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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虹飞

编辑手记：

当国产电影里的笑声越来越少，宁浩，一位29岁的年轻人所提供的类型片《疯狂的石头》更是显得难能可贵。
谁在提供笑声？是拍脑袋撰写无厘头电视剧《武林外史》的宁财神，还是那个在相声界摸爬滚打终于出头的郭德纲？当搞笑的小人物们终于带着涕泪与笑声粉墨登场，蔚为气候之时，中国的草根阶层在主流文化话语上的影响和渗透，已经不容忽视。
没必要因为它带来了难得一见的本土化的黑色幽默就将它捧杀，也没必要因为《疯狂的石头》模仿了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就对此嗤之以鼻。相对于那几位1980年代成名的中国导演，他们用一堆堆金钱拼凑起来的武侠和神怪帝国，他们的明星阵容，他们用数千万元人民币砸出来的宣传动响，宁浩们可能显得更从容和诚实。
“石头”突如其来的市场欢呼，起码会给那些正迷信于广告银弹攻势威力的电影商人们一个提醒：观众不是“枪弹论”下的被动的人肉靶子，不是可以一次次被愚弄的。因此，当观众要用脚对国产大片“说不”时，“石头”用它的诚实、本土化和喜剧气质，多少扳回了一些信任。
在搞笑的后面，宁浩未能掩饰他对中国现实的焦灼。他看到了表象：浮躁、拜金、物欲横流、道德危机、诚信危机。他也只是描述表象，他并非思想家、哲人和先知。很多时候，他和这个城市里所有贷款买房的人一样，忙碌，无知，不知何去何从。

正文：
宁浩毕竟还只是一个30岁的年轻人。手上戴着三枚戒指、一只手镯，脖子上挂着一条粗项链，这样表示他目前处于休闲状态。这个山西人、司机的儿子恳切地看着对方，笑起来，肩膀一耸一耸的，眼角也皱了起来。
成都刚下过暴雨。宁浩和他的朋友们在一家火锅店里大快朵颐，满头是汗。他新近拍完的电影《疯狂的石头》，却给这炎热的夏天注入了一剂清凉剂。据说在电影院里，每隔5分钟就会爆发出一阵欢乐的笑声。在国产电影的笑声越来越少的时候，这个30岁的年轻人提供的这部类型片更显难能可贵。有影评人断定，对内地电影重新恢复信心，从宁浩开始。
《疯狂的石头》是一部具有浓重黑色幽默气质的现代喜剧，在荒诞的情节中营造合理的生活逻辑，充满内地电影罕见的勇气和乐观精神。它的特质和导演宁浩是一致的：年轻，无负担，轻装上阵。

“盖•里奇也拍不了这个片子”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去拍喜剧片的时候，宁浩竟然含糊地说他自己也不知道。“我一点都不好笑，不幽默，处久了，你会发现我特别闷，在朋友里不是最能说笑的。”
宁浩认为自己善于倾听、判断和分析，比如对买房、装修、炒股，他都能讲出一通道理来。他的前史里并未流露任何“天才”迹象，“我们班60个同学，我每回考试都在30名，不前不后。”“我看完了四大名著，还有特别多的名著。”他诚实地补充，“我看的都是连环画”。
宁浩从山西电影学校中专毕业后，在太原市话剧团上了一年班，“说是做舞美，沏个茶倒个水，也没什么正经工作。我觉得挺没创造性”。

1997年9月，宁浩来到北京，“混了一年，也不画画，觉得首先应该干点挣钱的事，养活自己。”他学了一段时间拍摄，就开始拍图片，100块钱拍一个胶卷。“我就是专业拍MTV的，拍过朴树、金海心、屠洪纲、李宇春。还有装修、装潢，食品广告，还拍婚礼，什么都干。”后来宁浩去了Channel V,它是他的稳定客户源.
