无价文物和艺术珍品，统统在堂堂的大英博物馆中销赃。王国维对那里出土的木简进行过研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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