1998年，宁浩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制作班，后来又考取考电影学院摄影学院。他的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学习，另一部分用来挣钱养活自己。有一天，要期末考试，又要出去拍片子，于是他一大早就出去拍片子，10点，趁剧组转场的空隙，飞快转回学校考试，考完之后，继续去拍片子。
他是务实的，毕业一年后就贷款买房买车。“那时挺火的。一条MTV两万，一个月十多万，一年赚个几十万吧。”
宁浩没想到的是，在他来到北京的第10个年头，他的小成本制作的片子会成为中国内地电影的一匹黑马。《疯狂的石头》制作成本仅400万，上映不足一个月，票房已经接近1000万人民币。这时候他开始自谦，“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很清楚我绝对不是天才，我只是比较较劲儿。”到后来，他甚至不小心泄露了秘密：“其实我看的电影并不多。”
《疯狂的石头》公映后，有人认为这部片子借鉴了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偷拐抢骗》，还有人讥讽说，倘若盖•里奇看到《疯狂的石头》，必然要反复脱帽致敬。宁浩反唇相讥，中国就是一个不虚心的民族，电影落后那么多年，为什么还不虚心学习？所有的中国电影全都能在外国电影里找到源头，我觉得，还要学习，继续学习！
他进一步阐释，“我相信盖•里奇也拍不了这个片子，这里太多东西是中国的，本地的，紧扣中国可笑而又辛酸的现实生活，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
宁浩只是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讲得从容不迫，放松，亲近，甚至讲得老老实实，“别以为你骗得了观众，观众可一点都不傻”。
我觉得我和贾樟柯一样，很平民化
人物周刊：很多人认为这个片子虽然是模仿之作，可是跟中国的现实太贴近了，会感觉到里面的人物在日常生活里都能找到原型。我觉得你还是很关心现实的一个导演。
宁浩：只能说中国的现实就这样，这个电影只能根植于这样的土地上，就只能拍成这样疯疯癫癫的。我之前是很喜欢思考社会问题的。我觉得我和贾樟柯一样，很平民化，从来不阳春白雪。我也不是特别雅致的人，挺“俗”的。
“利”在这个电影里，是所有人的推动力。如果把道德建立在金钱基础上，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金钱没有原则，信仰是有原则的，两个是冲突的。所以会出现很多拜金的人，会物欲横流，惟利是图——是很糟糕的事情，是一个社会不良性的根源。在短短几十年内，中国的道德体系整个翻了个盘。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发展状况下，才会有这样荒诞的事情发生。
人物周刊：我感到你的剧中人物虽然有些很漫画式，但很多在细节上都是真实可信的。
宁浩：盖•里奇会讲一个很好看的事件，但人物都很薄，很小。我是尽力把人物饱满化，真实化。我挺喜欢剧中的角色，每一个人都聪明绝顶，很努力、很认真地做一件事，按照他们的逻辑去思考。这个社会谁比谁傻？沾上毛就比猴精的人比比皆是。你看黑皮，看起来很笨，但他的想法很聪明，“我跑那么快，我拿了个榔头砸了就跑了。”他那么有追求，有信念，有身体素质，有逻辑，但他依然是被捉弄、被哂笑的那一个。
你努力做的事就是对的吗？有时越努力就越把你推到事物的反面。从这一点我觉得他们也挺愚蠢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都是不自知的，可能都是被命运所左右。那命运是什么？
人物周刊：谢厂长的儿子谢小盟到处费劲心思泡女孩，这样的人的原型哪儿来的？
宁浩：各个城市都有“抠女族”，去迪厅、酒吧，到处都有。中国人对性的观念，已经到了不控制的地步。我觉得很奇怪。中国人是观念最保守，行为最开放。这样的行为完全无原则。这样的无原则就是建立在道德缺失的基础上。
人是二元的，一个是动物性，一个是社会性。谢小盟完全体现人的动物性，很荒诞。我们身边很多这样的人，天天出去约女孩子，那些中年妇女会骂一声“流氓”，现在我们都不觉得他们是“流氓”。一大批人强调人的生理性和动物性，无外乎“食色性也”。他们有错误吗？我不觉得，我在心态上和他们很平等，也从不高看了自己。我在里面演一个医生啊，给人治前列腺炎。
人物周刊：保卫科长包世宏，那个角色也很贴切，是一个还算正面的角色，但“衰”的时候也非常“衰”。
宁浩：我们70年代生人有一批包世宏这样的人。从小接受正面的教育，都是很纯良的，但是又要开公司呀，要把自己包装得挺圆滑，这其实有挺悲凉的讽刺在里面。自以为很聪明，自以为在改变，其实很多想法根本不靠谱，包世宏连抓个贼最后也是歪打正着。
1970年代的人都经历了这样的变化。从小接受那样的教育，那样的道德，“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开始。”在我们形成人生观的时期，社会开始变化，开始有新的游戏规则产生，你经历其中。总归能见到事物的两面。
人物周刊：谈谈谢厂长，他最后是被房地产商收买了。
宁浩：如果这里面有唯一一个不坚持、发生动摇的人，就是谢厂长。他妥协了，从旧的体制过来到新的体制。很顺应时势的一个人。
人物周刊：你对房地产商的刻画，心肠很坏，很冷酷，用弓弩来射人，很漫画化——可是你也不真的很了解他们吧？
宁浩：房地产商们是国家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刚好顺应了这一块。他们当中也有塌实做生意的，还有一大部分人是为富不仁。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从道德上讲，是负面的，失败的。这是我对这样的一个种群的看法。
比如我买房的“**地产”，我一定要和他们斗争到底。他们非常糟糕，那里所有买房子的业主，对他们的地产和物业，很少有满意的。我们国家的司法系统也不完整，应该对这个产业有完备的法令出台。法制进程还是需要加快步伐，这都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还是对整个社会体制有所怀疑，你怀疑它不真实，不确切，不可靠，你也处于这样的不安全状态里。
宁浩：对。我自己买的房子，我还天天跟房地产商斗争。他的暖气烧不到16度，还要收我的暖气费，我说你烧的度数不够，他就说你给证据，我只好找公证处的人来取证，结果他说，那一天的暖气费可以不收。难道我还要天天请公证人到我家里来？这是什么逻辑？
人物周刊：电影里有许多现实背景，如国有企业，如收购，如千手观音——
宁浩：这是营造一个氛围。不能孤立地给观众看故事，一定要有背景，让他们有认同感，才会感同身受。
人物周刊：有没设想过那块翡翠是假的？
宁浩：想过。不过我觉得还是设计成真的比较好，不能让观众觉得所有的意义都被消解掉了。如果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无谓的事情，会让他们觉得被愚弄。
人物周刊：你只是想拍一个好玩的电影，并不想去教育人。
宁浩：我就是想要拍一个好看的电影。从小被教育大了，最讨厌听那种说教课。我想寓教于乐，只是呈现一种荒诞，也并不想批判谁，教育谁。
现在的社会很疯狂。每个人都费尽心思，我身边每个人都是人精。而你发现有些事情，你越聪明，越用劲，越努力，越把自己送到绝路上。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仁者和智者的区别，仁者要大于智者。
《疯狂的石头》其实是文艺片
人物周刊：我认为中国没有类型片，在你之前。
宁浩：谢谢。在我之前有过类型片，解放前和解放初期，那些英雄片，比如《狼牙山五壮士》，再比如侦探片，但只有很少的几种类型。
人物周刊：有人拿你和冯小刚做比较。
宁浩：刚才我还在看《大腕》，我觉得里面的台词很牛比，很经典。各有所长。我不能拿短处和别人长处拼。我们几个编剧是“不负责任地乱想”，让故事飞起来。我们在一起聊天，扯淡的时候，就很开心。我在中间听，很多细节，主要是我来做判断。
人物周刊：和你的同乡贾樟柯相比，你一开始就没有在讲自己的故事。
宁浩：我自己没什么故事。其实我挺喜欢贾樟柯，《站台》我觉得非常打动人，非常震撼。他是一个诗人，我不是诗人。他的表达非常诗意。诗人要有感情。但我的理智大于感情。我会分析事情。《小武》在他可能是一首诗，但在我可能是一个社会问题。
人物周刊 ：很多人认为，《疯狂的石头》比《无极》这类大片好太多……
宁浩：陈凯歌在《霸王别姬》里达到一个顶峰。但他后来被孤立了，他身边没有讲真话的人。要娶一个好的老婆，（举例子）你看诸葛亮的老婆——（他完全不知道诸葛亮老婆是谁）
人物周刊：我觉得你还是不一样。例如，陈凯歌张艺谋他们是靠一个很好的作家的本子，到了第六代很多是自传电影。
宁浩：我觉得跟经济发展状况有关。第五代导演他们有经济能力去买别人的本子，而第六代却没有能力，只能自己去写。所谓独立电影，就是独立当制片人，把集约化生产变成自给自足。
人物周刊：演员是职业的还是非职业的？
宁浩：演员阵容是职业与非职业的搭配。主要演员包括，郭涛、连晋（香港）、刘桦、黄博、王迅、岳晓军、刘刚等（其中后两位是非职业演员）。经过磨合，在拍摄中这些演员展现的才华，几乎超出了预想。
人物周刊：你喜欢什么样的表演？
宁浩：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杨德昌的《麻将》里有一句话，“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最欣赏《麻将》的还是演员表演——简洁、直接、生理、天然的爆发力。
人物周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说，“这部电影不是导演真情流露出来的，而是刻意做出来的。对于这些年轻导演来说，我认为应该让他们先拍艺术片而不是商业片。”
宁浩：过去要站队，有左派、右派，但现在要宽容很多，只要做得好就行。文艺片和商业片越来越难界定了。我不排斥拍商业片，也不排斥拍文艺片。很多商业片是在独立电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昆汀是第一人，盖•里奇也拍了很多MTV。后来他们把拍广告、MTV的方法运用到独立电影中去。
如果严格按照艺术流派来分的话，“石头”源于艺术片，昆汀继承的也是独立电影。这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借鉴了大量的广告片。
如果把一个导演逼着去干别的事情，还不如让他拍电影。有人认为拍商业片“无耻”，我觉得没什么。
完全不了解女人，所以剧中没有女人
人物周刊：你是很聪明很世故的那种人吗？
宁浩：我很聪明吗？我从来不觉得我聪明。但我也不笨，我只是有思考的习惯，而且要求自己逻辑性强。为人处世这方面，我就不如女孩。
我不了解女人，完全不了解。所以剧中没有女人。
人物周刊：贾樟柯一直关注自己生长的环境，几乎是在凝视它。而你的三部电影每部题材都不一样。你如何评论你的风格问题？
宁浩：有朋友评论说，你的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点，你没有发现你所有人物都很“轴”、都一根筋吗？有些人还认为这和我的性格很相似。
我想那么多干嘛？包括风格，自己为什么拍这样的片子。这些我想干嘛，多累呀，这都是评论家们做的事情。
人物周刊：也许这个片子能够给你带来很好的口碑，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来帮助你。
宁浩：其实不是给你很多的钱，给你大明星和最好的宣传攻势，就能拍出好片子。掌握所有的电影院线，掌握主流话语权，也会照样拍出垃圾，我们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而我们没有钱，没有明星，我个人认为我的三个片子并不差。
人物周刊：这一次给自己休一个长假，拍电影很辛苦吗？
宁浩：从脑力到体力，都很辛苦。一天只睡几个小时。要照顾所有的人，演员啊、灯光啊、道具啊，到后期几个月的剪辑。我后来才发现，接受采访也是很累的事情。一天接受十几个采访之后，我会很兴奋，会睡不着觉。折腾到早上五六点才睡。
人物周刊：你拍片子遇到过什么要命的问题吗？
宁浩：《疯狂的石头》没遇到太多问题。但是《绿草地》有。我觉得自《绿草地》之后就没有难的事情。那时我们在中蒙边境，没有公路，没有通讯工具，没有交通工具，拍到一半人都跑了，24个剩下了11个，没吃没喝的，天天都有情况发生。真的是，操！不堪回首。马摔了，车天天坏，没法接戏。
那时候得了焦虑症，开了20多个小时车回到北京。一年内不断地有各种毛病，发烧啊什么的，医生认为是精神过度紧张，抑郁症，太累了。
人物周刊：今后是拍MTV还是拍电影？
宁浩：也许还是拍MTV呢！看吧。天时地利人和。
人物周刊：在这个圈子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不爽吗？
宁浩：当然也不只是这一个圈子。比方说诚信问题，干了活拿不到钱，或者遇到惟利是图的人，多得是。这两天，八竿子够不着的人都会打电话来，可是我当年拍《绿草地》的时候，一个人也不打电话来呀。
（实习记者万雅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手记
“我们缺乏信仰。道德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有信仰才会有道德，我们都是到了30岁才开始去信佛，怎么可以说我们有信仰呢？”
这个29岁的年轻人，执着地坚持着“金钱与信仰对立”的观点，他会抱怨，抱怨这个社会太崇尚物质，“拜金主义”、“物欲横流”，而中国人思想保守，行为却开放。他会抱怨黑心肠的房地产开发商、物业公司，他要天天和他们斗争；甚至抱怨国内并不为残疾人着想，“哪几个公共厕所有残疾人专用的？”他又提醒我们中国的现实：“你知道下岗有多少人？山西我们那个厂，那些人天天在我家门口打麻将！”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他有些焦虑，有些强迫症。
但他还是好脾气。还是喜欢笑。还是敏感，重感情。
他尽量做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要饭的，只要有零钱他都给他们钱。“我一直想干但一直没干成的事是，我想资助一些学生，但我不知道我给的钱是否真的能到他们的手里。”——他对体制缺乏信任，缺乏安全感。
有时，他是一个特别需要照顾的人，因为他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不会买东西，经常买了就后悔。他买很多袜子。
他有时候清醒，有时候不清醒。他喜欢格物，推敲，善于用辨证和两面的方法看问题。这个方法，据他称，其实是从初中的马克思理论里学到的皮毛。他用这个方法观察世界。和很多1970年代的人一样，胸怀理想，远走他乡，但是更务实，更现实。
他过去挺爱坐着公共汽车到处看。一个人出门旅行，默默看着这些城市。他有时喜欢独处，那样自在些。有时候他会想起他的同行贾樟柯。他觉得贾是站在江边默默看着江水的一个人，他觉得贾是一个有情怀的诗人。
“我是一个特别入世的人。”他说。
“做什么都要先做人。”他果然灌输他的主流社会观。“仁者教你怎么做人，要做一个好人。仁者是要大于智者。”
他从不记日记。他认为这个社会不再有隐私，人们留给自己的心灵空间越来越少。他感到深深疲倦，从18楼往下看，没头没脑地，自言自语着：人类真是奇怪，还要自己跟自己玩。
“现实就是这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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